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第一节 血与土

Ⅰ

在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看来，第三帝国代表着暴民当权推翻社会权威。雷克在巴伐利亚上城区拥有一座旧式乡村别墅和11公顷土地，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是北德人。1929年雷克曾在一份慕尼黑报纸上讲过，他认祖归宗以及效忠的对象不是巴伐利亚，而是普鲁士古代贵族传统。雷克非常保守，为人势利，深深怀念容克贵族还没有被俾斯麦强行拽上现代化轨道的日子，因此对纳粹德国恨之入骨。隐居在相对安全的乡间时，他把对新政权的厌恶一股脑儿地倾泻在日记里。“我就是一群邪恶人猿的囚犯。”他写道。他表示，希特勒是个“人渣”，自己当初就应该一枪崩了他——1932年，雷克在慕尼黑的意大利餐厅见过希特勒，那段时间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防止暴民骚扰，他随身带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并强烈感觉元首“蠢到家了”。他就“像个电车司机”一样；他的脸上“抖动着一堆肥肉”；那些肥肉挂在脸上，松松垮垮，不成形状，像火山渣，像凝胶，充满病态。可是人们竟然崇拜这个“肮脏的……怪物”，这个“沉醉于权力的精神病人”。雷克不能忍受“人们像白痴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吼着‘万岁’……女人歇斯底里，青少年陷入疯狂，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一起像疯子一样咆哮”。“唉，真的，”1937年他写道，“人不能再继续堕落下去了。这群暴民居然跟我同属一个民族，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堕落，甚至还总是要求同胞像他们那样咆哮，跟他们一样堕落。”

在雷克看来，纳粹领导人只是一群“肮脏的小资产阶级，在他们国王被逐之后坐上了王座。”1938年9月他针对整个德国愤怒地评论道：

普通的男人从吃饭到和染过头发的金发女人睡觉都跟机器人一样，然后生出小孩让整个民族像白蚁堆一样以机器人式的生活延续下去。他口中念念有词，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伟大神灵的咒语，不是检举别人，就是被别人检举，不是等死，就是等着被弄死，一生都在无聊中度过……不过即使这样，即使世界由这帮尼安德特人统治，也并非不可忍受。不可忍受的是，这群尼安德特人还要求剩下的少数健全人也变成穴居的畜生，而且威胁道，如果他们拒不服从，就将他们肉体灭绝。

聪明的雷克把每晚记下的日记都藏在自己领地的丛林和田地深处，还不断改变埋藏日记的地点，以免被盖世太保发现。

年轻一代贵族的状况让雷克特别担忧。他在1939年初去过柏林的一家十分火爆的夜店，他看见酒吧里到处都是“带有乡村贵族血统的年轻人，都穿着党卫队制服”：

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把冰镇香槟用的冰块丢进女伴的低胸装里，然后在欢呼声中把手深深伸进衣服里取出冰块。他们……相互之间高声交谈，那声音肯定在火星上都听得到。他们说起话来和一战以及自由军团（Free Corps）时期的皮条客差不多——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了这副德行……看着这些人就像看着一道深渊，一道把我们和往日生活隔开的深渊……首先是他们空洞得可怕的脸，然后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眼睛闪烁不定，会突然放出亮光。这和年轻没什么关系。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典型表情，一种从外到内的、歇斯底里的野蛮。

这些人——他预言道——“如果元首将达·芬奇的绘画斥为堕落艺术，他们也会将其付之一炬。”他们“还会干些更混蛋的事情。而最混蛋的是，他们甚至完全不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处于深度堕落状态”。他怒斥道，带有古代光荣血统的贵族，现在却从一个令他们走向堕落的政权那里接受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头衔和荣誉，这简直辱没了他们的英名。“这个民族疯了，他们会为自己的疯狂付出惨重代价的。”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完全颠倒了，雷克认为希特勒应该对此负首要责任。“我每时每刻都在恨你，”他在1939年8月的私人日记里面对纳粹领袖写道，“我恨你，为杀死你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和你一起走向末日，一起下地狱。”

