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Ⅰ

当这些事发生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身体状态正每况愈下。8月1日，希特勒前往诺伊德克拜访了国家领袖和德军一战时的军事统帅。兴登堡居然称希特勒“陛下”！显然他认为自己是在跟德皇说话。兴登堡的迷糊生动展现了过去八个月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兴登堡的医生告诉希特勒，就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来看，这位老人只有24小时可活了。飞回柏林之后，希特勒在当天晚上下令召开内阁会议。还没等老人死去，内阁便决定将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合并，将总统的所有权力移交给总理。命令将在兴登堡死去的那一刻生效。希特勒没有等多久。1934年8月2日早晨9点，兴登堡总统离世。许多德国保守派人士认为，一个时代终结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里面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从无怨言的人。他将他的、我们的时代一起带进了坟墓。”随兴登堡进坟墓的还有他的职位。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的头衔将永远和逝者相伴。”这一头衔不适合继续使用。此后，希特勒将被称作“德国总理和元首”。这一头衔由一部法律确保生效，并经由8月19日的全民公投获得合法性。

于是，希特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元首。这一职位最重要的特征是军队要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34年8月2日，德国全境军队集结宣誓，冯·赖歇瑙将军在没有和希特勒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新誓词。老誓词中宣誓效忠的对象是魏玛宪法和一个不具名的总统。然而新誓词却完全不同：“我向上帝起誓，我将无条件效忠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三军最高指挥官，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随时准备好以生命捍卫誓言。”这一誓词绝非徒具形式。对德国军人而言，宣誓的意义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军人重大。誓词贯穿于德国的训练和教育之中，强调责任、荣誉，以及不守誓言的种种后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新誓词中加入了“无条件”效忠希特勒。这意味着不管希特勒的命令合法与否，都必须效忠于他。之前誓词要求的只是向宪法效忠，军队将忠于能够代表德国的“合法权威”。

一些军官完全清楚新誓词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此抱有疑虑。就在宣誓第二天傍晚，出身中产阶级、工作勤奋努力、刚刚在1934年晋升为部队处（1935年改名为陆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的保守主义炮兵军官路德维希·贝克少将把8月2日称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过多数人要么表示支持——因为希特勒达成了军队八个月以来的希望——要么并没有意识到新誓词的严重性。但是希特勒肯定意识到了。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誓词的法律效力。之后他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写了一封肉麻的感谢信，向军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承诺军队的忠诚一定会得到回报。布隆贝格投桃报李，命令军队现在要称希特勒为“我的元首”，而非之前的非军事称谓“希特勒先生”。军方的誓词给之后文职官员的誓词提供了样板。8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文官系统和军队一样，要效忠的对象是“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这是一个在任何宪法章程中都不存在的职位，它的权威不属于德国政府，而是希特勒的私人之物。

这些事件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袖权威。一位名叫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年轻宪法律师在1939年给出解释，元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集体意志”：

元首权威浑然一体，无所不包：国家能利用的所有资源都汇集其中。它包括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向元首效忠的德意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元首的权威不受任何监督或控制；在它面前，没有任何所谓不可保留的、多由相互猜疑引起的个人私权；元首的权威独立自由、凌驾一切、毫无限制。

胡贝尔的书《大德意志帝国宪法》后来成了纳粹红宝书。他在其中写道，希特勒的意见代表了人民的客观意志。在这个基础之上，元首可以纠正“被误导的公共意见”，并且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曾在1931年博克斯海姆事件（Boxheim affair）扮演中心角色的纳粹知识分子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写道，希特勒的话就是法律，凌驾于现存的其他一切法律之上。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而是来自历史。后来果如贝斯特所言，那个宪法授予、无关紧要的称谓“德国总理”被希特勒悄然抛弃了。

其实不只是希特勒个人，整个纳粹运动都普遍认为法律条文和国家宪法一文不值。纳粹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按法律行事。即使是在放弃直接靠政变夺权的想法之后，他们也依然如此。对纳粹分子来说，子弹和投票箱都是权力的辅助工具，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投票和选举被他们视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不是通过公共意见的自由发表，而是通过希特勒个人和象征着德国人民历史命运的纳粹运动来表达。即使德国人民自己都不同意，但纳粹运动依然坚称自己代表了他们。一些普遍的法律原则——比如不能杀人、避免暴力、不要搞破坏和偷窃等——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分子抛在一边，因为他们相信历史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的利益使得德国在一战战败后采取的各种极端措施都变得合理。

