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低俗之人”

亚当斯（Harry Adams）

黄晶 译

既然群氓优先选择家畜的生活，[这也就]展现出其奴性十足。（Aristotle 1961，10956b20）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在于它所染上的某种贵族和精英主义的调子。这种调子源自于他散见各处的论及“庸众”、“低俗阶层”以及“低俗的工匠”的诸多贬抑之语。在本文中，我所探寻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低俗（vulgarity）的论述之突出特征（其核心在于低俗如何“妨害了德性与幸福”）。尽管我关注的核心在于亚里士多德对于低俗的劳工阶层或工匠（banausoi）的论述，但我同时也注意到他关于“低俗的富人”的论断。此外，我还对他的论述进行了批判性审察，认为其具有下述的力度与缺陷：就长处而言，他的陈述包含着许多关于社会的深刻和有价值的洞见，涉及低俗的特点、肇因和影响。这些洞见的部分价值在于其与当下资本主义的道德景观相关，因而我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受到这样一些低俗影响多大的侵害，它只有通过直面这些影响所导致的德性真空状态才能获得进步。就弊病而言，亚里士多德陈述的问题在于其对“低俗大众”显露出道貌岸然和倨傲不恭的轻蔑态度。恰成对照的是，正如我所论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并非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的论述暗含着对“有德之人”享受这些低俗劳作成果的赞同，却又未能给予低俗之人对城邦善好生活所作出的必要且重要的贡献以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