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壽臣、何東、周少岐和李石朋

港島黃竹坑有一座山丘，名叫壽臣山（Shouson Hill），此山雖較周圍的聶高信山、紫羅蘭山、南朗山及金馬倫山矮小，與更遠一點的渣甸山、畢拿山、柏架山、歌賦山及奇力山等相比更是相形見絀，但別具意義。原因是此山所紀念的，乃香港開埠後第一代土生土長而日後又極為顯赫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周壽臣（又名周長齡）。

正如早前不同章節中談及，香港開埠時，港島的總人口約有5，650名左右，當中一個不少的比例，散居於黃竹坑及赤柱一帶，周壽臣父母則相信是其中的原居民。據《香港周氏簡譜》的記載，周壽臣家族衍派於北宋名儒周濂溪，其子孫在金人南侵時逃難南遷，初時落腳廣東南雄珠璣巷，到了滿清康熙年間，則有旁枝選擇移居新界及九龍，部分血裔後來轉抵港島，落戶於黃竹坑新圍村，其中一脈即是周壽臣的祖父周英邦。

由於新圍村靠近深水灣，那時的村民不少以捕魚為業，周壽臣的祖先可能亦以此為生。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曾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任期1947-1958）記述，其繼父文迪將軍早年曾與周壽臣一同在韓國釜山任事，而周壽臣生前更曾半開玩笑地向葛量洪表示，在黃竹坑生活的周氏祖先，曾經充當海盜。此一說法雖有點誇張，但正如葛量洪指出「海盜是貧苦漁民的一種兼職」，⁽¹⁾說明周壽臣其實像不少同時代香港人般，只是來自十分平凡的家族而已。

誠然，英雄可以不問出處，而應該詢問他們何以能夠在困頓匱乏的環境中突圍而出，幹出一番令人艷羨的事業。到底令周壽臣日後可以叱咤一時，並以其名字作為一座山丘的命名，藉以紀念其功績的原因何在呢？如果細看周壽臣不同階段的人生轉捩點，則不難發現教育——西式教育——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深入研究的資料顯示，香港開埠二十年後的1861年，周壽臣於黃竹坑新圍村出生。到了1871年，年屆十歲的周壽臣在父親周保興的安排下，入讀創校不久並以現代化辦學為招徠的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即現時的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接受西式教育，這在「寒窗苦讀以求考取功名光耀門楣」的年代，實在殊不簡單，而其父母此種在今天社會看來極為平常的決定，則改變了周壽臣及其家族的命運。

值得指出的是，西式教育早於香港開埠前已引入中國，主要落腳點則在與香港只有一水相隔的澳門，其中尤以宣揚基督教義的馬禮遜學校最為著名，耶魯大學第一位中國籍大學畢業生，並享有「中國留學生之父」雅號的容閎，便曾在該校就讀。他日後曾在香港短暫工作，並曾在洋務運動中扮演一定角色，而正是他的一項劃時代公費（即由政府出資支持）留學計劃——大清留美幼童教育計劃（Chinese Education Mission），不但扭轉了周壽臣的人生，還影響了日後中西之間的交流活動，並左右了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

香港開埠不久，馬禮遜學校即由澳門遷到香港，並在傳播基督福音方面充當先導者角色。可惜，該校不久即停辦，令其本地教育的貢獻戛然而止。幸好，中央書院在那時宣佈創立，並因表現出色成為了「後起之秀」，填補了馬禮遜書院停辦遺下的教育空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央書院的創立對本地教育的影響，幾乎可與港英政府在1865年通過《貿易公司及相關組織的成立規管及清盤條例》（俗稱《公司法》）奠定了香港營商環境相提並論。因該校採取西式方法辦學，在教授中英雙語的同時，引入了諸如算術、地理、地圖繪製及科學等學科，並十分重視體育競技等身心活動。此舉不但吸引了本地家族子弟，亦令中國及東南亞等地一些嚮往西式教育的家族子弟遠道而來。

