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小史:罗宗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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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是空前的,二百九十年间,历久不衰。作者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僧、道、伶工、妇女、商贾都写诗。在当时,诗的数量之多是相当惊人的。清人所编《全唐诗》,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作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实际上只占当时全部诗作的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诗并没有流传下来。

唐诗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作者的众多和作品数量的巨大,而且表现在有鲜明风格、有巨大成就的诗人的众多和千古传诵的名篇的数量的巨大上。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唐代那样,留下了那么多家喻户晓的诗人和诗篇。唐诗正是以它高度的艺术成就,经受了漫长岁月的考验,保持了它永久的艺术魅力。

唐代的诗人们,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反映领域。士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他们的理想向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哲理思索,他们的爱情和友谊,他们的愤慨不平等等,无不见之于诗。他们写边塞的豪壮生活,写羁旅的苦辛,写壮丽秀美的山川,写缠绵的情爱,写求仙参禅,写世态炎凉等等。他们还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们都更加深切而具体地写生民疾苦,写战乱灾难,写现实的矛盾与黑暗,写细民的种种情事。上至朝政,下至细民琐事,都在唐代诗人们的创作视野之内。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血有肉的唐代社会的生动图画。从唐诗中,我们可以找到经济史、政治史、民俗史、绘画史、音乐史、舞蹈史,甚至娼妓史等各种宝贵资料。它所给予我们的历史实感的巨大价值,则更是任何史书都难以做到的。

唐代诗人的又一成就,就是他们融合了南北文学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诗歌风貌。我们的民族文学在形成过程中曾经不断地表现出南北特点的分合消长,北方的刚劲质实与南方的富于幻想、辞采绮丽,在先秦时期曾经得到发展。两汉时期,随着统一而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统一进程,文学也就把气势壮大与夸张、排比、想象丰富统一在一起。这最典型地表现在汉赋里。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的不同特点又各自得到发展。唐代诗人在更高的水平上融合南北之所长,创造了一种感情昂扬浓烈、兴象玲珑,有着清水芙蓉之美的盛唐诗歌。它融风骨与神韵为一体,兼有情思、意象与辞采之美。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创造了融合南北之所长的中、晚唐诗歌。唐代以后,我国诗歌的发展就不再出现南北分流的局面了。

唐代诗人的另一成就,是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例如,最后完成了格律诗这样一种诗体的创造,使诗更充分地表现出它的音律美,更适合于抒情。那样严整地讲究声律,讲究修辞,而又做到变化万端,这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又例如,叙事的细腻自然,抒情的含蓄韵味,议论的融理入情等等技巧,成就都是很高的,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诗,技巧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唐代诗人的最为杰出的成就,还在于他们创造了在艺术上十分完美的诗歌意境。我国的早期诗歌,写意境的是少数,多数为简单类比:美人香草,联类起兴,《离骚》之类是;见物起兴,往往同一首诗,写四季景色,《桃夭》既写花,又写实,又写叶之繁盛,时间横跨春夏秋;同一首诗,一物起兴,反复咏叹,只更换一两字,《诗经》之类是。魏晋六朝诗人注意到了眼前景物与主观情思活动交融一体的表现,意境创造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山水诗人们,对景物的描写趋于细腻传神,实在是意境创造的一大进步。唐人在此基础上,不仅传神写景,而且在景物的传神描写中融入了浓烈的感情,使景物和情思成为不可分割的境界整体;不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且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写出了多层次的境界和多层次的情思,写出了意境的氛围和画意。唐人创造的诗歌境界,是一个层深渺远、容量很大的艺术天地。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差不多已经解决了后代诗论家们要解决的意境理论的所有问题。他们在意境创造上的成就,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唐代诗人们不仅创造了许多极其鲜明的、无法更替的艺术风格,而且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有明确艺术追求的不同诗歌流派,如盛唐的王、孟诗派,中唐的元、白诗派,韩、孟诗派。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存在,使唐代诗坛呈现丰富多姿、并存共进的局面,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为后代提供了极其丰富珍贵的经验。

唐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艺术追求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自然段落。前人对此已有认识,他们对唐诗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期。

宋人严羽,把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明人高棅,提出了初、盛、中、晚之说,而把初唐和晚唐又各分为两段,实际上是提出了由初而盛之间和由中而晚之间各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胡震亨也分初、盛、中、晚,且将跨越于唐末五代的一部分作家归入“闰唐”。胡应麟也承认在唐诗各个时期发展变化中有一个衔接渐变的过程。他特别把中唐分成了四段,而且把杜甫从盛唐中分出来,认为他的诗与盛唐差别甚大。王世懋不仅认为存在渐变的过程,而且初、盛、中、晚之分,并没有绝对的时间断限,它们是交错的。他这样说:“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一般的分法,是以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以前为初唐,开元元年(713年)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为盛唐,大历元年(766年)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为中唐,以下为晚唐。

