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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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追求慷慨悲凉的美

此时文学思想之又一重要表现,便是普遍的追求一种慷慨悲凉的美。

战乱的环境,一方面给建立功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这样的环境、形成了慷慨任气的风尚,也给士人带来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以慷慨悲凉为美,就成了此时自然而然、被普遍接受的情趣。曹丕《与吴质书》回忆起昔日南皮之游的乐趣时,所神往的是“高谈娱心,哀筝动耳……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在往事的回忆中,慷慨悲凉情调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繁钦《与魏太子笺》论及薛访车子歌声的美丽,谓:“而此孺子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座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也是以慷慨悲凉为美。慷慨,是指感情浓烈激越。曹植《前录自序》说自己“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这“慷慨”,也是指感情的浓烈激越而言。钟嵘对于建安诗人的评价,亦多着眼于其慷慨悲凉的美。此时诗人,虽风格各异,而慷慨悲凉之美的基调,则大抵相似。故其论王粲,称其“发愁怆之词”,而称曹丕“颇有仲宣之体”;论曹操,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上、中、下)。刘勰亦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雅好慷慨,显然亦指追求浓烈激越的感情格调而言。明人钟惺论三曹,称其“高古之骨,苍凉之气,乐府妙手”(51)。苍凉之气,指慷慨悲凉之感情力量。

慷慨悲凉之感情格调,交错着建立功业的愿望与人生朝露的悲哀。所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所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都是这种慷慨悲凉心绪的交错。“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二),“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殷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投觞罢欢坐,逍遥步长林。肃肃山谷风,默默山路阴。惆怅忘旋反,歔欷涕沾襟”(《游览二首》之一)(52),这也都是壮志与悲慨纠结的情怀。刘桢《赠从弟》,壮志之上弥漫一层苍凉情思,徐幹《室思》、《情诗》的郁结忧思,阮瑀《七哀》的绵绵哀伤,都是这个时代士人悲凉心绪的流露。他们在一个摆脱了思想束缚的环境中体认到人生的珍贵,又同时体认到年命短促的悲哀,被经学麻痹了三百余年的心灵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之后,忽然发现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如此细腻,如此善感的内心世界。这一代士人,好像一下子把感情世界无限地拓展了、丰富了。他们既爱人生,又无法摆脱人生的悲凉之感,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感情世界里,并且在这样一个感情世界中求得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的诗文中流露的慷慨悲凉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坦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他们仿佛从这样的感情世界里,得到美的享受。

他们有意创造一些悲凉的意象,从其中体认慷慨悲凉的美。他们常常写一些引起时光流逝、人生短促的萧索之感的意象,如秋风、飞蓬、鸣蝉、飞鸟、白露等等。曹植《吁嗟篇》中飞蓬的意象,正是他不能自保的悲慨心境的写照,流露着浓烈的悲凉情思,“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沉下泉……流转无恒处,谁知我苦艰”。他的《杂诗》中的飞蓬意象的悲凉色彩就更浓烈些,有一种无可如何的沉忧。曹叡《燕歌行》中的飞蓬,在霜露凄清、秋草卷叶的萧索环境中飘零,象喻着游子寂寞的悲哀。许多秋风凄凉的意象,是为渲染慷慨悲凉的境界出现的。阮瑀《杂诗》:“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感,对此用哀伤。”徐幹《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曹植的《秋思赋》中,写秋气,写西风凄凄,则都是为了写生命的短促。建安诗人写得最多的,是飞鸟的形象。他们常常用飞鸟象喻自己,象喻人生。飞鸟之被用来象喻人生,是被用来象喻人生如寄。“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孤枝。”喻己之高洁,象以白鹤;喻己之卓特,象以凤鸟;喻寂寞旅人,象以孤雁。应玚在《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以孤雁喻己之人生体验,笼罩一重人生多艰的叹息:“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殒沉黄泥。”(53)孤鸟失群,飞鸟悲鸣,归鸟徘徊,这些有着浓重悲凉情思的意象,最足以反映出建安诗人的普遍的审美情趣,连曹操也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意趣追求。因为悲凉意象所反映的慷慨悲凉的审美情趣,正是此时士人的精神气质和时代气氛的产物。