由是之故，該校日後發展成東西文化交流、學術思想匯合的重鎮，其學生則因掌握中英雙語，並有現代視野及知識，成為帶領其家族崛起的中堅，在不同層面上獨領風騷。當中不少人士如孫中山、唐紹儀、廖仲愷、謝纘泰、王寵惠、何啟、李孝式、黃文山及蘇曼殊等，不但在香港的歷史上赫赫有名，在中國及東南亞的歷史上同樣舉足輕重、叱咤一時。

回到青年周壽臣的際遇問題上。父母將周壽臣送到中央書院讀書時，或者是受「西式辦學」模式所吸引，因為學懂中英雙語及實用科目，那時被視為可以擁有「一技之長」，有助日後謀生。而周壽臣在中央書求學期間，又碰到人生的另一次重大抉擇，並再次改變了他的人生發展軌跡。

原來容閎在大清朝廷支持下推行的留美幼童教育計劃，推行並沒預期般順利。原因是那時的父母們仍沉醉於考取功名的夢想中，視遣送年幼兒子遠赴千里之外的美國留學為畏途，加上政府規定任何留美幼童的父母必須立下「甘結」（即合約），同意「如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意思是朝廷不承擔任何責任，此令不少父母卻步。由是之故，自派遣第一及第二批幼童（每批30人，計劃分四批，即120名幼童）後，容閎發現無法在中國大陸找到足夠名額幼童赴美留學。⁽²⁾

雖然那時的香港割為英國殖民地已近三十年，但居民仍與大陸血脈相連，認為自己的根仍在大陸。容閎亦看到這點，因而來港「招生」（因為獲選學生必須對英文有一定掌握，年齡則須在十至十五歲之間），在中央書院求學的學生，則成為其首選，而當時已在該校就讀一段時間的周壽臣，則因表現突出獲得取錄。

對於兒子獲得取錄，周壽臣的父母並沒像不少仍然沉醉於考取功名的父母般斷然拒絕，周壽臣因而可在1873年左右離港北赴上海，在那裏接受一年左右的預備教育之後，於1874年9月19日在吳淞港乘坐一艘名叫「矮而寡南號」的遠洋輪船，踏上了赴美留學的路途。正因參加了大清留美教育計劃，周壽臣除了曾在美國接受長達七年的教育，日後更在滿清政府擔任官職，貢獻國家，直至年過半百之時才急流勇退，辭官歸故里，在其家鄉——香港——繼承發光發熱，服務社會。⁽³⁾

如果1861年生於黃竹坑新圍村的周壽臣是香港原居民家族的類別，那麼在1862年生於中環德忌笠街的何東（又名何啟東），應可視作香港「混合血裔」家族的類別。這種家族的獨特之處，是它與香港的殖民地命運一脈相承——即它雖是中國領土，卻被英國管治，並且發展出成一種與中華文化、體制及生活模式等頗為不同，但同時又糅合了華洋兩種文化、涵養及基因的狀況——而且極為相似。

說何東為混合血裔家族，是因為何東的父親何仕文（C.H.M. Bosman）乃荷蘭人，母親施氏才是華人。而父母均是香港開埠不久，由四面八方湧來謀求生計、尋找機會的一群。檔案資料顯示，何東生父何仕文約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來港，初時主要從事轉口貿易生意，後來則染指「豬仔」（安排華工出洋）貿易，主要業務是從華南一帶招攬華工到港，再將他們運往舊金山出售圖利，這方面的生意，與李陞家族頗有往來。生意剛開始時似乎發展不錯，後來則應該碰到不少困難，公司更因債務問題被迫清盤，⁽⁴⁾何仕文因而於七十年代初被迫黯然離開香港，初期轉赴舊金山，但不久即轉到英國，並在倫敦終老。

何東生母施氏亦約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到港，一說她乃水上人，另一說則指她來自上海崇明島，父親早逝，因而被叔父賣掉，輾轉來到香港，後來則與不同洋人及華人一起生活，並誕下了何東等多名子女。⁽⁵⁾

說來有趣，何東父親的中文名字「何仕文」，可能是何東成名後才改的。早期的商業文件顯示，C.H.M. Bosman在港營商期間，曾採用「波時文公司」（Bosman & Co.）的中文名號。雖然何東為何不採用生父原來譯名姓「波」或跟母親姓「施」，而選用「何」的問題已不可考，但何東既已姓「何」，將「波時文」改為較文雅的「何仕文」，語音相若，則不難理解。

