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国家安全需要驱动科技自立

直面危机：新中国下决心研制“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与崛起，具有伟大的奠基性意义。从1955年1月正式启动“两弹”之一的原子弹工程，到1970年4月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历时15年的时间里，中国接连创造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伟大奇迹。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两弹一星”工程的启动及成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和历史机缘共同作用的结果。

抗美援朝战争的启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用美式武器装备的几百万军队，曾经被视为一种骄傲。然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改变了新中国领导层对这种骄傲的看法。尽管我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惨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牺牲和负伤者的数据，有不同的说法。但最保守的数据，志愿军的伤亡总数不少于36万人，其中有19万人长眠异国他乡。

那么，美国在战争中人员伤亡数据是多少呢？据美国方面近年的数据统计，在整个战争中，“联合国”军队共计阵亡33629人，其他原因死亡20600余人，负伤103248人，被俘后遣返3746人，另外尚有8142人失踪。

在战争的人员消耗上，中美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的武器不在一个水平上。

《半岛都市报》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朝鲜战争中美装备对比》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在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眼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长于数量和勇气，在战术方面受过配合地形的良好训练，但其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的古董”。不算空军，中国陆军不但武器装备落后，一个军的火力密度甚至远不如美军一个师。战后各方公认，如果志愿军使用美军那样的装备，朝鲜战争将会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这场异常艰难的战争中，通过美军王牌陆战1师和中国精锐的第9兵团装备之间的对比，最能了解中美两军的装备差异，了解战争的艰难和胜利的不易。

空军方面，美军的陆战1师每个步兵营都配备前线航空控制人员，可以随时用无线电呼叫航空火力支援。这直接导致志愿军只能在夜晚行军和进攻，白天的战场则是美国人的天下。志愿军第9兵团则没有空军支援，防空武器数量基本为零。为了避免对空射击导致更严重的空袭，甚至严令禁止用轻武器对空射击。志愿军白天只能隐蔽，一般不主动作战。

坦克方面，美军陆战1师每团有1个坦克营，下辖4个坦克连，共有70辆坦克，包括M—26潘兴式坦克和M—4A3中型坦克。每个陆战团的反坦克炮兵连另有5辆坦克。志愿军第9兵团无坦克和任何装甲车辆。

火炮方面，美军陆战1师编制有3个炮兵团，每团通常配备1个105毫米榴弹炮营、1个坦克连和1个工兵连。每个步兵营的火力支援分队装备有12门107毫米重迫击炮连。每个陆战团另有1个反坦克炮兵连，装备有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5辆坦克。陆战1师师属炮兵团则拥有3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共54门105毫米榴弹炮。另有1个155毫米重型榴弹炮营，共18门火炮。此外，还包括防空部队拥有的高射炮、高射机枪等自动武器。志愿军第9兵团每个师约有1个炮兵营，共12门火炮，主要是榴弹炮或山炮。由于不能自行生产，苏联也没有提供武器，志愿军的火炮都是缴获的装备，所以每个师的火炮新旧程度和型号都基本不同。团以下主要支援火力以82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为主。运输火炮的工具主要为骡马，机动性差。105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数量为零。

通信器材方面，美军陆战1师每个陆战团一直到排级都拥有完备的电台等联络设备，可以随时获得空军几乎不间断的火力支持。志愿军第9兵团由于通信器材奇缺，只有团以上部队才有少量无线电台，营级部队采用有线电话，在战场上非常脆弱。营级以下则主要用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等联络，这导致美军在野战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人尖厉的哨声。通信器材严重不足，导致一旦团级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基本上很难在战场上根据情况加以变更，战术缺乏灵活性。

轻武器方面，美军陆战1师主要步兵武器为伽兰德M1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勃朗宁M1918A2式自动步枪、7.62毫米口径M1919A4式重机枪和12.7毫米口径的M2HB式大口径机枪。美军这几种轻武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轻武器的杰作，性能优秀可靠。志愿军第9兵团的轻武器全部是缴获来的，来源有苏联、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捷克等不一而足。在美军看来，那些是不折不扣的落后古董级武器，性能参差不齐，弹药补给困难。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在回国的列车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吃了大亏，亏就亏在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我们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过去我说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看来，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炮杆子，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没有，我们用枪杆子打下的政权就不稳，中国人就还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彭老总说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用我国战士的血肉堆起来的。”

