第3章 家族兴衰周期律
官宦之家
所谓的“家族兴衰周期律”是一个长期以来被研究的话题。曾国藩关于家族兴衰的观点，涵盖面非常广，士农工商都涵盖在内，可以说是涵盖了当时整个社会职业的四大群体。曾国藩对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令我们大家都想不到，他认为哪种家庭最长久呢？当然不是“士”，士指的是官僚士大夫，官宦之家是中国旧时一种比较特别的家族。他说：
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也就是说，官宦之家大多数是荣华富贵一代享用便尽，延续一两代的很少。中国人常讲“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曾国藩在家训中讲，子弟不必做官。中国古人的很多家训也都这样说。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家训中曾说：“不为良将，便为良医。”也是不希望后人孜孜于做官。曾国藩尤其强调后人不要打仗当将军，他说，杀戮易于造孽，不易于积善。《易经》中也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人一生行善积德，可能不一定在这一代当中得到回报，但很可能在下一代得到老天的眷顾。曾国藩认为打仗毕竟是流血、掉脑袋的事情，易于造杀孽，不易于积善，所以他希望后人不要做武将，行杀戮之事。他认为官宦之家，大多是一代便把富贵荣华享用完了，而第二代延续的就很少，张英、张廷玉的《父子宰相家训》之所以如此受推崇，就在于他们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
作为高官，应该如何管理一个大家族，曾国藩对此特别用心，提出作为高官的子弟以半字不涉官府、公廷为要。我觉得这一点对今天有特别大的启示意义。过去有好多父子一同做官的，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不是抄家就是革职查办，到监狱里面去相聚，甚至有些走上了断头台。所以曾国藩反对他的子弟投身于官场，至于兄弟子侄辈干涉官场的任何事情，他也是绝对不允许，“无半字涉公廷，方为得体”，要做到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了。他讲官宦之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沟壑”是指处于极端困厄之境，甚至在野外死亡，死无葬身之地。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王导、谢安两大家族是多么的显赫，但是家族一旦零落，连燕子也不留恋其巢，转而飞入寻常人家。在政局波谲云诡的年代更是如此，一朝为官，一朝被褫夺公权，想求为布衣都不可得。《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宰相李斯被赵高构罪，“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父子临死时，回忆当年牵着大黄狗猎兔的情景，现在想都不要想了，想求为平民百姓不可得。在乱世当中尤其如此。明亡时，崇祯帝自杀前，入寿宁宫，长平公主牵衣而哭。崇祯帝说：“汝何故生在帝王家？”挥剑砍去，断掉自己心爱的女儿左臂。由此可见，曾国藩说的这一点警示的意义非常大，他认为官宦之家能延续一两代的很少，值得庆幸。他首先给官宦之家作了一个定义，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的古人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继续做官。曾国藩也讲，一入官场总是不自由，就是戴罪之身。《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注解《好了歌》就说：“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那些嫌官职小而拼命往上爬的人，其结果是枷锁套在了脖子上；昨天愁苦身穿破棉袄太寒碜，今朝戴罪却怨这官当得太大。权力真是不可求，不可求！
商贾之家
官宦之家具有世俗的权力，代表的是贵；商贾之家则垄断着世俗的财富，代表的是富。在我们传统社会当中，商人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但是比起一般百姓来说，还是好太多了。对于财富，有些所谓的清流，宁让自己的子女沿街乞讨，也不向铜臭低头。曾国藩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不行的。他讲道：“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经商的这些家族，如果勤俭持家，那么比官宦之家要长久。经商之家能延续多长时间呢？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挥霍浪费的家族可能一两代就败光了。什么样的人家能够延续三四代呢？勤俭的家庭。第一代打江山，赚了很多钱，积累财富帝国；第二代还得继续奋斗，勤俭不挥霍；但是到了第三四代鲜有坚持勤俭的。一旦挥霍浪费，家财很快就会败光，那还延续什么呢？尤其是现在的家庭，子女不多，更多的是独生子女，不像过去的商贾之家多子多孙，老大不行，老二还可以撑一撑门户，但是谁能保证老二的后代能继续撑持呢？过去有些商贾之家与官员勾结做坏事，或者自己触犯国家法令，一旦被查，整个家族都受到牵连。要知道旧时的株连是很厉害的，古代有“准五服定罪”，真要犯了大错，抄家的抄家，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子子孙孙永不得翻身。一旦抄家，不论官员还是富商大贾，抄家的过程是非常惨的，所以商贾之家不要犯大错、触国法，要勤俭持家，这样就能够勉强延续三四代。
耕读之家
第三种家族能延续五六代，是哪种家族呢？耕读之家。曾国藩说：“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