不过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初期，不能随意废弃或者无视国家的官僚机器，如司法、警察、刑罚和社会福利体系等。这套统治机器继承于魏玛共和国，大部分源于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按照流亡国外的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说法，当时的德国是所谓“二元国家”。1941年弗伦克尔在美国出版了《二元国家论》（The Dual State）。他认为，一方面德国存在一个“常规国家”（normative state），其中有规则、程序、法律和习俗，也有总理府、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德国还有一个“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一个本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系统，其合法性完全来自超越法律的元首权威。胡贝尔一类的政治理论家十分仔细地从概念上区分了“国家的权威”和“元首的权威”，他明确指出，在德国后者先于前者。这样一来，那些从纸面上看并不合法的行动——比如“长刀之夜”的那些谋杀——就因获得了元首的许可在事实上变得合法。相关的逮捕、监禁以及谋杀行动都由党卫队完成，并不通过警察和常规执法机构，事后再由“常规国家”的有关机构赋予合法性。这些事实形象地表明，在纳粹德国，“常规国家”和“特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减少。前者越来越服从于后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发被后者腐蚀；“常规国家”的规则日益松弛，律法不彰，后来连仅剩的犹豫和怀疑都抛弃了。早在1933年7月初，身为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已经开始在信中签上“希特勒万岁”（Hail, Hitler）。7月末所有的文职人员——其中包括大学老师、律师及其他政府职员——都被要求在处理公务时使用所谓“德式问候”。从这一刻开始，在必需的场合不说“希特勒万岁”或不行纳粹礼将被视作公开表达异议。这些都还只是顺从纳粹统治的外在表现，纳粹统治稳固之后，这种顺从日益严重。

弗朗茨·居特纳是希特勒上台之前两届内阁的司法部长，在第三帝国治下他仍然保持了以前的权力。以居特纳为代表的一些政府部长做出了“艰苦”努力，试图在法律上为元首的独断权力背书。于是，为了让希特勒的命令在事后看起来符合现存法律规范，他们开始不断发明新的词汇和概念。而在如“长刀之夜”一类的事件中，背书还意味着以追溯立法的方式为政府最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擦屁股。1933年12月1日，“特权国家”优先于“常规国家”这一点在法律上获得正式确认。新法《保证党国一体化法》（Law for Guarantees of the Unity of Party and State）在形式上保证了党和国家一体，但是里面的一些用语意思含糊，在现实层面没有可操作性。实际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小摩擦不断。从地方当局往上，各级纳粹领导人都在干涉政府政策和行政决定。希特勒在1934年还特别要求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党的官员减少对行政事务的干涉，因为胡乱干涉在某些地区已经破坏了地方经济政策。希特勒发出声明称，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在纳粹党手上，党应该成为一个宣传工具，不要干涉国家事务。但是这个声明收效甚微。

希特勒也曾推出大量措施，提升党的工作效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末辞职后，党的权力开始分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党内派系和权力斗争不断，一些手腕灵活的政府文官借此设法削弱纳粹党对政府的影响力。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加强党内集权，同时不想把权力交给潜在的对手。于是，他首先让一直忠心耿耿的鲁道夫·赫斯当上了党的副元首，但并不给他控制党组织的实际权力。1933年12月1日，希特勒让赫斯入阁。1934年7月27日，希特勒下令政府各部提议的法令都必须由赫斯的部门经手。1935年，赫斯又获得了审批文官任命和升迁的权力。这些举措增强了党对政府的影响力。赫斯本人并没有能力用好这些权力。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想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过，赫斯的巨大权力却越来越多地被另一个人利用，他就是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博尔曼野心十足，从1933年7月1日开始担任赫斯的办公室主任。博尔曼精心打造了一支“副元首幕僚团”，将他们安插到不同部门，任职者均为纳粹忠实信徒。这些人和博尔曼一样，对党的重新集权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想借此机会系统制定政策，并在政府文官系统中实施。1935年，博尔曼开始负责打理希特勒在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乡村的总部。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权力已经大到能够决定哪些人可以接近希特勒。这是第三帝国运作的典型模式：博尔曼的机构现在和高级文职官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负责的总理办公室平起平坐。当希特勒在柏林时，拉默斯可以和希特勒有更多接触，从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希特勒待在上萨尔茨堡的时间越来越长，博尔曼可以直接拒绝拉默斯面见希特勒的要求。

这种二元性遍布第三帝国的各个层级。1933年上半年，权力斗争引发的混乱逐渐消失，第三帝国内部留下了大量存在竞争关系的机构。帝国总督、各部长以及地方党领导人竞相争夺中央政府的主导权，还和地方政府领导争夺占了德国一半领土的普鲁士。1933年4月，帝国将各联邦州的纳粹地方领导任命为该州总督，使上述纠纷得到了部分解决。1934年1月30日又有新措施出台，在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主政的内政部的压力之下，一项新法废除了自普鲁士以下所有州的政府和议会，将其辖下各部门并入帝国的相应部门之下。这样，已经主导了德国政治长达一千年的联邦制在第三帝国被废止（1945年后才恢复）。但是，部分联邦元素得到了保留，制年度并未完全解体。另外，由于党的地方领导人同时兼任州总督，再加上他们在党的官僚层级中占据高位，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巨大。

1935年的《帝国地方政府法》（Reich Local Government Law）废除了地方选举，任命市长的权利落到了内政部手中。这激起了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敌意，他们经常凭借法律赋予的地方参政权任命官员，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并不合适的岗位，从而干涉地方事务。

