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问题

帕雷尔（A.J.Parel）　著

魏朝勇　译

众所周知，马基雅维利是政治哲学的革新者。《君主论》第15章概述了革新方略：他想脱离前辈们的规则。新哲学的目标是“有效的真理”，而不是对真理的想象。新哲学真正关心的是实际的国家，它对“想象的共和国与王国”不以为然。人如何生活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区分仍是必要的，但其目的仅仅是想指出人之所为从来不会因人之该有所为而遭摈弃。国家的保存已显现为新的最高利益（summum bonum），即一切事物得以许可的利益。美德与恶行的区别不再重要；但新型的统治者，如果他是良善的，就必须懂得怎样成为不善。《论李维》第1卷的前言也提出了相似的方略：他决定“踏上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道路”，引介“新的范式和秩序”。[1]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一名革新者是否必定让马基雅维利变成现代人呢？成为新等同于成为现代吗？大多数把他当作革新者来谈论的批评家没有提出这个特殊问题。他们承认，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古代人，可他们不清楚他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然而，施特劳斯（Leo Strauss）坚持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新构成了他的现代性。[2]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受到曼斯菲尔德（C.Mansfield，Jr.）、布鲁姆（Allan Bloom）等人追随。施特劳斯声明，现代政治哲学兴于反对古典思想和基督教、反对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斗争，率先宜告这场斗争的人是马基雅维利。从这场斗争中涌现出一种新的思想范式，它的哲学品性不再属于古希腊。“恰是在努力理解现代哲学时，我们偶遇了马基雅维利”。[3]马基雅维利，而非霍布斯，才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4]“一切特定的现代政治科学依赖于马基雅维利铺设的基础”。[5]照施特劳斯看，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性首先在于他抨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其次，在于他降低了由应然（what ought to be）转向实然（what is）的政治标准；第三，在于他设法驾驭命运或机缘；最后，在于他想“使正当或合意的社会秩序的实现变为可能”。[6]为了支持这些看法，施特劳斯断言，“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与新自然科学之间有一种隐蔽的血缘关系”（前揭，页47）。

无论如何，只有在考察马基雅维利的自然观和人性观、也就是他的宇宙论和人类学之后，我们才能弄清施特劳斯观点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