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案例二：杨爵案

韩邦奇的学生杨爵，却走着与他完全不同的路。杨爵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也下狱，而且受尽酷刑，最终却保存着一份高洁情思。

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初一，下了一场大雪。初二，首辅大学士夏言就上《瑞雪应祷贺表》和《灵雪颂》。《表》称：“去岁冬尽少雪，皇上躬祷弥旬，至岁除未罢。乃嘉靖二十年正月初一日，大雪遂降，实应虔祷允为上瑞者。……皇帝陛下德高舜禹，道泰羲轩，深轸黎氓，以民天之在食，屡形词旨；惟邦本之系农，日秉精虔。感风云于翕忽，天回顺应；握造化之枢机，百神效能。”《颂》之《序》称，朝廷上下“欢呼雷动，仰赞大圣人至德神功，上协天心”⁽¹⁸⁾。尚书严嵩上《灵雪颂》，《序》称：“仰惟皇上道超邃古，念轸烝黎，庆逮遐方，精通无朕。天威懠而旋享，苍生罪而还福。”⁽¹⁹⁾尚书温仁和，侍郎张邦奇、张潮、孙承恩，学士陆深等人亦相继进颂。他们都把这场大雪的降临归功于嘉靖皇帝。久旱而降雨雪，或者有祥瑞出现，群臣进颂，本为历代王朝之习惯性行为。一般说，未受非议。但是嘉靖二十年已是嘉靖朝的多事之秋。自嘉靖十八年（1539）之后，皇帝就常常不临朝视事，这一年六月，右都御史王廷相应诏自陈，就提到朝政之腐败：

臣观今日士风臣节而知灾异之所由来矣。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路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夫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钜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大臣贪浊而日在高位，则小臣仿效，将无不惟利是图矣。京官贪浊而安处无患，则外官鼓动，亦无不惟利是图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无变其俗，将民穷盗起，而邦之厉阶由此启矣。⁽²⁰⁾

这一年九月，礼部尚书严嵩开始受到弹劾。嘉靖十九年（1540）正月，巡按云贵御史谢瑜劾奏严嵩奸佞贪鄙、欺君罔上。严嵩进入权力中心不久，劣迹开始显露。自此之后，弹劾严嵩奏疏从不间断。就在嘉靖后期的腐败朝政已经显露之时，还在因降雪而美朝政，实在就不合时宜。就在这一片颂美声中，时任河南道御史的杨爵却出来说了相反的话，把矛头直指嘉靖皇帝。《明史》本传说他在夏言等人进颂之后，“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疏极谏”⁽²¹⁾。他上疏在二月四日，离夏言们之进颂一月又两天，从此一时间可以推测，他的上疏是经过深思的。疏一开头就说：

方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之极。内而腹，外而百骸，无不受病。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废弛，奢侈僭逾，公私困竭，奔竞成风，贿赂通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士俗民风，于此大坏。此在陛下所以转移率励之者何如耳！