这些内斗自然并非是在反对纳粹统治和它的各种政策。在1933年的清洗行动之后，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要么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党员，要么对纳粹运动持支持立场。柏林几个要害部门的部长就是如此。他们的地位因运动领袖戈林强力阻止了本应发生在普鲁士的大量行政变革而得到巩固。实际上，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抵制使改革从来没有达到内政部预期的效果。在其名义上的自主性——特别是代议机构——被废除之后，德国各个联邦州仍然保留了完整的行政架构。所以，第三帝国的行政从来都不曾真正实现井然有序，纳粹彻底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畅通无阻的说法早已被历史学家抛弃。相反，大量互相竞争的机构和各种冲突使“常规国家”难以有效抵制“特权国家”的恣意干预，其权力和自主性注定会逐渐消亡。

在1934年夏天和早秋的乱象之后，希特勒为防自己发生意外无法继续担任元首或者被迫下台，迅速做了一系列安排。被委以重任的不是在“长刀之夜”扮演关键角色的赫斯，也不是希姆莱，而是冷酷无情、行事果断的赫尔曼·戈林。1934年12月7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当希特勒无法行使职权时，戈林就是“他的副手，可总揽一切政务”。几天后，戈林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12月13日新法通过，希特勒提名戈林为他的接班人，并指示文官系统、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在自己去世之后立即向戈林效忠。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戈林将利用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势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希特勒指定他作为副手和接班人表明，在兴登堡去世之后，第三帝国内部的实际权力和形式权力分配开始取决于个人意志，而非宪政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独裁政体，元首能够做他想做的一切，包括在没有征求其他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指定接班人。

Ⅱ

希特勒的个人权威在党卫队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党卫队原本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和亲卫队，只对希特勒效忠，不遵守除自身规定之外的任何法律。海因里希·希姆莱从1929年起担任党卫队领导人，在他治下党卫队迅猛发展，到了1933年春已成为一支超过5万人的武装力量。1933年9月，希特勒在这5万人基础上又挑选了一批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卫队，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党卫队的其他精英组织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特别行动队，随时供希特勒差遣去执行特殊任务，其中包括维持秩序、制造恐怖以及参加“长刀之夜”一类的行动。早在1934年，希姆莱就对党卫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不仅希望党卫队是随时可供希特勒差遣的一支可靠队伍，还想将它打造成纳粹新种族秩序下的核心精英力量。希姆莱有意使党卫队和不守秩序的流氓褐衫军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的党卫队成员应该像清教徒一样生活，纪律严明、种族纯粹、绝对驯服。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日耳曼种族的最优秀品质。他一点点地将老一代党卫队成员淘汰掉，这些人都有暴行历史，多可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初期横行街头的自由军团时代，他们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军官所取代。

希姆莱的党卫队内部等级细密森严，每一级都有装腔作势的头衔，如上级集团领袖（Obergruppenführer）、旗队领袖（Standartenführer）等。成员级别由佩戴在军装上的徽章显示，这些经过重新设计的制服不仅保留了先前的银色骷髅头，还添加了两个模仿古代北欧文字的字母“SS”，像两道闪电一样在制服上锃锃发亮。不久，党卫队的打字机专门增加了一个用来打出这个标志的按键，方便在官方通信和备忘录中使用。后来还有更多的等级划分和各种标记。希姆莱甚至还通过颁发“赞助会员”等类似荣誉头衔为组织募集资金。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则积极向党卫队捐款。党卫队有一个资助组织叫“德国党卫队之友”，成员包括银行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负责人海因里希·布特费希（Heinrich Bütefisch），以及其他各类企业代表。相关的企业包括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ückert）、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莱茵冶金—柏西格（Rheinmetall-Borsig）和汉堡—美国航运。很多人被授予党卫队荣誉头衔作为回报。他们当然知道，党卫队给的可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头衔，他们和党卫队的关系能够保护他们的生意免遭狂热分子破坏。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希姆莱为该组织创办的杂志在1939年9月的发行量高达36.5万，而“朋友”每年给党卫队贡献的资金达到50万到100万马克。

不过这些东西有可能削弱党卫队的凝聚力和精英色彩，所以希姆莱在1933—1935年间从已经有些臃肿的组织中裁掉了6万余人。他特别开除了同性恋、酗酒者以及出于机会主义而非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加入组织的人。尤其是从1935年开始，希姆莱要求党卫队成员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是纯种雅利安人。普通成员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追溯到1800年，而军官是1750年。野心勃勃的现役党卫队成员开始积极查阅带有相关信息的教区记录，还有人花钱请专业谱系学家帮忙。党卫队成员加入组织之前还必须接受体检，证明他们有雅利安人的特征。希姆莱认为，经过进化上的适当引导，时间将筛选出金发碧眼的男性。早在1931年，希姆莱就规定所有党卫队成员结婚都必须经他本人或他的办公室特别批准，而只有配偶符合种族要求才能获得许可。不过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实在相差太远。比如，1932—1940年间申请结婚的党卫队成员有106304人，只有958人被拒，但满足全部条件的只有7518人。几百名因为违反了结婚规定而被开除的人之后都官复原职。显然，所谓新种族精英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来。

