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批判：王冠如何吞噬了哈利

在这最后一部分，我想把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莎士比亚如何表现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美德（virtu）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哈利性格的影响。在《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五场中，由于哈利父亲的王冠给哈利父亲带来了恶果，哈利就责备那王冠：“随你而来的忧患已经吞噬了我的父亲！因此你这百炼的纯金，其实是最坏的黄金……却吞噬了戴上你的人。”（158-64）在这里，哈利仅看到他父亲的命运，也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也将会被王冠吞噬，随着他的死亡，他的计划也会崩溃。

其实，亨利系列主要由两个互相交织的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是哈利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国王的过程，他通过一次光荣的征服战把四分五裂的英国统一起来了。在这个计划中，就如诗人W.B.叶芝所评述的那样，哈利“就像某些自然力量那样残酷无情而未被注意”（Yeats书，1907，页63）。我们不仅仅注意到哈利表现出的无情力量，也注意到那个包含其中（因此“未被注意”）的哈里本人及其性格。

叶芝还做了如下评论——这些评论指向该剧中第二个即对抗性的元素：“在他的表演中，最好的一幕就是使他那些老朋友心碎地出局，或者走向绞刑架”。与国王般伟大的景象相对照，莎士比亚平静而持续地指出了哈利那种类型的政治美德（virtu）所付出的可怕代价——最明显的是针对他以前的朋友，但暗中也针对他的人民以及他自己的内心。随着这个系列剧的发展，莎士比亚很少让我们看见哈利的内心世界，但是那些我们确实看见（还有那些我们可以推断的）的事情揭示出，哈利的心和福斯塔夫临死之时的心一样，“碎了”。

哈利的性格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莎士比亚经常使用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神学语汇更准确地描述出来：一个国王的两个身体。坎托若威茨（E.H.Kantorowicz）的评论很有影响，他说，这个国王不仅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个人的或“自然的”身体，同时也有着一个“有策略的躯体”，或者有时候是“圣礼的”或者“仪式性的”身体——包括整个国家（Kantorowicz书，1957，页1-24）。简而言之，一个国王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但与此同时，也是他所有国民的综合体。当哈利控诉他父亲的王冠吞噬了他父亲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父亲作为国王，王冠所象征的那个仪式性的身体已经压垮了他个人的、自然的身体，使这个身体只剩下一个消耗殆尽的空壳。最后，像福瑞总结的那样，亨利四世“永远都筋疲力尽但却无法入睡”（Frye书，1986，页80）：他的身体只是一个虚弱而废弃的残骸。

哈利希望避免他父亲的命运，这种愿望有两个层面：首先，哈利只是继承一个篡位者的王位，所以他自己的合法性可能比他父亲的更容易维持；第二，他希望能够成功地发起他父亲绝对不会发起的计划——一场重大的国外战争，以便统一整个国家并使自己的王朝合法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让自己非凡的政治美德（virtu）全部专心于此，小心翼翼地遵循着马基雅维里的金科玉律。然而到最后，他的希望变成了绝望，尽管他有那样的政治能力，还有超凡的军事胜利，我们依然看见他个人以同样的过程逐渐走向枯竭，尽管没有他父亲的过程那么明显。最后，在《亨利五世》的收场白中，我们听到，哈利很快就崩溃了，就像莎士比亚的舞台“经常表现”的那样，哈利的王国失去了法兰西，开始衰退，陷入国内战争之中，血流成河。哈利的儿子将成为兰开斯特家族最后一个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国王。

那么，莎士比亚是如何微妙地展示出哈利被王冠吞噬掉的呢？在评价哈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推论，因为当我们沿着亨利系列剧行进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利逐渐地变得不愿直接面对观众说话了。在《亨利四世》上篇中，哈利还推心置腹地把他的计划全盘说给观众，并借此迅速地让观众成为了他的共谋者，而且后来还把他关于福斯塔夫的各种各样实际的玩笑告诉给观众。但是，在《亨利五世》中，哈利只在阿金库尔战役的前夜做了一次独白。实际上，随着哈利年龄的增长，他变得——用布鲁姆的话来说——日渐“隐藏了”，以至于到《亨利五世》的时候，“莎士比亚让我们找不到哈利/亨利五世真实的自我了”（H.Bloom书，1998，页323）。的确，哈利“真实的自我”可能渐渐地不再出现于此了，日益隐匿起来了，正如维坎德尔（Matthew Wikander）指出的那样，被他的民众，被他的仪式性的功能隐匿起来了（Wikander书，1993，页298-99）。