雷克因为目睹大众纳粹化而产生的强烈鄙夷在当时并不常见。他那些敏锐的观察也许是因为他自身的极度边缘化。在1929年慕尼黑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中他声称自己有贵族血统，还提供过一个详细的家谱，里面有自己的家族起源于波罗的海贵族的各种细节，但这些都是假的。实际上，他只是个叫弗里茨·雷克（Fritz Reck）的普通人。他的祖父是个旅馆老板，而虽然他的父亲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1900年想办法当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但该席位是在为平民所设的下院，并非为贵族所设的上院。雷克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医师，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创作小说、戏剧、新闻、电影剧本等。他为自己编织了一段美好的过去，他说自己参加过好几场战争，甚至在英国的殖民军队服役过。不过这些都是编的。雷克说自己是贵族，这在他的圈子里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的怀疑和敌意，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出了名的傲慢，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雷克都保持着普鲁士容克的做派。他对自己的贵族品格与有爵位、有文化的社会精英应有的美德心怀信仰，这似乎是绝对发自真心的。不管他日记里有多少细节是编的，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恨是毫无疑问的。

雷克的保守立场比多数真正的普鲁士旧式贵族极端很多。他自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年轻一代的贵族对这种保守立场并不买账。德国贵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很深的代沟。老一代贵族失去了俾斯麦帝国治下的各种财政和社会特权，因此特别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他们对纳粹分子虚假的平等主义说辞满腹狐疑心怀警惕。年轻一代则非常瞧不起上一代王朝，因为1918年它未经一战就轻易投降。30年代初期，年轻一代在纳粹党那里看到了创造新式领导精英的希望。他们不把贵族看成建立在共同荣誉感之上的身份群体，而是一个种族，是几个世纪生殖繁育的结果。在20年代初，拥有1.7万名成员的德国贵族联盟（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便持有这种看法。该联盟把大约占总人数1.5%的犹太贵族驱逐了出去。但并不是所有贵族都接受他们的观点。比如，主要遍布于德国南部的天主教贵族对所谓种族化过程漠不关心。当教会受到第三帝国压迫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站在教会一边。相对来说，巴伐利亚地区的年轻贵族很少像北部的新教贵族一样加入党卫队，尽管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反对魏玛共和国。他们觉得待在其他右翼组织（比如钢盔）更舒服。德国各个地区老一辈的贵族多是保皇派，所以公开表示要致力于复辟德国皇室自然是加入贵族联盟的前提条件，后来这一要求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废除。纳粹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元素都对贵族有吸引力，比如敌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领袖原则，以及攻击资产阶级文化。对年轻一代的贵族来说，德国军力的扩张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可以像以前的贵族那样去当军官。纳粹党提出会优先考虑占领东欧作为德国新的生存空间，这也吸引了很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贵族，他们认为那是重温祖先光荣岁月的机会，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东欧殖民。纳粹集团头脑清楚，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保守派的选票。在30年代初期的选战中，他们经常拉贵族子弟站台。霍亨索伦家族的年轻一辈率先支持纳粹集团：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皇子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是冲锋队的军官，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呼吁民众投票给希特勒而不是兴登堡。

尽管褐衫军和相当一部分“老兵”还在继续攻击德国贵族的衰微和堕落，希特勒自己却已经认识到，贵族中的年轻一代不仅要组成急速扩增的德国军官群体，还要为外事部门充当门面，使其维持传统的尊贵地位，因此他们是不可取代的。希特勒甚至允许德国贵族联盟继续存在下去，并在纳粹的领导下予以适当整合。然而，当希特勒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使用怀柔手段对付贵族时，便立刻明确表示不会考虑让德皇复辟。1934年初，一帮褐衫军闯入了贵族群体在柏林为前任德皇举行的生日庆典，大量保皇党组织被封禁。兴登堡一去世，希特勒担任国家元首，老一辈德国贵族间存留的那点复辟希望就彻底落空了。不过，虽然希特勒对贵族日益冷淡，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和他们打得火热起来。曾经属于自由军团、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恶行累累的党卫队老一辈人慢慢开始拿养老金退休，他们逐渐被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取代。尽管纳粹民粹主义分子曾经指责德国贵族已经衰微堕落，但希姆莱坚信他对这些贵族更为了解。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有序繁衍一定可以使贵族的种族质量稳定提升。不久，他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德国贵族中的有心人。爵位世袭的梅克伦堡大公和黑森的威廉亲王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很多年轻贵族也开始步其后尘，竞相加入党卫队，其中很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子弟，包括范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男爵、冯·波德别尔斯基（von Podbielski）男爵等人。