党卫队精英没有发展成希姆莱预期的种族精英，但却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特征。党卫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这一点和褐衫军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某些成员比如维尔纳·贝斯特，奥托·奥兰多夫（Otto Ohlendorf），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以及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博士。他们出生在一战爆发前夕，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前往前线战斗。德国战败之后，这些年轻人沾染上流行于20年代德国大学的一种带有复仇倾向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于动荡时期成年，那个时候政治局势不稳，货币（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严重贬值，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这使得年轻人们丧失了道德准则，当然他们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纳粹运动才能提供坚实的认同感、道德的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奥托·奥兰多夫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1907年，奥兰多夫出生在一个家境良好的新教农民家庭，其家族持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立场。奥兰多夫早在192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褐衫军。1927年，他被调整到党卫队，同年加入纳粹党。从1928年到1931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和哥廷根（Göttingen）的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些学习让他对“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希望破灭，并转而关注起经济学。尽管奥兰多夫学习认真，不过最终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没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36年开始，他集中精力在党卫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的负责人。奥兰多夫批评纳粹经济体制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让他陷入麻烦，不过同时也使他赢得了“脑子好使”和“有决心”的赞誉。也许是因为乐于消化和阐明不易理解的真理，奥兰多夫在1939年9月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在整个德语区的负责人。

成立党卫队保安处的动因是1931年早期的一些报告，报告称纳粹党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希姆莱成立了保安处来调查这些说法，并让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海德里希后来成了也许是纳粹政权中最让人恐惧和厌恶的领导人，很多人发自内心地仇视他。1904年，海德里希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按照同代人的说法，这位小提琴手演奏时充满感情，经常泪流满面。海德里希一头金发，身材高瘦，脸很窄，眼睛小得几乎快要合上，这副长相让人觉得美中不足。海德里希还是个击剑高手。他在16岁时参加了自由军团，之后作为海军院校学生当上了海军军官。1928年，海德里希晋升中尉，在信号部门服役。他的一生似乎将在军队度过。但海德里希的问题在于他四处树敌。海军士兵讨厌他鲁莽又专横的作风，嘲笑他高得近乎假声的嗓音。他和女人理不清的纠葛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其中一个女朋友的父亲是法本公司的主管、海军上将雷德的朋友。他的女儿怀上了海德里希的孩子，这让他心怀不满。在为海军荣誉法庭召开的听证会上，海德里希想把怀孕的责任推给女方，这让海军军官们也非常讨厌他，致使他于1931年4月被海军开除。后来海德里希娶了他的新女朋友莉娜·冯·奥斯滕（Lina von Osten）。莉娜信仰纳粹主义，和慕尼黑党卫队领导人卡尔·巴朗·冯·埃贝斯泰因（Karl Baron vonEberstein）有亲戚关系。于是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东山再起，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力量的核心。海德里希的僭越行为惹恼了大量纳粹老党员，其中包括哈勒—梅泽堡的地方领导人。该领导人对海德里希进行了恶毒攻击，说他有犹太人血统。当时的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发现海德里希并不是犹太人。不过这一指控纠缠了他一生，在他死后还冒出来过。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海德里希在党卫队内部火箭般的蹿升。他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在这幅蓝图之中，党卫队和保安处最终将包揽警务和监视控制任务。早在1933年3月9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便接管了巴伐利亚警察系统，将警察系统内部的政治部门独立出来，并派党卫队保安处人士占据了关键岗位。接下来他们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警察系统，这些行动获得了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支持。不过就在此时，他们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治警察体系的计划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同样位高权重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1月30日为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警察系统。普鲁士的警察系统出自柏林警察常务委员会的政治警察部门，这个组织曾在魏玛时期负责搜集共产党情报，由职业警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领导的职业警察组成。戈林新建的独立警察力量叫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

1934年头几个月党内的明争暗斗最后因戈林打压威胁不断增大的罗姆褐衫军的行动而告一段落。虽然迪尔斯在1933年期间对执行纳粹政策充满热情，但他的职业习惯却使他不适合参加针对褐衫军的斗争，因为他不会不择手段。1934年4月20日，戈林用希姆莱取代迪尔斯成为盖世太保的新任领导人。这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挑拨戈林和弗里克互斗，且因为“长刀之夜”后党卫队与冲锋队正式分家而获得了大量的操作空间。戈林和弗里克不得不承认，虽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指挥权，但他们已经无法控制盖世太保。戈林在1934年就放弃了，但弗里克和他的内政部并不愿意在权力斗争中迅速认输。局势最终倒向了希姆莱。2月10日新法通过，盖世太保正式脱离了司法体系，从此以后不受任何其他组织节制。6月17日希特勒下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长。希姆莱让海德里希负责盖世太保、刑事犯罪以及党卫队的安保工作，让另一位党卫队成员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负责传统警察力量。于是，党卫队和警察系统开始合流，大量传统职业警察加入了党卫队，党卫队成员也在警察系统内部占据了大量职位。这样，帝国的一个重要法律执行机关从“常规”向“特权”转变。1939年，党卫队保安处和安全警察被划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领导下的帝国安全总部，标志着这一转变正式完成。

