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興旺與金融家族的誕生

有人說，中國乃以農立國、重農抑商的社會。這種社會的經濟，在某些時期雖然可以欣欣向榮，卻難以走上現代資本主的道路，更遑論發展出被認為乃資本主義核心的金融力量與體制。⁽²⁴⁾香港成為華人社會的特殊發展個案，不但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更發展成國際性區域金融中心，其核心所在，雖帶有濃烈的歷史偶遇和巧合意味，但無數華洋家族從跌跌碰碰的過程中不斷將相關法規及制度完善起來的努力，同樣不容抹煞。至於股票市場有助家族積聚及壯大財富的特點，則令香港變成了孕育富豪的搖籃。

如前文提及，香港被割讓成為英國殖民地不久，洋行大班即因擘劃興建貨倉碼頭、輪船燃氣，以及發展銀行保險等業務，將早已在歐美流行的藉發行公司股份（即今天的股票）以籌集資金的方法移植進來。至於1865年頒佈的首套公司法例（簡稱《1865年公司條例》），便為公司股份的買賣與流通掃除障礙。匯豐銀行、香港火燭保險、香港黃埔船塢、粵港澳輪船及香港大酒店等，便是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上市」（當時無須像今天般需通過「上市」程序，只是須註冊登記為有限公司或稱「合股公司」）的著名企業。

由於利用發行公司股份以籌集資金的現代資本主義金融制度，在歐美已發展了不短的時間，洋資巨賈對此已相當熟識，自不待言。由是之故，在引入香港之初，乃佔據着主導地位，而充當股票經紀一職的，更清一色全屬洋人，華人華商則只能依附其上，追隨其後，向其取經學習。今日我們仍不感陌生的遮打（Chater）家族、砵士（Potts）家族，以及施文（Zimmern）家族等，便是其中一些經紀世家（參考本書其他章節之討論）。其家族財富隨着股票市場的不斷發展而日見豐裕，在社會的影響力亦日增。

開埠之初，英資商人雖然已迫不及待地引入藉發行公司股票以籌集資金，但因當時投資環境譎異多變、風險極高而未能獲得預期效果，而經濟底子薄弱及銀行服務不多等，亦窒礙了股票的買賣和交易。經過近四十年的不斷發展，到了八十年代，一方面是人口及民間財富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則是銀行服務漸多，各種投資機遇不斷湧現，因而令利用發行股票以籌集資金的方法再次受到重視。當有消息指個別企業集資成功，其業績表現理想又令投資者獲利豐厚時，不但使企業「上市」成風，急欲將手上資金投放到股票買賣之中者亦日眾。

一些今日我們或者已經並不認識的公司，例如香港雪廠（Hong Kong Ice & Cold Storage，1880年成立）、呂宋糖廠（Luzon Sugar Refinery，1882年成立）、中華馬尼拉氣船（China Manila Steamship，1883年成立）、香港蔴纜廠（Hong Kong Rope Manufacturing，1884年成立）、霹靂採礦（Perak Tin Mining，1883年成立）、雪蘭莪採礦（Selangor Tin Mining，1884年成立）、彭湛採礦（Punjom & Sunghie Mining，1886年成立）等，乃先後以有限公司形式註冊為「公眾公司」，為香港經濟注入強勁的發展動力。至於這些公司的控股家族，除了極為顯赫的渣甸及麥地臣家族、太古家族，還有沙遜（Sassoon）家族、麼地（Mody）家族、嘉道理（Kadoorie）家族、比理羅士（Belillois）家族及史雲（Shewan）家族等，他們的身家財富便因公司股價不斷攀升而水漲船高。

就以幾家較具代表性的企業為例，在1877年12月31日，匯豐銀行的股票為每股溢價58%，香港火燭保險為每股685元，香港黃埔船塢為每股折讓4%，粵港澳輪船為每股折讓16%，而香港大酒店為每股58元。企業之間的股份既有溢價也有折讓，顯示企業有盈有虧，表現仍不算理想。到了1882年12月26日，匯豐銀行每股溢價為163%，香港火燭保險每股溢價為1，125元，香港黃埔船塢每股溢價為53%，而粵港澳輪船則早已擺脫折讓局面，每股作價107元，香港大酒店的股價也上升至每股125元的水平。⁽²⁵⁾

