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还一报》中的政治－神学心理学[44]
贝内加（Nasser Behnegar）著
郭振华 译
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45]的情节相当阴郁，作为一部喜剧来说甚或太过阴郁了。剧中的男主人公文森修公爵（Duke Vincentio）坦承，他处理违法者时不够果断，这要为害苦了维也纳的教化废弛、政令失修状况负主要责任。为匡风正俗，他并未将职权暂托给智虑忠纯（trusted and moderate）的谋臣爱斯卡勒斯（Escalus），而是托付给了安哲鲁（Angelo）——一位时刻准备着对黎民百姓施以惩罚的大臣。安哲鲁初掌权柄，就判了克劳狄奥（Claudio）死刑——这位绅士本打算娶一位女子为妻，却提前搞大了她的肚子。克劳狄奥让朋友路西奥（Lucio）代他请姐姐依莎贝拉（Isabella）——一位即将修道受戒的修女——去向严厉的摄政安哲鲁求情。然而，她的求情却引发了出人意料的后果：安哲鲁表示愿意赦免克劳狄奥——只要依莎贝拉愿意以自己的肉体作为交换。克劳狄奥认为比起他的性命而言，这代价并非太过高昂；但他的姐姐并不这样认为。正在此时，乔装为托钵僧的文森修公爵，回来救难解悬了。他建议，依莎贝拉要曲意应承安哲鲁的要求，但让玛丽安娜（Mariana）偷偷顶替她如约前往。那位姑娘曾被安哲鲁薄幸辜负——一当她的嫁妆随着她哥哥一起葬身鱼腹，安哲鲁便拒绝履行曾经的婚约。这项建议所引发的后果同样出人意料。与玛丽安娜云雨方歇，安哲鲁就孤意反悔了赦免克劳狄奥的承诺。于是乔装中的公爵说服了狱吏，让他给安哲鲁送去一个恰因发热病而死去的犯人的首级，以冒充顶替克劳狄奥的首级，克劳狄奥因此保住了脑袋。在戏剧的收场，公爵重新恢复身份，凯旋而归，似乎旋即清除了那滚滚阴云：渎职、谋私、欺骗与不义。安哲鲁得以被一位恩威并重的法官文森修公爵惩罚；那些温和而知礼的官员们得到了赞许与奖赏；玛丽安娜得以扶正（righted）；依莎贝拉被赐予了一份与她相称的婚姻；维也纳城也似乎逃过了它的劫数——一方面免于极度的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免于暴政般（tyrannically）严酷的道德。
不过，我们很难会真心实意地喜爱那个为这“皆大欢喜”而跑前跑后的公爵，他看上去并不像个真人，而更像一种指挥着全剧的非人格性或支配性力量。“我们从未惦记他的名字，文森修”。[46]除了不近人情的举止之外，公爵那明显冒犯失礼的行为也拉远了我们与他的距离。他显得“像对待木偶一样对待他的臣民，以他们的抽搐痉挛为乐”，[47]并且“他再三再四地向每个人撒谎，几乎骗倒了每一个人”。[48]纵然该剧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有些情节还是在我们口中留下了些许苦涩余味：比如公爵加诸依莎贝拉、克劳狄奥、朱丽叶（Juliet）等人身上的情感折磨，他赐予玛丽安娜的虚假宽解（the false absolutions he granted）以及他为安哲鲁所设下的圈套，诸如此类。
我们对公爵以及对整个戏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该剧中的那个秘密计划（plot）。一方面，公爵有如神力一般主宰着整部戏剧行动与情节的展开：
除了《暴风雨》（Tempest）之外，这还是莎士比亚唯一一部让人物在其中扮演上帝的戏剧。文森修公爵全盘掌控，操纵局势，对每个角色之行为的后果了如指掌，且赏罚分明，像神明一般洞悉那些并未明言的念头与冲动。[49]
另一方面，那些显然未被公爵预料到的意外事件，似乎在其秘密计划的展开中有着关乎全局的作用。例如，他显然未料到安哲鲁会断然食言，拒不赦免克劳狄奥。倘若安哲鲁赦免了克劳狄奥，会是怎样的情形？戏剧的整个结局或许就此改变。又倘若公爵没有预知巴拿丁（Barnardine）的拒不受刑，以及长得很像克劳狄奥的著名海盗拉戈静（Ragozine）适时的死亡——要是拉戈静没死，他能够瞒得过安哲鲁吗？
公爵自己把拉戈静的死亡描述为“天赐的机会”（IV，iii，75；朱译）。[50]是上帝在他的使者——公爵的协助下掌控着这场戏？或者是公爵自己在掌控？公爵神乎？人乎？正是这些模棱两可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所以这些问题对于这部喜剧在艺术上的成功非常必要，因为我们越是认为公爵对整个戏剧中的一切负有责任，他和剧中的教诲就越发变得不那么可靠。
公爵把他的秘密计划郑重地解释给了托马斯神父（Friar Thomas）。虽然他看上去将那位神父视为心腹，我们仍有理由怀疑他的言辞是否真诚坦率。我们注意到，公爵几乎从不直截了当地说话。再者，在此特定情形下，公爵见神父有其特定的目的——他需要一套僧服。因而公爵对密计的解释所采用的说辞，兴许是因为他非获得神父的首肯不可。公爵告诉神父，他暂时隐退至少有三个缘由——但公爵仅将其中两个告知了神父。其一，他计划重整维也纳城的淫佚之风。公爵所宣传的整顿与本剧后来实际结局所体现的其实并不相符，但确乎更能取悦一位神父。公爵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十四年来一直让法律沉睡着。[51]他把城邦的“严刑峻法”（strict statutes and biting laws）描述成“少不了的羁勒（needful bits and curbs）”。维也纳城的问题并不在于法律的宽松——事实上，它们是太严酷了：奸淫的罪罚俨然是死刑。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法律由于从不获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力的东西（have lost their teeth）。诚如公爵自己所言，他作为君主实质上已经失位十四年之久，因为礼法若从不施行，就荡然扫地了。[52]悖谬的是，他以首次真正的暂去其位，来预备自己的复归其位。如克劳狄奥所说：