这最后一句，便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嘉靖皇帝身上。疏说虽雪而实正是忧旱之时，本宜撤乐减膳，而夏言等竟以灵瑞为颂，此为欺天罔人，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下便列出五事：一是翊国公郭勋，中外皆知其大奸大毒，而委以政柄，此任用非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二是年来四方饥馑相仍，小民委身沟壑，正是节用之时，而盛修宫室，此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三是数年来不临朝，不亲经筵，使中外涣散，此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四是信用方士，假此妖诞邪妄之术，列诸法禁森严之地，贻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讥，此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五是沮抑言路，杨最言出而身亡，罗洪先等皆因言而遭罢斥，此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²²⁾。此五条过失，都直指嘉靖皇帝。衡之事实，此五条均准确无误。嘉靖十二年（1533）之后，以祥瑞进贺者不断，此次之贺瑞雪，乃是以祥瑞进贺之继续。郭勋贪赃枉法，为朝野所共知。谏臣虽数劾奏，而依然受到嘉靖皇帝之庇护。十年来大修宫室，财力耗竭。世宗好神仙方术，服药求长生。即位之初，就在嘉靖二年，只有十六岁的嘉靖皇帝就接受宦官崔文之建议，在宫中举行道教仪式。这年四月，给事中张嵩就上言，论信左道、献青辞之非。以后廷臣又有多次进谏，但都没有阻止嘉靖皇帝对于道教信仰之沉迷。此种沉迷初时可能是为祈福与房中术，后来是为求长生不老药。为此他重用方士，嘉靖十五年（1536）以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以后又重用道士陶仲文等。嘉靖十八年（1539），罗洪先等谏皇太子出阁，而被罢官。嘉靖十九年（1540），太仆卿杨最进谏，请嘉靖皇帝勿服丹药而被杖死⁽²³⁾。杨爵《请顺人心以隆治道奏》所列五事，正尖锐地指出嘉靖皇帝年来之过错。杨爵之在杨最、罗洪先等前车之鉴以后还敢于如此直言，正证明着他的忠诚。《明世宗实录》说“是时中外颇以言为讳，而爵所论，皆人所不敢言者”⁽²⁴⁾。但是他这一片至诚之言，却触发起嘉靖皇帝的暴怒。次日他便被下锦衣卫镇抚司讯问，十二日受拷打，十七日又受笞掠之苦以至血肉淋漓。他之进谏下狱，在当时有甚大之影响。后来程九万在《挽诗》的《序》中说：“斛山先生予未识面。辛丑春会试礼闱，适公疏言朝政，予闻而重焉。次日，有持公全稿见示，见其悯流民之失业，因陈时事之大不韪者五，皆言人所不敢言。当时一且为公庆，一且为公悲焉。悲其首忤权奸，卒犯圣怒，系狱者前后八年。庆则为有先物之智，有忧时之仁，有爱君之忠。”⁽²⁵⁾从程九万的《序》中可知当年杨爵的奏疏曾在应试举子中流传。

杨爵入狱之后，四月初九日，九庙灾，嘉靖皇帝诏百官使言时政阙失。户部广东清吏司主事周天佐上疏论广开言路，谓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杨爵之狱未释，人心未安：

夫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杨爵言之是非，莫逃于睿鉴。惟以过直犯怒，诚可矜察。古者帝王求谏，至立毁谤之木。……天子之尊，威福之重，所少者不在于唯诺称颂之满庭，正在于忧治世危明主之一士。在庭之臣，不负此义。独一杨爵而逮狱，已经数月。且圣怒之下，一则曰小人，一则曰囚犯。夫以尽言极谏为小人，则为缄默逢迎之君子不难也；以奉职纳忠为囚犯，又孰不能为容悦寡过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临之。陛下诚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天心否耶？昔人谓雷霆之所摧折，万钧之所覆压，爵既遭之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万一先朝露而殒，是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杨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所关系圣德之损益不细也。⁽²⁶⁾

他救杨爵，仍然是归错于嘉靖皇帝。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立刻被下诏狱，受到严刑拷打。他身体本瘦弱，终于死狱中。他与杨爵本不相识，纯出于诤臣之行谊。周天佐死于五月八日，而十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浦上疏救杨爵。浦之上疏是在权臣郭勋论斩之后。杨爵二月入狱，九月刑科给事中高时弹劾郭勋，郭勋下狱论斩⁽²⁷⁾，十月浦就上疏，说郭勋既已治罪，高时因劾郭勋有功，加俸一级⁽²⁸⁾，何以杨爵同样劾郭勋却因之入狱：

况杨爵与高时建言事不同，事君之忠则一。在高时既得蒙加俸，在杨爵亦当蒙宽宥。且在狱已逾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陛下扩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宥其狂妄，将杨爵或从轻释放，仍留供职，置之朝廷之间，使之得展布靖共之才，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断不上负吾君，下负所学也。庶几辟纳谏之门，作敢言之气。言路既开，臣下孰不效忠思奋，竭力熙载，以观太平之盛欤！⁽²⁹⁾