到了1938年，党卫队高级官员中已经有近1/5拥有贵族头衔，在级别低一些的人中也有差不多1/10。为和贵族群体保持良好关系，希姆莱成功劝服了德国所有地位尊崇的骑术协会成员，请这批保留了上流社会体育精神和势利社交手腕的人加入了党卫队，不计较他们的政治观点，这让某些上一代党卫队老兵非常不满。自此，党卫队的骑士经常性地获得德国马术比赛冠军，一些私人运营的马术俱乐部因而得以保存。但是，一些曾经在魏玛时期出来打拼过的贵族对纳粹事业更有热情，也更加忠心。埃里克·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在15岁时曾经为战争做过志愿服务，后来加入了自由军团。1924年，巴赫—策莱维斯基因为在军队里劝说别人信仰纳粹主义而丢掉了职务。之后他开过出租车公司，经营过农场。1930年，巴赫—策莱维斯基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到1933年末，他已经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贵族还有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他曾经在自由军团服务，一战结束后丢掉了自己的波兰领地，大通胀时期又失去了因为丢掉领地而获得的补偿金。他开过一家汽车公司，最终失败破产。还有卡尔·冯·埃贝斯泰因（Karl von Eberstein）男爵，他曾经在20年代初找了个旅游中介的工作养家糊口。雷克—马列策文在柏林夜店的观察十分精准：很多年轻的容克贵族都加入了希姆莱的帝国党卫队新精英群体。而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当军官的和加入外事部门的人——尽管最开始欢欣鼓舞，但随着时间流逝也逐渐痛苦地放弃了对纳粹政权的幻想。

Ⅱ

德国贵族一直以来都是靠土地谋生。尽管多年以来一些贵族在军官群体、文官系统以及工业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的领域更是举足轻重，在20—30年代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特别容易受普鲁士土地贵族的影响。他在东普鲁士诺伊德克有领地，和土地贵族关系密切。后来政府向地主——其中包括兴登堡自己——做了特别让步，为东部乡村的农场主提供了援助，这件事情在当时激起了许多议论声。不过在纳粹分子看来，德国乡村社会的基石不是大地主，而是小农户。1920年纳粹党纲第17条表示要进行一次“符合国家需求的土地改革”，并使“如果有利于公众，土地可无偿没收”入法。第16条表示要废除连锁百货公司。表面上看这只是在针对大地主，但纳粹主义的一些批评者认为纳粹党也在威胁要没收小型农场。所以在1929年4月13日，希特勒特地就此做出一番“澄清”。尽管第17条中提出的要求不可变更且不可讨论，但希特勒说，这一条仅仅是针对控制土地的犹太投机商人，他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自己谋利。普通农民不用担心，纳粹党将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

希特勒的声明使德国北部的农民安下心来。当时的农业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深陷经济危机，农民对此深感绝望，所以从1930年开始他们之中很多人一直都投纳粹党的票。但土地贵族对纳粹党态度冷淡，他们的票一般流向国家人民党人。从表面上看，纳粹党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不过，1933年1月30上台的联合政府可以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国家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既是经济部长又是农业部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能力快速采取措施，援助自己的支持者，更宽泛地说则是全部德国农民，帮助他们脱离已经历时很久的经济困难。胡根贝格的措施包括禁止债权人在1933年10月31日前没收欠债农场，提高关键农产品的进口关税，6月1日他又采取措施减免了农民的部分债务。为保护奶农，胡根贝格下令人造黄油减产40%，且黄油中必须掺奶油，导致食用油价格（包括黄油和人造黄油）短时间内上升了50%，激起了广泛批评。这是胡根贝格政治生涯中的又一败笔。他干预农业的措施到了6月下旬已经让主要的农业利益集团不堪忍受，甚至连国家人民党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6月底胡根贝格辞掉了一切职务，彻底从政坛消失。