由於那時社會對華洋種族的交往禁忌及限制極多，並各自視對方為「次等民族」，何東父母之間的往來接觸，自然遭到雙方（華洋）社會的共同歧視與排擠，而二人在沒名沒份的情況下誕下孩子，⁽⁶⁾則讓何東自少成為棄兒，遭到華洋社會的歧視，童年時據說曾經吃了不少苦頭。而這相信正是磨練何東意志，日後促使他積極打拼以出人頭地的動力來源。

本來，按父權社會的傳統，何東應採用父親的姓氏，並應與父親一起居住及生活。但父母之間其實並沒婚姻關係，因而並沒獲得生父照料，至於生父在何東出生不久後生意每況愈下，最後更陷入困境，被迫破產，更逼使其拋下何東不顧，遠走舊金山（後來在英國終老）。正因如此，何東與其生父可謂甚少有接觸或交往，關係極差。由於與生父之間「老死不相往來」，近乎全沒接觸，何東一直由母親照顧，母子相依為命。⁽⁷⁾

正因無論是撫養或教導等方面的責任悉數由母親一人承擔，何東的生活習慣、衣着打扮、行為舉止及傳統價值等均十分華化，他自己亦公開表示，自己乃華人。著名香港歷史學家施其樂（Carl Smith）因而將那些像何東般選擇華人身份的混合血裔族群，一針見血地指他們「沒有宗族鄉里網絡」，乃傳統社會眼中的「無根一族」，意思指他們生下來便失了宗族鄉親的紐帶，沒有傳統社會資本可作依靠或支援。⁽⁸⁾

雖然何東的行為舉止與普羅華人無異，有時甚至「比華人還要華人」（何東的外孫羅德丞常說這點，意指對華人傳統更為執着），但其歐亞混合血裔的外貌，在那個迂腐的年代，很難避免在人前人後受到不禮貌的對待或排擠。只是何東天生聰敏、才智過人，加上志堅意毅，對追尋理想懷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因而不被歧視排擠的環境所阻，反能從逆境中成長，化負面世俗目光為正能量。

與周壽臣一樣，改變何東一生命運的關鍵，應是年紀稍長之時被母親送到以西式辦學、並強調中英雙語的中央書院讀書。出於現實考慮，亦因本身經濟實力有限，何東母親同樣沒像周壽臣父母般，渴望兒子以「考取功名、光耀門楣」為求學目標，而是意識到殖民地環境對中英雙語人才需求十分殷切，本着兒子若能掌握這種語言技能，將來較易謀得一工半職，生活便會較有保障的觀念，將兒子送往中央書院就讀。事實證明，何東母親與周壽臣父母的決定同樣正確，現代化教育及中英雙語的能力，不但讓兩人有了謀生技能，更成為日後溝通華洋，並可通往事業高峰的極重要鑰匙。

在中央書院求學期間，何東雖沒像周壽臣般獲容閎垂青，挑選為「留美幼童」，但能憑着個人聰明才智，加上努力用功而獲得校長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的賞識。在同一時期，除了何東，其年齡相差不遠的胞弟何福、何甘棠及何啟佳等，⁽⁹⁾亦先後入讀該校，備受注目，日後更在不同層面上各展所長、各領風騷。

可以這樣說，在中央書院就學，不但讓何東學習了中英雙語的技能，更能讓他對人文地理、科學技術及世界發展格局等獲得一定了解，而他在學校中結識的一同窗書友——當中更有不少與他一樣屬於歐亞混血族群——則既讓他可在奔走華洋、溝通內外——尤其擔任買辦工作方面——充當極為吃重的角色，而他日後無論在自立門戶之時，或是在政商之間游走時，其中央書院的舊生網絡亦曾在不同層面上發揮了不容低估的力量。