这个大家可能想不到，耕读之家能够延续那么久。所谓的耕读之家，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耕田以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则知礼义，养身性，立大德。一般人会感到奇怪，按说士大夫阶层地位高，家底也算丰厚，商贾之家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家族延续时间没有那么长。相反，耕读之家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日子能一天一天地往下过，一代一代往下过，说不定突然有一代发迹了。像清朝的张英、张廷玉这个家族就是这样子，延续了两百年才逐渐发迹的，两百年积蓄下来的“德能”在张英这里一下子爆发出来。其实，曾国藩的家族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耕读之家能够延续五六代，但是延续五六代还是有个前提，那就是“谨朴”。这个前提跟富商大贾之家不一样，富商大贾之家讲的“勤俭”二字，不挥霍，还得继续奋斗；耕读之家不一样，不是奋斗的问题，而是谨慎厚道。在中国文化中，“谨”是非常重要的，居家必谨，就像当官必慎一样。“朴”则说人还是要厚道、朴实，讲根本，不虚伪。这样的话，家族能够延续五六代。
孝友之家
第四种家族，是能延续最长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家族呢？曾国藩说：“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能够延续十代八代的，是“孝友之家”。什么是孝友之家呢？事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家族。“孝友”之“友”不是朋友，而是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像朋友一样。曾国藩眼中的几类家族，官僚士大夫是一类，富商大贾是一类，耕读之家是一类，孝友之家也是一类，孝友之家的范围可能更广阔一些，可以涵括前面三大类。
曾国藩在家族文化、家训当中首推的第一个字就是“孝”。孝是中华家族文化中本源的东西。《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孝经·三才章第七》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曾国藩曾说：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谕纪泽纪鸿”）
也就是说，因果报应，别的事很难说，但是孝友立刻果报。如果你对自己的父母不好或者家中出了逆子，家庭立刻就遭殃，家族说不定就此完蛋。这就是为什么孝是中华家族文化的本源，在家族文化的家训中，孝一直是推崇的核心。曾国藩曾记述过他父亲一件事情，就是祖父晚年可能得了今天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卧床多年，父亲昼夜伺候。曾国藩说，我要是给父亲写墓志铭，就写“孝”这一件事情足矣。中国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语，曾国藩也是一直把孝提升到首要位置。所以，他认为孝友之家可以延续到八代乃至十代。
曾国藩早年经历家庭变故较多，有两个弟弟（曾国葆、曾国华）死在战场上，只剩下九弟曾国荃和四弟曾国潢，他在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四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道：
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事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也就是说，他希望两个儿子在他百年之后，要事叔父如父亲一样，事叔母如母亲一样，事堂兄弟如手足一样。自己凡事要俭省，而对叔父叔母家里头，处处要从厚从优；对于堂兄弟则要互相砥砺、共求上进。可见，曾国藩不只是顾自己的小家庭，他认为兄弟都要照顾好，才能把大家族带起来。他引用《孝经》上的话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通于神明”就是说老天爷在那里看着，你不孝就会受到报应，家族不祥和就会逐渐衰败。如果做到了在家族中人人孝悌，那就会“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不要做代代为官之想
有了上述四种家族的对比，曾国藩由此申述：
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清朝一共有十二位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室宗亲，因为功勋卓绝，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飨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在清朝中后期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铁帽子王是来之不易的，要知道八大铁帽子王当年可是跟努尔哈赤、皇太极打天下的，经历了浴血奋战、沙场拼杀，是拿命换来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降封，不像其他的王，如果失宠，就面临降封，到下一代时由亲王变成郡王，由郡王变成贝勒，由贝勒变为贝子……这就叫降封。世袭罔替就不降封。八大铁帽子王属于功封，打江山有功劳。到了雍正时期，因雍正帝的十三弟胤祥对雍正朝的治绩助力甚大，遂得世袭罔替的许可，为铁帽子王，这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九位铁帽子王，属于恩封的。但是，非皇室宗亲封王是很危险的，像韩信、吴三桂等。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他在前文所提到的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