Ⅲ

第三帝国庞大复杂的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首先的任务是抓捕和清洗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内部敌人。纳粹独裁统治建立之初，只有共产党和社民党曾进行有组织反抗。1932年11月，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完全自由的政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1170万张选票，左翼政党获得了1310万张。虽然左翼政党代表了相当数量的德国选民，但它们却无法有效应对纳粹集团的暴力行动。1933年头几个月，左翼政党的各类组织机构遭到无情镇压，镇压的对象还包括它们的一些附属军事组织，比如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和帝国旗帜（Reichbanner），以及与它们合作的一些组织，比如工会。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流亡国外；它们的数百万党员和党的支持者回忆起忠于信念和理想的一生，感到孤立和迷茫。一些以前属于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分别遭遇了永久监禁、跟踪、通信，对外联络受到监视。这些人内部四分五裂，互相敌视，震惊于纳粹党夺权行动之迅速与无情，一开始感到非常无助，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似乎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做出有效反抗。

但从某些方面看，相较于纳粹德国的其他组织，社民党和共产党更具备反抗的能力。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曾反复遭到禁止和镇压。19世纪初，梅特涅（Clemens Wenzel Lothar Metternich）曾经动用警力镇压工人运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后革命时期（指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政府也曾镇压过工人运动；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1878—1890年间俾斯麦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法》（Anti-Socialist Law）打压工人运动。对社民党人来说从事地下活动并不新鲜。而且，《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老社民党曾经建立过一套相当完善的秘密联系网络。到了纳粹时期，虽然老了40岁，但其中一些老党员依然十分活跃。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雄事迹鼓舞了许多青年社民党人，同时，魏玛共和国晚期社民党某些寻求妥协的做法也让年轻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重新振兴社民党曾经的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既然世界级政治家俾斯麦都不能置他们于死地，那么啤酒馆的那个小煽动家希特勒就更没有可能了。社民党活跃分子迅速展开行动，印制大字报、报纸和宣传单，秘密散发给社民党的支持者，试图加强他们抵制纳粹宣传的决心。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仍然深入人心，它让很多人坚信纳粹政权的灭亡指日可待。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纳粹政权只是资本主义为自保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绝望抵抗。现在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等待第三帝国自我毁灭。社民党人坚信，能够让群众准确把握这一点，就有可能摧毁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让大众做好消灭纳粹主义的准备。

德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工业中心——在工人运动方面有着长达数十年的深厚传统。在这些地区，一些秘密小组迅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甚至在一些工人运动文化并不繁荣的危险地区，社民党也成功进行了重组，并在地下继续活动。比如在汉诺威（Hanover），当时还很年轻、后来成为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维尔纳·布卢门贝格（Werner Blumenberg）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主义前线”（Socialist Front）的组织，拥有成员约250名。该组织有一份油印的新闻简报叫《社会主义简报》（Sozialistische Blötter），在该地区的联络点一共发行了1500期。规模更小的一些类似组织也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Augsburg）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甚至纳粹运动的老巢慕尼黑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者趁夜在街上贴海报，号召人们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他们还在工作场所留下57传单，上面或是各种口号，或是一些简评指责纳粹宣传扭曲某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整个德国有数千名社民党活跃分子在从事着此类活动。他们尤其注重和流亡布拉格的党的领导层保持联系。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唤醒大众，还想把忠诚于党和工会的人组织起来，以图东山再起。许多人过着双面人生，表面上事事服从纳粹政权，暗地里利用空闲时间从事抵抗运动。一些人趁出国旅行时搜集流亡党组织印制的传单和报纸，如《新展望》（Neue Vorwörts），然后把它们偷运回国，分发给国内的党员；同时每月向流亡在外的领导层汇报德国国内的详细情况。这些报告冷静地评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发客观现实。

