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去年夏季，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擬編集出版《選堂集林·敦煌學》，來信囑我寫篇序言。我躊躇再三，一直未能動筆。

饒先生是海內外景仰的漢學泰斗，其治學廣博深湛，橫無際涯，廣泛涉及古文字學、敦煌學、考古學、金石學、歷史學、古典文學、詞學、音樂史、藝術史、中印關係史、宗教史、楚辭學、目錄學、方志學諸方面，即使在敦煌學領域內，先生也同樣是精深廣博，像我這樣淺薄孤陋者實在沒有資格、沒有能力評論饒先生。十多年前，榮新江先生曾發表〈饒宗頤教授與敦煌學研究〉，對饒先生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多方面成就予以評述。近些年來，學術界也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總結、論述先生治學的成就、風格、方法。

我多年來認真拜讀饒先生的論著，對有關敦煌學研究的一些篇章，更是多遍拜讀，不敢說都能讀懂，但每次閱讀，都能獲得啟發和教益。先生生於書香門第，幼承庭訓，家學淵源深厚。中年之後長期生活於香港這樣一個中西文化薈萃、學術氛圍寬鬆自由的環境，再加在亞洲、歐洲和美洲多地遊歷、研究和講學，培植出會通古今、融會中西的學術大師風範。先生治學之廣博，研究之深邃，遠非一般學者能夠望其項背。但如果深入研讀揣摩先生治學的門徑、方法，特別是認真總結先生的治學精神，或可從中得到一些供後學師法、借鑑的有益啟示。

先生對學術始終秉持着一份深厚的敬意與真切的喜愛。先生出生於潮州望族，家饒資產，本可以過富足優裕的生活，但先生卻選擇了清苦的學術之路，數十年致力於國學研究，念茲在茲，樂此不疲。究其根源，就在於先生對祖國的歷史文化始終懷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先生近年談及自己選擇敦煌學研究的志願時曾說：「我覺得在敦煌出土的經卷之中，不單包含了宗教上的資料，其他像中國中古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等方面，都蘊藏着大量的資料。其中有待研究的還有很多很多。故此，我在這方面曾經做過不少研究，我更希望有更多現代的學者能夠繼續在敦煌資料之中，發掘出新的研究方向。」表明先生充分體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對於中國中古時代多學科研究珍貴而重要的價值，因而數十年來對敦煌學研究傾注心血，不遺餘力。先生不僅躬親耕耘於敦煌學園地，而且通過在香港舉辦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在香港開展敦煌學研究計劃，延攬大陸學者到港從事敦煌學專題研究，將十餘種敦煌學研究成果編輯出版叢刊，並編輯敦煌學專門雜誌等等途徑，大力推進敦煌學的發展，也使先生成為國際敦煌學的有力推手和卓越領袖。「萬古不磨義，中流自在心」是先生很喜歡的一幅自撰的對聯，從中可見先生立足學術以追求不朽，獨立自由以追求大智慧的高遠情懷。

先生治學具有極為廣博宏通的視野。在〈我和敦煌學〉一文中先生自述治敦煌學之取向說：「我一向認為敦煌石窟所出的經卷文物，不過是歷史上的補充資料，我的研究無暇對某一件資料做詳細的描寫比勘……我喜歡運用貫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們作為輔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歷史某一問題上關鍵性的意義，這是我的着眼點與人不同的地方。」正如姜伯勤先生指出的，饒先生對敦煌學的研究涉及佛教史、道教史、祆教史、天文史、書法史、畫史、經學史、文學史、中外關係史、音樂史等多個領域，治學領域之廣泛，在當代學者中堪稱獨步。即使在對單一課題的研究中，先生也是貫通了多方面的內容。譬如先生對敦煌畫稿研究中，爬梳勾稽散在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重要材料，同時還結合保存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系的羅寄梅所拍攝的敦煌壁畫的照片，結合畫史進行系統研究，對白畫源流與敦煌畫風，白畫的作用、種類與題材，敦煌卷軸中的白畫進行了詳細研究，還探索了敦煌壁畫中的十餘種技法。先生指出了敦煌畫在中國美術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總結了敦煌畫對中國美術史的重要貢獻：「敦煌石窟壁畫之特色榷而論之，計有數端：（一）圖畫與圖案之不分；（二）白畫與彩繪之間插；（三）畫樣與雕刻塑像之合一；（四）沒骨與色暈凹凸之混用。以上四事為宋以前繪畫之特殊傳統。」這樣不僅對敦煌繪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拓展了人們對中國繪畫史的認識。

