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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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余华余华,1960年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等。

潘阳让我为《全国高考招生》杂志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当初考大学时的情景,我说我当初没有考上大学,潘阳说这样更有意思。潘阳是我的朋友,他让我写一篇怎样考不上大学的文章,我只好坐到写字桌前,将我十九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

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这个消息是突然来到的,就在我们毕业的时候都还没有听说,那时候只有工农兵大学生,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必须去农村或者工厂工作两年以后,才能去报考大学。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其实我们当时的高兴是毫无道理的,我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己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拥了出来。那时候课堂上就像现在的集市一样嘈杂,老师在上面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学生在下面嘻嘻哈哈地说着自己的话,而且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随便在教室里进出,哪怕从窗口爬出去也可以。

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谁也不认真听课,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倒是那些历届的毕业生,显得十分认真,他们大多在农村或者工厂待了几年和十几年了,他们都已经尝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他们从心里知道这是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极好机会。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所以同学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显得无所谓,落榜的同学一多,反而谁都不难受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报考,我不愿意再考大学,为此他们很遗憾,他们对我的估计超过我的信心,他们认为我能够考上大学,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希望,所以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两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1996年4月8日


(原载《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