浦疏比周疏婉转得多，没有直接责怪皇帝，但是从高时与杨爵的不同处理中，也暗示着皇帝的不公。浦当然也没有好结果。疏上，嘉靖皇帝立刻诏锦衣卫差官赴陕逮至京，下镇抚司讯问。十二月十四日下狱，三十日以不当救爵之罪，笞一百。七日之后，亦死狱中。被逮赴京时：行之日，远近奔送，扶老携幼，满其车下，至车不能行。所过州县，民皆先期相约，候于道左，每止舍处，常万余人，皆号哭祝颂曰：“愿使君复到秦地，活我百姓。”槛车过华阴，登楼望岳，题诗其上，有“多难来游怀抱存，晚云孤鹤散尘襟”之句⁽³⁰⁾。与杨爵曾同官数月，并无深交，仅因巡按杨爵之家乡，闻当地父老言爵之忠孝，而为之仗义执言。杨爵曾描述他们在狱中的一段对话：

除日晨旦，浦公蒙笞移就予室，同加严禁。公既伤重，勿能语，惟闻有呻吟声。众包之以衾，共以手举置之。余傍居，移时始苏。余呼以老兄，谓之曰：“老兄固不自爱矣，如时政何！”公毅然应之曰：“今日之举，吾巡按陕西之责之一事也。于子诚无所与，子勿复言。”⁽³¹⁾

分明是因疏救杨爵而被罪，却视之为职中之事。浦襟怀之坦荡磊落，令人肃然。

明代士人之谏诤，向来似都受到史家之正面评价。我们前面提到，谏臣行为与动机之好坏，并不能一概而论。后来严嵩专权时，科道官有不少是他的心腹。我人当然不能给明代谏臣作一笼统之评价。但是，就杨爵案及与之牵连的周天佐、浦案之是非而言，他们确实当得起气节之臣之崇高评价。他们进谏之动机与行为均无可非议。他们之动机与支持他们冒死谏诤之精神支柱、他们入狱之后之心态以及该种心态之思想根源，我人将留待后面再谈。他们奏疏之所述，均为其时确实存在应予清除之弊端。何以所言对于朝政实有助益，而嘉靖皇帝却非置之死地不可？问题不在他们行为之是非，而在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有着刚烈自信之性格，而当他处于性格形成之少年期时，却意外地入主朝政。这位有个性的少年，一入朝就受到巨大之压力。我人看整个“大礼议”之过程，就可以清楚感受到此一点。在嘉靖三年（1524）张璁、桂萼还没有被诏入京、这位小皇帝还没有得到有力支持之前，他几乎是在孤军作战，以至于竟派中官去求当时之礼部尚书毛澄，想求得他的帮助。以帝王之尊，竟让中官向毛澄下跪⁽³²⁾。当汪俊谏止他立庙大内时，他竟说出“欺朕冲岁”这样的话。这话里分明流露出一份受挤压之抑郁情思。而当数百大臣于左顺门长跪不起，几乎是在向他示威时，我人可以设想此种巨大压力对于一位未成年而且在朝廷中还毫无根基的皇帝来说，心理所受到之冲击是何等的巨大。而此种冲击所形成之强烈反抗心理，在他性格形成上会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他多疑、自卫、自是、专横和气质上的果断糅合于一身。他刚愎自用而又喜怒无常。这可能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他醉心于丹药，以祈通过房中术以获得子嗣和得到长生，这可能严重损害着他的健康。身体原因和登基之后的处境，对他自我保护和刚愎自用的心态的形成，都有关系。他常常不临朝，而又疑心甚重，因之也就对于言官常常持一种反感的态度。我人看《明世宗实录》，可以看到凡是进谏而指向皇帝的，必下狱而无疑⁽³³⁾。在嘉靖初期，他对于言官的进谏，还持一种较为克制之态度。我人常常可以看到他对于进谏者之处罚多数只是罚俸一个月、三个月，最多半年。而到了嘉靖后期，则动辄“令锦衣卫逮下镇抚司，打了来问”。这些都是要说明，在嘉靖后期，皇权专制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谏臣论谏之是非本无客观之标准，一切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以他心境之好坏为转移。我人可再举数例。

嘉靖二十一年（1542）九月，虞衡司员外郎刘魁上疏，谏营雷殿。疏称：

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³⁴⁾

建雷殿的决定是嘉靖皇帝接受道士陶仲文的提议作出的，目的是求神仙。陶仲文正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刘魁竟敢对此提出批评，以之为“不经无益之事”，当然也就触怒嘉靖皇帝，被廷杖下狱⁽³⁵⁾。

