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之谓仁”：儒家生命哲学的逻辑结构
二程传人谢良佐说：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
上蔡这种咀嚼文义的做法倒是饶有兴味，麻木不仁，桃仁杏仁，由此推出，仁为活、为生。它道出了古代中国生命哲学的另一重要观点：生即是仁。这在儒家生命哲学中有充分体现。
明确将生界定为仁的是宋明理学家。张载说：“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伊川说：“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认为：“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意思”“生底意思是仁”“只从生意上识仁”。他指出，仁为生之本，万物有生，即万物有仁，他从古代五行模式中的以仁义礼智配春夏秋冬立论，仁为春，礼为夏，义为秋，智为冬。仁主春，春风和暖，万物化生，故主生，也最大。他说：“仁字须兼义、礼、智者，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仁义礼智以仁为本，春夏秋冬以春为始，生长收藏以生统领。道德宇宙统之于仁，自然宇宙统之于生。二者相合，仁生为一体。朱熹将生、仁视为宇宙之本体，温和的、无限的创造精神，就是宇宙的本体。他将仁的思想，灌注到中国哲学以生命为核心的本体论思想中。
宋明理学还建立了自己的生命条理论。生命的过程是一个有秩序的演进过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条理秩然。儒家哲学是讲纲常，讲秩序的，这种生命条理思想为人间道德秩序建立提供了重要范式。《易传》中的天尊地卑思想，就是一种生命秩序论。戴震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理之截然，义至著也：以是见天地之常。”其取自天地的生命条理论思路颇为清晰。
“生之谓仁”作为一命题，也体现了儒家的生命美学观，此观点是中国艺术生命精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量，它肯定了宇宙的创造伟力，宣扬泛爱生生的仁爱思想，提倡胸次悠然、浑然与宇宙同体的境界，这些都渗透到艺术领域，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一、肯定宇宙创造伟力
程伊川说要“体乾之仁”，朱熹说“生底意思是仁，杀的意思是义”，他指出：“生生不已之意属阳。”仁即生，而生之源为阳。《易》虽主阴阳和谐，但却尊阳抑阴，阳是万物生命的原动力，阴只是阳的陪衬，甚至是负面力量。在《周易》看来，宇宙乃是创造空间，大化流行，旁通无尽。《乾·彖传》云：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彖传》歌颂乾刚之伟力，“万物资始，乃统天”言春，“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夏，“大明始终，六位时成”言秋，“时乘六龙以御天”言冬。乾元为万物之始，统领四时，涵括宇宙，极赞其首创之功。《乾·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元为众善之首，程明道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善即生即仁，元位四德之首，总万物之成，为生生之根，故《易传》将其作为天地之“大德”“首善”“大仁”，而此生生之理由乾发动，故当此大德大仁的善者唯乾。故《易传》要“君子体仁”，即体乾元造物之功。能得万物生生之理，即能德配宇宙。
《易》有三才之道，《说卦》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人为“三才”之一，要德配宇宙，必效法天地，天地以阳为原动力，以阴为化成力。人间道德秩序的建立莫过于持守仁义。仁于时属春，义于时属秋；仁属阳，义属阴；仁主生，义主杀；仁统义，义统杀。故仁为众德之首，阳为众生之元。人要立仁，必仿效天地生之理，天地生之理的根源，在阳在刚，在万物赖之以生的原创力。宋陈北溪所云“万物统体一乾元”，即此意。人效法天地，归根结底是效法生之元，酌取原创力。创造即生生，创造为天地之本，也为人间道德秩序建立之本，同时也是艺术之美产生之根源。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天地之美乃道者文，道者谓何？即是运天地不已的恒转之力，文德之大就在于汲取这雄奇创意，铸成华章佳制。
二、泛爱生生
生即仁，而仁只是温和的意思，爱人爱物的意思。朱熹说：
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才有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干燥。
天地生物之心如阳春般温暖，《中庸》谓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其发育生生，如川流不息，历历分明，所在皆是，其德操敦敦其仁，宽厚博大，将生意灌注万物之中，无所窒碍，无声无息，不恃不居。天只以仁生物。
儒家强调，天之生物以仁，而人类道德建构也必法象于天，以仁为尚。儒家以“仁者，人也”——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则，人的行为要合于仁，有仁道才能得人道。仁的精神也就是亲亲的精神。《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宇宙为生生慈爱之空间，人的身体亦是生生慈爱之产物，人类当有恻怛之心，亲亲之心是对宇宙生生大德的回报。
儒家以仁为人之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由天及人，人以仁为本性是天地所赋予的；另一方面是推己及天，人因以仁为本，所以就必须慈爱万类。《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精神不仅是尊祖孝悌，而且要推之于“人类”，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而仅仅以仁心对待自己的“侪类”“同胞”还不够，还应将此仁心爱意推至宇宙，怜爱山川草木、飞潜动植，乃至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儒家强调万物与我一体，物之性通我性，所谓“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无分彼此。对此原始儒家早有此意。《中庸》强调由爱人推之于爱物，它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朱熹注云：“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诚心乃光明朗洁、真实无妄之心，人有诚心则成己，归复自己之性。但人不能停留在自成阶段，必须推广发散，由己及物，将诚心仁念施及天地万物，因为万物和我本来出于性。儒家的“合内外之道”，就是仁民爱物的道路。