不过，这些行动连社民党最基本的目标——维持先前党员之间的团结——都没能实现，遑论将反抗者的消息带给大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首先，反抗者缺乏领导。多数知名社民党人已经流亡国外，即使想留在国内，也很难长时间不引起警察注意。比如，西里西亚的前国会代表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曾辗转德国各地，分发社民党非法刊物，多次死里逃生。不过，1933年8月他不得不屈服于形势，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偷渡到丹麦。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社民党领导人不是在蹲监狱就是在集中营，不是已经被杀就是已经被噤声。其次，事实表明一个流亡在外的领导层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流亡领导层拒绝妥协，这已经疏远了很多1933年投票选择留在国内的同志。1934年1月，流亡领导层发表《布拉格宣言》（Prague Manifesto），主张直接没收财产、希望在希特勒下台之后立马摧毁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的激进政策，使得形势雪上加霜。《宣言》非但招致许多地方反抗组织的反对，也没有让其他人相信党的领导层已经摆脱了让党在1932—1933年间缺乏反抗意志的宿命论和被动性。由于不满党的无力和弱小，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开始独立行动，有的叫“国际社会主义者战斗联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ighting League），有的叫“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Germany），还有的叫“红色别动队”（the Red Shock-Troop），一个局限于柏林地区的组织。结果导致这些组织在政策制定和策略选择上和其他忠于布拉格流亡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争吵不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唤醒大众对抗政府的想法——这是欧洲历史上地下运动的传统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建立群众基础几乎绝无可能。在第三帝国治下，残存的工人运动传统十分薄弱且无足轻重。纳粹政权对地方上各式各样的组织和协会进行了彻底的“整合”。兔子繁殖协会、体操俱乐部等名称各异的组织本想挂羊头卖狗肉，去掉名字中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词，保持领导层和所有成员不变，但类似伎俩很快就被警察和当局识破，相关组织都被强行取缔。因此，社民党抵抗运动的规模始终无法扩大，只能由一群活跃分子组成的地方精英小组勉强维持。此外，纳粹政权不是梅特涅和俾斯麦的政权：梅特涅和俾斯麦代表了小部分威权精英，而纳粹政权一开始就声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动员人民支持一个会克服内部分歧的新国家，为全体日耳曼种族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灰暗的现实，社民党活跃分子很快就会领教到。

在1934年和1935年，依法进行的工厂车间代表年度选举中出现了大量弃权票，这可能是因为工人们依然怀念并忠诚于以前那个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当时空白票和废票特别多，导致当局无法公布1934和1935年的选举结果。从此选举就再没举行过。盖世太保抓捕了大量分发传单（传单呼吁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否”）的马克思主义者，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1200人。德国其他一些地区（比如汉堡）也拘捕了大量社民党人。1935年5月1日，社民党抵抗运动一期特殊的传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抓捕行动。到了1935年末，社民党正式的地下反抗组织已被有效消灭。不过，社民党人数众多，它代表的文化传统长盛不衰，数十万老党员会继续在内心忠于党的基本价值。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时间里，一些和总部失去联系的非正式社民党松散组织保存下了这些价值和力量，尽管它们没有任何能力使其派上用场。

有一小部分激进的社民党人在1929年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自称为“新开始”（Neu-Beginnen）。他们认为，争取抵抗运动的胜利，其首要条件在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再联合。他们相信，是社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敞开了大门。新组织有约100名成员，支持者众多，他们做了大量努力，试图使两党重新联合。为此，他们向共产主义小组渗透，还想从社民党内部改变党的路线。领导人瓦尔特·勒文海姆（Walter Loewenheim）的一份宣言于1933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发行了1.2万册。宣言在德国秘密流传时，在抵抗运动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勒文海姆在1935年认为，联合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已经没有继续开展的必要。虽然其中一些成员——比如未来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斯滕（Francis Carsten）——想要继续，但是盖世太保掀起的抓捕浪潮迅速了消灭了残余势力。卡斯滕自己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开始读一个研究普鲁士早期历史的博士学位。其他一些或流亡或留在国内的小规模抵抗组织下场也差不多，包括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Party of Germany）。工人党的其中一个领导人是年轻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曾经流亡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后当上了西柏林的市长，后来官至西德总理。不过，这些组织都认为两个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会引发分歧，是过时之物，尽管它们也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

共产党态度强硬，使联合战线很难组成。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德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执行莫斯科的极左路线，将社民党人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使总路线发生改变。1933年5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申了被第三国际誉为“党的绝对正确的政治路线”，继续坚持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说，“尽管这些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被踢出了政府机关，尽管他们的组织和出版机构和我们一样受到了残酷镇压，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未改变的事实：他们仍然是支持资本主义独裁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批评极左路线、主张和社民党人合作的共产党人，如赫尔曼·雷梅尔（Hermann Remmele）和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在1932年就已经被逐出党的领导层，留下一直以来信仰坚定的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ölmann）作为共产党名义上的负责人，不过国会纵火案后他旋即被捕并被关进监狱，丧失了行动能力。共产党对社民党的指控根本缺乏证据支持，但是1933年末当时主要的共产党人弗里茨·黑克特（Fritz Heckert）依然在大声疾呼，“对工人阶级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资产阶级法西斯和在背后支持它的主要社会力量：社会民主主义。”

德国共产党之所以持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并不仅是因为它无条件忠于莫斯科。它们也反映出1918年革命以来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长期敌视。1918年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被受命于社民党的自由军团杀害。反过来，社民党人也知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杀害了大量反对者，其中俄国的“社民党人”孟什维克首当其冲。后来出现的失业大潮对共产党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不和。1931—1934年间，社民党和共产党内部都不曾奢望两党能够联合行动。