嘉靖二十二年（1543）六月，吏科给事中周怡上《请敕责大臣不和疏》，论朝廷大吏翟銮、严嵩、许讚，翟鹏、赵廷瑞、张凤、周尚文不和对于朝政之为害。而话锋一转，又指向嘉靖皇帝：

今陛下日事祷祀，而四方之水旱灾伤未能消也。岁开纳银之例，而府库未能充也。岁颁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苏也。时下选将练士之命，而边境未能宁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劳心焦虑于上，而下未有肯将命之臣也。今何时也？以内则财货匮甚，而百役繁兴；以外则强敌骄甚，而九边虚耗。⁽³⁶⁾

疏上，嘉靖皇帝大怒，下旨：

周怡这厮所说诸臣不和，负君致祸，都是。然本心初发，只是讪谤。曰朕日事祷祀……夫朕事天礼神，多荷洪庇。至于四方之广，岂得都无水旱！若论天下治安，则你每凡为有位者，果能秉公竭忠，修和尽诚，同心赞主，何患不治安焉。⁽³⁷⁾

所奏既是事实，事实没有错，动机怎么就错了呢！在中国的思想传统里，动机说往往被用来作为治罪之依据。欲加之罪，即寻动机。万士和在《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讷谿周公墓表》中说，周怡之因讪谤下狱，就是说皇帝“日事祷祀”⁽³⁸⁾。归过于皇帝，结果当然也就必然地要下狱，受尽拷打之苦。前此周怡曾多次上疏，都为皇帝所接纳，就因为在那些疏里，并未牵涉到皇帝本人。事实上，嘉靖皇帝并非一概不纳谏，只是你不要碰到他，不要触怒他，还不要遇到他不高兴。只要做到这些，他有时也纳谏的，例如：杨爵二月入狱，三月吏科右给事中余爌就劾奏吏部主事李林光在知县任上时贪污，且居丧用妓，使名教扫地。结果李林光被罢官。四月，嘉靖皇帝还特别下了一道敕文给主管御史的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

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风纪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史。近年出巡在外，岂无失职害事者？卿总宪有年，自入院条奏宪纲之后，不闻考劾一人。朕切怪之。今后宜痛加修省，振举乃职。⁽³⁹⁾

对于只图应付了事的御史，他还给予处分。由于其时严嵩等弄权，言官多次弹劾都失败，言者或被贬官、或被削籍为民，言路渐稀。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一月，因严寒而赐百官暖耳，而严嵩以下四百二十五人竟然没有入朝。嘉靖皇帝传命稽查。御史周南等听到皇帝要稽查，就匆忙上疏劾奏严嵩等的擅离职守。结果周南等人反而受到夺俸半年的处分，理由是他们平时未尝尽职，听到稽查之命才来弹劾，显系敷衍塞责之行为⁽⁴⁰⁾。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嘉靖皇帝并不一概反对进谏。他之反对进谏，是反对针对他和他宠信的权臣的进谏。嘉靖十八年（1539）以后，他经常不临朝视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发生了宫婢之变，他差一点在睡梦中被宫婢勒死。此事对于他的心理当有甚大之影响。他本来就多疑，发生此次危及他生命的变故之后，他的疑心更重了。此后，他移入西内，与外界更加隔绝。他对待进谏的一种类于自卫之心理，也就更加的强烈了。

从杨爵事件谈及嘉靖皇帝对于谏臣之态度，并非意在说明皇帝之是否昏庸。此一问题要复杂得多，远非昏庸二字所能概括；亦并非意在论谏臣之是非。谏臣之是非须视其进谏之目的、所论是否属实、是空论抑或是于实事有所助益、是大事还是小事、是无私还是结党排除异己、是真心为政还是为了以谏沽名，等等。就杨爵事件而言，所言五事确为关乎其时朝政之大事，他之被拷问下狱，实属冤枉。他的人品之受到后人一致之赞许，亦实至名归。这些都不是这里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提及此一事件之前前后后，目的是要探讨此一事件对于杨爵等人之影响，了解在此一事件中充分展现出来的他们之内心世界。