这位新任的长官
为了我不惜援用一切不曾使用过的刑法明文，
那就好像是墙上挂了
十九年从没人穿戴过的
生了锈的盔甲一般……（I，ii，169－73；采梁译）
据克劳狄奥之言，公爵政令不施已经十九年了；而据公爵之言，自己不施政令有十四年。这一不相符合之处是很难解释的。可是，既然该剧诱使我们对君权（princes）进行思考，我们或许可以注意到，十四加上十九等于三十三，这正是耶稣受难时的年龄。耶稣亦是失位之君（absent prince），有没有可能公爵或多或少象征的是耶稣？又有没有可能，公爵重修政令的尝试，象征的是耶稣统治的再临？不论这些联想看起来有多么不可思议，它们可能还有点道理——倘若你考虑到这些：公爵在复归维也纳城时，坚持要让他的几位有着罗马人名字的朋友来迎接他；另外，剧中还有个与魔鬼极为相似的人物：
路西奥，像路西法（Lucifer）[53]一样，是源于光的。他带来光，散发光……他像一个漫画版的魔鬼，心性恶毒而十分凶暴，无甚来由却恶意中伤。他酷爱毁谤（to slender），而“魔鬼”（devil）这个词，就像莎士比亚无疑通晓的那样，正是源于希腊语中的动词“诽谤”。[54]
莎士比亚将路西奥描绘为一个荒唐的人（fantastic，见III，ii，116，梁译），而他对公爵的指责之一就是他很荒唐。
不管怎么说，显而易见维也纳城日趋放纵，尤为淫佚败坏。在第一幕第二场，莎士比亚让我们听得路西奥与另两位绅士“在公共场合”的一段对白。在这段对白中，关于花柳病的评论和笑话之多，使人瞠目结舌。从戏剧的开场我们注意到，没人是结了婚的，除了傻瓜爱尔博（Elbow）之外——他的老婆还落了窑子。事实上，整出戏中所有应罚之罪都与性有关。诗人暗示，要维存一个社会群体，要维系整全之正义，使性行为得以约束和节制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紧要的。庞贝（Pompey）在监牢里见了各种罪犯，他的所见也揭示了性行为与犯罪之间的联系。
我在这里倒是很熟悉，
就像回到妓院里一样。
人们很可能错认这是咬弗动太太（Mistress Overdone）开的窑子，
因为她的许多老主顾都在这儿（IV，iii，1－4；朱译）。
好嫖之人亦往往会犯下其他罪行，正如庞贝自己也被怀疑为贼。窑子的那些老主顾们很容易就会破坏婚约；而那些破坏婚约的人也很容易破坏社会契约。
性欲是诱使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好处（或性满足感）产生兴趣的最强有力的自然欲望。但是，正如本剧所表明的，就算这样的情感宣泄是必不可少的，它也并不足以支撑一个社会群体。法度废弛，则淫佚风行于世。有人声称人性不可以被消灭，所以人的贪色本性不可能消灭——更别说人的其他禽兽本性了；这一观点在庞贝那个小丑的说辞中得以袒露出来。当爱斯卡勒斯告诉庞贝法律不允许干卖淫这种营生时，他回答说：“您老爷的意思，是打算把维也纳城里的年轻人都阉起来吗？”（II，i，241；采朱译）而爱斯卡勒斯告诉他上头准备将违法者杀头、绞死的话之后，庞贝发表了下面这番言论：
您要是把犯风流罪的一起杀头、绞死，
不消十年工夫，
您就要无头可杀了。
这种法律在维也纳行上十年，
我就可以出三便士租一间最好的屋子。
您老爷到那时候要是还健在的话，
请记住庞贝曾经这样告诉您（II，i，226－32；朱译）。
据庞贝之言，人类面对他们的自然欲望，是无法自持的，而灭人欲的法律无非是要把人类都给消灭掉。然而，庞贝对人性的认识并不怎么精明。他看起来像这样一个快乐主义者，即认为人依其本性趋向快乐而避免痛苦；但庞贝自己却以“做生意的人就是不怕鞭子打”（II，i，244，梁译）为由无视爱斯卡勒斯的威胁：要是庞贝再当“乌龟”，就教人赏他一顿鞭子。而且，庞贝还指望路西奥把自己保出来，但安哲鲁的公示却把庞贝的这位淫伴划分成了个窑子之敌。路西奥告诉他：
喂？你怎么说，老家伙？这世界还和从前一样吗？
向哪个方向变？是不是变得沉默寡言了，还是怎的？
是怎么一回事？（III，ii，48－50；采梁译，略有改动）
庞贝既低估了道德的力量，又低估了法令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都能够偃服天下。
淫佚并非维也纳城的全部。安哲鲁和依莎贝拉象征着该城的另一面。依莎贝拉即将修道受戒了，但她还是抱怨修女们对戒律的持守不够严格。而安哲鲁素有严峻的美名，如路西奥所言：
有人说他是女人鱼产下的卵，
有人说他的父母是两条风干的鲞鱼。
可是我的的确确知道他撒下的尿都冻成了冰，
我也的的确确知道他是个不能人事的木头人；
一点也不错（III，ii，104-8；采朱译，据梁译略有改动）。
安哲鲁和依莎贝拉两人都在公爵的密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公爵告知神父他那整顿维也纳的密计之后，神父问他，为什么非得暂去其位以成其功？倘若公爵意欲重施正义，他何不亲力而为：