取代他的是里夏德·瓦尔特·达雷，他是纳粹党的农业专家，是纳粹口号“血与土”的发明者。在达雷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不是从经济上提振农业，而是打造农民形象，使之成为德国种族生命力之源。他在1928年出版了专著《农民作为北欧种族的生命之源》（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1929年又出版了《来自鲜血与土地的新贵族》（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在这两本书中，达雷论证日耳曼种族的核心特征早已灌注在中世纪早期农民群体中，这些特征并没有被土地贵族抑制，相反它们部分构成了一个种族共同体。贵族领地的存在只是纯粹功能性的，并不显示其主人在智力或特征上有任何优越性。这些观念对海因里希·希姆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他请达雷来担任自己的种族和殖民办公室主任。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希姆莱要创建一个全新种族共同体的想法和达雷的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希特勒非常欣赏达雷的观念，1930年他邀请达雷入党，并让其掌管一个新部门，致力于发展农业和解决农民问题。到了1933年，达雷已经建立了一台巨型宣传机器，向农民宣布他们会在第三帝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还成功将许多纳粹党员安插进农业利益集团如帝国土地联盟，这样在新政权成立之初他便可以相对容易地把它们组织起来。

在胡根贝格辞职的时候，达雷已经有效控制了已经纳粹化的国家农民组织。就任农业部长巩固了他作为900万农民和农业劳动力领导人的地位，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一共占德国总人口的30%。上任刚几个月达雷就开始实施新举措，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帝国粮食总会不同，达雷的新举措意在建立一套新继承法，借此维护农民阶层，并将其打造成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西北部，传统风俗和法律都认定遗产可以分割继承，意思就是，当一个农民去世后，他的财产将在儿子中平均分配，这导致农场土地的分散化，被继承的农场太小很难存活，底层农民则会因此失去地产。达雷的理想是在德国盖满农场，每一个农场都大到能够自给自足。他认为，农场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继承人之间平均继承，或者像德国多数地区那样分给最年长的。农场只能由最有能力的继承人继承。将农场以这种方式保留于家庭之中的同时，还可以使它远离市场。按照达雷的设想，假以时日新继承法会产生效果，自然选择会使农民阶层变得更强，最后能够为整个国家提供新的领导层。1933年9月28日，为完成这一宏伟目标，达雷的《帝国农场继承法》（Reich Entailed Farm Law）得以通过。新法声称要恢复限定继承的德国传统，强调继承权不可分割。从此以后，面积为7.5—125公顷的农场都要遵守新法。这些农场不能买卖，不能拆开之后卖掉或租掉，也不能用以抵债，更不能拿去做贷款担保。新法对自由土地市场进行了严苛限制。可是，新法的要求并不现实。这些要求多数出自达雷的幻想：顽强的农民在土地上自给自足。可是在德国，好几个世纪以来遗产都是分开继承，已经有好几千个面积不足7.5公顷的小农场。同时，很多地主经过多年财富积累，拥有的土地已经远超125公顷。只有70万个农场受到新法影响，仅占农场总数的22%，德国森林和农业用地的37%。在受影响的农场中，大约85%的面积都不大，在20—50公顷之间。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梅克伦堡、地主土地集中的易北河东部平原，以及土地高度分散的西南地区——新法适用的土地寥寥，基本没有效力。只有在德国中部地区，新法的潜在影响力较大。

达雷也为那些失去继承权的人想好了出路，那就是去东欧开辟新农场。达雷唤醒了广为德国保守派尊崇的传统，那就是“殖民”东欧。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不同：应该用于殖民和新建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构成的社会的那片区域，如今已经被大中型容克地主占据了。1934年5月11日，达雷直接发声，斥责这些领地的主人，说他们破坏了易北河以东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传统，把小型农场主逼得破产，使其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达雷声称，是时候把容克地主窃取的土地还给农民了。当然，达雷无法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纳粹党早就放弃了声称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党纲第17条。他能做的，也就是敦促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去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地主。希特勒基本赞成这一想法。他在1933年4月27日宣布，破产的大型庄园应该被无地的农民“殖民”。

达雷的雄心壮志只实现了一部分。他采取的措施让他在不少团体中非常不受欢迎，包括很多农民。此外，尽管希特勒愿意把破产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仍然把占领东欧和开辟生存空间当作解决德国农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在他看来，农民要在德国占领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才能去“殖民”。尽管希特勒把平等主义挂在嘴上，但他不愿意摧毁普鲁士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很多经济专家意识到，自19世纪后期以来，容克庄园的农业生产和管理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和合理化，生产粮食的效率远比小型农场高。不能为了未来的种族乌托邦而牺牲当下稳定的粮食供应。所以实际上，纳粹时期易北河东部新建的小型农场数量并不比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多。很多没有继承权的农家子弟都没有找到新土地。另外，德国南部山区的天主教农民并不情愿迁徙到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海岸，那里远离他们的家乡，周围都是些操奇怪方言的陌生新教徒，就连风景也平淡无奇、毫无特点。

