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8月30日，夏愨海軍少將率領皇家太平洋艦隊徐徐駛進維多利亞港，不但標誌着英國重新管治香港，亦表示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到此畫上句號。本書着重展現這一時期香港市民的生活狀況，作為歷史的一個補充。

研究日治時期香港人的生活，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而且常與其他研究課題緊密相連。由於受到戰火影響，反映日治時期市民日常生活情況的文字資料散失不全，而單靠有限的官方文獻也很難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至於民間機構的檔案，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和天主教教區等文獻，亦只能提供這些機構當時所面對的景況，並不能展現普通市民生活的全貌。

日治時期出版的報刊，例如《華僑日報》、《香島日報》、《亞洲商報》和《大眾周報》等等，雖能提供大量原始資料以彌補歷史文獻的不足，但對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卻只能提供一些片段資料。例如1944年3月16日的《香島日報》曾列舉市民每月最低生活費的資料，在14項基本開支中，“甲級市民”每月的生活支出約一百多元軍票。⁽¹⁾（見表一）

一個多月後，《華僑日報》的社論〈論物價〉中指出在白米配給的年頭，市民每月的最低生活費是150元軍票至180元軍票。在日治時期，這是“非一般薪俸階級或小本經營的市民所能擔負的”。⁽²⁾

從兩篇報導中，我們可了解到日治後期，市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雖然數據加深了我們對日治時期香港物價的認知，可是在日治政府的統治之下，巿民的生活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需要通過其他辦法去了解和認識。

日治時期香港人的生活狀況，年青一輩只能從書本中了解或從家中耆老口中獲得零七八碎的資料，但對經歷過這段歲月的老一輩而言，可是記憶猶新的事情。18天的戰事，改變了香港的歷史；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改變了很多人的一生。本書藉着17位幸存者的回憶，重現日治時期港人生活片段，如實將60多年前香港的苦難歲月展現在讀者眼前，為讀者提供更全面真實的歷史記錄，⁽³⁾讓年青一輩更好地了解香港近代史上滄桑的一頁。

1941年12月8日，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軍進攻香港。其實早在日軍侵略香港之前，部分巿民已意識到日本侵略香港是如箭在弦的事。當時居住於紅磡的鄭達明憶述其父親在戰前的準備，便說明了當時的狀況：

由於我家四兄妹都是在香港出生，父親在戰前便將我們的出生證明和他在澳門的好友地址，用膠紙封好，再由母親縫在衣服的內袋裏，以便我們逃往澳門時，得到照應。⁽⁴⁾

18天的戰事，受訪者飽受戰火的煎熬，當時只有八歲的鄧德明憶述：

1941年12月18日，我們店舖附近被炸彈炸中……爆炸的震盪使我們的店舖倒塌下來……店舖倒塌後，我們一家和夥計都被倒塌的木板壓着，無法彈動……被壓的時候我們都很辛苦，母親一直捉着我的手。⁽⁵⁾

現居於多倫多的梁杏寬對戰時逃入防空洞的情形記憶猶新：

我在九龍曾經聽見警報聲及爆炸聲，又進過防空洞。防空洞內漆黑一片的，我們躲在防空洞內直到警報聲停了才出來。我同學的父親是義勇軍，他在香港保衞戰期間壯烈犧牲。⁽⁶⁾

憑她的憶述，反映出當時戰況的激烈，生在亂世的巿民，性命卑賤無比。

日治時期，人心惶惶，人民生活於白色恐怖之中。梨園中人陳醒棠曾受到日軍的拘禁。他憶述當時的情況：

當晚戲班散場後，便到附近的大排檔夜宵。夜宵後，返家途中，遇上了日軍，我們一班人便被帶往碼頭，被拘禁了一整夜。回想起來，當晚感到不安，是因為不知道日本人會怎樣對待我們。⁽⁷⁾

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子，部分市民選擇了歸鄉或遷往外地避難。留在香港的巿民，只能在吞聲忍語的環境下生活，為求生存暫將個人的尊嚴和傲骨擱下，唾面自乾。麥錫邦回憶日治時期的生活時，感慨萬分：

有時晚上在街上被屍體絆倒也不會感到驚慌，因為當時正是戰爭時期，我們覺得死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今天雖有幸生存，但很難預計明天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特別是日本士兵在街上看見人便開槍射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生命會何時終結。⁽⁸⁾

日治時期的香港，市民的生活無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受到影響，而歸鄉政策和糧食配給制度，令香港的原有體制徹底改變。雖然如此，從個別訪問中，仍能感受到社會的運轉並沒有因此而完全停頓下來。部分受訪者仍舊得到兩餐溫飽，甚或有機會接受教育或專業培訓。

本書第一部分圍繞香港的糧食供應及其他生活面貌，結合文獻資料，嘗試勾畫出日治時期的民生概況。第二部分為17位受訪者的回憶，希望從他們的經歷中，能夠更全面地認識日治時期的香港歷史。第三部分專門介紹日治時期新界的政治和經濟。

書中的被訪者，大部分現居香港，亦有部分居住於加拿大多倫多市。被訪者大部分是經個人或團體轉介給研究小組認識的。有些受訪者日治時期處於孩童階段，故此記憶只局限於居住地區的情況。有些較年長的被訪者，則能詳盡地描述自己的遭遇，包括參與抗日活動、被日軍俘虜修築鐵路、家族生意被日軍查封等經歷。書中收錄的訪問稿，先由研究員整理，再由編者考證文獻史料後，編輯出版。

口述歷史不是新的歷史資料搜集方法；口述歷史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研究方式，透過與被訪者的錄音訪談，歷史學家可以發掘到一些歷史的側面，既可彌補文獻、實物之不足，亦能活化歷史，使個人感受得以保留。但是口述歷史的運用，並不在判定歷史事件，而在於搜集文獻中沒有記載的素材。這種做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帶有個人的主觀判斷。

現存放在香港政府檔案處的日治時期資料，以土地記錄為主，全數只佔該處歷史資料總存量約5%，並不能具體地反映當時的實況，口述歷史正好彌補其中不足。

---

(1)有資產者屬“甲級市民”，“乙級市民”是受薪階級，而勞動階層則屬“丙級市民”。

(2)見《華僑日報》，1944年5月9日，頁1，〈論物價〉條。

(3)17個口述歷史訪問中，其中16個訪問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藏品、1個訪問為香港歷史博物館館藏。

(4)《鄭達明口述歷史訪問》，2006年11月20日。訪問者：周家建，檔號：CTM/2006/D1。私人藏品。

(5)《鄧德明口述歷史訪問》，2007年1月19日。訪問者：盧淑櫻、章珈洛、鍾婉儀，檔號：LN0601-TTM。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藏品。

(6)《梁杏寬口述歷史訪問》，2006年11月18日。訪問者：馬潔婷、廖元智，檔號：LN0601-LHF。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藏品。

(7)《陳醒棠口述歷史訪問》，2006年10月25日。訪問者：周家建、黃曉恩，檔號：CST/2006/D1。私人藏品。

(8)《麥錫邦口述歷史訪問》，2007年2月26日。訪問者：周家建、黃曉恩，檔號：LN0601-MSB。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