社民党人多势众。1933年初，社民党拥有超过100万党员，而共产党只有18万左右。相比共产党，社民党人对党的忠诚更为持久。不过，多年的外部迫害和持续不断的内部整肃使共产党纪律严明，坚定团结。此外，共产党还有进行秘密工作和组建机密组织的传统。与社民党比较，共产党这一传统成形时间更近，也更高效。在1933年头几个月之后，各种非法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德国迅速建立起来。讽刺的是，共产党人对时局缺乏现实考量这一点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狂热地相信，不只是纳粹政权，整个资本主义灭亡的日子都已不远，只消数月而已。因此，共产党人觉得有必要抛头颅、洒热血，冒着牺牲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斗争。但是斗争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尽管1933年的纳粹宣传不断警告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即将来临，但实际上刚刚重组的德国共产党比社民党强不到哪去。共产党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少数共产党人还试图为苏联窃取军事情报。然而数万名活跃于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只能勉力把地下运动维持下去，等着纳粹主义和支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垮台。他们组织秘密会议，散布境外的非法政治宣传，收党费，生产和散发一些制作粗糙的油印传单和新闻简报。这些传单和简报有时数量巨大，以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激励人们起来反抗纳粹政权。他们建立了一些秘密网络分发杂志和传单，杂志和传单由境外的共产党组织提供，由情报员偷运回国。德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抵抗运动还和国外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展开了广泛合作，比如由境外流亡者编辑、在国内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印刷的报纸《红旗》（Die Rote Fahne）。这些中心数量可观，索林根—欧利克斯（Solingen-Ohligs）就有一个非法出版社，每期杂志印1万本，每月印1到2次。五一劳动节时，一些地方的共产党还会举行秘密游行，他们在高层建筑上挂出红旗或者镰刀锤子旗，还在火车站涂口号。和社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在1934年8月19日全民公投时散发传单，鼓励德国人投否决票。

在第三帝国初期，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无疑表现得更活跃，也更有持久力。共产党人有更强的使命感，有些人会说这是狂热。他们得到流亡领导层的指导，尽可能维持共产党在德国境内的存在感。党的情报人员和特工往返于巴黎、布鲁塞尔、布拉格等境外活动中心，他们往往假冒身份，尽其所能维持抵抗运动或者恢复被破坏的运动。政府每组织一次突击，他们就散发一批传单，用欢快而肯定的语气揭露警察的残忍，表示纳粹政权未能摧毁抵抗运动。但是，这样的斗争方式却成了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因为传单让党既能被工人注意到，也能被盖世太保注意到。党的科层结构和行为习惯也为警方辨识和追踪党支部的会计和秘书等成员提供了帮助，比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汉斯·普法伊费尔（Hans Pfeiffer），在非常时期依然一丝不苟地保存信件、会议纪要、订阅记录和党员名单。后来这些“无价之宝”全部落入了警方手中。困扰着社民党的问题同样让共产党犯难：和流亡领导层联系困难，工人运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被摧毁，最有经验和最有才能的领导人或是在外流亡，或是身陷囹圄，或是惨遭毒手。

尽管共产党以纪律严明著称，但是党的流亡领导层内部也很快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歧的一方是占多数的极左派，主张继续攻击社民党；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他们意识到德共已经遭受重创，开始敦促党和社民党开展合作，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5年1月，共产国际公开谴责德共此前的政策是“宗派主义”，并开始收敛自己的革命言辞。德共内部由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领导的一小部分人察觉到了变化，选择和莫斯科的新政策站在一边。乌布利希以前是柏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皮克是国会代表，并曾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斯巴达起义”中被自由军团杀害前一直陪伴在二人身边。这次意识形态转向使德共改变了有利于盖世太保镇压运动的集中式架构，代之以松散的组织，赋予各部门较高的独立性。这似乎才是适合团结高效的工人阶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组织方式。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地方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与社民党争斗太久，积怨已深。1934年中，7000名埃森工人在一位死于监狱的共产党人墓前举行示威活动。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宣布，不欢迎社民党人参加示威，因为他们死去的同志一直在和社民党做斗争。此外，流亡巴黎的乌布利希受命组织由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组成的人民阵线，但他极易激怒他人。有的人认为他并不真心支持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所以有意挑衅，好把新政策失败的责任推给社民党。同时，由于盖世太保对德共情报人员的严密监视，很多德国境内的活跃共产党人不知道党已经有了新路线。社民党对人民阵线的提法满腹狐疑（它确实在法国和西班牙成功了），这样的“联合阵线”在魏玛时期就有过，是共产党用来对付社民党的策略。两党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凝聚的仇恨实在太深，不可能在德国内部形成真正的联合。