殿下可以随时
把这束置不用的法律实施起来，
那一定比交给安哲鲁大人执行
更能令人畏服（III，ii，30－33；朱译）。
公爵的回答是，既然他错误地对臣民姑息纵容，现在再重新责罚他们，就是暴政（tyranny）了。在安哲鲁的代理下，他将得以重振纲纪，而不招致臣民对他本人以及礼法的怨谤。听了公爵与神父的对话，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公爵近来正经历着一场道德复兴，或许至少是一次政治智谋的复兴。作为统治者，公爵欲罪己以修正为政之道：
放纵人民，原是我的过错，
既已放纵于前，再加打击于后，显得我是为政不仁：
因为那些邪恶的行为在我默许之下进行，
未曾受过惩罚，
便等于是我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了（I，iii，35－39；梁译）。
不过，既然公爵并未真正重振旧律，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他确实曾经有此打算。此外，既然他从未废除旧律，那么我们也很难相信他想用更宽大适度的法律取而代之。有可能是在重修律令这件事上，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吗？
至少，看起来公爵的密计有其他两个缘由。第一，公爵想要考验安哲鲁：
安哲鲁大人平日
拘谨严肃，几乎不承认
他有热血流通，或是面包的味道
胜过石子：所以我倒要看看，
一朝当权，面目是否要变（I，iii，50－54；采梁译，据朱译略有改动）。
公爵这样考验安哲鲁：置之高位，以观其是否会因掌握权柄而干出从未干过的坏事。事实上，安哲鲁认为是魔鬼把依莎贝拉带给了他：
啊，好狡诈的敌人，为了陷害一个圣徒，
竟用圣徒来作你的钓饵（III，ii，179－180；梁译。【译按】原文征引此段时将幕次和行数都标错了，译文改之）！
恰恰是路西奥将依莎贝拉带给了安哲鲁。
第二个缘由：公爵好像对依莎贝拉有点意思。起先，我们曾听公爵驳回神父对他明显的推测——他正是出于情欲的目的才将自己假扮成斯多亚式的禁欲模样：
不，神父，别那么想，
不要以为爱情的微弱的箭镞
会洞穿一个铠胄严密的胸膛（I，iii，1－3；朱译）。
然而，仅仅三天后公爵便要求依莎贝拉嫁给他。既然公爵透漏他的计划有第三个缘由却只告诉了神父两个，我们便很难相信他要娶依莎贝拉的欲念不是这第三个缘由。不言而喻，公爵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在神父面前隐藏起这个意图。
即便公爵仅仅是个世俗统治者而非神授之君，他也有理由将安哲鲁的伪善公之于众。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关于维也纳的城邦事务曾说了什么。那就是它被划分为淫佚与虔敬的对立。正像而今在伊朗革命中显明的那样，一个政宽民慢（loose）却拥有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实质上是个定时炸弹。公爵或许将罹难于这样的一次爆炸之中。更为常见的是，在政治生活中有这样的风险：过度的自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过度的管制。不论人们有多么喜欢松弛的道德，他们中总可能有少数人厌恶这礼崩乐坏的局面。对德行全然漠不关心的人总是很少见的，但多数人却又坦然承认德行对自己来说简直无法企及。甚至那淫佚的路西奥都对依莎贝拉要成为修女表示尊敬和钦佩：
您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圣洁、
超世绝俗的，我在您面前
就像对着神明一样，
不敢说半句谎话（I，iv，34－37；朱译）。
依莎贝拉认为路西奥用这样的方式对她说话是在戏弄她。我认为依莎贝拉误会了他，即便路西奥是在戏弄依莎贝拉，那话语也不会全然是假心假意。要不然，路西奥怎么会认为跟一个婊子结婚还不如受鞭打、处死之刑？这种对德行的渴慕有可能在一个放荡松弛的社会中泯灭，却可能在无法无天达到极至时复苏。正像克劳狄奥对他的牢狱之灾作出的解释：
因为我从前太自由了，我的路西奥。
过度的饱食有伤胃口，
毫无节制的放纵，
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
正像饥不择食的饿鼠吞咽毒饵一样，
人为了满足他的天性中的欲念，也会饮鸩止渴，送了自己的性命（I，ii，118－22；朱译）。
因着对淫佚的放任，公爵的权威已危如累卵。实际上，公爵权威的动摇已为本剧一开始的言辞所证实，那是公爵自己对他的老臣子爱斯卡勒斯说的：
我若是阐说为政之道，
便显得我是有意浪费唇舌，
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一方面的学识
远超过了我所能给予的指导：所以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I，i，3－7；梁译）
就在同一场，公爵给安哲鲁说了类似的话：“其实我是该向你领教如何治国的，这番话实在多余。”（I，i，40－41；梁译）公爵“被迫认识到”他的辅臣们比他更精通统治的技艺。加之当时的形势是维也纳城将有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城的绅士们对此几乎毫无准备。公爵对他作为战士的名誉很是敏感，这可以从他对路西奥的处置中看出来。尽管路西奥从未指责公爵缺乏军事上的德行，公爵在戏剧的结尾处声称，路西奥曾把他称为“懦夫”（V，i，497－503）。而且，当他乔装成神父为自己在路西奥面前申辩时曾这样说：