建安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批评自觉的时代,论文成为一时风尚,从本章所引曹丕、吴质、曹植、刘桢等人所论,已可见其大致风貌。然因年代绵邈,史料佚失,详情已难确知。从残存片断文字看,此时文论,远较我们目前所知的丰富得多,例如,曹操就有许多论文语,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仅从片断中透露出消息。《文心雕龙·养气》引曹操论文云:“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同书《事类》云:“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同书《章句》云:“昔魏武论诗,嫌于积韵,而喜于贸代。”《养气》所引、事涉养气,谓用思过度有伤身体。若曹操有关养生的文论能保存下来,则对于曹丕文气说的理解当能更为丰富而确切。《事类》所引,涉及学养在为文中的意义。而《章句》所引,涉及的则是声韵问题,此一问题,有迹象显示已为建安作者所重视,而有关论述,则没有保存下来。曹操所论,可见其主张诗应换韵。然其主张之全貌,惜乎已不可知。


(1) 《汉书·王褒传》。

(2) 《意林》卷五,四部丛刊本。

(3) 袁山松《后汉书·桓帝纪》,引自《八家后汉书辑注》。

(4) 参见《后汉书·陈蕃传》后论。

(5) 《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

(6) 《读史漫录》卷五。

(7) 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引自《八家后汉书辑注》。

(8)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新亚学报》第四卷第一期。

(9) 谢承《后汉书·符融传》,引自《八家后汉书辑注》。

(10) 原作“相商”,俞樾曰:相商无义,应作相高。见其《春在堂全书·读中论》。俞说是。

(11) 《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12)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

(13) 《与吴质书》,《魏文帝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14) 阮瑀《止欲赋》,《阮元瑜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15) 《全三国文》卷三十四。

(16) 《昌言·损益篇》,《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引。

(17) 《孔少府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18)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裴注引。

(19) 《中论》“修本”、“法象”、“贵验”各篇。

(20) 《中论》“修本”、“法象”、“贵验”各篇。

(21) 《中论》“修本”、“法象”、“贵验”各篇。

(22)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引。

(23)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

(24) 《艺文类聚》卷十。

(25) 《典论·论文》,《魏文帝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26) 对曹丕这句话作如此理解,我曾经思考再三,疑未能定。1987年4月间奉书郭在贻兄请教,蒙在贻兄于同月24日复信给了肯定,信谓:“承询《典论·论文》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句,弟取《文选》所载此文反复寻绎,觉得还是吾兄所解为妥帖,此句乃比喻性说法,并非真的说文章就能治国,而是说文章的重要性犹如经国一般。此种理解法,于当时之语言习惯,语法结构,似亦无甚扞格。”在贻兄学养深厚,惠我良多,如今已溘然长逝,痛失益友良师,悲如之何!

(27) 曹丕赋均见《魏文帝集》卷一。

(28) 《全后汉文》卷九十三。

(29) 《王粲集》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

(30) 《文心雕龙·明诗》。

(31) 《文心雕龙·时序》。

(32) 《室思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三。

(33) 《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同上书。

(34) 参见《庄子·知北游》。

(35) 《太平经合校》“名为神诀书”篇,王明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

(36) 《太平经合校》“四行本末诀”篇。

(37) 《太平经合校》“圣君秘旨”篇。

(38) 《太平经合校》“天文纪诀”篇。

(39)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上。

(40) 《魏文帝集》卷一。

(41) 《人物志·九征第一》。

(42) 任嘏《道论》,《玉函山房辑佚书》。

(43) 《文心雕龙·风骨》引。

(44) 《文心雕龙·风骨》引。

(45) 《太平御览》卷六〇九。

(46) 《文章论》,《李文饶文集》外集卷三。

(47) 此《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均引有片断,《百三名家集》所引也不全,严可均加以拼凑,辑入《全三国文》中,每句皆有出处,问题只在前后次序是否与原《书》同,然亦无从考知,此处苟从严辑。严可均辑《全》文,擅用拼凑法,此亦一例。

(48)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引。

(49) 《与吴季重书》,《曹植集校注》卷一。

(50) 《赞述太子赋上表》,《全三国文》卷三十。

(51) 《古诗归》卷七《杂诗》评。

(52) 陈琳《游览》二首,《陈记室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53) 《应德琏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