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 “长刀之夜”

Ⅰ

1933年7月6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党主要领导人对局势进行盘点。希特勒告诉他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且只属于他们。他说，现在到了稳固政权的时候了。有关二次革命的讨论应该停止了。所谓二次革命指的是身着褐衫的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中某些老资格成员经常挂在嘴上的“夺权”之后的“二次革命”：

没有永恒不断的革命，革命也绝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革命潮流虽然不可阻挡，但必须置于安全的发展轨道之上……当然，只要国内的某些政治立场仍旧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的聚集点，那么二次革命就完全必要。但是我们确信，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已经被彻底扑灭。毫无疑问，如果反革命势力再次出现，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尝到血的教训。但现在要明确的一点是，二次革命只会和第一次革命形成矛盾。

在接下来几周时间之内，纳粹其他领导人相继发表了大量的类似声明，但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德国司法部和内政部一齐施压，要求处理肆无忌惮的暴行。经济部担心，如果混乱持续下去，会让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德国局势不稳，拒绝投资，妨碍德国的经济复苏。内政部抱怨文职人员被捕，司法部则抱怨律师被捕。褐衫军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整个德国蔓延。1933年6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科佩尼克喋血周事件（Köpenick blood-week）。事件起于一群正在到处搞破坏的冲锋队员，他们在柏林郊区遇到了一位年轻社民党人的抵抗。这位社民党人射杀了三名冲锋队员。随后褐衫军全面出动，抓捕了500名当地人，将其中91人残忍地殴打致死，死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社民党政治家，比如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州政府前总理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很明显，这种赤裸裸的暴行必须制止：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殴打反对派来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了。不过希特勒的担心不止于此。随着冲锋队疯狂扩张，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大。1933年5月30日，罗姆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未结束”。罗姆说，“像养蜂人或保龄球俱乐部这种‘整合’组织每天是否宣示自己忠于革命并不重要，给城市街道重新取名字也不重要。”他强调，其他人或许可以庆祝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作为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政治士兵，褐衫军有责任站出来将革命继续下去。

1933年8月2日，出于对类似声明的担心，时任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下令废除2月份的一道命令，停止招募褐衫军作为辅警加入普鲁士警察局。其他各州随后跟进。现存的警察系统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过火的冲锋队。普鲁士司法部设立了一个中央公诉人办公室，负责处理集中营内发生的谋杀案等严重犯罪案件。不过，它同时也下令终止对党卫队（Schutzstaffel）和冲锋队暴徒进行起诉，已经判刑的也得到了赦免。办公室颁布了严格的管制条例，详细规定了哪些人能够实施保护性拘留和拘留必须遵守的程序。1934年4月颁布的管制条例中的某些禁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司法实践：不得以任何个人原因（造谣、解雇员工、曾经担任日后入狱者的法律代表、在法庭上表示异议）对人进行保护性拘留。冲锋队再也不能在纳粹运动的街头斗殴、酒馆打架中施展拳脚，同时再不能控制许多小型临时监狱和酷刑中心，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势。

由于选举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冲锋队再也没有机会像30年代初那样在选举季招摇过市，去打断反对派的会议了。冲锋队内部开始出现幻灭情绪。1933年春，冲锋队规模大幅扩张，支持冲锋队理念的人与机会主义者一起如潮水般争相加入冲锋队。1933年3月，罗姆宣布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都可以加入。这是因为5月份纳粹党的领导层做出决定，暂时停止招收新党员，因为他们担心有太多机会主义者加入进来，使纳粹运动中充满并不会真正为运动献身的人。于是，很多人只能选择加入褐衫军，致使党和它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被削弱。在1933年下半年，成员数量惊人的老兵组织“钢盔”加入了褐衫军，使冲锋队人数进一步暴涨。1934年初，褐衫军人数已经是一年前的4倍，高达300万；如果把钢盔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算上，一共有450万。如此庞大的规模使德国陆军相形见绌：那时候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陆军规模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当然，尽管有《和约》限制，陆军的装备和战斗力仍要比褐衫军强太多。1933年初爆发内战的不祥之兆似乎又出现了。

许多冲锋队员之所以心怀不满，不仅是因为嫉妒陆军，或者对1933年6月之后日渐稳定的政局缺乏耐心。许多老资格成员讨厌1933年初搭上纳粹运动便车的新人，他们和前钢盔成员关系尤其紧张。这一矛盾愈演愈烈，1934年最初几个月斗殴和混战事件大量增加。因为一位冲锋队领导人被一个前钢盔组织成员杀害，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警方查禁了一些以前属于钢盔的组织（那时叫国家社会主义前线战士联盟）。褐衫军老成员的不满不止于此。消灭反对派之后，许多人曾经希望能够获得丰厚回报，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倒是和纳粹党合作的一些地方政治家和保守派得到了最好的差事。一个出生于1897年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在1934年写道：