早期儒家的这一思想，在宋明理学中被概括为“民胞物与”。张载《正蒙》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是我的同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得天地气而生，故我视同类犹如“同胞”——如同我的兄弟，待之以亲情柔意。所谓“物，吾与也”，即是说，物是我的朋友。天地万物虽非人类，但是和人一样都本之于天，出于同理，是天下理的不同表现形式，人与物，类不同根同，形不同意近，万物以生而得以出现、成长，人亦以生而自立于天地之间。故人泛爱万物是理所当然，情所必然。朱熹说：“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
泛爱生生是儒家道德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虽以人与人关系为基点，但也未尝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人类道德秩序建立之楷范，又是人类仁爱行为所延及之对象。泛爱生生在儒家包含着顺之以时、节之有度的实用成分，同时又有一份钟爱自然生命的浓厚情意，它是一种道德精神，又是一种审美情怀，它深化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培养了中国人对自然物态的审美态度。由万物含生到生生相联，再到泛爱生生，构成儒家生命美学的主体框架，对中国艺术有深刻的影响。看看沈周的《鸡雏图》，就可感到其中所映现的儒家的慧命。
三、体认生生
陈北溪《四书性理字义》解“性”云：“从心从生。”此说颇有韵致。性从心生，性即理，理即万物生生之理，性从心生，生缘心悟。北溪此释在于强调体证生生之理。阳明云：“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
北溪和阳明所论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万物含生，人必以心体生，而人心必是本心、仁心，才能合内外、同天地。心、仁、生三位一体，万物之生是仁之生，以心体生，此心必是仁心。这也是儒家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强调，天地生生不息，人作为天地的臣民，不仅要效法生生之道，泛爱生生，这还不够，还必须以心去体验之。儒家所强调的最高境界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去除遮蔽，归于本性，从而提升性灵，与宇宙之生生大德相参。朱熹说：“以生字说仁……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用自体认得。”生即仁，仁乃人之本性，也是天地生物之心，人要归于仁，即合于天地之仁、之生，由此，天地生生之意便能“自体认得”，“万物皆备于我”只有在仁心诚意中才能出现。
为了体认生生大德，儒家致力于心本体地位的建立。《中庸》将“诚”作为天人共同之本性，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即真实无妄，光明朗洁。天地生万物而无声无息、不恃不居，因而诚乃天地之本，而人之于世，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局限，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常常表现为丧失真性的过程，故难保真实无妄。人体证生命，必洁净灵府，返归于诚，由“诚之”这一动态过程去契合天地精神。《中庸》又从性上拓展由诚体生的内涵：“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体现了儒家体证生生的心理过程。天人之本性均为诚，这是逻辑前提，正心以诚是以人合天的心理前提，诚则归于本性，诚心施及万物，泛爱生生，与万物同其生命节奏，是谓“尽物之性”。天地以万物为面貌，合万物即合于天地精神。天人在“诚”的轴心中相合，于是抓住生生的底蕴，参赞化育，我心上下与天地同流，一道优游徘徊，一道行风播雨，溥遍万物，化生万类。我便成了巨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牢牢掌握了生生大德枢轴。《中庸》以诚（仁）为基点，以握有生生为最高价值蕲向，勾画了体证生生的全过程。后代儒家继承者所说的“仁者，浑然与天地同体”“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等，都与这里所论款款相合，儒家体验论以生生为最高理想，虽是一种道德依归，也是一种审美依归。“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儒家精神和“浩然与溟涬同科”的道家精神的合一，成为中国艺术体证生生理论的根本源泉。
儒家体证生生理论，不仅强调在真实无妄的境界中合于天地，同时又极注意玩味感性生命的活泼泼精神，与道家对感性生命注目无多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与佛家由妙悟而达于四大皆空的理论不同。儒家虽然作形上之玄思，但总不忘具体的感性形态，总是要将玄远的思虑拉向日用伦常之间，“君子之道费而隐”，“造端夫妇，至于天地”，体现了儒家思虑的两极，所以儒家要“上下与天地同流”，上及渺渺天地外，下至历历万物中。二者相融相合，形成一种既具超越精神，又不脱离具体感性的活泼泼生命精神。而这正是成就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核心因素之一。《中庸》以“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来形容这种精神。宋明理学家极重视此种精神。二程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朱熹也持相近看法，陈淳问：“鸢有鸢之性，鱼有鱼之性，其飞其跃，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发见之妙，故子思姑举此一二明道之无所不在否？”朱熹以肯定的回答。鸢飞鱼跃是天机自完的境界，万物自在活泼，无所止息，合内外，一天人，齐上下，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这种活泼泼的精神只在“会”，即以心去体验。
四、观生意
天地有生之大德，生即仁，因而生是宇宙间的活精神，又昭示出人间的真道德。儒学认为，天地间有一种活泼泼的精神，由此可以体味天地之德、之道、之美。在儒家看来，宇宙是一个充满生意的空间。宋明理学还有一种独特的观生意的理论，他们认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观生意，能够拓展心胸，净化性灵，体味宇宙造化之伟力，又能在活泼泼的生命中亲证“仁”的道德境界。观生意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是哲学智慧、伦理精神、艺术情怀三者的统一。
周敦颐是一位被黄山谷称为“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人，他自称有“山林之志”，酷爱自然生物之趣，《宋元学案》载：“（明道）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不除窗前草成为儒学所推崇的至高的生命境界，可以与孔子“与点之乐”相提并论。周茂叔不除窗前草，考虑的不是风景的问题，他考虑的是天地的精神、道德的宇宙，考虑的是生生的大问题。宇宙间唯一“生”字最可贵，他所爱的正是这个“生”。爱“生”，所彰显的是人的崇高精神境界。这个“生”，使新儒学贯通了道德宇宙和艺术世界，在生命精神中体现出艺术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