根据达雷前任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债务清偿计划，政府支付了6.5马克，帮助农民和庄园主渡过难关。这笔钱比魏玛共和国在1926—1933年间支付的4.54马克要多。受《第二犹太人法》（Second Jewish Law）保护的负债农民突然没了债务压力。但是，这些小农场主想要拿土地去做信用抵押，却被频频拒绝。一些人仗着法律赋予自己的新地位，拒绝偿还债务，这使供应商更加坚定地要求一切交易须用现金支付。新法也使农民投资昂贵农机、购买自己农场附近的小块土地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连钱都筹不了，没人愿意给我们，”一个农民说，“就算继承了一片30年都不用还贷的农场，又有什么用？”一些儿女突然间就因为新法失去了继承权，心怀苦楚与怨恨，他们中的很多人终生作为助手在家庭农场劳动，希望最后能够继承父亲的一些土地，但新法让他们的愿望落了空。在奉行长子继承的地区，农民会将农场拿去抵押，为子女筹集嫁妆或现金，通过遗嘱把它分给没有继承权的后代，而现在这些农民即便对子女所处的困境心怀同情也不能恪守以前的传统风俗了。根据某个公证人的说法，1934年春，经他公证的20项婚约被取消，因为新法使新人的父亲无法再筹钱办嫁妆了。此外，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即便有钱也买不到自己的农场，因为新法直接将70万个农场挡在了市场外，使得不被限定继承的农场价格飙升。于是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新法使没有继承权的农民儿女别无选择，他们只能离开土地，迁到城市里。这可不是达雷想看到的。限制如此纷繁复杂，令很多继承了土地的农民觉得家里的地产根本不是自己的，自己更像是土地的受托人和管理者。

废除自然继承的风俗，让农民家庭的内部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农民认为新法是“兄弟姐妹仇恨和争斗的源头”，导致了农村开始出现“一孩家庭”——又一个完全背离达雷期望的结果。1934年末，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农民被判入狱三个月。这位农民是当地党龄最大的纳粹党员，入狱原因是在公开场合指责希特勒，说希特勒不是农民，自己也没有孩子，否则不会通过像新《继承法》那样的法律。在法庭上他再次表露了类似情绪，但去掉了最初版本里的污言秽语。有的农民甚至还想通过打官司推翻把自己划作新法适用对象的决定。到了1934年夏天，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在反对纳粹农业政策。据说巴伐利亚的赶集日充斥着仇视纳粹的浓郁气氛，连当地宪兵队都不敢干涉。一些知名的纳粹分子在路上会有意避开农民，害怕被农民用尖锐问题质问。甚至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一个在1930—1933年间绝大多数乡村人口都投票给纳粹党的地区——的农民在1934年7月也非常郁闷，因为他们的猪卖不出好价钱。另外，一个社民党特工这时也从德国西北部发来报告：

此前，奥尔登堡和东弗里西亚（East Friesia）的大中型地主对纳粹分子很有好感。但现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排斥纳粹分子，选择回归旧的保守派传统。这一变化尤其来自东弗里西亚养牛的农民和拓荒的富农，是新《继承法》致使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型农民和用地者对奶制品和蛋制品的管制也深表不满。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不能像以前一样直接把奶制品和蛋制品出售给消费者，在新体制下买卖必须通过帝国粮食总会进行。以前每升16芬尼的牛奶现在只能卖10芬尼，因为现在最高收购价被定为20芬尼，而批发商还要抽10芬尼。可以想见，奶和蛋的黑市交易开始兴起。政府大怒，动用警力查缴违禁鸡蛋，抓捕涉案人员。