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此话之意是：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古往今来，很多做了高官的，在位期间如果犯了重大的错误，被撤职查办，那么家族也就随之消散，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原本从江西迁到湖南衡阳，又从衡阳迁到湘乡（今天的双峰县荷叶镇）定居。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1774—1849）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这副对联我在曾国藩故居中看到过，原文是：
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我记得幼年时，每逢腊月时节，尤其是除夕，家里是要祭祀祖宗的，每年只有到那时才把祖宗的牌位请出来，由于正逢饥荒年代，家里没有什么吃的，祖父带领父亲、叔叔和其他家人依次给祖宗上香，供品就是几块点心、几样水果。小孩子嘴馋，平常几乎见不到这些，想吃却不敢拿，因为那是给祖宗的，等到撤供的时候，家长才分大家一人一小块。正是这种情形，让我们记得祖先是要敬的，敬了祖先自己也有分享，也就是有回报。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西北风？当然不行。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人没几个做一辈子的田舍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我在研究曾国藩时常常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读书。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从祖先留下的家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把家族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概括祖训“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这里的第一个字就是“书”，读书第一。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1790—1857）曾撰写过一副对联：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把诗书和田园结合为半耕半读，上升到家风的层次，要代代传下去。后面讲如果没有做官，也没有对君主进谏的责任，那么国家方针大政就没资格参与，对于时事也不要轻易评论，当然这是在当时的集权政治下的状况，不像现在的民主社会。不希望子孙辈轻易谈论国政，但是寄望于将来子孙能在朝为官参与国家的大政，这是老父亲对曾国藩这一代的殷殷期许。不像我们今天有的家长，目光短浅，老算经济账，说花那么多钱供孩子读书，最后却连工作都找不到，读书纯粹无用。其实这种家长太短视，用经济来衡量子女的读书，不知道读书对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父亲当年坚持让我考大学，参加了三次高考，才考上吉林师范大学。在那时的农村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家庭非常贫困，老父亲却支持我一年又一年地复读。要知道，当时的农村少了一个劳动力，家庭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我常跟不少家长讲，不要算这种短视的经济账，一定要从长远来看。
曾国藩陪他的父亲多次考秀才，就是考不中。曾国藩直到二十二岁时才考取秀才，考了七次，而父亲曾麟书直到四十三岁参加第十七次考试，才考取秀才。秀才年年有考，乡试和会试、殿试则是三年一次，除非遇到朝廷恩科加试，否则一辈子考不了几次，大好时光可能就过去了，很多人白发苍苍还是童生，连秀才都不是。像左宗棠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在会试中却屡试不第，就是没考中进士。曾国藩的父亲考了十七次才中了一个秀才，秀才是当不了官的，只有举人以上才能当官。举人当官也当不了大官，举人考三次进士就得经过九年，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除非到吏部参加大挑，从举人当中千挑万选出来，到地方为官，熬上个县级官员就不错了，那真的是祖上有德。可见，过去做官是有门槛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家办了一个私塾，主要是教曾家子弟，私塾名“利见斋”，取自《易经·乾卦》第二爻的“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句话非常有讲究，读书就是为了利见“大人”，“大人”就是九五之尊，相当于天子。说白了，还是希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为官参政。曾国藩的父亲如此殷切期望，就是希望把孩子培养成才，有朝一日在朝为官。曾国藩写给父亲的墓志铭中说：“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父子两人，从乡下走几百里到长沙去考试，好长时间考不中秀才，父亲就觉得自己考不中，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挫折。父亲都考不中，孩子怎么能考中呢？于是他让曾国藩离开私塾，外出求学于更好的老师。过去出外求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知道私塾不同于书院，传统的读书从“千百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开始，是属于扫盲阶段，读《四书》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为了科举考试，就要读《五经》了。过去的八股取士，人的教育就按这个模式来进行，官僚士大夫阶层从小接触的都是这套东西，明清以后的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这种教育体系维持了明清几百年的统治。