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芬之战

游历芬兰

芬兰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仅有600万人口，西毗瑞典，东邻俄罗斯。在一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内，芬兰还未成为独立国家，仅仅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那时候的芬兰一贫如洗，在欧洲内部不太受到关注，在欧洲以外更是寂寂无名。二战刚开始时，获得了独立的芬兰尚未摆脱贫穷，依然把农业和林业生产作为自己的经济重心。今天，芬兰因科技和工业举世闻名，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和德国及瑞典相提并论。这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倚仗令人感到疑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政体，芬兰在长达数十年间与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以及如今的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互信关系。芬兰国家特征的这种矛盾组合构成了选择性变革的一个突出案例。

假如你是第一次去芬兰旅游，而且想要了解芬兰人和他们的历史，那么，参观希耶塔涅米公墓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希耶塔涅米公墓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最大的墓园。在美国，牺牲的士兵通常被埋葬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其他分散的军事墓地。与之不同的是，芬兰没有这种专门为牺牲士兵修建的军事墓地。为国捐躯的芬兰士兵被从战场上带回家，安葬在自己的小镇或是教区的公墓里。希耶塔涅米公墓中的一大部分地方被用于安葬赫尔辛基的烈士。从这片“荣誉之地”往下坡走，就是芬兰已故总统以及其他政治领导者的墓地，附近就是芬兰元帅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1867—1951年）的纪念碑。

当你走近希耶塔涅米公墓时，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完全看不懂街道上的告示牌（见插图2.1）。在除芬兰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即使你对那儿的语言一窍不通，也能分辨出其中一些词语，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包括英语在内，同属印欧语系，而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有许多相同的词根。哪怕是在立陶宛、波兰或冰岛，你也能看明白街道标语和广告牌上的个别词语。但你不太可能认得芬兰的文字，因为芬兰语是欧洲少有的几种和印欧语系完全不相关的语言之一。

接下来会让你有所触动的是，这片墓园设计得简而美。芬兰的建筑师和装修设计师享誉全球，他们总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产生让人惊叹的效果。第一次去芬兰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受邀进入其中一名房东家中的客厅，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房间！”后来回顾这一幕，我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房间漂亮。要知道，那就是一个空荡荡的矩形空间，里面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然而，这个房间的材质和布局，还有那几件家具，都将芬兰的简而美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你也许会震惊于希耶塔涅米公墓里安葬或纪念的芬兰烈士的数量之多。我曾数过，那里有超过3 000座刻有烈士名字的墓碑，一排连着一排，呈波浪状排列，这些都是遗体被找到的烈士的墓碑。与这些刻有名字的墓碑分开的，是一面大约4英尺高、几百英尺长的墙，墙身被分为55块，上面刻着另一些士兵的名字（我数了有715个），他们被列为“失踪人员”，因为遗体未能被找到并带回来。除此以外，还有一块无名联合墓碑，用来纪念那些在敌军监狱里牺牲的芬兰英烈。被埋葬在希耶塔涅米公墓中的烈士都是赫尔辛基人。在芬兰每一个城镇和教区的公墓里，都有这样的区域，安葬着在战场上牺牲的芬兰士兵。你会开始意识到，死在战场上的芬兰人竟是如此之多。

穿行在希耶塔涅米公墓的一座座墓碑之间，你会被墓碑上的文字震撼。当然，你可能看不懂墓碑上面的文字，因为都是芬兰语。但这世上大部分的墓碑，不管被安放在何处，用的是何种语言，一般都会记录下亡者的姓名、生辰、出生地，还有离开人世的时间和地点。在芬兰墓地的墓碑上，这些信息同样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你会发现，墓碑上的死亡时间集中在1939—1944年，也就是二战期间，大部分的出生时间集中在1910—1930年。这就说明，正如你所料，这些士兵大多在20多岁就牺牲了。但你也会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士兵是在50多岁的时候牺牲的，也有一些士兵牺牲的时候尚未成年。你会看到，约翰·维克托·帕尔斯滕（Johan Viktor Pahlsten），生于1885年8月4日，死于1941年8月15日，也就是他56岁生日后的第11天。克拉拉·拉帕莱宁（Klara Lappalainen），生于1888年7月30日，死于1943年10月19日，享年55岁。你还会看到，学龄少年劳里·马尔蒂·哈梅莱伊宁（Lauri Martti Hämäläinen），生于1929年7月22日，自愿参战，死于1943年6月15日。牺牲时的劳里距离14岁生日还剩下5周时间。为什么当时芬兰军队招募的士兵不光有20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半百的男女，以及青少年（见插图2.2）？