老一辈农民依然记得达雷在1933年做出的宏伟承诺，不断肆无忌惮地公开抱怨（这一点和其他社会阶层不同）。而纳粹当局认为农民群体不可缺少，不能采取强硬手段。纳粹意识形态宣讲人在农民会议上不断遭到激烈质问。1937年有一次在西里西亚（Silesia），宣讲人被惹毛了，告诉听众盖世太保很快就会来教他们怎么做国家社会主义者，但多数听众完全置之不理，站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农民抱怨的不只有农产品价格太低，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农机、化肥等价格过高，还有帝国粮食总会官员收入太高，认为那些人除了指手画脚之外什么都没干。许多农民和其他德国人一样，越来越憎恨党及其附属组织无休止地索取捐款。限定继承的农民认为自己已经牢牢掌握了农场，因此反对声音特别大，有时候发言显得十分大胆。一个年轻的纳粹分子曾经问，巴伐利亚某个村子的村民一直在诅咒纳粹党，他们能够成为纳粹政权的真正支持者吗？当地的一个农民回答，“当然不，我们不是希特勒主义者，那种人只有柏林才有。”而当这位年轻人说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恢复理性时，该农民的回答赢得了一片掌声：“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启蒙，你个小屁孩！你这种年纪的人就应该待在学校。”农民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开放市场中自由买卖商品的权利，而在新法之下，他们也不能把地产拿到开放市场上去卖。不过许多观察者都记得“任何年代的农民都在诅咒自己的政府”，对纳粹的抱怨并没什么不同。此外，年轻一辈的农民和农民子弟也确实在纳粹政权身上看到了机会，多数时候能够在粮食总会找到一份管理工作。纳粹“血与土”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也更有吸引力，不像他们那自私自利的父辈，认为这些意识形态都是老调重弹，还是物质利益更为重要。但就算是这些老一辈的农民也认识到，截至1939年，他们的处境已经比六七年前好很多了。

Ⅲ

尽管在第三帝国治下乡村人群承受着许多经常自相矛盾的压力，但在1933—1939年之间，他们在根本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以新教为主的德国北部乡村地区，纳粹党能够统一当地的舆论。纳粹党一般会倚赖乡村团体的权威人士，包括牧师、学校教师、德高望重的老农甚至当地的庄园主。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纳粹党承诺城镇的阶级斗争不会蔓延到乡村，破坏这里相对平静的生活。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纳粹承诺要建立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口号为它在1933年以前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村子里的主要大家族在第三帝国治下都毫不费力地占据着领导角色。在巴伐利亚乡村，如果纳粹“老兵”的家族声望或者其在乡村群体中的传统地位不足以取得村民尊重，纳粹党便会因为顾忌当地舆论而不敢将他们空降到村民委员会或者镇长办公室任职。尤其是在天主教传统很强、1933年之前村民一直给中央党或其在巴伐利亚的对手巴伐利亚人民党投票的地区，纳粹党的渗透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些地方，党的首要任务是凝聚共识和化解潜在反抗。对村民来说，如果纳粹政权能够保留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他们多数都对它表示欢迎。

比如，在巴伐利亚的村子米特拉兴（Mietraching），欣特施托克尔（Hinterstocker）从1919年就开始在村里担任会计，1933年他接受巴伐利亚人民党其他几个党员的建议加入了纳粹党，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职务，防止一个头脑狂热的“老兵”插手村里的财政事务。1935年，又有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纳粹分子威胁要接管村民委员会，村子里的老人再一次劝说深得民心且一直以来兢兢业业的欣特施托克尔以大局为重，亲自担任村委会主任。在这个位置上，据说欣特429施托克尔为了阻止纳粹政权最不受欢迎的措施影响到村子，在接下来几年里做了他几乎能做的一切。此外，他每年都参加村里的宗教游行，在村中十分得民心。1945年12月12日，当地官员告诉美国占领军，90%的村民都支持欣特施托克尔继续干下去。而在巴伐利亚的另一个村子，当地方党组织想把一个“老兵”安插到某个关键岗位时，当地行政办公室发出警告说：

地区办公室无法同意任命裁缝大师S.为朗根普赖辛（Langenpreising）公社的主任。我们与公社委员讨论了一番，他们一致希望现任主任尼特能够继续留任，因为他作为一个农民显然比裁缝大王S.更适合这份工作……地区办公室还认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农民能够更好地保证社区事务顺畅运行。