只要按照他的言行来检验，那么即使妒嫉他的人，
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军人（III，ii，137－38；朱译）。
不同于年高德昭、忠诚守节的爱斯卡勒斯，安哲鲁对于公爵来说是个真正的威胁。第一，在战时，一个政治群体会指望有个强硬有力的领袖，而在民众眼里没有比安哲鲁更强硬有力的了。第二，由于在一些安哲鲁看来十分紧要的事情上公爵纵容姑息，他对公爵颇有微辞：
我们不能把法律当作吓鸟用的稻草人，
让它安然不动地矗立在那边，
鸟儿们见惯以后，
会在它顶上栖息而不再对它害怕（II，i，1－4；朱译）。
最后一点，安哲鲁并非节制适度之辈，他不会甘居次位。请注意他动辄将公爵那“颠颠倒倒”的信看作他疯头疯脑的标志。最要紧的是，安哲鲁似乎时刻准备违背自己的诺言，这一点也从根本上把他与爱斯卡勒斯区分开来。安哲鲁出于自己的利益会撕毁与玛丽安娜的婚约，只要时机一到，安哲鲁兴许也会背叛公爵。
因此，公爵想知道安哲鲁是否表里如一，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其实，他早就了解安哲鲁了，公爵是想解除自他而来的威胁。不同于爱斯卡勒斯，公爵对安哲鲁的所作所为并未诧异、震惊，公爵早已预见他会图谋与依莎贝拉发生关系。从一开始公爵就等着安哲鲁滥用职权且显露出他作为有血有肉之人的本性。他是这样说安哲鲁的：
现在只告诉你一点：安哲鲁大人平日
拘谨严肃，几乎不承认
他有热血流通，或是面包的味道
胜过石子：所以我倒要看看，
一朝当权，面目是否要变（I，iii，50－54；采梁译，据朱译略有改动）。
有比美丽而贞洁的依莎贝拉更好的钓饵么？安哲鲁觉得她肉体的美相当迷人，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按他自己的话讲，娼妓用尽自己天生的魅力，也不能使他心中略起微波。恰恰是依莎贝拉的圣洁，她那抑制肉欲的能力，令她的美熠熠生辉。安哲鲁自己这样说：
恰似你的蒙面黑纱
遮掩你的美貌，要比抛头露面的美貌
更加十倍地动人（II，iv，78－81；梁译）。
不仅仅是对那被禁之事的欲望引发了安哲鲁对依莎贝拉的兴趣。我们都知道，爱慕一个女子灵魂上的美德，要远比渴慕她身体的美好来得高尚得多，而依莎贝拉颇具安哲鲁所认定的那些人类美德。既然安哲鲁“撒的尿都能冻成冰”，他才不会在性事上为依莎贝拉所吸引哩！但问题在于，那使安哲鲁在性方面为依莎贝拉所诱惑的贞洁等美德，恰恰将他的这种经受不住诱惑责为罪过。借着激起那些欲念，依莎贝拉帮安哲鲁认清了他所不曾了解的自己。没人比开始认定自己实际上是个无耻之徒的僭妄之人更危险了。他不会改邪归正，反而会更加残暴（tyrannical）。他会变得对他人的感受和意见漠不关心。安哲鲁从未尝试去赢得依莎贝拉的爱情。相反，依莎贝拉要玷污她并且“拆毁圣殿”（raze the sanctuary，见II，ii，170——译按）。安哲鲁忿恨依莎贝拉的那些美德，因为正是那些美德使安哲鲁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行径。他的骄傲，他的自尊，都欲望去撕破依莎贝拉的美德。要注意他们第二次见面那段对话的辩论本质。在行动上亵渎依莎贝拉之前，安哲鲁已经用言语玷污了她。安哲鲁也确实在言语上这样玷污了她：
依莎贝拉被迫承认她为弟弟和自己设置了双重标准，而安哲鲁依靠的完全是法律的标准——这标准为依莎贝拉所接受。更重要是，依莎贝拉被迫认同，她拒绝和安哲鲁苟合，同安哲鲁拒绝赦免她那做出苟且之事的弟弟是出于同一个道理。安哲鲁告诉她，上帝会因着她行为的意图是好的，而免了她的罪。形势的发展开始令人无法容忍，重整礼法的人，现在正在破坏礼法。这也有助隐藏起依莎贝拉的软弱。[55]
安哲鲁得为自己证明依莎贝拉的本性比他好不到哪儿去，而依莎贝拉也觉察到，在某些关键的地方，安哲鲁说对了。
安哲鲁对克劳狄奥的不义源于自己的骄傲。克劳狄奥是位贵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而且据咬弗动太太之言，像路西奥或其他普通的维也纳人，要五千个才抵得上克劳狄奥一个呢。借克劳狄奥的例子，安哲鲁可以杀一儆百。然而，这个看似合算的考虑其实站不住脚。我们知道克劳狄奥是“向来严守承诺”的，我们还知道，安哲鲁曾违背诺言。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不确定，安哲鲁企图通过严惩克劳狄奥的罪过来证实自己的德行。“更多的是僭妄，而非仁慈，影响着我们对逾矩之人的斥责；我们非难他们很可能不是出于让他们改邪归正的目的，而很可能是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没有他们身上那些毛病”。[56]这个观点在莎士比亚的文本中得到了佐证。起先，克劳狄奥的刑期定在被捕三天后（I，ii，68）。后来爱斯卡勒斯替克劳狄奥向安哲鲁求情，以免在这事上犯下施刑不当的错误，结果，安哲鲁反而将克劳狄奥的刑期提前到了次日（II，i，34）。安哲鲁在与玛丽安娜交合之后，他也确实意识到自己犯了和克劳狄奥同样的罪过，于是他把处决克劳狄奥的时间又提前到了次日凌晨四时，并且命令将其首级呈送给他。安哲鲁和克劳狄奥之间的分殊越是缩小，他那僭妄的心就越是激烈地想要施加更严厉的刑罚于克劳狄奥以肯定自己。无可厚非，安哲鲁惩罚克劳狄奥确实有其正当合法的理由，但是倘若认定那就是唯一的理由，甚或最深切最主要的理由，那安哲鲁岂不是太认死理了。