夺权之后，一切都大变样了。那些一向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对我另眼相看。以前我经常和家里人以及亲戚争吵，但现在我成了老大。我的冲锋支队规模不断扩大，1933年1月还只有250人，到了10月我已经有2200人。我因此在圣诞节时被提拔为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不过这些庸俗鼠辈越是称赞我，我越怀疑这些混蛋是不是在心里认为已经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钢盔”们来了之后，一切都完了。我跟这些残余保守势力对着干，这些人总是暗地里使手段，让我在我的上级面前出丑，在冲锋队办公室和警方那里说我的坏话……终于，我成功当上了某市市长……现在该对付那些高高在上的庸俗鼠辈和旧时代的反动残余了，我要拧断这些混蛋的脖子。

这种感觉在很多冲锋队老兵身上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未能像上面这个人那样手握权力。

一些褐衫军年轻成员无法在政治上为暴力冲动找到发泄口，便不断卷入国内的各种打架斗殴事件之中，其中很多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喝得烂醉，在深夜里喧哗闹事，殴打无辜路人，如果警察前来制止，还公然袭警。令局势变得更糟的是，1933年12月，罗姆剥夺了警察局和法院对冲锋队的司法权。队员们被告知，从此以后，冲锋队的纪律问题要内部处理。尽管检察机关还在继续起诉冲锋队员，但这却给了司法机关不作为的借口。但是不久之后，罗姆发现要给冲锋队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有更多的麻烦，因为新系统首先必须追溯处理截至1934年5月将被起诉至法庭的党卫队和冲锋队。这些各类起诉多数都是从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开始的，有超过4000例。此外还有很多起诉遭到驳回，更多的犯罪行为则从未被起诉。即便如此，要处理的案子也很多。而且，由于军方有自己的军事法庭，如果罗姆在冲锋队内部建立了类似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冲锋队能够与军方平起平坐。1933年7月，罗姆曾在私下里说，如果一个冲锋队员被杀，负责审判的冲锋队领导人将有权对最多12名“制造谋杀案的敌对组织”成员判处死刑。这足以显示出罗姆想要建立的冲锋队法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显然，冲锋队的能量严重过剩，纳粹领导层必须将其用到需要的地方去。但是，冲锋队领导层却使形势不断恶化，想把激进暴力行动发展成一场新的革命。一个名叫埃德蒙·海内斯（EdmundHeines）的德国东部冲锋队地区领导人甚至公开鼓吹“德国革命的继续”。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1934年头几个月也多次在各种集会和游行中发表演说，强调纳粹主义的革命本质。他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层，尤其将矛头对准军方，指责军方高级官员在1932年奉当时的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命令暂时查禁了褐衫军。罗姆还宣布要让冲锋队成为一支新型国民军的基石，绕开甚至最后完全取代军方，这番话引起了军方的高度警觉。1933年12月，希特勒想在内阁为罗姆安排一个虚职，以此来搪塞他。不过那时候内阁已经非常臃肿，入阁已无多少实际意义，满足不了罗姆的野心。罗姆真正想要的是国防部长一职，当时担任此职的是陆军代表维尔纳·冯·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将军。

在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之后，罗姆开始在冲锋队内部营造针对自己的领袖崇拜，并继续宣讲不断革命的必要性。1934年1月，一群冲锋队员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激进立场。他们冲进柏林恺撒霍夫酒店（Hotel Kaiserhof），打断了一些军官为已经退位的德皇举行的生日庆典。第二天，罗姆给布隆贝格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据布隆贝格所言（当然不排除他有意夸张），罗姆在备忘录中要求冲锋队取代军方成为德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传统军队只应该用来训练冲锋队员。这时对军方领导层来说，冲锋队已日益成为主要威胁。从1933年夏天开始，布隆贝格麾下的军队不再保持过去的政治中立态度，而是不断公开表达对新政权的支持。布隆贝格一伙人被希特勒的许诺吸引：希特勒保证说，德国将恢复义务兵役制，军事实力会大幅提升。希特勒还承诺，德国将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力图收复失地，并发动战争占领东欧。这一承诺令布隆贝格等人十分动心，为作表示，他经常夸张地表达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还在军中实施了“雅利安人条款”（Aryan Paragraph），禁止犹太人为陆军效力。此外，军方还将纳粹卐字标志加到军事勋章之中。尽管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其实在兴登堡总统坚持下，犹太人老兵并没有被清洗，而且也仅仅只有七十来个士兵被辞退——但这仍然象征着军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妥协，表明军方正在适应德国新的政治秩序。

实际上陆军离纳粹化还很遥远。军方幸运地保持了相对独立，其原因在于时任德国总统、名义上还担任德军总司令的保罗·冯·兴登堡的支持。在反纳粹的保守派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退休之后，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和布隆贝格选择的、符合纳粹集团利益的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担任军队首脑。兴登堡力排众议，任命了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弗里奇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参谋军官，保守主义思想浓厚，严格遵守清教徒式的生活观念，热爱骑术。他未婚，是个工作狂，爱从军事角度看待一切问题。所以，弗里奇有着普鲁士军官常见的对纳粹粗俗行为的蔑视。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了部队处主任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的支持。贝克1933年末走马上任，为人谨慎内向，喜欢独处，是一个热爱骑术的鳏夫。像弗里奇和贝克这样的人在陆军领导层中占据高位，这决定了军方不可能向冲锋队妥协。1934年2月28日布隆贝格和希特勒、冲锋队与党卫队领导人会面。会上罗姆被迫签署了协定，承诺他不会试图用褐衫军取代军队。希特勒强调，德国未来的主要军事力量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褐衫军只能起辅助作用。当军方将领离开之后，罗姆说自己绝不会服从这些“可笑的无名小卒”，还放话要让希特勒去“休假”。这些反叛言论不是没被察觉。事实上，希特勒察觉到了罗姆的态度，早已派警察对其进行监视。