若從家族背景而言，1863年出生的周少岐（即現時的周湛燊、周湛煌家族，另一旁枝為周啟邦家族），又與周壽臣及何東略有不同，因而可被視作香港華人世家大族中的第三種類別。在過去的一段時期，周壽臣家族常被誤會與周少岐家族同屬一系。⁽¹⁰⁾當然，若從較廣義的「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籠統觀念，兩個家族應是同根同源的，因為大家的族譜都指北宋大儒周濂溪乃其始祖，而兩個家族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亦的確往來頻密、關係匪淺。

據《石龍周氏家譜》記載，周少岐（又名周祥發，字文輝）父親周永泰「有大志，不甘久居鄉曲，困守一隅，時思遠遊四方，以圖發展其驥足。」這段讚美之詞的介紹，雖有一些言過其實，卻反映周永泰不甘於（或不願意）「困守」鄉里，希望向外尋求發展的一面。而他更為重要的舉止，則是「偕元配李太恭人同遊香港」，意思是說，大約在1850年代後期，周永泰因應內外局勢及社會環境的轉變，與妻子一同離鄉赴港謀生。這種攜妻移民的舉止，在當時社會而言，其實是十分罕見的。

為什麼呢？正如早前文章述及，在那個年代，在華人社會，離鄉別井、外出謀生本是一般人所不願見的；就算真的要到別處謀生，尋求發展，絕大多數只會隻身前往、孤身上路——就算早已結婚，亦大多會將妻子留在鄉間，寧願自己一人遠走他方；而賺了錢之後，則會在扣除必要日常開支後匯寄回鄉，養妻活兒；若有餘錢，則會在家鄉買田買地，作為養老之用。

與周壽臣家族一樣，周少岐家族據說亦衍派於北宋大儒周濂溪，先祖在金人南侵時輾轉南遷，先抵南雄珠璣巷，後來落戶東莞南邊圍。香港開埠後，周少岐父親周永泰據說已從不同渠道知悉香港充滿機會，之後更因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治安不靖而決計動身，與妻子結伴南下香港，而非像其他移民般只由丈夫一人前往，將妻子留在鄉間。

周永泰夫婦抵港謀生初期，以「籌辦冠婚喪祭所用之器具、鹵簿」為業，但生意似乎並不理想，「經營商務，頗覺困難」。雖則如此，二人明顯沒有退縮，或是打道回府，而是堅持繼續留在香港，營營役役地打拼下去。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生意似乎漸見起色，到周少岐及多名胞弟相繼出生後，生意更漸入佳境，因而讓周永泰夫婦有了「留下來」打算。

與大多數父母一樣，周永泰夫婦亦十分重視各兒子的教育。初時，周氏夫婦只是在家中親自教導諸子讀書識字。但是，隨着各兒子年齡稍長，夫婦二人逐漸意識到，單憑一己知識的傳遞和教育頗有局限，因而有意要將諸子送往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值得指出的是，在那個民智未開的年代，一介女流的周少岐母親李氏，竟然提出了「現今世界中外交通商務日盛，西國語言文字最為重要……令文輝（長子，即周少岐）與日輝（次子，即周蔭喬）學習西文，以應時勢之需；而德輝（三子，即周卓凡）仍從事中學。如此，「諸子學問分途並進，他日學成皆可適用」的觀念，⁽¹¹⁾令人側目。而李氏此構思更得到了丈夫的認同和支持，最後可以付諸行動，並極為關鍵地改變了家族的命運。