四年後的1886年12月31日，匯豐銀行除了發行股份由1882年的40，000股上升至60，000股外，股價仍可保留在165%的溢價水平；香港火燭保險的發行股份由1882年的2，000股增加至8，000股，股價雖攤薄至427.5元，但整體股價則上升了；香港黃埔船塢的股份由1882年的10，000股增加至12，500股，股份仍有123%的溢價；粵港澳輪船反而表現沒有其他公司出色，在發行股份沒有增減的情況下（仍為8，000股），股價只輕微上升至溢價83%；至於香港大酒店的發行股份則由1882年的2，000股上升至3，000股，每股收市價為195元。⁽²⁶⁾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由低迷走向興旺，股票市場的推動作用明顯不容低估。不少家族將企業註冊成有限公司，讓企業運作接受政府及公眾更嚴格的規管，以換取股票可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舉動，無疑意味着本來只屬「私領域」的私人企業，開始走向「公領域」成為公眾公司。這種發展格局，一方面反映出個別家族的命運已經更為全面地與香港經濟連為一體，另一方面則表示他們已經可以利用他人口袋的錢籌劃更長遠、亦更大規模的生意項目。至於股票市場能夠發揮集結零散公眾資金，從而支持企業及經濟建設的特點，則成為香港經濟日後能夠長期保持活力的重點。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股票市場發展之初，華人和華商明顯對股票市場的運作——尤其出任經紀之職——一知半解，因而難以置喙。之後，隨着接觸日多、認識增加，部分「先富起來」並與洋人有較多接觸的華人家族，乃逐漸以「附股」方式投資其中，李陞家族、莫仕揚家族及梁安家族等，便曾因購入不少洋行股票獲任命為董事。在董事局中，雖然他們的影響力有限，但他們日後每當從生意中獲利之時，即以部分資本購入股票，此舉不但令他們的持股量不斷增加、影響力日大，身家財富亦隨着企業發展不斷壯大。

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部分華商不久更能掌握上市集資的竅門，並依樣葫蘆組織有限公司，籌集資本拓展商機，其行動不但為本身家族帶來更多財富，還讓其得以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不斷壯大，日後能與洋人家族平分秋色，較一日之長短。部分財力日壯的華人家族，之後更仿洋人舉措，創辦經紀行、保險公司及現代銀行等，一步一腳印地走向金融業的核心。

歷史前進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總是跟從一定規律與周期，有興必有衰，有升便有跌。香港經濟自開埠後的起替興落、不斷發展，周而復始地沿着生長、興起、成熟、衰退，然後復甦的軌跡前進。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經濟一片興旺、樓市熾熱，最終引發了八十年代初的「樓災」，之後則是經濟低迷、百業蕭條。到了八十年代末，在轉口貿易持續增長的帶動下，經濟重拾升浪，並再次顯得欣欣向榮，其中的股票市場更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良好發展勢頭，既刺激了經濟的更上層樓，亦孕育不少金融家族和投資人才，令他們躍升為香港商業的核心力量。

港英政府呈報立法局的資料顯示，在1879年9月底，全港註冊公司的總值有39，380，000元，十年後的1889年9月底，總值上升至63，921，700元，⁽²⁷⁾升幅達62.3%。這個亮麗的數據，既說明企業市值的節節上升，亦反映公眾公司數目的同步急增。進一步的資料則顯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不少華洋家族趁着股票市場的熱烈氣氛呼朋引友，創立合股公司，開拓業務。

其中的重要例子包括1887年創立的牛奶公司（Dairy Farm）、香港九龍貨倉（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1888年創立的東京法商煤礦（Societe Francaise des Charbonnages du Tonkin）、堪富利士產業（Humphrey’s Estate & Finance）、蒸氣航運（Steam Launch），以及1889年創立的香港置地及代理（Hong Kong Land Investment）、寶莫路金礦（Balmoral Gold Mining）、林墨種植（Lamag Planting）、山頂酒店（Peak Hotel）及香港電燈（Hong Kong Electric）等。⁽²⁸⁾

對於這時期企業紛紛上市集資的情況，港督德輔（George W. Des Voeux，任期1887-1891）在1889年致函英國殖民地部大臣諾士佛伯爵（Lord Knutsford）的文件中也有提及。由於描述可加深我們對當時股票市場急速發展和華洋家族實力轉變的粗略認識，引述如下：