虽然依莎贝拉比起安哲鲁来说是个更有吸引力的人物，但她同样也是个伪君子——至少在某些时候。依莎贝拉在剧中出场时的几句话令我们惊讶。她声称自己并未要求比其他姐妹们更多的权利。依莎贝拉甚至希望皈依圣克来（Saint Clare）的姐妹们持守更严格的戒律。而当我们获悉这些姐妹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戒律时，我们就更加震惊了：
等到你立愿修持以后，你就不能和男人讲话，
除非当着住持的面；
而且讲话的时候，不准露脸，
露脸的时候不准讲话（I，iv，10－14；朱译）。
大概依莎贝拉需要更多戒律来抵御诱惑，但你或许会想知道，依莎贝拉对于戒律的渴望会不会或多或少应归因于自己的骄傲呢？依莎贝拉要求更多的戒律，实质上是在要求更多的权利。她想回避整个世界，因为她想比别人更多地蒙受上帝的恩宠。依莎贝拉相当自我中心：“当依莎贝拉头一次听说玛丽安娜的困境时，她以她那典型的对他人生活的慷慨大度说道，玛丽安娜还不如去死。”[57]布鲁姆（Allan Bloom）注意到，依莎贝拉几乎不能毫不淫秽地来谈论贞洁。[58]依莎贝拉正是出于骄傲，加上对美德的爱，拒绝屈服于安哲鲁的要求来挽救她的兄弟。不管怎样，依莎贝拉认为是自己对美德的挂念促使她让克劳狄奥就死的。在她把弟弟骂作畜生并祈祷他快快死去后，她遇见了公爵（乔装作神父的），公爵问依莎贝拉有什么打算。她给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回应：
我现在就要去回复他；
我宁愿我的弟弟依法受死，
不愿我的儿子非法而生（III，i，188－90；梁译）。
在见克劳狄奥之前，依莎贝拉让克劳狄奥去死则是出于另一个不同的理由：
依莎贝拉，你必须活着做一个清白的人，让你的弟弟死去吧，
贞操是比兄弟更为重要的（II，iv，183－84；朱译）。
在依莎贝拉残酷地对待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与其说是贞操，不如说是可能产下一个私生子的前景阻止了依莎贝拉对弟弟的帮助。一面是她救弟弟的责任，一面是她对基督教道德墨守成规的理解——在此决断中，后者占了上风，但那道德也蒙受了损害。我们对依莎贝拉的真实想法并不知情，但她怎能丝毫不为自己对待弟弟的方式感到愧疚？在她弟弟看起来必死无疑之后，依莎贝拉立即抛弃了那对基督教道德的墨守成规的理解，抛弃矫饰，不再压抑报仇的欲望。当公爵提出要设计一场安哲鲁与玛丽安娜的幽会后，贞淑的依莎贝拉不仅没觉得被冒犯，还这样说道：“目前悬想此事，已觉甚为满意……”（II，i，260；梁译。原文引此段时误将第三幕标为第二幕，现更正——译按）为了替弟弟报仇，依莎贝拉不仅变得愿意撒谎，还愿意声称自己犯了淫戒。公爵假装不相信，她便向上诉诸上帝。但依莎贝拉的上诉对于公爵的权力来说是无效的。依莎贝拉的教育完成于该剧结尾处，她接受玛丽安娜的恳求而帮忙为安哲鲁求情，依莎贝拉因着对活着的玛丽安娜的关心，而把对死去的弟弟的挂念放在了一边。更甚的是，依莎贝拉确实为公爵应对安哲鲁示以仁慈给出了一份可信的辩护——这是她没能在她弟弟的案子里做到的。仁慈是完全有说服力的，刑罚有理由被减轻——这理由在克劳狄奥的案子里比比皆是。依莎贝拉不是用那些理由，而是以安哲鲁未能免于那同样显现于克劳狄奥身上之原罪的的沾染而为安哲鲁辩争仁慈的宽恕。安哲鲁这样做是因为：到了这会儿，她认可的是对基督教道德严格的墨守成规。正是在依莎贝拉为杀死他弟弟的人辩护之后，公爵揭露了她弟弟没有死的事实，同时公爵还向依莎贝拉求了婚。通过为杀自己弟弟的人辩护，依莎贝拉变回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她正合适成为公爵的新妇——公爵可以被看作一位新基督。
我们已经看到，安哲鲁与依莎贝拉的行为活动被置于这样一个场面中：极端复杂，却在心理上似乎都讲得通。但是，那个将这些人物放置在这种场面中的存在，他的心理是什么呢？在向神父描绘他的烦扰和密计时，公爵借一系列形象提出了自己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们这儿有的是严峻的法律，
对于放肆不驯的野马，[59]这是少不了的羁勒，
可是在这十四年来，我们却把它当作具文，
就像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
它的爪牙全然失去了锋利。溺爱儿女的父亲
倘使把藤鞭束置不用，
仅仅让它作为
吓人的东西，到后来
它就会被孩子们所藐视，不会再对它生畏。
我们的法律也是一样，因为从不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力的东西，
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把它恣意玩弄；
正像婴孩殴打他的保姆一样，法纪完全
荡然扫地了（I，iii，19－31；朱译）。
在上面这段的第一个比喻中，公爵就相当于驯马人，法律相当于统治臣民的羁勒。这个比喻同克劳狄奥用在安哲鲁身上的那个有几分相似：
（代理公爵的这位新任的摄政）不知是新官上任仓惶失措，
还是初掌大权便把国家
当马骑，
为了表示威风，
上了座鞍便踢马刺……（I，ii，157－61；梁译）