結果，與周壽臣及何東一樣，年紀稍長的周少岐及二弟周蔭喬在父母的安排下，入讀以西式辦學為號召的中央書院，「學習西學」，而他們在學校數年間不但學懂了中英雙語，還對現代社會及科技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掌握，並能洞悉世界發展的形勢，因而讓他像獲取重要「專業資歷」般，畢業後成為各方招攬對象。昆仲之間與何東兄弟一樣，日後既有相互合作，亦能在商界某些層面上各自發光發熱。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不同資料均指周少岐及胞弟等曾就讀於中央書院，但他可能屬於「插班生」，在年紀較大時才入學。在一份1878年刊登於政府憲報上有關中央書院學生英語能力的評估報告中，我們找不到周少岐及胞弟的名字，顯示在該年份之前，周少岐或者尚未入學。該份報告顯示，1878年的皇仁書院，共有453名學生，不少日後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例如何東、何福、何甘棠、陳啟明及洪金城等。在全校學生中，除了8名學生的名字因植字問題沒法看得清楚外，其他均可讓人識別出來，當中只有5名學生姓「周」，他們分別是編號133的Chau Yuk、編號161的Chau Shau、編號175的Chau Kap—fu、編號386的Chau Ming—cho，以及編號443的Chau Hing—ki，而這5人當時的年齡除Chau Shau已屆17歲外，其他4人均為16歲。他們在中央書院讀書的年期分別是3年、2年、1年、7個月及1個月。英語能力方面，除了Chau Kap—fu「能說流暢英語」（Speaks English with considerable fluency）外，其他各人均「根本不能說懂得英語」（Cannot be said to speak English at all）⁽¹²⁾。簡單而言，在1878年時，周少岐應該不在該校求學，他極有可能在該年之後——即年紀已超過十五歲——才入讀中央書院。⁽¹³⁾

與今時今日不少出類拔萃的大學畢業生一樣，那時在中央書院完成學業後的周少岐，碰上經濟不景，事業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曾在不同崗位上摸索一番，後來才加入了工作較有保障的政府（船政署），充當文書及翻譯工作。此職位既讓他賺取穩定的工資，亦使他學懂不少與船務、保險及港口管理有關的知識，為周少岐日後從商議政——尤其參與船務保險生意以及出任立法局議員方面——打下重要基礎。

順帶一提，周少岐事業上嶄露頭角之際，其年事已高的父親周永泰選擇於1886年離港返鄉，安享晚年，但其母親李氏則仍留香港，沒有隨同。雖然周永泰的舉止在那個年代屬於十分平常之事，但李氏這次反而沒有像大約30年前般「夫唱婦隨」，一同返鄉，則較為特別。因為當時社會的絕大多數移民，只視自己為「過客」，香港只是他們的臨時居所，他們最終必然會返回家鄉，落葉歸根。不幸的是，李氏留港生活的決定，最後卻遭來不測之禍，悲劇告終，雖然那已是約30年後的事了。

與周少岐一樣生於1863年，日後又帶領家族在香港奠下重要基礎的人物，還有李石朋（又名李佩材或李興偉，即現時李國寶、李國能祖父，香港仔興偉工業中心便是以之命名，作為紀念）。不過，無論是家庭背景、出生、成長、教育，乃至致富的過程，李石朋與周少岐相比均有頗大不同。

據秦家驄（2002）在《香港名門：李氏家族傳奇》一書中介紹，李石朋父親名叫李家成，祖籍鶴山維墩，他生於1808年，家境雖不富裕，但看來亦並非一窮二白。而李家成在二十多歲之時，父母已按傳統為他娶妻，到李家成年約26歲時（即1834年左右），妻子更為他誕下長子李英材——即李石朋同父異母的長兄。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可能受太平天國之亂的影響，年近半百的李家成毅然決定離開家鄉，前赴開埠只有十多年的香港另闢天地。與周少岐父親周永泰不同，李家成選擇孤身上路，將太太及年紀已近20歲的兒子留在鄉間。

在港期間，李家成曾與友人合創瑞成行，主要從事航運生意（輪船包租公司），並取得一定成績，而存得一定財富的李家成，不但將之匯寄回鄉，養妻活兒、買田買地，並為自己納妾。妾侍於1859及1863年為他再誕下兩名兒子，年長的為李建材，年幼的是李佩材（即李石朋）。單從年齡上看，李英材較李建材及李石朋分別年長接近25歲和30歲，差距甚大，而兄弟間又嫡庶有別，彼此感情不深，實在不難想像，就算是李石朋與同母胞兄李建材的關係，看來亦沒何東昆仲或周少岐兄弟般緊密，而這則是李石朋日後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並遭遇不同家族問題的重點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在港營商期間的李家成，經常在鶴山與香港之間兩邊走，家鄉乃他落葉歸根之地，香港只被看作謀生暫住之所，「過客」心態強烈。⁽¹⁴⁾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李家成在某次回鄉之時，感染風寒，之後一病不起，於1868年去世，並按其所願葬於圍墩。