当乡村委员会会议纪要被送到更高一级权力机关时，上面还必须不断提醒委员，在第三帝国治下，主任不是经选举，而是通过任命产生。在利珀的部分乡村地区有一些更令纳粹觉得刺耳的声音。多诺普村（Donop）的村长沃勒麦尔（Wöhrmeier）拒绝参加纳粹组织，信件落款时从来不用“希特勒万岁”，连纳粹旗帜都没有。他还成功组织了一场经济抵制活动，回击村里某些支持地方党部罢免自己的手艺人和匠人。所以，尽管沃勒麦尔被政府多次谴责，他的村长之位却稳稳坐到了1945年。

德国很多地方的乡村团体稳固且团结，它们由混杂而密集的风俗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经数个世纪发展形成。这些风俗和机构管理着乡村的公共生活，例如包括拾穗和伐木等。各村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家族群体和亲戚关系，还有免费的家庭劳动力，在农忙时节，它们尤其仰赖各种表亲、叔叔婶婶，有住在附近农场的，也有自己家里的。家庭内部互助是农村长久遵循的传统。农民的日常生活基于土地，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催生了建立在一套互助体系之上的经济模式。这套体系很难打破，所以达雷的新《继承法》在很多乡村地区碰了壁，即使表面上曾经受益的地区也不例外。同时，乡村团体内部存在着大量不同阶层和等级间的不平等现象。不只农场主和磨坊主、养牲畜的人、铁匠之间地位不平等，农场主内部相互之间也有等级差异。比如，黑森的克尔勒村（Körle）在1930年左右大约有1000人，主要由三类人组成，处在顶端的是“马农”，共有14名，每人拥有土地10—30公顷，这种规模的土地不仅能养活他们自己，多余的产品卖到市场上产生的盈余还能供他们养马和长期雇佣额外劳动力与仆人，秋收时间还可以雇更多。处在中间阶层的是“牛农”，1928年村里共有66名，这些人多少可以凭借自己那2—10公顷的土地自给自足，但劳力方面需要依靠自己的亲戚，若有必要还得不时雇佣额外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一般是物而不是钱。最后，在社会阶层的最底部是“羊农”。这一类村里一共有80户，每户有不到2公顷的地。他们从马农那里借来耕畜和犁，然后再抽时间为后者工作回报他们。

到了20年代，乡村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再加上当时农村和城镇之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铁路交通联系，大批人不得不每周到附近的乡镇打工挣钱。他们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主义很快就成了克尔勒村穷苦人家的政治倾向。不过，相互依靠的互助和义务体系令整个共同体团结起来，巩固了马农被广泛接受的天然领导地位。乡村团体内部出现的政治分歧让乡村精英感到担忧，但是这些异议仍旧在乡村传统结构之外得到了表达。就政治态度而言，马农和牛农多支持国家人民党，所以当1933年现任村主任被免职，为当地一个纳粹分子让路时，他们不可能感到满意。然而纳粹主义的花言巧语对乡村团体的所有阶层都有很强的社会吸引力。在宣传部及其大量分支机构的信息攻势下，只需要对村民加以适当引导，他们就会把希特勒当成全国大家庭的大家长，这个大家庭建立在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之上，内部有一张义务互助网络。虽然乡村地区的宣传工作受到局限，因为1939年村里每25人才有一台收音机（城镇里是8人一台），村民们也没机会去看电影，但宣传部竭尽全力地传播信息，它鼓励人们购买人民收音机，在村子之间组织移动电影院。宣传部传达的信息说，农民会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占据中心地位。这种说辞在农民内部受到了一定的欢迎，让老农们相信不会有太多东西发生改变；因为穷苦人家的年轻人向城镇迁移，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羊农中传播，乡村共同体原有的等级结构遭到了破坏，没准新政权甚至会恢复这一结构。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太强，所以乡村团体在纳粹夺权过程之中和夺权成功之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没有人抵制纳粹夺权。当地共产党员的家被搜查，本人则遭到被逮捕的威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克尔勒地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清楚表明，马农和牛农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他们依然压迫着羊农这一乡村底层阶级。不过，借助共同体的花言巧语来打压反对势力，表明纳粹分子对乡村的整合并不彻底。对乡村精英来说，羊农及其子弟仍然非常有用，不能全部镇压。1933年，一个地方纳粹分子带着警察和褐衫军抄了当地共产党人的家，但他的保皇派父亲威胁道，如果他敢把人带出村子就取消他的继承权，抓捕行动因此大打折扣。当地自行车俱乐部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冲锋队遂到村子没收俱乐部的自行车，一位旅店老板——他也是一个资格很老的纳粹党人——向冲锋队出示了一份假契约，上面讲俱乐部欠他很多钱，因此他有权没收这些自行车。于是冲锋队便离开了，旅店老板把这些自行车放在阁楼里，一直保存到战后由原主人领回。乡村凝聚力往往比政治更重要，特别是当有来自外部的威胁时。

