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的底部

自2012年出现拐点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呈L形运行。背后原因有很多，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就是既有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再次面临制度能否顺利变迁的考验。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制度变迁。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属于制度变迁，表现为外部制度要件的引入。

中国经济在每一次制度变迁后，均会迎来一轮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日新月异，自不必赘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在制度红利的支撑下，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组合优化，1992—1996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高达12.4%, GDP由2万亿元激增至7万亿元以上。随后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9·11”接踵而至，中国经济出现了6年增速低于历史均值的低迷（1997—2002年）。之后在“入世”效应的带动下，内部产能与外部市场实现了深度对接，2003—2007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再度高达11.7%, GDP则由12万亿元增至27万亿元以上。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历史均值时间范围为1992—2018年，GDP增速均值为9.6%, GDP平减指数均值为5.3%。

《礼记·大学》有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用来描述这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涉及利益分配的方方面面，改革往往旷日持久，却见效甚微。而中国经济短短几十年，竟经历数次“大考”而得以通关前行，不得不说是有更深层次的制度优势。

然而，越是到后面，通关的难度越大。好比本轮经济下行，从外部环境而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差的时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均未恢复元气；从内部发展而言，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矛盾转为结构性矛盾。可以借力的正向要素尚不明朗。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制度变迁，无疑不能一蹴而就。事实上，早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人民币加入SDR （特别提款权）、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快速推进，中国金融市场加速与外部对接。

然而，2013年至今，本轮制度变迁的红利迟迟不见释放， 2018年我国GDP增速更降至6.4%。因此市场上出现一些“反思”乃至“反悔”的声音，比如就有人质疑我们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走得太快了，结果适得其反。对此，宏观层固然会兼听则明，但逆水行舟，决策的定力更是不可或缺。一个领域走得快，其他领域（如土地流转、国企改革）跟进就是，不表示非得从现有的位置上退回来。

上一次，我们用了6年去等待制度红利的释放，这一次时间可能会更长。正如权威人士所说，也恰如上图所示，L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但（经济增速）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