李家成的喪禮過後，長兄李英材即把庶出的李建材和李石朋送到香港，交由在港的親戚朋友撫養。當時二人年紀仍幼，只有約10歲及5歲。李英材將稚弟送走，背後原因不明，卻頗有分家意味。在港生活十年之後，年約15歲的李石朋被安排到瑞成行工作，職位稱為「學徒」，算是踏足社會。

據說，在李石朋進入瑞成行當「學徒」前，其胞兄李建材早已「先行先試」，在五年前加入了瑞成行，工作職位同樣是「學徒」，而李石朋兄弟進入父親有份創辦的公司，由低做起，顯示二人一方面與父親生前生意夥伴仍有聯繫，二來則有承繼父親股份或位置的意味。在那個年代，對窮家孩子來說，年紀輕輕即被安排到店舖當學徒，幫補家計，並可學習一技之長，以便日後謀生，實在乃十分普遍之事。

雖然有關少年時期李石朋生活的記錄不多，但較常被引述的，則是他年幼時已思想相當成熟，頭腦靈活，對社會形勢更有一定了解和分析。當「學徒」期間，李石朋常爭取時間自學，增加知識，尤其曾表示要學好英文，因他知道「除非學好英語，否則無法進入由西方人主導的商業圈子」。可見他深明學好英語以便利日後在殖民地環境下開拓業務的關鍵。到了1880年，在瑞成行當了兩年「學徒」的李石朋毅然選擇暫停工作，入讀剛允許取錄華人學生的聖約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接受西式正規教育，學習英文。此時李石朋才年約17歲，竟然捨易從難，其眼光可謂十分獨到。

姑勿論李石朋暫停工作，全心求學的真正原因何在，其「學好英文以便利生意發展」的看法，日後證明了他是正確的，現時更是香港社會絕大多數家長們的共同選擇。由於李石朋是在成年之時才進入聖約瑟書院讀書的，機會難得，因而十分珍惜，廢寢忘餐，自不待言。而他從學習所得的新知識及英語能力，則讓他可以學以致用，在商場上更加可以自由馳騁、得心應手。

完成學習課程並掌握中英雙語的李石朋，並沒像周少岐般加入有鐵飯碗保障的政府，亦沒像何東般成為買辦，而是重返瑞成行。當然，由於那時的李石朋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他的職位亦不再是「學徒」，而是出任更吃重的管理層角色。但是，李石朋重投瑞成行之初，由於香港經濟處於低谷，須面對不少挑戰。幸好，李石朋憑着個人聰敏才幹，加上事業心強，以及早年在瑞成行當「學徒」期間從基層工作中磨練了一身本領，對不同層面的生意運作瞭如指掌，並具深刻體會，因而能帶領公司逐步走出困境。

隨着香港經濟復甦，瑞成行的業務亦迅速反彈，公司生意盈利漸增，業務蒸蒸日上，其發展勢頭一直維持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後受經濟進入另一低迷時期（當時香港正值開埠以來首次股災）影響下才逐步回落。期間，與他一直互相扶持的胞兄李建材，竟因病去世，終年只有29歲左右。⁽¹⁵⁾此一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不但令李石朋感到傷悲，同時亦明顯改變了他人生的前進軌跡及生意的發展策略。

辦理完胞兄的喪禮並將之送回家鄉安葬後，據說李石朋做了多項重大生意或投資決定。一方面，李石朋出售家鄉父親留下的田產，另一方面則值瑞成行業務走下坡之時，毅然退出該公司，之後將手上所有資本投放到一家名叫南和行的公司上。但新公司同樣從事輪船包租的業務，只是其規模較細，並沒有本身的船隊。轉投新公司後，李石朋獲聘為經理，業務據說蒸蒸日上。

連串重大投資舉動雖令李石朋的身家財富與日俱增，生意亦不斷壯大，但家族內部同時卻發生某些微妙變化——尤其是李石朋與其兄長的兒子李作熊之間，後來演變成香港歷史上第一宗因為家族財產分配出現的糾紛，在無法私下達成令各方均感滿意的解決方案後，最終要告上法庭，成為轟動一時的「爭產案」，引起當時社會的熱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