在战后的冷静分析中，从军方到中共高层，逐渐认识到武器落后是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的根本所在。现代军事技术变革已经到来，站起来的中国人要想少流血、不挨打，真正做到保家卫国，就必须紧紧跟上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步伐，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当时世界各国竞相研发的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空间军事技术，无疑就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中国领导人的首选目标。

打破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

自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步入核武器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率先研制成功原子弹，并投入实战之中。1945年7月16日，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成功爆炸，爆炸中心温度是太阳表面温度的1万倍。1945年8月6日，代号“小男孩”的美国原子弹被投掷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日本战后公布的罹难数字是176987人。1945年8月9日，第二颗代号为“胖子”的美国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4万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的威力令世人震惊，世界各大国纷纷加紧研制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10月3日，英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0年2月13日，法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美国针对中国的核威胁从朝鲜战争就已经开始。据学者们研究，根据解密档案，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高层和军方为了尽快而体面地结束战争，多次打算对中国实施核打击。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记者发布会，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应付军事局势。

记者：那是不是包括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包括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

记者：总统先生，这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是的，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

从五角大楼后来解密的文件中，我们得知，1950年12月，一批还没有装配好的原子弹已经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海域的航空母舰上，供舰上飞机进行模拟训练。同时，一批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被送到美国设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核攻击的目标就是中国。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受命变革（1953—1956）》中写道：“为使我们的代价不至于过于高昂，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明确告诉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他曾三次打算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更是反复上演，尤其是1954年金门事件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一旦在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一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在后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请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话发表看法，于是他说出了那句让人难忘的话：“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你在打仗时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子弹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我希望这一回答能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保卫台湾的坚定决心。”

“厦门将是第二个广岛”，这是当时美军的流行说法。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多么严重的核威胁！处于美国核威胁下的新中国，日子是异常难过的。那么，怎样打破这种核威胁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自己要拥有核武器。

国内、国际条件日趋成熟

新中国领导层之所以下决心研制核武器，启动“两弹一星”工程，除了上述背景之外，国内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两弹”费钱，而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两弹”急需高科技人才，大量人才纷纷学成回国；“两弹”需要技术外援，苏联在关键时刻给予中国一定的技术援助。天遂人愿，得道多助，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蒸蒸日上的新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条件日趋成熟。

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尖端军事技术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科学家在实验室的辛劳，更需要浩大的工程技术建设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配合。说到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搞尖端军事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一五”计划的实施，短短几年时间里，整个中国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体系开始建立。这就为适时开展“两弹”工程，打下了重要的国力基础。

高端人才的回归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科研储备。研制“两弹一星”，最重要的是人才；没有高端科技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清末民初通过各种途径远赴重洋去国外求学的中国人中，有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更是扬眉吐气，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股回国潮，一大批科学家纷纷回国，这其中就有钱学森、李四光、郭永怀等国际知名科学家，他们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家经济困难，但党和国家仍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科学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学术研究上的“双百”方针。科学家们根据国家计划和战略，发挥特长，钻研科学。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中国科学院，还有一部分在各大学、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等从事研究。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的人才政策、人才储备与科学事业的建制化发展，为“两弹一星”工程的人才储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联的援助。讲到“两弹一星”，不能不谈苏联给予我们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苏联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起初给予中国经济上的援助；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得到中国的支持，也为了遏制其对手美国，开始在高技术上给予中国一定的帮助，1957年签署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被视为苏联对华援助的高峰。原子弹、导弹技术就是《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重要内容—尽管苏联提供的都是过时的技术，甚至很多也没有兑现，但苏联有限的技术援助，在新中国“两弹”工程研制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两弹一星”的深远影响

“两弹一星”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掀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

“两弹一星”的成功，不是窃取西方的绝密科学情报的结果—尽管美国人的《考克斯报告》一厢情愿地这样认为。“两弹一星”的成功，也不是苏联人的馈赠—尽管苏联在“两弹一星”发展初期给予我们一定的帮助。“两弹一星”的成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奋发图强的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

对于“两弹一星”，邓小平在1988年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动情地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这是对于“两弹一星”及其深远影响的最高褒奖。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们中的23位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奖大会上，江泽民深情讲道：“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的确，“两弹一星”是个奇迹。“两弹一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