他们之一个共同点，是保存着一份汉儒之直谏精神，特别是东汉后期党人慷慨赴义之精神。杨爵亦如此。他入狱之后，在诗中提到强谏之朱云，提到范滂。《遣偲男归秦》二首之二：“圣朝不易朱云槛，终许残生遂首丘。”他把自己比作汉元帝时因进谏被罪而攀折栏槛以示至死尽忠的朱云，以表明自己对于皇帝之绝对忠诚。《谢郭平安惠衣》：“赐服见君怜我深，范滂感愧故人心。圜中纵有孤臣泪，珍重不教沾素衿。”《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狱归，九月十一日复逮系，途次有作》五首之四：“遥向北邙哭范滂，皇纲复为汉人伤。”⁽⁴¹⁾他一再把自己比作东汉末年因党禁两次入狱、终以身赴义之范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杨爵等人强谏之思想基础中，确有一份自汉代张扬起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之襟抱。在《怀绪山》诗中，他说：“江边寻至乐，回首觉忧思。宇宙皆吾事，心宁不在兹！”⁽⁴²⁾绪山是钱德洪，他是王阳明的弟子。他因弹劾郭勋而入狱，郭勋论斩之后出狱。此诗当为杨爵在绪山出狱之后有怀绪山之作。诗既指己，似亦兼指绪山同狱时之或一心境。谓所忧念者，无时不在天下。“宇宙皆吾事”，一直是中国士人传统性格之核心。《有所思》也抒发着类似的心情：“当年各为主恩深，生者难忘死者心。将此满腔忧世血，变成赤泪堕囚襟。”⁽⁴³⁾此诗所思者当为死于狱中之周天佐、浦。生者与死者，都有一腔忧世之血泪。从这一份人生取向说，杨爵辈与他们之前忧时伤世之士人并无分别。

但是，从杨爵等人入狱之后之行迹看，他们又确有与朱云、范滂辈不同之处。他们在受尽拷掠之苦以后，在忠而蒙冤之后，心境却变得非常之平静。这是前此慷慨赴义之士中少有的。杨爵入狱之后，先是与钱德洪、赵贞吉，后是与刘魁、周怡在狱中论道赋诗，互相慰勉。他们在狱中论《易》论《书》，论修身。《明史》本传说他“日与怡、魁切劘讲论，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说》、《中庸解》，则狱中作也”。《刘魁传》也说他们三人屡濒死亡，而“讲诵不辍”。后来吴楷在《读斛山先生文集说》中就说：“向我未读先生书，意先生肮脏骨鲠，古牵裙折槛之流耳。乃今而知先生，其所养有大过人者。夫犯雷霆抗万钧，先生能之，人亦或能之。顾得于感激者易渝，发自意气者易摧，始未尝不硉兀，而卒苶然也。先生处囹圄者十年，一日而不忘爱君，钺刀锯当前而不为动，震撼危疑，九死而卒不少悔，此岂悻悻自负矫焉以近名者之所可几及哉！”⁽⁴⁴⁾赵桐在为斛山写的诗中也说：“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⁴⁵⁾一时的慷慨赴义较易做到，而长年受尽折磨却能依然守持其初衷就难得多。激于一时义愤，固有理性之基础，然引发行为者，一念之激发，感情实起重要之作用。而要做到从容就义，则就非有理性之深思与坚定之信念不可。杨爵他们能够在长年困苦之牢狱生活中守持住自己之初衷，乃是理性思索之结果。而此一点，实为我人所须重加考察者。我人从他们在狱中所写之诗文中，可以接近他们之内心世界。

杨爵说他在狱中承受困苦时，自我宽解之情形：

惟思古训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颜问答之类者，潜玩其精蕴与其气象以自宽自解，觉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为囹圄中之一羸惫囚徒也。系及冬初，刑部员外郎钱子洪甫以事下狱。钱子，余同志旧友也，相见甚欢，数相语，皆崇德切要工夫，未尝以困苦废忠告，盖恐为有道者笑也。居旬余日，钱子送御史台拟罪，余愿有以为别。钱子曰：“静中收摄精神，勿使游放，则心体湛一，高明广大，可驯致矣。”古人作圣之功，其在此乎！⁽⁴⁶⁾