在《亨利五世》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一次针对哈利的个人身份的打击，这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打击，而且这个打击在全剧回响。这个打击就是对福斯塔夫的拒绝——这是莎士比亚不断地提醒观众注意的一次背叛。比如，客栈这个次要的情节直到第二幕最后都一直关注着福斯塔夫台下的死亡，并在老板娘令人感动的关于他弥留之际的报告中达到高潮（II.iii.9-26）。国王的作用一直都得到强调。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报告之前有这样一幕：哈利本人被他的亲密心腹斯克鲁普勋爵出卖了，对于这种不忠行径，哈利大为恼怒（II.ii）。哈利对斯克鲁普的谴责冗长而强烈，说他“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凶恶而无人性”，这使我们忍不住怀疑，这种谴责某种程度上是由他自己良心上的不平静而促动的（94-95）。即使是在爱国主义言辞的瞬间，莎士比亚也从来不会让哈利或观众完全忘记，哈利计划的前提从一开始就是对朋友的残忍的背叛；而实际上，哈利在成为国王之前，本人也是和他朋友一样的人。正是从登基和背叛这一对关联点上，哈利变得像他父亲那样“不可思议”并且孤立（Frye书，1986，页63-64）。比如，尽管哈利的贵族们钦佩他，但却没有一个人特别亲近他，当然，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计划或他内心的担忧。在他独白之前，他曾告诉忠诚的欧平汉（Erpingham）：“我心里有事，需要自己盘算一下，在这种时候我不想有人陪伴。”（IV.i.31-32）

毫无疑问，哈利之所以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是由于他计划的中心部分很容易被人察觉：对法兰西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因为他只是想借此统一国家并建立自己王朝的合法性。这样一来，他这个政策虽然具有爱国色彩，但是也具有深深的罪恶。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哈利曾乔装打扮走在自己的部队中间，竭力鼓舞士气，这时，有人用相当可怕的语言表示，哈利要为这场不正义的战争负责。一个叫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的士兵说道：

但是，如果战争的理由不正当，那么国王的头上可就有一大笔帐要算了。在一场战争中被砍下来的腿、胳膊和头颅，到将来的最后审判日都要联合在一起呼喊：“我们死在这样的恶意的地方！”有的在咒骂，有的在喊叫着要找外科医生，有的为了撇下老婆孤苦无依、有的为了他们自己欠帐未清、有的为了他们撇下幼小儿女无人抚养，都在哭闹……那么，如果这些人不得好死，把他们领到死路上的国王就是做了一件罪恶的事情……（IV.i.134-45）

哈利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也未曾有片刻置疑过这场不正义战争的前提。即便这项行动是错误的，他也要竭力——尽管相当无力——否认自己对士兵的死亡负有责任。他指出，威廉斯的争论就相当于说，因为一个父亲派自己的儿子出去做生意，儿子在海上“未经忏悔就带着罪恶死掉了”，因此就可以控诉那个父亲是邪恶的（148）。然而，这争辩显然有缺陷，因为哈利所举的父亲/儿子的实例中，父亲的罪过被归到儿子身上；但在威廉斯关于国王/士兵的例子中，正是由于国王发动了一场不公正的战争才导致了士兵的死亡。的确，根据哈利自己的逻辑，如果航行本身就是罪恶的，那么责任应该归到父亲/国王身上（Lane书，1994，页61-67）。此外，哈利似乎意识到了这个争辩的虚弱性，迅速把话题转移到别处，把战争称为“上帝的报应”，这样，“那些在从前违犯过国王法律的就要在战争中受到惩罚”（IV.i.169-71）。简言之，战争是一种工具，上帝通过它来处死一些至少以前犯过罪但未受惩罚的人。显然，这甚至比第一个论据还缺乏说服力。可见，无论他给他的士兵做了多么合理的解释，但对他的良心来说，战争以及战争的尸体和伤残人终究都是一件罪恶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罪行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然而，当别人问他做国王是否也觉得害怕时，在伪装的保护下，他至少能清楚地说出他岌岌可危的地位。他告诉他的士兵：