为和冲锋队竞争，布隆贝格和军方领导层从多个方面讨取希特勒的欢心。军方曾经把冲锋队当作潜在的兵源，但是他们也担心冲锋队对陆军进行政治渗透，而且他们非常瞧不起冲锋队，因为冲锋队领导层中有一些人曾在陆军效力，但因为不光彩的行为被赶了出去。因此，陆军更倾向于恢复征兵。1933年12月，贝克将征兵列入自己的一个计划之中。当年2月，希特勒和军方领袖就已进行了一次谈判，许诺支持陆军征兵。他还曾告诉英国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称允许“第二支军队”存在是个错误。他将牢牢掌控冲锋队，并将其非军事化以打消国外疑虑。尽管如此，褐衫军领导人仍然预言一个“冲锋队国家”和“长刀之夜”即将来临。马克斯·海德布雷克（Max Heydebreck）是鲁梅尔斯堡（Rummelsburg）冲锋队领导人，据人报告他曾经说：“有些陆军军官就是蠢猪，里面好多老家伙应该给年轻人腾位置。等他们的兴登堡爸爸死了之后，我们就起来收拾他们。10万士兵和我们冲锋队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同时，冲锋队开始拦截陆军补给，没收军方武器。但总的来说，类似事件仅仅在某些地方零星地发生过，没有统一组织。罗姆从未有过任何完整的计划。他并非如希特勒指责的那样想要直接发动一场政变。而且，1933年6月初，罗姆宣布自己将听从医生的建议前去慕尼黑附近的巴特维塞（Bad Wiessee）疗养。而这意味着褐衫军整个7月都会放假。

Ⅱ

局势持续动荡，激进言辞横飞，军方领导人深感不安。不只如此，内阁中的部分保守派成员也忧心忡忡。在《授权法》通过之前，内阁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要送到总统那里的法令草案。然而从3月末开始，德国总理希特勒和某些部长选择绕开内阁办事。希特勒不喜欢内阁讨论，因为讨论一般十分冗长，有时还带有浓重的批判色彩。他更喜欢在部长全体会议之前尽可能完整地把法令制定出来。这样一来，内阁开始慢慢变成橡皮图章，只负责同意已经提前做好的决定。直到1933年的夏季休会期，内阁还坚持每个月开会4到5次，9月和10月也仍在相对频繁地开会。不过1933年11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阁在11月只开了1次会，12月3次，1934年1月1次，2月和3月各2次。4月内阁没有开会，5月开了1次，6月完全没有开会。其实那时候内阁（即使是在人数上）已经不被保守派主导，因为纳粹宣传部长官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3月以德国宣传部长的身份加入内阁，随后鲁道夫·赫斯与恩斯特·罗姆在12月1日也加入进来，1934年5月1日又来了一个纳粹党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国家人民党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于1933年6月29日辞职，他的农业部长位置被纳粹党人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取代。兴登堡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内阁中只有三个纳粹党人，希特勒自己、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以及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可是到了1934年5月，内阁中的17个部长已经有9个是纳粹党老党员。纳粹分子在内阁中占了多数。现在，连政治嗅觉一向迟钝，善于自我欺骗的德国副总理、保守主义者弗朗茨·冯·巴本也已经明白保守主义者们入阁时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不是他们在操控纳粹分子，而是纳粹分子在操控、恐吓和欺压他们。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巴本并没有放弃他在1932年担任德国总28理时公开表达的愿望，他希望依靠获得大众支持的纳粹党实施一次保守主义复辟。巴本演讲的撰稿人埃德加·容（Edgar Jung）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认为，未来的“德国革命”可以使“大众去政治化，阻止他们治理国家”。在巴本看来，冲锋队猖狂的民粹主义是实现他所期望的反民主和精英政权的严重阻碍。在巴本副总理周围聚集起一群持相同观点的青年保守主义者。同时，巴本开始收到大量针对纳粹分子暴力行为的投诉，这使巴本和他的幕僚们对他们一直在支持的“民族革命”渐渐心怀不满，他和他的团队成了各种反对声音的汇集地。1934年5月，戈培尔在日记里称有谣言讲兴登堡死后巴本有意角逐总统一职。其他保守主义者也没有逃过戈培尔的指责（“事情很快就见分晓”，戈培尔写道）。巴本的团队已经受到警察监视，但收拾巴本可能要冒风险，那就是巴本可能会和军方合作。实际上，巴本的媒体秘书赫伯特·冯·博泽（Herbert vonBose）已经在和对纳粹政权持批判态度、担心冲锋队活动的将领和高级军官联系。1934年4月，在军方、保守派和纳粹执政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兴登堡总统生了重病，医生很快确认，总统的病已经无药可医。6月份，兴登堡回到自己的庄园，等待死神降临。兴登堡的死肯定会造成一次危机，当局必须拿出应对之策。