钱洪甫就是钱德洪。从这段话里，我人知道他们在狱中谈论修身。静中收摄精神，使心体湛一，正是阳明心学致良知之一路径。钱德洪初期是强调致良知的，因之着重为善去恶之功夫。他以此语赠杨爵，正是要杨爵在狱中不废修持，使心体常明。杨爵不仅和钱德洪论修身，也和狱中其他友人讨论此一问题。浦入狱，当受尽拷掠之苦时，杨爵就对他说：“吾人处世，荣乐则心存于荣乐，患难则心存于患难，于今日之忧困而安顺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而当狱卒横暴，杨爵难于忍受时，浦也劝他：“内文明而外柔顺，处患难之道也。”⁽⁴⁷⁾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人可看到一值得注意之现象，这就是他们要在非常之境况中，努力做到心境之平和，虽处患难而心存安乐。同样的意思，也反映在杨爵狱中《与纪中夫书》中：

吾人处世，安乐则心存于安乐，患难则心存于患难，有何不自得而戚戚于心耶！于今日之幽囚而安顺之，亦吾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恐贤契以我为苦而忧虑之，故告。

中夫，我在内时读《周易》以消岁月，患难不足道，但吾不能以至诚感动君父，朝政之损，士夫之祸，虽非我所致，亦繇我而有，此心此念，不能忘也。⁽⁴⁸⁾

杨爵在狱中写有三十五封家书。这些家书，更多的是对家人讲儒家修身齐家之道理，也讲自己在狱中之心境：

我下狱十有四月矣，饮食如常，身无一日不安，心无一日不宽。时读《易》，静中觉有进益。钱郎中自去年九月下狱，尝与论《易》、《春秋》，固甚乐也。（家书之五）

我逮狱一年余，神天保佑，日获平康。在内亦无甚苦楚，但暗中静坐，持养心性，求无愧于屋漏而已。（家书之六）⁽⁴⁹⁾

写于狱中的《漫录》，亦有类似之记载：

予禀性粗鄙，动辄乖谬。夜间静坐，思此身过恶，真不自堪，真难自容，可谓虚负此生矣。

见狱中或有警扰，呼左右问何事。久而思之，此动心也。身居此地须要置生死于度外，刀锯临之，从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为学用功处。因思刘元城鼾睡，是何等胸怀！可谓毅然大丈夫矣。

蚤起散步圜阶，日升东隅，晴空万里，鸢鸟交飞，不觉襟怀开洒，万虑皆空。因思曾皙沂水气象，亦是如此。癸卯岁季冬十三日书。

今日早起，朗诵《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一章，即觉襟怀开洒，心广体胖，有《西铭》与物同体之气象。此心易至昏惰，须常以圣贤格言辅养之，便日有进益。⁽⁵⁰⁾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当作他在狱中的日记来读。《君子所以异于人者》是《孟子·离娄下》中的一章。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孟子接着说，如果自己反省之后，肯定自己并非不仁，并非无礼，那么以横逆暴虐加于我者，必为佞人。既为佞人，则其与禽兽同。既与禽兽同，则置之不理可也。以这样的襟怀对待忧患，也就能做到虽处忧患，而不以之为忧患了。这才是君子坦荡荡的胸怀⁽⁵¹⁾。《孟子》的这一章对于杨爵当时的心境来说，很有实际的意义。他入狱之后，有一个问题常常纠缠着他，那就是自己既是一片忠心，何以反而获罪？是不是己之忠诚，还不足以感动君主？他在一首诗中说：

