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对抗“数理”：通过霍布斯理解现实主义构想

巴格比（Laurie M.J.Bagby）　著

吴明波　译

引言

在国际关系方面，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与现实主义的传统向来都是盟友。他认为人性阴暗，关于君主国间无政府状态的看法，他的自然状态为现实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比喻。像迈克林（Iain McLean）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为产生于自然状态的逻辑推论强烈地吸引，并深受霍布斯不随时日消退的洞见影响（McLean）。[1]现实主义者想在霍布斯那里寻找灵感的资源，他们主要关注自然状态的发现，以及它如何应用于国际关系。霍布斯其他方面的思想仍没有受到关注，那些思想可以给现实主义者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想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解。

霍布斯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是什么，他是否一直完全信奉他的理论？本篇文章处理的就是关于这个思想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人们为何对抗的问题上，霍布斯思想的三个方面臻于结合。

首先，霍布斯也用自然状态的比喻描述国家之间的关系。霍布斯把关注自然法的推理应用于“国家法”。霍布斯有足够的理由回到他熟悉的领域。很多现实主义者或现实主义的批评者，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使用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类推。比如本兹（Beitz），[2]他并不十分信任霍布斯修正或者改变那些类推的陈述。霍布斯承认个人与国家的不同，那些陈述也指出，可能存在一些“国际道德”以及国际合作（页27-34）。因此，值得重新检查我们对霍布斯涉及国际关系的通常理解。

其次，我考查国际关系学问中不大为人知的另一条推理：霍布斯的观察重视语言及理解的含混。对霍布斯来说，人与人的对抗来自于人们的处境，但是他们的境遇部分地源于他们身体和心理的特征。身体的差异导致人们理解上的歧异，这些足以在国内（domestic）产生交流困难，在霍布斯看来，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在此他区分了数理和教条的方法，大众使用的科学方法即是数理的方法，而“教条的”方法则是，阐明意识形态，但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他人的观点。霍布斯相信数理方法能给国内带来和平，但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和文化导致的差异，似乎不可能在国际订立社会契约。但这个发现只是增强霍布斯的信心，他确信要获得尽量多的世界和平，就得通过追求国内的和平和稳定，也得通过在国内对社会契约的恰当理解来达成。

最后是霍布斯关于精良武装和文明国家出现的历史论述，还有因为理智主义、神学及随之产生的虚荣导致国家（nations）内部（之间）的对抗。霍布斯假设，最初确实是为了安全而成立政府，它最初也是由君王残酷的武力建立。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世故（sophistication），领导者和人们都已忘了政府的真正目标，他们行事缺乏理性，为了一些“小事”互相厮杀（比如由于教条的流行而来的政治党派或宗派）。霍布斯知道，“往昔的黄金岁月”已经一去不返，那时还能够通过残酷武力（这些由不可质疑的宗教权力所保证）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人们必须接受一种学说并使基本原理内在于他们的政治忠诚，这种学说同意人们自己认为的自私（self-interest）。因此，他以人性和历史的真实为基础，推进了他的科学理论，使这个学说能成为一种在大学和教会中教授的政治“学说”，能矫正导致他那个时代如此之多冲突。假如社会能成功选用这个学说，会给无政府的世界带来国内的安宁，也给国外带来尽量多的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