但当局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如此。很多人已经意识到，1933年热火朝天的“民族革命”在一年后已经退潮。冲锋队并不是唯一对现状不满的组织。社民党留在德国的特工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称国内民心渐冷，怨声四起，无休无止地讲关于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笑话。纳粹会议已无多少人参加。尽管希特勒仍然广受崇拜，但已有人开始直接批评他。纳粹政权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兑现，人们仍然担心通胀或者战争会再次爆发。于是，在某些地方有人开始抢购、储存食物。受教育阶层害怕冲锋队引起的社会混乱可能会引发动荡甚至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纳粹领导层知道，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这些暗地里的窃窃私语仍可能为人察觉。在回答美国记者路易斯·P. 洛克纳（Louis P. Lochner）的提问时，希特勒重点强调他需要部下无条件的忠诚。

局势已是箭在弦上。1933年4月20日，曾是冲锋队领导人之一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同意把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交给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这位野心勃勃的党卫队年轻领导人当时已掌控了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警察系统，因此得以将警察机构集中在自己手中。尽管党卫队名义上还是冲锋队的一部分，但显然冲锋队现在已经成了实现希姆莱野心的障碍了。4月中旬希特勒、布隆贝克和一些高级军官乘坐海军战船“德意志号”前往挪威巡航，在行程中他们达成一致，决定要清洗冲锋队。但整个5月和6月上半月希特勒都没有展开行动。这已经不是戈培尔第一次对希特勒的犹豫不决感到灰心丧气了。到了6月下旬，他在日记中写道：“形势严峻，元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对方的反击我们将难以承受。”

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了！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发表公开演讲，他警告“二次革命”的危险，并攻击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个人崇拜。他称纳粹革命造成的动荡应该有个了断了。巴本的顾问埃德加·容撰写了演讲稿，他严厉抨击了这一次“德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私、随大流、虚伪、缺乏骑士精神、傲慢”。演讲收获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不久之后，巴本出现在汉堡举行的马术比赛聚会上，又得到了人群“马堡万岁”的喝彩和尖叫。那时候希特勒刚从威尼斯回来，他和墨索里尼举行了一场并不愉快的谈判。结果他甚至还没有听到演讲内容，就对巴本的做法大发脾气。在格拉（Gera）对纳粹忠诚党徒发表的一个演讲中，希特勒攻击了那些想要阻断纳粹思想胜利步伐的“侏儒们”。“太荒谬了，一只小蠕虫居然想阻遏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这个小侏儒居然认为靠空洞的言辞就能够打断这次伟大的复兴，真是可笑。”

希特勒威胁道，人民紧握的拳头将“粉碎任何企图搞破坏的人，哪怕是最微小的企图”。副总理巴本对希特勒表达了不满，并以辞职相威胁，希特勒答应他会终结冲锋队“二次革命”。同时，他还建议应该挑个时候在病恹恹的兴登堡总统面前讨论当前局势。这早就不是巴本第一次被愚弄了。他相信了希特勒的虚假承诺，并错误地认为兴登堡仍可发挥影响。希特勒马上动身去和兴登堡商量。6月21日，希特勒来到诺伊德克（Neudeck），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布隆贝格。布隆贝格刚和兴登堡总统讨论完巴本的演讲，明确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党不立即阻止褐衫军的行动，兴登堡将宣布军管，把政府置于军队的掌控之下。这时希特勒已经别无选择。他开始谋划如何除掉罗姆。政治警察系统与希姆莱和他的副手同时也是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展开合作，开始“寻找”证据，指控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在策划一场全国性叛乱。6月24日，“证据”被呈递给党卫队高级成员，这些人也得到了如何处理这场“政变”的指示。希姆莱等人还炮制了一份“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召集党卫队地方领导人，要他们在6月30日开展行动时杀掉名单上的人，特别是胆敢反抗的。由于可能发生严重冲突，陆军决定将自己的资源借给党卫队使用。鲁道夫·赫斯在6月25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警告，有些人要背叛元首，自下往上发动叛乱，这些人要倒霉了。

6月27日，希特勒会见了布隆贝格和赖歇瑙，以确保陆军支持。两人在第二天将罗姆驱逐出德国军官联盟，并让陆军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布隆贝格6月29日在纳粹集团的主要刊物《种族观察家》（Völkischer Beobachter）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军方对新政权的绝对支持。同时，希特勒似乎知道兴登堡将在6月30日会见巴本，正好在那一天纳粹政权也要对冲锋队展开行动。这让纳粹领导层更为确信，这次既要对付冲锋队，也要教训保守派。希特勒当时非常紧张，为消除外界怀疑，他决定去埃森（Essen）参加一场婚礼。他致电罗姆的副手要求冲锋队领导层在6月30日早上去巴特维塞的度假旅馆见他。之后希特勒和戈培尔以及希特勒在党卫队的个人保镖泽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于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急匆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准备在第二天对付罗姆。这使戈培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以为只是要处理“反动分子”，在此之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戈林被派去柏林，负责当地的行动。此时谣言四起，冲锋队也提高了警惕。6月29日晚，3000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街头横冲直撞，叫嚣着他们要粉碎任何背叛冲锋队的企图，并公开谴责“元首”和军方。最终是慕尼黑的地方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使事态平静了下来。除了慕尼黑之外，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游行。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早上4点30分飞抵慕尼黑机场时，他获知了这些游行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冲锋队领导层来开会的时候再清洗他们，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生死之间，一分一秒的迟疑都会造成致命后果。