当人民阵线政策全面启动时，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组织都已经遭到了盖世太保的沉重打击。1933年6—7月间的大规模抓捕行动迫使抵抗运动重组，但盖世太保迅速查到了重组组织的动向，再一次开始了抓捕。杜塞尔多夫共产党支部的非法抵抗历程也许是个典型。杜塞尔多夫是一个大的工业中心，有着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共产党的主要地盘。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在杜塞尔多夫获得了7.8万张选票，比纳粹党多了8000张，超过社民党2倍还多。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发布之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严重打击了当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但在27岁的胡戈·保罗（Hugo Paul）的领导下，共产党迅速卷土重来，定期印发新闻传单，开展宣传攻势。然而在1933年6月，盖世太保查获了党的记录，在传单印刷者家中将保罗逮捕。一番严刑拷打后，其他活跃分子随即暴露，到7月末有超过90人被捕。柏林的共产党地下总部派出了好几批人接替保罗，频繁变动人员，以防被人发现。1934年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约700名党员，开办了一份新闻简报，每期印发4000—5000份。他们在夜里把传单塞进人们的信箱，或者在火车站、银行、电影院以及旅馆等高层建筑顶上用一种叫“爆蛙”（knallfrosch）的装置分发传单。“长刀之夜”那天，党组织撰写了尖刻嘲讽的批评文章四处散发，视其为一次特别的胜利。

然而，盖世太保成功策反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威廉·加特（Wilhelm Gather），于1934年将他作为双重间谍安插至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紧接着便发起了逮捕行动。城市中心防卫区抓到了60个，腓特烈施塔特（Friedrichstadt）的工人阶级地区抓到了50个。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也受到了严刑拷打，但他们宁肯自杀也不愿出卖同志。尽管遭受了这次重创，但是他们因为罗姆被杀的消息又重新乐观起来，认为纳粹统治即将从内部崩溃，党员人数也有实际增加，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党员达到了4000人。上升趋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下，盖世太保加强了集权，提高了效率，更多共产党人随即被捕。最致命的是，共产党在柏林的地下总部在1935年3月27日被一锅端，地方党组织从此失去了领导和前进方向。党员对自20年代以来一直执行的极左路线越来越失望，党内士气每况愈下。党员退党和后续的逮捕行动让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地下党组织支离破碎。等到1935年6月新的地区领导人瓦尔德马·施密特（Waldemar Schmidt）上任时，共产党组织已经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组。施密特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向党的流亡领导层汇报情况就很快被捕了。这样的事情在德国遍地都是。比如在哈雷—梅泽堡（Halle-Merseburg），一个警方卧底在1935年初领着盖世太保摸到了当地党组织领导会议的会场。被捕的人熬刑不过，泄露了其他党员的名字；党的文件被查获，更多人遭到抓捕和拷打，最后一共有超过700人被捕，当地共产党组织毁于一旦。少数幸存的党员士气全无。此时，党的干部之间互相怀疑（这种猜疑并非全无道理），在政治上已经难有作为。盖世太保通过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室内搜查，对嫌疑人施以酷刑审讯，利用间谍和告密者，在1934年末成功摧毁了共产党组织的抵抗运动，包括它的福利组织“红色救援”（RoteHilfe）。“红色救援”负责帮助身陷囹圄或者陷入其他困难的党员的家属。自此以后，只有小部分非正式组织的共产党人在继续活动，许多地方甚至连这种人都没有。这时候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之前的要唤起群众的雄心壮志，转而专心等待纳粹统治最终垮台。在第三帝国初期所有抵抗纳粹主义的组织中，共产党最坚定也最无畏。相应地，他们为此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

和留在德国的同志相比，那些在苏联寻求庇护、躲避镇压的共产党人同样命运悲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不断升级，俄国和乌克兰农业集体化遭遇失败，强行工业化历经艰辛苦难，这些因素令苏联领导层日益偏执。1934年，当时苏联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遭到谋杀，这起谋杀很明显是一些布尔什维克高官共同策划的。案发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展开清洗行动，大量逮捕党内官员，局势愈演愈烈。没过多久，遭到逮捕和枪决的苏共领导层官员就已达数千人之多，被捕者被押到作秀式的公审大会上，被逼承认“颠覆政权”和“阴谋叛乱”等莫须有的罪名。清洗迅速蔓延到普通党员之间，官员和普通党员争相检举党内疑似叛徒或颠覆破坏分子的人。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西伯利亚地区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已经塞了数百万名囚犯。据估计，从斯大林在20年代末夺取最高权力一直到他在1953年死去，苏联一共有75万人被执行死刑，另有至少275万人死在了集中营。

在这种恐怖、惧怕和互相揭发的氛围下，任何非常之举都可能成为逮捕、监禁、酷刑和被杀的借口。和外国政府有联系，甚至曾经在国外居住都开始引起怀疑。不久，大清洗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也卷进了毁灭的漩涡。数千名在苏联寻求庇护的德国共产党人被捕，或是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超过1100人被控以各种罪行，遭到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残酷折磨，被长时间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劳改营中。不少人遭到杀害。死者包括数名德共政治局前任或现任委员，有海因茨·诺伊曼，他是前任宣传部长，曾在1932—1933年间主张暴力行动，但被强烈拒绝；有胡戈·埃伯莱因（Hugo Eberlein），由于好友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埃伯莱因在苏联不受欢迎；还有赫尔曼·雷梅尔，他在1933年不小心说了一句什么纳粹夺权成功就等于工人阶级的失败之类的话。德共政治局在1920—1933年间总计有44名成员，其中死于斯大林迫害的比死在盖世太保和纳粹政权手上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