尽管骑师要踢马刺来表明自己的统治权，但他也不会全然不顾及到那牲口的福利，骑师需要一匹健康的马来好好地为他服役。他不仅会给马提供保护，而且还会在马表现出色的时候轻拍马颈；要是马像大多数贵族一样，就会为着轻轻的拍抚而欢喜。克劳狄奥的比喻把民人刻画为一匹高贵的马，受驭并服从于他的合法主人；而公爵所采用的比喻相形之下就不那么让人高兴了。人民不是高贵的马，而是不受管束的野草。[60]这个含混的隐喻招致了编者们相当多的批评 。里得利（M.R.Ridley）不赞同那些现有的校订意见［如“野草（weeds）”应为“野马（steeds）”或“意志（will）”之误］，他提出的理由是：“如果我们相信莎士比亚不可能使用那些会在混和隐喻中自相矛盾的词语，那么对于‘放肆不驯的’校订来说，也得有‘少不了的羁勒’才对。”[61]斯通（W.G.Stone）辩争道：
莎士比亚在衔接隐喻时不够仔细。我认为他可能把“勒好的马”的比喻（字面上等同于重修政令），与在一个原本不错的花园中野草令人厌恶地疯长的图景（字面上等同于政令失修）混在一起了。[62]
然而如果这隐喻的两部分确有其涵义，一个人骑在野草上的形象依然是怪诞而难以理解。让我们继续慢慢地品味这种怪诞，并且思考一下莎士比亚在这里把民人譬喻成野草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个比喻，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的稗草比喻：上帝让稗草和麦子一齐生长。到收割的时候，也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祂会把稗草薅出来烧掉。公爵驾驭并且羁勒着不受管束的野草——安哲鲁和路西奥，并且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是没有路西奥，恐怕依莎贝拉和安哲鲁的会见在安哲鲁初次拒绝她的求情时就结束了（II，ii，42）。而安哲鲁与依莎贝拉的会见，以及他对她的不义举动，不仅对依莎贝拉的教育，而且对公爵娶到依莎贝拉的精心策划都起着关键作用。上帝会把稗草薅出来烧掉，而公爵仅仅是支配他们。我认为这就是有些人认为该剧的收场——尤其是安哲鲁所领受的罪罚——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
不论最后是要解除无辜者的苦难，还是要杀一儆百震慑恶行，安哲鲁的罪过都必须充足地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我相信，每个读者发现他最后依然逍遥法外，都会多少有点义愤填膺。[63]
三个比喻中的第二个（见于I，iii，22－23——译按）是最短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它也恰好是最严酷的一个。公爵把他自己比作“一头年迈不能外出捕食的狮子”。这个比喻把统治者描绘为一个捕食者，把那些挖法律墙角的比作猎物。这是个不可思议且令人困惑的比喻，因为这意味着统治者对重修政令的挂心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更有甚者，与第一个比喻相反，这个比喻表明，重整法纪需要杀戮。这比路西奥那个类似的比喻还要严酷：
他——因为人民习于淫佚，
久已目无法纪，
像群鼠在狮子身边跳梁……（I，iv，62－64；梁译）
依路西奥之言，那些破坏法纪（至少是那些关乎性事的法纪）之人，不值得统治者们有所关切。虽然路西奥声称那些法律是“可畏的（hideous）”，但他自己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却持有相当乐观的看法：狮子通常并不抓耗子。在该剧的演进过程中，公爵试过提前处死巴那丁，但没能成行。这部戏剧中唯一死掉的人是拉戈静，那个臭名昭著的海盗。拉戈静的首级在公爵的计划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拉戈静这颗可怜的头颅作为低廉的代价换来了克劳狄奥那颗高贵的头颅。与巴那丁不同，拉戈静“年纪跟克劳狄奥差不多，须发的颜色完全一样”。狱吏合情合理地担心：安哲鲁既然看见过克劳狄奥和巴那丁，那么就算剃了他的头发染了他的胡须，安哲鲁也会发现的。由于拉戈静的死在剧中扮演了天赐的机会，公爵便得以摆脱了竟然出于自身利益而杀人的指控。但是，公爵得以开脱是有代价的：本剧相对来说皆大欢喜的结局因此显得是由偶然的机缘（chance）来决定。
在第三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比喻（见于I，iii，23－31——译按）中，公爵被喻以一位溺爱儿女的父亲，起初并不打算真的惩罚他的孩子们，但后来却得到教训，他非用藤鞭不可。公爵仅仅在说这个比喻时谈到了正义，因为不同于驭者与坐骑的关系或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父子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共同利益。一个孩子不会仅仅是他父亲的工具，而且他被惩罚也不仅是出于他父亲的利益，更是为了孩子自己好。倘若孩子被给予了过度的自由，他们就会“牵着法律的鼻子走”，甚至殴打他们自己的保姆。保姆在这个比喻中代表着那些国王借以哺育其臣民的法律。臣民挖法律的墙脚，就是挖断了自己食物的来源。父亲的权威对父亲和他的孩子都是有好处的。在剧中，同那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相对应的角色是庞贝，那家伙就是不害怕法律的大棒，而仅仅追求自己自然欲望的满足。公爵后来惩罚庞贝并不是要惩罚他的罪恶，而是为了让他受益。