寸心恻恻风尘迥，千里迢迢世路倾。但比深圜铭上帝，肯教之死负平生！乡思漂泊天涯杳，音信空闻寒雁声。不是君王违谏诤，孤臣未有动天诚。⁽⁵²⁾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章正好回答了他的这一问题。他据此以反思，反思之后觉得自己并无错误，那么就可以一切不放在心上了。所以他说诵读这一章之后，觉得襟怀开洒，心广体胖。“心广体胖”，是理学家追求的由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心广体胖，就是心中广大之乐，就是乐的境界，无论在何种境况中，都能处之泰然，浴沂风雩是乐，陋巷箪瓢是乐，困处囹圄亦乐。如朱熹所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⁵³⁾这就是理学家们所要追求的“圣人气象”。杨爵还提到张载的《西铭》。《西铭》是理学家们评价极高的一篇文章。它所表达的，也是要达到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一种圣人气象。它所追求的是与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的广大胸怀，有了这种胸怀，不愧屋漏，存心养性，同样能使人做到处患难而无忧，得到心境之平和、安祥。杨爵在狱中赖以求得心理平衡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修养。

一个人处在那样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的环境中，如何自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他受到严密的监视，每天的行为狱卒都要上报给皇帝，当时谓之“监帖”。嘉靖皇帝后期猜疑心极重，对于向他进谏因之下狱的人，他也还不放心。杨爵在狱中，伤病没有医药，炎夏还穿着冬天的布袍，暴雨屋漏，室内水深二尺，床板飘浮水面，一连五六天，有时还断饮食。在那样的处境中，时有悲愤凄怆之情绪，也是自然的事。他狱中的诗，如《冬至》、《春兴八首次韵》、《七歌》诸篇，就都流露了此类情绪。但是他在悲愤凄怆情绪笼罩的环境下，能自我排解，达到心境的平和，却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他的许多诗，都反映了这种归于平和之后的开阔心境，这种有着圣人气象意味的乐的心境。《杂咏五首》之五：

久遭危患心犹泰，运转亨机思欲频。要信乐天为乐土，须知忧世是忧身。有诗吟咏忘颠沛，仿佛羲皇境上人。⁽⁵⁴⁾

《偶作二首》：

一念心灰万事休，无涯岁月此幽囚。九州衰梦从吾息，十载长纶偶自收。遇可乐天须解乐，谓无忧世是深忧。遣怀幸有韦编在，聊向羲皇境上游。

一念心灰万事休，今年不似去年愁。亦知天外难悬足，岂但狱中能白头。胸次广无人世狭，眼眶明少犴窗幽。脱然放下尘寰梦，且向圜阶歌远游。

《宽心歌》：

此间莫怪会宽心，好向先民乐处寻。寻得一分消百虑，男儿何处不宽心！

此间莫怪会宽心，静眼能观古与今。成雨成云他自有，男儿何处不宽心！

此间莫怪会宽心，善到居安根自深。一点天真含万物，男儿何处不宽心！

此间莫怪会宽心，参透一阳与一阴。要了无穷人世事，男儿何处不宽心！

《高歌》：

问予何事日高歌，只恐胸中他虑多。闲事愁人人易老，得高歌处且高歌。

问予何事日高歌，眼底纷纷将奈何！一曲不知天地大，得高歌处且高歌。

问予何事日高歌，困里光阴恐易过。宇宙和平方寸地，得高歌处且高歌。

问予何事日高歌，声响悠然即太和。心到忘机是真乐，得高歌处且高歌。⁽⁵⁵⁾

不惟他自己处困境而泰然，他还劝慰他人排遣愁苦。他两劝一位章姓秀才：

万事总由命，宜须安受之。但求一念是，莫叹百忧罹。窘迫宜自处，将来做广居。乐天境界上，得到是男儿。

多难不须日叹嗟，男儿身到即为家。阶前一片雪融处，饶我春深复种瓜。⁽⁵⁶⁾

章秀才是章勺，会稽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因事下狱，先与杨爵同屋，爵为之讲《周易》，司官以狱中授课不宜外闻，两人被分开。当杨爵与周怡被断饮食时，是他偷予接济。大概是他心中愁苦，故有上引两诗之劝慰。