近年來⋯⋯本地資金組成的合股公司數目，正在不斷增加。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華人首次與歐人一樣大舉認購股票。從1888年起，香港已有35家公眾公司成立，他們的總資本額高達9，508，475元，這些投資散佈於本港的地產、製造業、貿易以及馬來半島、婆羅洲和東京（越南）等採礦和種植企業上。由於需求強大，很多大型公眾公司股票的數量，根本不足應付。⁽²⁹⁾

綜合而言，這段時期股票市場的逢勃發展，帶出如下三個重要課題：

其一是香港經濟結構由過往的轉口貿易獨大逐漸變得較為多元多面，例如地產投資與製造業等開始發展起來；

其二是金融力量與資本的逐漸凝聚，並逐步邁向作為區域金融中心的方向，因不少種植及採礦等企業，其實來自南洋及印度一帶；

其三是富裕華人家族——那些掌握中英雙語並與洋人有較多接觸者——利用股票市場進行投資買賣漸興，一方面顯示他們已經掌握了股票市場的操作，另一方面則說明他們能夠利用金融力量壯大本身力量。

毫無疑問，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確實有助推動經濟前進、社會建設和民間財富有效積聚，但那時的交易，卻因制度尚未完善和欠缺監管而產生連串不規則的行為，最終因市場氣氛逆轉觸發了巨大「股災」。到底股票市場如何產生財富積聚及轉移的效果呢？對不同家族的發展又帶來何種影響呢？

深入研究發現，八十年代下旬的股票市場雖已開始升温，但仍未形成巨大泡沫。踏入1889年1月，市場即傳出鴉片商麼地（Hormusjee W. Mody，尖沙咀的麼地道就是為了紀念他）因買賣股票得法獲巨利達120，000元的消息，令社會極為轟動，⁽³⁰⁾不少投資者因而一窩蜂似地湧進股票市場。期間，各種有利刺激股價上揚的消息又接踵而來，包括採礦公司的礦場發現含金量高的礦產、航運公司盈利豐厚派息吸引等，便是一些例子。

受到這些消息的刺激，不少公眾公司的股價大幅飆升。舉例說，東京法商煤礦，1889年1月底為溢價100%，3月底則急速上升至315%，增幅達3倍多；4月底，改為實質報價，每股作價675元；5月底，上升至750元。蒸氣航運創立後，股價反覆下滑，1888年12月底的股價為每股折讓20%，1889年1月初，股價由折讓轉為溢價，同月中和月底，更分別飆升至溢價50%和75%。⁽³¹⁾隨着股價倍升，不少控股家族的財富乃迅速暴增。

誠然，受到各種消息的左右，相關股票價格暴升急跌可謂意料中事。但重要的問題是，由於香港高舉自由貿易旗幟，對市場監管不多，這樣便使部分股票經紀與企業管理層有機可乘，利用公司內部資料進行炒作，甚至操控交易，或是像賭博一樣買賣，與買賣股票作為投資的原則相違背。舉例說，早前提及的史雲家族，⁽³²⁾便因一宗法庭案件的聆訊被指斥操縱股票交易。

法庭的資料顯示，家族的核心成員（羅拔及威廉兩兄弟），原來共持有香港蔴纜廠四成股份，而他們又是旗昌洋行的管理層，旗昌洋行則是蔴纜廠的母公司，因而被指對蔴纜廠的發展瞭如指掌。進一步的資料還揭露，蔴纜廠於1884年創立時，每股股價只是50元，期間表現一直未見理想，1888年3月公佈的業績更顯示公司錄得虧損，令股價下跌至49元的水平。但到了6月份，股價則突然飆升至63元，年底更達77元。1889年2月11日，股價升至120元，而翌日更驚人地升至250元的水平，令人咋舌。

接着，市場旋即傳出蔴纜廠的原料（蔴草）大幅上漲，但相關公司早前已經以低廉成本大量購入蔴草的消息。由是之故，史雲家族乃被指利用蔴纜廠內部資料炒賣股票以獲厚利、積聚財富。以下讓我們引述一段對史雲家族操控股價的評論，作為股票市場容易受到有心人操控的注腳：

從法庭的審問中，我們看到羅拔·史雲每天均大量出售股票，然後又在同一日內以同樣價錢購入相同數量的股票，這種交易很自然地會使人聯想到有人在製造虛假成交紀錄的印象，這種手法很難說是沒有目的的⋯⋯也很難讓人在法庭上不得不想像這種行為的企圖。⁽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