官差，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吧。
重刑和教诲必须同时并用，
这粗野的畜生才能受益（III，ii，30－32；采朱译，据梁译改动了最后一句）。
虽然用语十分严厉，但公爵并没有说庞贝应受惩罚；而是说惩罚庞贝是为了让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通过对这三个比喻的反思，我们了解了公爵的意思：对不同的人要施以不同的惩罚。
讨论完公爵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之后，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会对政治重新关注起来。他在本质上是个平民（a private man），[64]关于这点我们从他与神父的对话中曾有所了解：
神父，你是最知道我的，
你知道我多么喜爱恬静隐退的生活，
而不愿把光阴消磨在
少年人奢华糜费、争奇炫饰的所在（I，iii，7－10）。
对公爵的这个看法在爱斯卡勒斯和路西奥那里都得到了证实——爱斯卡勒斯把公爵看成是一位学者，一位哲人；路西奥则把他看成是个好色之徒。他们都同意公爵从根本上来说是个平民。或许有人会漠视路西奥的证词，因为他是个毁谤者。尽管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否定路西奥之指控的真实性，他还是注意到路西奥似乎具有超自然的知识。[65]正如那毁谤者的始祖——魔鬼一样，即使在毁谤时他往往也能道出真相。想想路西奥当时怎样毁谤洛度维克神父（Friar Lodowick）——乔装中的公爵：“穿僧袍者未必即是和尚”（V，i，261。原文为拉丁文谚语，采梁译）。难道这不正是实情么？在本剧第一幕第二场之后，莎士比亚高超的智慧让我们接下来进入的，不是托马斯神父与公爵对话的开始，而是对话的中间。那显然是对托马斯神父提问的回应，但问题本身是向读者隐藏起来的。公爵是这样回答的：
不，神父，别那么想，
不要以为爱情的微弱的箭镞
会洞穿一个铠胄严密的胸膛。我所以要请你
秘密地收容我，并不是因为我有
一般年轻人那种燃烧着的情热，
而是为了另外更严肃的事情（I，iii，1－6；朱译）。
从公爵的回应来判断，我们大抵可以推测出神父问了什么样的问题。不外乎是：（你穿上僧袍）是为了见某个修道院中的女人吗？据公爵自己的话可以得知，托马斯神父很了解他：“神父，你是最知道我的，你知道我多么喜爱恬静隐退的生活”（I，iii，7－8；朱译）。令人困惑的是，路西奥和托马斯神父两人都认定公爵对女人有性方面的兴趣，而公爵都强硬地反驳了。据路西奥之言，公爵甚至会跟一个乞丐婆子[66]接吻，尽管她满嘴都是大蒜的味道。这个指责让我们想起另一个相似的指责：“他这样悄悄溜走，不在朝里享福，倒去做一个云游的叫化子（beggary），简直是在发疯”（III，ii，88－89；朱译）。 洛文塔尔注意到，提及“叫化子（beggary）”这个词意在暗示公爵是去假扮神父了。[67]路西奥毁谤公爵亲吻“老乞丐婆子（old beggars）”，背后的真相是：公爵象征着基督，修女们是他的新妇。
本剧由公爵匆匆忙忙要离开维也纳城开始。依莎贝拉就快要进修道院了，这是剧中为公爵缘何恰在此时变得匆忙提供的唯一原由。依莎贝拉想成为基督的新妇，但真正成为基督新妇唯一的方法不是进修道院，而是嫁给公爵。公爵的政治热情开始更加活跃、主动，其实还有另一个原由——对自己权威的担心。我们讲过，维也纳城就像一枚定时炸弹，某种宗教性反叛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安哲鲁很可能成为这样一场叛乱的领袖。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作所为，公爵很可能成为这样一场叛乱的首要目标。公爵不能再忽视政治了，而且被迫在政治上更加采取主动。因而，面对教会和基督教道德的义正辞严，他必得有所还击。对安哲鲁本性的暴露正是对基督教美德虚伪矫饰、墨守成规的一个还击。加之在第五幕的一个发人深思的段落中，公爵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教会之上。在宣称公爵之不义后，洛度维克神父（乔装中的公爵）警告爱斯卡勒斯不要碰他。
不要这样暴躁；公爵
都不敢扯我一根手指，恰如他
不敢在他自己的手指上用刑一般：我不是他的臣民，
也不在他的治辖之下（V，i，311－14；梁译）。
正像拿破仑（Napoleon）在他的加冕仪式上用自己的手从教皇那里拿过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以便告诉世界他的权威并不来自教会一样，借爱斯卡勒斯因为该神父毁谤政府就要把他送到监牢里去的举动，公爵让依莎贝拉和维也纳城的人民看到了倘若没有公爵的扶持，教会权威的双腿会如何颤抖。洛度维克神父罪得以脱，仅仅因为他同时是公爵本人。