同监的钱德洪、刘魁、周怡也有类似的诗文。刘魁《囚榻再迁用韵呈斛山》：

卷席为窝不用茅，非朝非市亦非郊。颇知病骨移囚榻，犹胜飞禽宿树梢。尘世于人皆寄寓，萍踪随处即吾巢。德邻自古真难买，聊向先生一解嘲。

《和斛山春日韵》：

圜居谁谓日如年，也有羲皇到枕边。礼乐原非身外物，云雷亦是性中天。风雩沂浴人何在，水曲长歌事可怜。此日此时随所寓，闲愁莫遣上眉巅。⁽⁵⁷⁾

杨爵和周怡为狱卒所辱，曾经想绝食，宁玉碎而不瓦全。刘魁劝慰他们，也有诗。《时狱禁加严，斛山欲绝粒，有诗问意，次韵》：

吾儒只养此天真，饮食原非尺寸身。事若到头惟有死，终为宇宙一完人。

他又写有《斛山因有感，复欲绝粒，次韵答之》，劝其爱惜身体。他也是以处患难而保持着一份开阔襟怀的。《和斛山韵》：

世上谁青眼，人间我白头。惟寻颜氏乐，不学杜陵愁。裒痛思难报，原贫给尚周。白驹谁氏子，皎皎薄公侯。

《斛山于聚讲异同，颇觉动心，即席口占解之》：

先生豁达本天然，近觉音容不似前。口角异同宁有定，眼前风月正无边。

迂疏老去诚无补，内外年来似颇忘。不问回琴与点瑟，但看云影共天光。⁽⁵⁸⁾

回琴点瑟，是胸中广大之乐。不问者，胸中已然有之。而无边风月、云影天光，则谓己与万物为一体。从这些诗里，我人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一种处危难而从容的心境。而此种之心境，显然是一种自觉修持之结果。

杨爵嘉靖二十年（1541）二月入狱，刘魁二十一年（1542）九月入狱，周怡二十二年（1543）六月入狱，三人同于二十四年（1545）八月十二日被赦免放归，而九月十一日又同被逮再入狱，直至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三人才又同时释归为民。两次系狱，杨爵在狱中共度过六年又八个月，刘魁五年又一个月，周怡四年又四个月。在这样长的牢狱生活中，虽明知忠而被弃、忠而被罪，而此事前后之处理，又甚为荒唐，本无是非可言⁽⁵⁹⁾，却始终不改初衷，始终保持一份平和的心境，在艰危困苦的环境中不断修养自己，守持住自己的道德理想，守持住自己的高洁人格。因之在当时也就受到广泛的赞誉。

杨爵本来并非王阳明的学生，也未见他有谈论心学义理之言说。他的思想，还是程、朱一脉。他在《论道》中说：“天命之谓性，性原于天也。率性谓道，动以天也。修道谓教，求尽其天也。戒惧慎独，自修之极，至于中与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则也。”这是《中庸》的原原本本的思想。但是他在狱中与王门弟子钱德洪、刘魁、周怡他们相处，显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德洪劝他在静中收摄精神，他就认为“古人作圣之功，其在此乎”。他说自己在狱中苦楚时，便“暗中静坐，修持心性”。他说“时读《周易》，静中觉有进益”。在《漫录》中，他说：“夜间静坐，思此身过恶，真不自堪，真难自容，可谓虚负此生矣。”他的这些行为，与钱德洪对他的劝告正相一致。从钱德洪给他的信中，我们还知道他曾与德洪讨论良知的问题，其中提到对无善无恶心之体和动静的理解。这些都说明，他虽不是王门弟子，但在思想修持上显然有着阳明心学的影响。他在写于狱中的《漫录》中，记他梦见王阳明的事：“六月初八日夜，初寝，梦一男子长身少须，须间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阳明也。’数谈论，未尝自言其所学。语未毕，忽惊寤。予瞿然曰：是何先圣先贤来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杀身于此地，如刘忠愍之类者，相与邂逅于梦寐乎！”⁽⁶⁰⁾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他在狱中的修持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此可为一旁证。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与阳明弟子刘魁、周怡经常在一起讨论道德自我完善，必常及阳明并接受其影响。可见，杨爵在狱中心境之形成，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道德自我完善之人生追求有很大之关系。他是一位道德自我完善的实行家，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无论从程、朱理学还是从阳明心学对道德修持的要求来说，他都做到了。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对于皇帝一片忠诚的精神风貌，那正是汉代以来士人传统心态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