观察这些墓碑，你可以注意到，上面记载的士兵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都比较集中。死亡时间集中在1940年2月末到3月初、1941年8月和1944年6月，死亡地点则集中在维普里，以及斯维里、卡累利阿地峡和伊罕塔拉等地，芬兰本地人会告诉你，后面那些地方就在维普里附近。你不由得会想：维普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吗？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芬兰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丧命于此？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维普里曾经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发生在1939—1940年冬天的那场残暴的战争，以及1941—1944年再次发生的战争，迫使芬兰将维普里以及其他共占芬兰领土1/10的地区一同割让给了苏联。1939年10月，苏联向波罗的海四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芬兰是其中唯一拒绝了苏联的国家，尽管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口也几乎是芬兰的50倍之多。芬兰人深知双方实力悬殊，但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并最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接下来的10年间因一连串的危机而遭受巨大挑战。希耶塔涅米公墓的墓碑上所记载的死亡时间正是芬兰人民伤亡最惨重的三个时期：1940年2—3月，苏军包围维普里；1941年8月，芬兰重新夺回维普里；1944年夏，苏军再次挺进维普里（见插图2.3和插图2.4）。

在与苏联的较量中，芬兰失去了近10万人，牺牲者大部分是男性。对现代的美国人、日本人和除芬兰人以外的欧洲人来说，如果他们还记得，发生在广岛、汉堡和东京的轰炸在瞬息之间分别带走了10万条生命，二战中苏联与中国各自损失了将近2 000万人，那么，芬兰在5年间失去10万人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可怕。然而，当时芬兰的总人口不过370万，也就是说，死亡人数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近2.5%，占该国男性人口的近5%。这个比例放到今天的美国，便意味着在一场战争中失去900万美国人：这相当于美国在其240年的历史当中所有的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再乘以10。我最近一次去希耶塔涅米公墓是在2017年5月14日，那是一个周日。尽管公墓的烈士区所纪念的最后一名烈士（死于1944年）都已经去世70多年，但我仍旧看到许多的墓前放着鲜花，亲属们前来缅怀逝者。我停下来与一家4口交谈，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男士看上去不过40多岁。从年龄上推算，他们来缅怀的不会是自己的父母，而应该是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了。当我向这位男士谈及那些络绎不绝的缅怀人群和持续不断的鲜花时，他解释道：“当时，每个芬兰家庭都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我在1959年的夏天第一次到访芬兰。那时候，芬兰和苏联的战争才刚结束15年，苏军撤出其在赫尔辛基近郊的军事基地也不过是4年前的事。我在芬兰的房东中有曾参加苏芬战争的退役军人和这场战争留下来的寡妇、孤儿，还有现役的芬兰士兵。他们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国家的近代历史。我学会了很多芬兰语，这使我的旅程变得更为顺畅，也让我明白这门精彩的语言对芬兰独特性的贡献，还使我陷入上一章提到的那场职业生涯危机。对于那些尚未有机会去芬兰的读者，我希望你在阅读下文的时候记住本书的危机与改变框架在芬兰的体现，具体包括：芬兰国家认同的力量与源泉，芬兰人对于自己国家地缘政治状况的超现实评估，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选择性变革的矛盾组合（我在本章开头提到了这一点），还有芬兰在选择的自由、关键时刻来自盟国的援手以及可借鉴的他国应对类似危机的经验三方面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