但是，公爵对其臣民福祉与正义的关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公爵对这些问题是有兴趣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本剧结尾处公爵对那一干人等的定罪量刑吧。在安哲鲁的案子上，公爵先判他娶玛丽安娜为妻，再判了他死刑。后来克劳狄奥没死的消息一经公开，公爵就把死刑免掉了。既然安哲鲁曾要奸污依莎贝拉，又违背了对她的诺言，还要杀了克劳狄奥，那么仅仅娶玛丽安娜简直算不上是足够的刑罚。事实上，公爵甚至并没有把这当作刑罚：“好，安哲鲁，你的罪行对你颇有益处”（V，i，493；朱译）。这个说法确实是令人迷惑的，因为正义要求“用同样的的处罚抵销同样的罪”（V，i，408；朱译）。公爵并没有贯彻执行他自己的正义原则。
在路西奥的案子上，公爵起先判处他因毁谤公爵而先抽鞭子再绞杀，并要娶他私生子的母亲为妻——她显然与路西奥有过婚约。公爵后来免了他的死罪，因为路西奥提醒道，虽然他的毁谤曾损害了公爵的权威，但他也是为公爵权威的重建出过力的：
殿下刚才还说过，
您本来是一个教士，是我把您变成了一个公爵（V，i，512－13；朱译）。
但是路西奥看起来好像害怕娶那个问题女子胜过被处死，因为她是个窑姐：
殿下，跟一个婊子结婚，那可要了我的命，
简直就跟压死以外再加上鞭打、吊死差不多（V，i，519－20；朱译）。
在这种氛围下，看来路西奥要被以仁慈之名获得宽恕了。或许就算不娶凯特吉普当（Kate Keepdown），路西奥也得为他的私生子付养育费。布鲁姆和雅法（Harry V.Jaffa）都搞不懂路西奥的抗议有什么合法性：“既然公爵给安哲鲁的判决都是结婚（更不必说克劳狄奥，甚至最终还有公爵自己），这就很难说是个相对严厉的惩罚了。”[68]然而凯特吉普当可不能和依莎贝拉相提并论。“路西奥被迫要娶的女人，在他说来就是个窑姐——虽然她曾被他弄大了肚子，但他并不承认。”[69]尽管路西奥颇不光彩地把他私生子的妈称作窑姐，但考虑到她的名字（Keepdown）中隐含的意思，以及她的孩子是由咬弗动太太抚养的这一事实（III，ii，189－94），我们没理由怀疑此说法的真实性。作为对路西奥的请求之回应，公爵说毁谤君王就该得到这样的惩罚（见于 V，i，521——译按）。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公爵刚刚还饶恕了他的毁谤（见于V，i，516——译按）。看来对他的毁谤公爵其实是无法饶恕的。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对巴那丁那难以理解的赦免。布鲁姆认为：“公爵赦免巴那丁或许是因为，虽然被指控谋杀，但巴那丁实际上干没干过这些事，这有些拿不准。”[70]无论如何，这“拿不准”正是他在过去的九年中都没有被处决的原因，而那位既不残暴又不草率的狱吏曾报告公爵：有新的证据证明他的罪行确凿无疑。在描述巴那丁时，狱吏给出了体现公爵统治原则的重要线索：
他在监狱里是很自由的，
给他机会逃走，他也不愿逃；
一天到晚喝酒，喝醉了就一连睡上好几天。
我们常常把他叫醒了，
假装要把他拖去杀头，还给他看一张假造的公文，
可是他却无动于衷（IV，ii，144－49；朱译）。
这个监狱真是令人惊异：松弛与残酷并存。一方面，巴那丁被纵容酗酒甚至越狱；另一方面，巴那丁动辄被假装威胁要拖去杀头。或许威胁要杀他的头是要让他有所畏惧，从而使他走上正路。九年以来这都未见成效，但是正在要被处决的那天，巴那丁似乎开始有点严肃地看待死亡了：
昨天晚上我狂饮了一夜，
他们要我死，我可还要从容准备一下，
尽管他们把我脑浆打出都没用。
无论如何，要我今天就死我是不答应的（IV，iii，51－54；朱译）。
既然这是巴那丁这个角色仅有的新举动，那么这个举动很可能就是他得以赦免的根据。看样子，公爵顶多只能吓唬吓唬这个杀人犯，然后把他送到彼得神父那里看管起来以改善他的习性罢了。
托维（Barbara Tovey）认为：
尽管公爵的手段为大多数读者非常不齿，但是公爵不仅出发点是良好的，而且他做到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毫无疑问，在最后一场里，公爵显现出自己是其所有臣民的恩人。[71]
是什么将公爵树立为所有臣民的大恩人这一光辉形象呢？公爵貌似建立了一个免于教化废弛与道德暴政的政治新秩序。男人们并未依照久未生效的旧律因着非法的性行为而被处决，而是不得不娶他们私生子的母亲或者与他们曾订立婚约的女人为妻。但这没什么新鲜的。路西奥告诉我们，他曾当着公爵的面被凯特吉普当小姐指控过，但他否认了那些指控，因为“否则他们就要叫我跟那个烂婊子结婚了”（IV，iii，170；朱译）。诚然，维也纳城在公爵复位之后确乎与他隐退之前有所不同了。公爵搞臭了安哲鲁，得到了依莎贝拉，还使臣民们有所畏惧以使他们认真对待他的法律。但公爵做这一切的同时并未改善法律的执行效力。从这方面看，维也纳城在公爵复位之后与他隐退之前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对公爵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有问题的行动——例如他给予了玛丽安娜虚假宽慰，还使她相信自己确实是个已婚女子——就完全合乎逻辑了。其他有问题的举动呢，也因为他那有限的权力而能够讲得通了。在莎士比亚的言辞中，公爵是智慧而正义的，但是他并非无所不知，而且除了点点鸳鸯谱和用空洞的威胁来骗骗人民之外，他是没有什么权力的。看来，实际上莎士比亚不通过对公爵权力的怀疑，就不能为他的智慧与正义做出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