但是，第三帝国对乡村并非全无干涉。例如，政府会在克尔勒等乡村地区制造代际矛盾：各个社会阶层的父辈几乎都反对纳粹主义，而子辈则把党员身份和参加党的活动看作树立自身权威的手段，以此反抗专横的父辈。子辈发现，通过加入各种纳粹组织，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角色，不需要再依赖父辈。在战后的一些采访中，村民们表示，第三帝国初期，家家都爆发过“战争”。随着工业人口增加，许多来自羊农家庭的年轻男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花了更多时间在城里挣钱，渐渐让家里殷实起来，同时也接触到更多的新观念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希特勒青年团、劳役团、军队，还有一系列女性组织让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出乡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纳粹主义对教会的攻击瓦解了教会在乡村的核心地位，以前它既是社交场所，也是凝聚乡村的中心。但这些变化都比较有限。老一辈人相信乡村应当团结，农民需要青年劳动力出力干活和履行其他义务，因此年轻一辈的傲慢得到了宽容，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幽默被有效化解，家庭和团体也得以保存。入党并没有给年轻一辈带来多少个人独立，反倒意味着年轻人不仅要忠于乡村团体，也要忠于一系列新机构。

乡村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纳粹政权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抱怨不迭，却始终没有和政府完全撕破脸皮。几个主要的矛盾——劳动力短缺、新《继承法》引起的恼人副作用、粮食总会过低的收购价——带来的麻烦可以尽力通过老办法得到克服，比如给面粉掺假来卖更多的钱，直接把产品卖给黑市等。他们433还可以诉诸法律，事实上很多人也这样做了。例如，新《继承法》的效果被一些附加条款削弱：限制继承的农民如果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妥善经营农场，将被剥夺限制继承的权利。一些代表当地乡村团体利益的地方特别法庭并不忌惮将这样的无赖逐出法庭，因为这么做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秩序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总的来说，法庭的判决多基于实际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新《继承法》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乡村社会引起的愤怒情绪。

在德国北部海岸施塔德的新教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其在30年代早期选举中的平均得票率要高很多。那里的农民一般都很支持定价定额的农产品市场，这样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不确定因素，且当地的社会风气和德国其他许多地区的农民社会一样从来没有真正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拍。他们不喜欢的只是定价定得太低，价格越低他们抱怨越多。他们期望摆脱像他们父辈那样看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因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局限于一些对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措施。此外，农民之所以逃避粮食总会或四年计划规定的生产定额指标，是由于农业管理中一些自相矛盾和非理性的措施，而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定额。比如，一些小农经常拒绝完成他们的谷物生产配额指标，多数是因为他们要用多余的谷物喂自己的家畜，以完成牛奶和牲畜的定额指标。乡村团体较强的凝聚力也意味着农民敢于逃避定额指标，甚至表达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和城镇上的情形不同，乡村很少有人因为批评政府而被举报到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那里，除非传统乡村精英和政治上受挫的年轻一辈发生了激烈冲突。尽管粮食总会和实施四年计划的行政机关多次劝说，农民仍然不相信农业现代化和新技术，不熟悉农业机械，更不用说这些东西实际很难得到，因此第三帝国在推动小型农场现代化方面成果甚微。一些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庆典倒是很受农民欢迎，比如一年一度的丰收感恩节吸引的参与者数量比第三帝国其他任何庆典或仪式都多，这表明农民仍在顽强坚守传统。因此，到了1939年，达雷承诺的乡村新乌托邦和目标与其完全相悖的粮食供应自给自足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不管纳粹集团的宣传多么动听，很少有农民对这些事情真正感兴趣。他们在乎的是过个好日子，比大萧条时期过得要好，而且可以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