我觉得，国王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像我一样……他的各种感觉所具有的特点，也都跟平常人一样。把他那些威严的袍服丢在一边，赤裸着身子，他看起来也不过是个凡人……所以，当他像我们一样发现有什么该害怕的理由，他所感觉到的恐惧，毫无疑问，也跟我们心里的滋味一样——然而，公平地说，谁也不应该使他露出恐惧的样子，怕的是他一流露出来，军心就要动摇。（IV.i.101-12）

他既不能告知他们自己其实处于绝境，也不能表现出伴随这种绝境产生的自然的恐惧（也不能表现出他所忍受的沉重罪恶）。他的罪责要求他进行欺骗，而欺骗使他“真实的自我”完全被孤立起来，还承担着可怕的重负。

在《亨利五世》中，在阿金库尔战役的前夜，我们在此剧中唯一一次看见哈利独自一个人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他唯一的这次独白中，最清楚地看见了这个国王的内心世界。由于法军人数远远超过他的军队，他的士兵们已经筋疲力尽又疾病连连，最终，他找了个机会逃离他长期扮演的国王角色。那么，在这唯一一次内心表白的时刻，哈利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充满激情又详细地揭示出，他必须合乎道德地扮演自己那个仪式性的角色，而这角色的重负令他耗尽心力，同时也揭示出，哈利本人正遭受他父亲那种致命疾病的折磨——他睡不着觉：

国王负责！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债务、我们发愁的妻子以及我们自己的罪过，都交给国王负责吧！我得承担一切。啊，好艰难的处境！这是像孪生子一样伴随着伟大一起到来的，国王要遭受每一个傻瓜的任意指点，而他所能感觉到的仅仅是他自己的肚子疼！普通老百姓所能享受到的那些无数称心如意的乐趣，国王统统都得放弃！而国王所拥有得东西，除了礼仪，除了公开的礼仪，又有什么是普通老百姓所没有的呢？偶像一般的礼仪，你又算是什么？……［他谴责礼仪的空虚大概有二十行文字］不，你这妄自尊大的幻梦，你是在对国王的安睡进行着狡猾的玩弄。我这个国王已经把你看穿了。我明白了……［他用了六行来拒绝接受他礼仪的职责所有的标志性物品］不，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让你睡在君王的御榻上，像卑贱的奴隶睡得那样酣畅［他用了十六行文字，充满渴望地赞美了睡眠的恢复性力量］。（IV.i.230-84）

对哈利心灵的这一瞥，证明了此剧剩余部分所暗示的事情：哈利的自我合法化计划对他提出了不断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使他处于巨大的生理和情感压力之下。他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还是不能睡觉休息。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遭到彻底的简化，只剩下空虚的礼仪了。哈利渴望在那种普通生活——他曾经在伊司奇普短暂地经历过——中所得到的“称心如意的乐趣”。然而，他的那些选择破坏了他的生活质量，而他本人实际上也知道，他自己要对此负责，就如他继续指出的那样。

在被欧平汉短暂地打断之后，哈利继续自己的独白——现在是以一种祈祷的方式：

啊，战神啊，让我的士兵们都像钢铁一样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使他们内心充满恐惧！……别在今天，啊，上帝！啊，别在今天想到我父亲在谋朝篡位中所犯下的罪过！我已经把理查的遗体重新安葬，而且在那上面所洒下的忏悔眼泪比他当初被杀时流出的鲜血还要多。我年年都出钱雇五百名穷人，他们每天两次举起他们干枯的手向上天祈求宽恕这一桩流血事件。我还建造了两座小教堂，让严肃而庄重的牧师们在那里为理查的灵魂唱诗礼拜。我还要多做善事。不过我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说到最后，我自己还要忏悔，恳求上天宽恕。（IV.i.289-305）