唐人殷璠,在他编的《河岳英灵集》的《叙》中,提到:“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我认为他对唐诗发展的这种认识是切合实际的,把景云中作为初盛唐之交的界限,颇具识见。景云只有二年(710—711年),上距唐朝的建立九十四年,这就是初唐。这时的主要诗人,开始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还有王绩,接着是“四杰”,再接着便是陈子昂、张若虚、宋之问、沈佺期和杜审言等人。这个时期诗歌的发展,是逐渐而又缓慢地改变南朝遗留下来的绮靡诗风,为诗歌的发展加进了昂扬浓烈的感情,扩大了诗歌的反映领域,并且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上为向盛唐诗歌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景云之后,到安史乱起的天宝末(755年),是盛唐。这是唐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时诗坛上群星辉映,巨匠辈出。王湾、王翰、张旭、贺知章、张说、张九龄诸人,为盛唐打开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局面。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崔国辅、张子容、常建、丘为、裴迪诸人,追求宁静明秀的美;王昌龄、崔颢、李颀、薛据、崔曙诸人,追求诗的清刚峻爽;高适、岑参、王之涣、祖咏诸人,追求壮大雄浑的美;而李白,则是这个时期诗坛的泰斗。他的诗,才气横溢,感情昂扬明朗,充满理想主义,是那个天才时期的最为典型的代表。盛唐诗歌,风清骨壮,兴象玲珑,表现出清水芙蓉之美。与盛唐在时间上交错,在“安史之乱”前夕至贞元中(793年前后),还存在着一个由盛而中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从伟大诗人杜甫的集大成起,至大历诗风结束。杜甫汲取了在他之前诗歌创作的各种经验,带着集大成的性质,同时开启了中唐以后的各个诗派,中唐诗人们取杜之一枝一节,更加发挥,各自名家。杜甫以其忧国忧民之伟大胸怀,动地歌吟,沉郁悲壮。他易盛唐诗歌的理想主义为写实,以其在古代诗人中空前绝后的广而深的笔调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生活风貌。大历诗风则是唐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低回,诗人们表现出对于生活的旁观态度,表现出一代士人在突然到来的大战乱面前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但是不久,这个过渡期便过去了。从贞元中至长庆末,出现了唐诗发展中的又一高峰,即中唐诗歌。中唐诗歌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便是:充满革新精神。中唐诗人们在盛唐诗歌那么高的成就面前,并没有止步,而是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新的审美情趣,寻找新的表现手法。这时的诗坛,既有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那样尚实、尚俗的诗人,也有韩愈、孟郊、李贺、卢仝那样重主观、尚怪奇的诗人,还有刘禹锡的清刚,柳宗元的古淡,贾岛的苦吟。继中唐之后的晚唐诗坛,出现了这个朝代的最后一批天才,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以至司空图、郑谷,特别是李商隐,他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最后的一片新天地:朦胧情思朦胧境界的美。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是唐诗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是一个余韵悠扬、令人神往的尾声。

唐诗繁荣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应该说是唐人得力于一份正在走向成熟的诗歌发展的宝贵遗产。魏晋六朝人为唐人积累了诗歌创作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诗歌特质的探讨和认识。诗的抒情特征的被认识,诗缘情说的提出,意义是重大的。在魏晋时期,这不仅是精神的解放,也是文学的解放,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诗缘情,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对于声律、辞采等等形式和手法的探讨与追求。到了唐人那里,可以说,诗作为诗,艺术经验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厚了。从内部说,诗正在走向一个必然成熟的阶段。

唐诗的繁荣,当然也得力于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唐朝国力强大,前期经济繁荣,生活安定,这当然有利于诗人们的生活和创作。但对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政治的开明与思想的活跃。唐代没有文字狱,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诗人们敢于排忧抒悲,无所忌讳。试看李白和杜甫那些指责朝政黑暗的诗是何等大胆,便可以了解这一点。李白的一些诗,简直是对统治者的斥骂。即使到了晚唐,诗人们似乎也仍然并无忌讳。对“甘露之变”那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李商隐居然可以在诗中评头品足,这在有文字狱的朝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政治的较为开明,取消了诗歌创作的一切禁区,这对诗歌的繁荣当是关系至大的。与政治的较为开明相联系的,是思想的较为活跃。儒、释、道三家并存,既斗争又互相汲收。士人思想中极少有专从一家之说的。看人处世,较少僵化,很少有汉儒经学束缚的痕迹。这样,对诗人来说,有利于表现内心世界。加之道家的崇尚自然和佛家的谈说空无,对诗歌的意境的创造也深有影响。

唐诗的繁荣,或者还跟当时诗人大都有过漫游的生活和当时的行卷风气有关。漫游一方面是遍历名山大川,对山水描写的确大有助益;一方面是见多识广,开阔视野,有利于题材的拓展。行卷之风对诗歌创作则是一种刺激。科举试诗较晚,对盛唐诗歌的繁荣实无影响。但是试前举子缀录自己的作品送呈名流以求其向主司荐举,却于诗歌创作颇有促进作用。这一点,程千帆先生在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论之颇详。

上面所述,只是一些主要的原因。唐诗各个时期繁荣的原因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还有各个时期的特殊原因。这各个时期的独有原因,对各时期繁荣的风貌影响至大,有时几占主要地位。例如,盛唐诗歌的繁荣,与唐前期百余年间安定繁荣、国力强盛,士人精神风貌昂扬进取有关,正是由于一代士人的这种精神风貌,才为盛唐诗歌带来了风骨、兴象与自然之美,给了盛唐诗歌以蓬勃生机。中唐诗歌的又一次繁荣,与当时士人强烈渴望中兴、改革弊政的精神风貌有关。正是这种精神风貌,才为中唐诗歌带来了革新精神,出现了那么多风格迥异、流派各别的作者。而晚唐诗歌这最后一个高峰——朦胧情思和朦胧境界的诗歌新天地的开拓,则与中兴成梦之后士人的复杂矛盾心理有关。唐诗为什么那样繁荣,历时久远而不衰?除上述种种原因之外,或者还有许多我们现在仍不甚了解的原因,例如,中西文化交流对唐诗的影响,其他艺术品种的发展对唐诗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尚有待于多学科的协作去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