曾国藩写他父亲考中秀才时说：“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对于曾家来说，也算得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真的是“何其难也”，一个秀才就如此难考。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参加三次会试后才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应该说这个年龄不早也不晚，大体上还可以。李鸿章和胡林翼都是二十五岁中的进士，年龄比曾国藩小，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则更早，十几岁时就中了秀才，因为年龄太小，被考官故意压了几年，二十三岁才中的进士。曾国藩不算早，也不算晚，太晚的话，对他来说就没有机会了。明清时期，做官如同阶梯，要一阶一阶往上走，年龄太大的话，就很难继续走上去了。曾国藩考中后，运气不错，没多久参加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张居正即是庶吉士出身。清朝时汉人大臣亦多出于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进士中比较优秀的才能入选，一般为期三年，曾国藩就这样留在了翰林院，后来经过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曾国藩入翰林院后，其父当然也不能免俗，说儿子进了翰林院，可了不得，清朝有“宰相出翰林”这一说，说不定自己的儿子将来当宰相都有可能。所以，曾国藩告假回乡后，曾家大摆酒席，大宴宾客三天，自然免不了收点人情礼。这个情形曾国藩的日记写得很清楚，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的祖父把他的父亲叫过来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然点了翰林，我们家还是要种田吃饭，不能拖累他。这些话对曾国藩一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后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坚决不做贪官，这一条底线要守得住。祖父训斥他父亲的话，就是家训，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本分，孙子做了大官，也不要觉得家里就了不得，何况只是出了一个翰林，还没做大官，做大官岂不是忘乎所以？这些话实际上我们可以作很多的解读。平民百姓出身的人走进官场，有些就没有坚持操守，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情关系太复杂，人情味太浓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些人觉得自己发达了，就要帮扶当年一起吃苦的兄弟辈，于是各种违例出现。我们看到，曾国藩的祖父就意识到了，这是非常及时的警示。
不以职位论高低
曾国藩从“家族兴衰的周期律”当中，引申出两个观点：一个就是“不以职位论高低”。我们经常会走进这样一个误区，认为一个家族出来一个高官，这个家族就飞黄腾达了。在曾国藩看来，其实不然。
在曾家主持家政的是四弟曾国潢。曾国藩有五个亲兄弟，在家族中，曾国藩排行老大，曾国潢排行老四，被称为四弟或澄弟，曾国荃则排行第九。曾国潢在主持家政时就常说，大哥才是我们曾家的“肖子贤孙”，替我们曾家光大了门楣，且身居高位，我们做弟弟的不够努力，还是平民百姓。曾国藩听到这些言论，一再提醒弟弟，要转变观念，并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也就是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写给诸位弟弟的家书。家书中提到不以职位论高低，他说：
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
也就是说，如果以职位论高低的话，历史上好多人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还有人出大问题，甚至被株连九族？所以，衡量对家族贡献大小不是看职位高低。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肖，这里是“像”的意思。我们今天仍在用的“肖像”二字，就是“肖”的原意。成语“惟妙惟肖”，也是这样的意思。引申的意义是继承。康熙帝遗诏命雍亲王胤禛继承皇位前，有一句“深肖朕躬”，即此意。曾国藩接着说：
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要想评价一个人，应该等他辞官回家，离开权力中心，这时如果他可以淡泊度日，安享晚年，妻子儿女仍然在操持家务，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样才算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宗族乡党。做官到最后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是非常淡泊的一句话，但做到这样的高官显宦，古今能有几人？
如果单纯评价人的职位高低，有的人官位可能来路不正，或者为官后行为很有问题。曾国藩上述家书中举了历史上两个人为例，在后来又进一步阐述。这两个人都是唐朝的，分别是李林甫和卢怀慎，这两人可谓极端。据《旧唐书·李林甫传》：
（李）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自以结怨于人，常忧刺客窃发，重扃复壁，络板甃石，一夕屡徙，虽家人不之知。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死后却被杨国忠诬告谋反，被追削官爵，籍没家产，子婿流配。从《旧唐书》的描述可以得知，晚年的李林甫妻妾盈房，纵情声色；在朝堂之上与很多人结怨，经常怀疑有刺客要对他不利，以至于要设置重重门禁，建造可藏人的夹墙，用厚厚的门板做门，大石块砌墙，每天晚上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就是家人都不知道他真正睡在什么地方。这样做官，真可谓朝不保夕。由此可见，李林甫生前位高权重、穷奢极欲，平日为人横行无忌，且树敌众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死后官爵被剥夺，家产全部籍没，儿子、女婿被流放。他一死，家族就出问题。成语“口蜜腹剑”讲的就是李林甫，嘴上对人说得比蜜还甜，心里却在磨刀霍霍，这样的人大家当然会提防他。在唐代史书中，不论《新唐书》还是《旧唐书》的记载，李林甫都是奸臣的代表。