他的祈祷在绝望中结束。哈利整个政权的基础是尚未清算的罪行，哈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这一罪行；也正是这个罪行，造成了他整个漫长的的欺骗史和个人背叛史——这就是理查二世被篡位并被谋杀。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到这个罪行。起初，他无力地求助于对理查遗体的照顾，但他知道，雇人来哀悼难以赎罪。他试图不用真正的忏悔就买到宽恕，这种做法如果不是与他以不正当手段所得的地位脱离关系，也至少不会引起公众对这个罪行的认识。否则，他仅仅是在“请求宽恕”，而不是在忏悔。因此，他的祈祷也就“没有多大价值”。

当然，如果仅仅承认他父亲的罪行，哈利就很可能引起在他父亲统治时期泛滥成灾的同样的周而复始的叛乱，使得英国在他儿子的统治时期血流成河。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利如果采纳了摄政的职责，就可以貌似合理地坚持，他有爱国主义的责任，就不必承认这个罪行，不危及自己的王国，而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这个职责伴随着国王的仪式性角色。那当然就是马基雅维里的路线。然而，马基雅维里关于爱国主义目的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解除哈利的精神痛苦。爱国主义目的固然可能会从仪式性的躯体中冲走这个罪行及其伴随的一切，但是，它不能够使这一切脱离这个自然的人，不能够给他“称心如意的乐趣”。

哈利自己承认了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然后继续进行他的战争，率领着他小小的、全身泥污的军队，对抗法国大军。他奇迹般地获胜了，但是他被定格在他的独白这样的收场白中：他要建立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计划最终会失败，一切很快就大白天下，这个胜利没有能够让哈利得到解放——而是恰恰相反。

此剧最后一幕说明，哈利的个人特征被他的君主身份完全吞噬了。这一幕最主要的情节是哈利向法国公主凯瑟琳求婚。这个情节揭示出，即使是哈利的“爱情”和婚姻，也仅仅是更重要策略的工具，是正式的仪式，而没有真正的感情或亲密。当然，就如哈利提醒在场的每个人所说的那样，因为征服者的权力，凯瑟琳已经属于他了：“但是请把凯瑟琳小妹留下跟我一起吧。她才是我最重要的要求，这已经包括在我们条款中的第一部分了”（ii.95-97）。一旦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凯瑟琳的女仆艾丽丝），哈利就不容分说地表达自己的爱，并且要求凯瑟琳的爱。然而，语言成为了一个障碍，因为凯瑟琳不会说英语，她的女仆也只会说一点点。哈利立刻就失去了耐心。他尖锐地向凯瑟琳指出，他是法国的征服者，因此，她要是嫁给他，她就可以成为法国的王后（也是英国的王后）——无论如何，凯瑟琳没有选择。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政治需要。他再次试着告诉她：

亨利：但是，凯蒂，你可听得懂这句英国话：你能爱我吗？

凯瑟琳：我说不清。

亨利：你的朋友们当中可有人能为你说得出来吗，凯蒂？让我去问问他们吧。算了，我知道你爱我……（192-97）

最后，这个女士松口了。如果他们结婚可以让她父王“高兴”，那么“她也高兴了”（247，250）。这里没有爱的给予，也没有爱的获得。长期发号施令的哈利一直孤独着，现在虽被奖励了一位妻子，但这位妻子并不爱他，甚至连他的话都听不懂。只有一件事情——如果是真实的话——也许可以从实际上补偿他备受折磨的孤独，而这也被转换成了他最憎恨的、“偶像一般的礼仪”，而且是相当无礼的一个礼仪。