Ⅲ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首先开车到巴伐利亚内政部，在那里遇到了前一天晚上组织游行的带头人。希特勒大怒，大叫着要枪毙他们。随后他亲手扯掉了他们的肩章。这些冲锋队员被关进了施塔德海姆（Stadelheim）的慕尼黑州监狱。随后，希特勒聚集了一帮党卫队保镖和警察，在一支车队的护卫下前往巴特维塞。他们径直闯入了汉塞尔鲍尔酒店（Hanselbauer Hotel）。在首席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和一队武装警探的陪同下，希特勒冲上了酒店二楼。褐衫军们昨天痛饮了一夜，当时还在呼呼大睡。开车载希特勒到巴特维塞的埃里克·肯普卡（Erich Kempka）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希特勒没有理我，他进了冲锋队上级集团领袖海内斯的房间。我听到他大叫：“海内斯，如果你5分钟内不穿好衣服，我就毙了你！”我后退了几步，一个警官偷偷告诉我，昨晚海内斯和一个18岁的冲锋队高级部队领导睡在一起。终于，海内斯走出了房间，一个18岁浅色头发的男孩快步走在他前面。“跟他们一起滚到洗衣房去！”施雷克命令。之后，罗姆也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嘴角叼着一支雪茄。希特勒用可怕的眼神盯着他，但不置一词。两个警探带罗姆去了酒店前厅，罗姆瘫在了扶手椅里，向酒保点了咖啡。我站在走廊墙边，是一个警探告诉了我罗姆被捕的细节。希特勒带着一根鞭子进了罗姆的卧室。在他身后跟着两个警探，带着已经上膛的手枪。希特勒嘴里吐出了几个字：“罗姆，你被捕了。”罗姆睡眼惺忪，抬起头来：“元首好。”“你被捕了”，希特勒再次大叫，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当时，楼上的走廊非常热闹。冲锋队领导人走出他们的房间，然后统统被捕。希特勒挨个儿向他们大叫：“你参与了罗姆的阴谋吗？”当然没有一个人说参与了，但是这没用。希特勒自己也知道答案；他还不时转向戈培尔和卢策（Viktor Lutze）问话。最后他下令：“都抓了！”

褐衫军们最初被锁在酒店存放被单毛巾的橱柜间里，不久之后就被带到施塔德海姆。希特勒等人也跟着他们回到慕尼黑。前来参加会议的褐衫军领导人还在途中，但他们一到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就被党卫队逮捕。

回到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直接杀到纳粹党总部。此前他已经让常规部队封锁总部。抵达之后，希特勒大骂罗姆和褐衫军领导层，宣布要把他们全部撤职，然后枪决。希特勒说，“不守纪律的叛徒，反社会的病态元素”都将被消灭。新的冲锋队领导人由卢策担任。他是褐衫军高级成员，长期负责监视罗姆，并跟着希特勒前往巴特维塞酒店参与了抓捕行动。希特勒大吼道，罗姆拿了法国人的钱；他是个叛徒，阴谋颠覆国家。那些听着他破口大骂的纳粹忠诚党徒都大叫着表示同意。鲁道夫·赫斯大献殷勤，主动请缨亲自去击毙叛徒。其实就希特勒个人而言，他并不想将长期为自己效力的罗姆置于死地；最后在7月1日，希特勒给罗姆送去口信，说他可以用左轮手枪自我了结。但罗姆拒绝自杀，于是希特勒派达豪（Dachau）集中营的负责人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和一个集中营党卫队军官前往施塔德海姆。到了罗姆的囚室后，这两个党卫队军官给了他一把上膛的布朗宁，让他马上自杀，如果他不照办，他们将在10分钟后返回，亲手结果他。10分钟之后他们返回了囚室，发现罗姆站在那里，袒露胸膛，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势，显示自己的荣耀和忠诚。两个军官二话不说，直接近距离将其射杀。此外，希特勒还下令枪毙西里西亚褐衫军成员埃德蒙·海内斯。1932年，海内斯曾经在柏林组织过一次反纳粹起义。和他一同被枪毙的还有慕尼黑游行的组织者。另外还有三个人也没有逃过纳粹当局的魔爪。其他冲锋队员则被送进达豪的集中营，遭到党卫队警卫的疯狂殴打。傍晚6点，希特勒飞赴柏林，接管首都事务。希特勒不在柏林的期间，由赫尔曼·戈林坐镇指挥。他一改广为人知的温和面孔，露出了深藏已久的残酷一面。