除了李林甫，曾国藩还提到了卢怀慎。卢怀慎是唐玄宗继位后任命为宰相的。他自认才能不如姚崇，遇事推让，被讥为“伴食宰相”。其人为官清廉，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清廉之过，骨肉至亲不能庇护。曾国藩列举卢怀慎，我觉得很奇怪，李林甫当然是一个奸臣的形象，但为什么要列举清廉的卢怀慎呢？因为卢怀慎虽然为官清廉，但他让家人饥寒交迫，与儒家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违背了，首先你要关爱自己身边的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才可以关爱天下人。卢怀慎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开元年间是唐朝的盛世，比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还要辉煌，也就是说，国家不是很穷，卢怀慎为官清廉没有问题，但是自己饮食无肉，妻儿受饥寒，以至于做人的一点尊严都没有，这是所谓的清官之误。为官不可以贪，但是太清贫也不行，起码也得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不可取的。曾国藩临死之前也留了一点银子给家里人分，共计有上万两，放在今天换算成人民币，也是不少的钱，上百万家资。他认为，为官可以清廉，但是连自己家人都不能照顾，让他们受饥寒之苦，自己得了清廉的名声，这不是做官应有的行为，儒家也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这里，曾国藩还有一个引申的含义，我认为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东汉张衡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即不要总是忧虑自己没有位置，或者位置不高，而恰恰相反，忧虑的是自己拿什么立得住，怎么干能够干得称职；不要因为自己的俸禄不多而感到羞愧，而应以自己的智慧学识不够高深为耻。
家道可久恃家规
第二个观点就是“家道可久恃家规”。曾国藩写给曾国潢的家书中说：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
家道如何长久，避免三世、四世而斩，不是靠一时官爵高低，官做得再大，也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终有告老还乡那一天。所以“一时之官爵”不是家道持久的原因，而是依靠长远规划、历代积累的家规；也不是靠家族中一两个人一下子就发达，而是要依靠族中大众，要多出贤子弟，这样才能把家族维持得非常好。不依靠一两个人的发达，这一点在曾国藩组建湘军时，表现得特别明显，攻克太平军靠的就是团队的力量。
至于说到“罢官回家”，曾国藩还好，他是干了一辈子，最后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他做高官的时间也很长，三十七岁开始做礼部侍郎起，到最后死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二十四年之久。“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倘若我有福气，将来罢官回家，跟老弟一起竭力维持这个家族。这个愿望，曾国藩是没法实现了。但从这句话可知，他最关心的还是家族的长远未来，而非一时的富贵发达。
还有，“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对待亲戚朋友，不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者，都不要怠慢，要一视同仁。这里的含义，是给子孙留余泽。不要看见贫贱的人就鄙弃他，看见富贵的人就攀附他，岂知世事是变化的。所以，要做积善之家。
他还特别讲“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也就是说，在兴盛时，要考虑到盛极而衰的趋势，一个家族不可能做千年的旺族。在中国帝制时代更是如此，缺乏几百年望族的大环境。专制皇权的发达，使得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望族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种记忆。曾家自曾国藩开始，可以说是做了百年的旺族。第二代中，长子曾纪泽（1839—1890）是著名的外交家，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事宜，收回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及部分利权，被认为是晚清一次较为成功的外交行动。小儿子曾纪鸿（1848—1881）是有名的数学家。到第三代时，长孙曾广钧在二十三岁时还考中进士，这是很了不得的。盛时要作衰时想，人总是有盛、有衰的时候，不能长盛不衰。曾国藩曾给曾国潢讲，官运极盛的时候，子孙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诺，但是“闲言即由此出，怨谤即由此兴”（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澄弟”）。现在当于极盛之时作衰落时候的设想，“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之想，衰败时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寸步难行，人在气势正旺的时候应当想到这个时候，家族更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