然后，此剧以最后一次意味深长的并置来结束。哈利举行了仪式，承认凯蒂（对凯瑟琳的昵称——译注）为自己的王后，并祈祷他们的婚姻和王国都“吉祥如意”（374）。他说话之后，立刻就是剧情解说人出场，提醒我们，他们不会“吉祥如意”。哈利活的时间“很短”，而他那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被加冕为亨利六世，“丢了法兰西，英格兰也流血频频”（收场白5，12）。莎士比亚没有明确地为我们把这些要点联系起来，但他足够巧妙地把它们展示出来了。对他那些知晓历史的观众，莎士比亚表现得更为清楚：他们很清楚哈利在出征途中病倒，仅仅在阿金库尔战役获胜之后几个月，还依然努力在法兰西建立和平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不列颠百科全书》，2005）。简而言之，哈利，就如他那马基雅维里式的父亲一样，在追求合法化的过程中，让自己走向衰竭和死亡，被他那王冠的要求所吞噬。从莎士比亚批判的视角来看，马基雅维里自己最典型的有道德的君主博基亚（Cesare Borgia），也同样被一次不合时宜的疾病所击倒（不幸的是，正巧在同时，他父亲亚历山大·蒲柏也死于衰竭和疾病），他的政治计划因此也崩溃了（Machiavelli书，1979，页100-103）。实际上，马基雅维里的英雄们，包括亚历山大在内，很少能够活着享受他们的胜利。对马基雅维里而言，这些都是命运轮回的无常。然而，莎士比亚提出了一种更为实际的解释，即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

因此，通过哈利的一生和表现，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一种批判。莎士比亚不像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批评家那样，满足于谴责马基雅维里的道德败坏。他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了持续不变的政治美德（virtu）的要求——持续不断的欺骗和操纵，友谊和爱从属于国家重负，无力承认和补救过去的罪行，为了自我身份合法化而进行战争，贪得无厌地要求一种治国艺术——这些，甚至对理想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来说，最终都太沉重了，难以承受。没有人可以失去自己的生活而活下去。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virtu）吞噬生命，把它简化成偶像一般的礼仪。简言之，莎士比亚说明，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从心理上来说不可能存在。

在阐明人性的极限的时候，莎士比亚注意到马基雅维里作品的一种重要的内在张力。马基雅维里坚持认为人性是变化无常的、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的，因此他继续对一个君主，特别是一个新君主（尤其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里）提出很多要求：他必须大权独揽，让自己孤立开来，不断地欺骗他的臣民，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犯罪或者背叛，否则就要为了长期的公众利益牺牲自己（Machiavelli书，1979，页127、134、200、223、277）。然而，君主和他的臣民一样，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啊。那么，那样的美德（virtu）如何才能是一种合理的例外呢？而且，即便一个拥有理想美德（virtu）的君主会出现，但他如何能在不扭曲自己的本性、也不给自己的人民施加可怕的困难（比如战争）的情况下，遵循马基雅维里的建议呢？莎士比亚指出，那种事业很可能是自我毁灭。最后，即使一个君主可以达到马基雅维里的所有要求，但他所有的成功不还是建立在一种同样的命运轮回之非常不可靠的偶然的基础之上吗？此外，在这位道德高尚的君主死后，这样的合法性不还是会迅速地崩溃吗？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莎士比亚似乎暗示，合法性不能只靠君主来产生，它必须——如果证明是持久的话——在某些方面与一个社会传统的道德基础保持一致。如果照这样的方式来阅读，就可以发现，《亨利五世》加强而非扰乱了这一系列历史剧的重要主题：罪行——惩罚——赎罪。

自《亨利五世》创作之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在最后一段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成了批评马基雅维里的主要依据（比如，Anglo书，1969，页202-9；Parel书，1972，页45-57、59-67、84-85）。第二个问题，尤其是莎士比亚所特别强调的心理学方面，也已经获得了可信性。比如，心理学这一现代科学强调，压抑和持续扮演社会角色会对自我整一性产生破坏作用（见Murray书，1996，页103-45）。个人需要避难所，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其他人中的一员。个人需要别人的认可，需要来自别人的真诚交流。这些人类的基本需要是当代自由-宪法政治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政治保证民权并限制政府权力，借此，为个人和他/她的关系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莎士比亚早在四百多年前就表明了，马基雅维里这个有名的政治现实主义者还不够现实主义，并在此过程中为上述论点打下了基础，如果此说确当，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正确位置；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更容易证明，他在自己的戏剧中展开的政治思想更严格、更有道理，也更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