戈林要对付的不仅是褐衫军领导人。据一位亲历其事的警察后来讲，他的办公室气氛嗜血而邪恶。他、海德里希、希姆莱三人关在办公室里，大叫着发出命令，要杀掉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上的某些人（“枪毙他们……枪毙……立即枪毙”），并在得知谋杀令已经执行后和同僚们一起狂笑。他穿着白色上衣、灰蓝裤子和白色靴子，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下令扫荡副总理办公室。盖世太保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前去执行任务，他们在现场直接击毙了巴本的秘书赫伯特·冯·博泽。副总理巴本的文胆埃德加·容于6月25日被捕，随后也被枪毙。这些刽子手没有为他举行任何葬礼，还把他的尸体扔在了一个阴沟里。巴本自己逃过一劫，毕竟他名望太高，当局还不敢直接将他射杀在血泊之中。不过送他的两个最亲密助手上路已经是足够的警告。在这之后，巴本暂时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由希特勒考虑如何处理他。

其他几个保守派就没这么好运了。希特勒之前的德国总理冯·施莱歇将军曾说希特勒不适合执政，结果他和妻子一起被党卫队射杀于家中。他并不是唯一被杀的军官。库尔特·冯·布雷多（Kurt von Bredow）少将也在家里被杀害，他被认为曾经在境外媒体发表批评纳粹政权的文章。德国报道称，警方以他是罗姆的秘密同伙为由要逮捕他，他因为拒捕被杀。这些谋杀是对军方领导层的明确警告：如果不服从纳粹领导，他们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警察总局前任局长、天主教行动（Catholic Action）的前任领导人、交通部的现任高官埃里克·克劳泽纳（Erich Klausener）被海德里希下令杀害。此举意在警告德国前任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不过布吕宁提前得知了纳粹政权的清洗计划，已经离开了德国。克劳泽纳的死也是对天主教的警告，纳粹不会容忍它独立自主地参加政治运动。纳粹领导人后来说这些人都参与了罗姆的“叛乱”，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曾被埃德加·容列为未来政府的可能成员，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同意，有的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多数人之所以送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上。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也被盯上了。如果保守派势力重新执掌政权，他可能会成为代表纳粹党的傀儡。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之前，施特拉塞尔一直是纳粹党的行政主管和各个主要机构的设计者。因为希特勒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施特拉塞尔深感失望，遂从党内辞职。施特拉塞尔曾和施莱歇磋商，有谣言称他在1932年晚些时候曾受邀加入施莱歇的内阁。虽然施特拉塞尔辞职之后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但在纳粹现任领导层看来，他仍然可能与保守主义者合作，对纳粹统治造成威胁。此外，施特拉塞尔和希姆莱与戈林积怨已久，且在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后也没有减少对二人的批评。戈林后来把施特拉塞尔抓了起来，送到警察总部，在那里枪毙了他。施特拉塞尔的朋友和合作人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z）曾经是冲锋队的高层官员。戈林的密使也抓了他，并把他带到森林里准备枪决。舒尔茨拔腿逃跑，被子弹击中，但只受了轻伤。他佯装已死，趁那些人回车里去拿裹尸体的毛毯时成功逃走。后来舒尔茨和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磋商，获准流亡国外。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也成为攻击目标。他是1920年自由军团发动卡普政变（Kapp putsch）时的领导人，并曾在1923年帮过希特勒。当警察闯进他家时，埃尔哈特已经逃走，最后成功穿越国界线进入了奥地利。

柏林的行动和慕尼黑有所不同。在慕尼黑，全国各地的冲锋队领导人接到希特勒命令前来开会。在那里褐衫军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而在柏林则是保守派。纳粹党提前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布雷斯劳（Breslau）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恩斯特·米勒（Ernst Müller）于6月29日在柏林得到一封密信，接着戈林动用私人飞机将他送回家中。6月30日早晨，海德里希来电命令他打开密信；里面有必须铲除的褐衫军领导人名单，并指示他占领警察总部，然后召集冲锋队领导层前去开会。其他命令还包括拿下冲锋队的武器库、保障机场和通信设备安全、占领褐衫军基地。他执行了所有命令。到了那天傍晚早些时候，不仅布雷斯劳的警察监狱已经满员，还有很多其他房间也塞满了迷惑不解的褐衫军囚犯。海德里希不断致电米勒，要求杀掉名单上没在慕尼黑被处理掉的人。最后这些人被带到党卫队总部。首先有人扯掉了他们的肩章，然后他们被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森林，最终于后半夜遭到杀害。

第二天即7月1日早上又有一批人被捕，其中一些被直接枪决。在这种暴力的气氛下，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借机算起旧账，铲除36私敌。当然，有的人因为地位太高而不能碰，比如埃里克·鲁登道夫将军。鲁登道夫极右的政治立场和反对共济会的运动让盖世太保有些头疼。最后，这位德国的一战英雄保住了性命，在1937年12月20日平静死去。纳粹政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巴伐利亚前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就没这么走运了，被党卫队乱刀分尸。他的主要“罪责”是在镇压1923年希特勒政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音乐评论家威廉·爱德华·施密德（Wilhelm Eduard Schmid）也被杀害，因为他被误认为是路德维希·施米特（Ludwig Schmitt），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持激进立场的兄弟奥托以前的支持者。由于坚持自己的革命观点，奥托被迫从党内辞职出国。后来因为流亡国外相对安全，奥托对希特勒进行了密集攻击。巴伐利亚的保守派政治家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在一次政治会议上讲话时被希特勒打断，他因此起诉希特勒，让这位日后的纳粹领袖在施塔德海姆蹲了一个月监狱。他也被纳粹政权逮捕，于7月1日被杀害于达豪集中营。还有很多人借纳粹清洗活动打击私敌。一个叫埃里克·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的党卫队高级官员趁此机会除掉了一个自己非常痛恨的人——党卫队骑兵领导人安东·巴伦·冯·霍贝格·翁德·布赫瓦尔德（Anton Baron von Hohberg und Buchwald），将他枪杀于家中。在西里西亚，该地的党卫队地方领导人乌多·冯·沃伊尔施（Udo von Woyrsch）杀害了自己之前的对手埃米尔·森巴赫（Emil Sembach），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答应希姆莱要把森巴赫送到柏林处理。纳粹政权的暴力行动也波及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领域。在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四个犹太人被捕，他们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在格洛高（Glogau）地区，当地犹太人老兵联盟的领导人也被带到树林中杀害。

尽管这些暴行很多明显是出于个人动机，但纳粹分子并没有放弃宣传，为这些杀人行动辩护。第二天戈培尔就在广播里花了很多时间介绍平叛行动。他声称罗姆和施莱歇正在互相勾结，密谋二次革命。戈培尔说，二次革命会让德国陷入混乱。“每一个举起来反对元首和政权的拳头，”戈培尔将举起拳头这一动作等同于和纳粹主义对抗，警告道，“最后都会被压下去，如有必要还要使用暴力。”虽然有宣传遮丑，希特勒仍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对军方他必须有所交代，毕竟一下子杀了两名高级将领。7月3日，37希特勒在内阁发言，声称罗姆正在和施莱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法国政府计划推翻政府，密谋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他是被迫采取行动，因为密谋者计划在6月30日发动政变。有人援引法律对希特勒的行动提出异议，希特勒回答说，在那种状况下走法律程序不太现实。“如果在船上发生了一次暴动，那么船长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立马镇压暴动。”因为平叛行动中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追究，只需要事后颁布一项追溯性的法律，将之合法化即可。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Franz Gürtner）对希特勒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举的例子值得未来借鉴。他巩固了德国政府的权威地位。”在媒体上，戈培尔强调这次行动获得了人民的鼎力支持。他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平叛行动恢复而非颠覆了社会秩序。布隆贝格和兴登堡的正式感谢信被刊登在头版头条，其他版面也充斥着各式各样“来自全德国的效忠誓言”以及“对元首的尊敬和崇拜”。平叛行动总体上被描绘成是为了扫除纳粹运动中的危险和堕落元素。有报道称，一些褐衫军领导人有“恋童癖”，其中一人“被惊醒时的状况让人极度恶心”。

7月13日国会开会时，希特勒在演讲中把那些所谓的阴谋又讲了一遍，演讲通过广播转播，整个德国的客栈、酒吧以及广场都能听见。在头戴钢盔的党卫队层层保护之下，希特勒对听众详细讲述了精心编织的天方夜谭：罗姆党徒是如何准备颠覆第三帝国的。他说，一共有四股对政权心怀不满的势力参与政变：渗透进冲锋队的共产主义街头流氓；不愿将1933年1月30日当做革命终点的政治头目；相信永久革命、不愿安定下来的人；最后还有上层社会无所事事的寄生虫。他们想用绯闻、谎言和阴谋来填补空虚的心灵。希特勒说，因为整个冲锋队都在搞颠覆，政府已经无法单单只剪除其表现出格的部分。希特勒认为自己不得不在没有诉诸法律的情况下直接动手：

如果有人指责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正常法律程序进行审判，我只能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命运负责，因此我也是德意志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令消灭叛乱集团……任何势力都不能威胁德意志民族的存在——我们民族的存在由内在的法律和秩序保证——所有叛乱都要受到惩罚！任何人每时每刻都应该铭记在心，如果他举起手来反对国家，那么他的最后下场就一定是死亡。

希特勒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非法，但司法机关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相反，国会还热烈欢迎希特勒的自我辩护，并通过了一个感谢希特勒的决议。总统办公室主任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以病危总统兴登堡的名义发送了一份电报，表达了总统对行动的支持。一部法律迅速得到通过，赋予之前的行动以合法性。根据社民党特工的报告，这些事件一开始让大众非常困惑。任何公开批评行动的人都立即被捕。按照媒体报道，警方发布了“言辞激烈的告示，警告叛乱分子和邪恶的煽动家”。“散布谣言、恶意诽谤纳粹运动和元首的人”都遭到威胁，“要送他们进集中营”。当局的高压政策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人们对未来惴惴不安，害怕自己被捕。很多人还怀疑，除了6月30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无从知晓的内幕。地方警察当局报告称，民间到处是谣言、想象、“牢骚”和“抱怨”。宣传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四处流传。”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未能消除这些谣言。纳粹集团的这次内斗令社民党和国家人民党的前成员对前途变得乐观起来，“看来希特勒很快就会倒台。”不过，因为希特勒对“褐衫军大佬”采取了行动，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冲锋队员成天在街头醉酒闹事，多数民众其实都松了一口气。

汉堡的一位保守派的中学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的反应较为典型。1933年的波茨坦日和联合内阁的组建原本让她颇感振奋（“伟39大的、令人难忘的、美好的德国节日！”），当政府开始没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知名犹太移民的财产时，她担心起政权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不能那样做。别搞不清楚什么是财产权；有其实无其名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很多人一样，她把1934年6月30日当作“我们所有人从心底里被打垮的一天”。她对被处决的人有“道德问题”

的说法半信半疑（“让整个德国蒙羞”）。她花时间和朋友交换各种谣言，在朋友家里屏息收听广播中的最新消息。随着许多细节被逐渐披露，她慢慢对希特勒的行为产生了崇拜。“他在慕尼黑表现出来的勇气、决断以及果敢简直独一无二。”她把希特勒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她在日记里讲，“没有审讯、没有军事法庭参与”这一事实只是加深了她的崇拜。她深信罗姆和施莱歇确实准备一起发动政变。

索尔米茨说，这是饱受质疑的前总理（指施莱歇）最后一次政治冒险。索尔米茨的轻信和自我安慰是德国中产阶级在初期困惑之后的典型反应。他们以前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1933年中期让街头恢复了秩序，使国内政局稳定下来，这次他又做到了。平叛之后的第二天，总理府和宣传部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表达对元首的忠诚。不过，到底是热情、紧张还是自我安慰在驱使他们这么做还值得商榷。希特勒动作迅速、行动果敢，这使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和纳粹党之前在人们心中混乱激进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有一些人，比如前社民党人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对施莱歇的妻子遇害深感震惊，因为她不可能参加任何所谓叛乱，就连怀疑她都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对纳粹统治不满的人尖酸地评论道，这次清洗最大的遗憾在于被消灭的纳粹分子太少了。

纳粹党这一次清洗规模很大。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向国会宣称一共有74人被杀，而戈林单方面就逮捕了上千人。至少有85人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被当场杀害。死者中有12人是国会代表。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和冲锋队成员至死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在死前仍认为是军方逮捕并最终枪毙了他们，还宣誓要永远忠于领袖。随后的几周内，抓捕和撤职仍在进行，特别是针对褐衫军中最无赖和最腐败的那部分人。严重酗酒、同性恋、盗窃公款、聚众闹事，这些在前几个月使褐衫军恶名远播的行为通通被无情清算。清洗过后，有些冲锋队员仍会酗酒闹事，但其规模和危险程度远不及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那几个月。幻想破灭、失势无助的冲锋队员开始大批退出组织。1934年8月到9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大约有10万名冲锋队员离开了组织。1934年褐衫军有290万人，到了1935年10月降至160万，1938年4月又降到了120万。这里面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准入条件变严，组织人数受到限制。同时从1935年开始，失业率下降，军队开始重新募兵，这些因素都分走了大量可能加入的年轻人。

尽管褐衫军再也不能威胁军方和政府，但是成员的暴力倾向却保留了下来。某冲锋队领导人的一份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描述了1934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的某个夜晚发生在褐衫军营地的事情。根据他的记录，所有人都喝醉了，两个区的人在凌晨1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好几人受了刀伤。在返回营地的过程中，冲锋队员袭击汽车，向车玻璃扔瓶子和石头，还殴打驾驶员。整个纽伦堡的警力都被动员起来阻止冲锋队继续伤人。一个队员由于醉得不省人事掉进了厕所沟里，虽然被人拖了出来，但不久之后便死于氯气中毒。直到凌晨4点，营地才安静下来，当时已经有6人被杀，30人受伤。另外还有20人因为别的原因负伤，有的是跳上或跳下汽车（或卡车）时受伤，有的是挂在边上掉下来，有的是车子启动时从后面掉下来。这些意外此后仍层出不穷。褐衫军吃了教训，人数降低，自主权被剥夺——纳粹领导层宣称——内部最极端、暴力以及腐化的元素被清除了，但是在政府需要之际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暴力本色，甚至即使政府不需要它，它的暴力本性有时也会迸发出来。

军方松了一口气。布隆贝格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保证军队会绝对忠诚。他对希特勒处理“叛徒和杀人犯时战士般的决心”表示祝贺。冯·赖歇瑙将军迅速找了个借口把针对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血腥谋杀行动糊弄了过去。施莱歇这位军内资格最老和最具公共知名度的将军在官方公报中被描述为叛徒。公报说他和罗姆以及境外势力合作，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在被抓时武装拒捕，被当场击毙。冯·赖歇瑙对一起被击毙的施莱歇妻子是否同谋语焉不详。在庆祝活动中，军官们开了很多香槟酒，现场一片狼藉。年纪轻轻但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中尉称赞这次行动是“拔出脓疮”，而高级军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少将说想亲眼看着罗姆被枪毙。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点，连布隆贝格都觉得有失体面。只有一个人认为军队高兴得不是时候。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官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告诉冯·弗里奇将军：“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