先生治敦煌學不僅涉及眾多學科，而且對每一個領域都不是泛泛涉獵，而是力求開拓創新，在許多領域都做出了首創性的研究和開拓性的貢獻。如先生最早校錄、箋證倫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爾注》，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祕笈，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引發後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諸於世；首次據英倫敦煌寫卷講禪宗史上的摩訶衍入藏問題；最早提出「敦煌白畫」的概念，把散佈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有價值的材料編成《敦煌白畫》一書，填補了敦煌藝術研究上的一項空白；其《敦煌曲》、《敦煌曲續論》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先驅之作；先生也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第一人，其所編撰《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是最早對敦煌書法予以系統整理、介紹的著作，對敦煌書法乃至中國書法史研究影響深遠。先生是當代最具開拓創新精神的「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家。

先生對每一個研究對象都不是淺嘗輒止，而是力求窮其源流。如他的《敦煌曲》一書不僅充分利用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資料，同時還密切結合中國古代文學文獻資料，特別是詞與釋門讚詠梵唄及其發展史上的相關資料，清理了漢宋之間，從梵唄、法樂的源頭，以及由聲曲折、民謠的源頭，如何演變為雜曲、曲子，又如何影響到後來之文人詞，這不僅對敦煌文獻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中國音樂史和音樂文學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即使在一些論及具體問題篇幅較小的論文中，先生也仍然力求追源溯流。如〈記敦煌開寶七年（974）康遵批命課—論七曜與十一曜〉指出李約瑟《中國科技史》論中國天文學時只論「七曜」而不及「十一曜」，遂由P.4071宋初開寶七年「靈州都督府白衣術士康遵課」寫卷中引出「十一曜」，並旁徵博引史籍，論述古代中國天文曆法中的「七曜」、「十一曜」概念及其淵源流變。〈敦煌本謾語話跋〉論話本之名、韻白夾雜體例之來源；〈《敦煌俗字研究導論》序〉兼論文字正與俗之演變；〈記唐寫本唵字贊〉論敦煌與世傳幾種《唵字贊》寫本異同，並論及唵字在梵語中的十餘種用法，等等，無不顯示出先生對學術研究窮根究底的探索精神。

先生治學崇尚求真務實，不尚空談，不做蹈空之論，其研究總是基於具體紮實的文史資料的考證、調查，因而有的研究者把先生的治學方法歸為乾嘉學派。譬如在對敦煌曲的研究中，先生肯定了朱孝臧、王重民、任二北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探賾索隱，對於敦煌曲研究都有貢獻，同時指出其中仍存在着不足，主要原因是「未接觸原卷，每沿前人之誤，用力至深，去真相尚遠」，而饒先生則親自赴法、英實地調查，「有機緣檢讀英法敦煌寫卷，考索結果，復有不少新知」，不僅對敦煌曲重新予以輯錄，使學者們得以看到敦煌寫卷中敦煌曲寫本文字的原貌，而且糾正了許多學者根據自己判斷、理解而誤錄、擅改的文字，體現了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求真、求實的精神。

先生在大量掌握歷史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在學術研究中從來不盲從，敢於提出不同意見，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譬如在對敦煌曲子詞的研究中，學者們對「唐詞」名稱存有爭議。任二北先生否認「唐詞」的存在，饒先生則陸續發表〈為「唐詞」進一解〉、〈唐詞再辯〉予以批駁，用確鑿的史籍材料證明唐人已有「詞」的概念。再如《敦煌曲》一書中對「敦煌曲子詞」材料的收錄範圍較廣，有的學者對此予以質疑，認為不大符合嚴格的「曲子詞」文體。其實，以後世嚴格的曲子詞的標準，或純文學的角度來審視，敦煌曲子詞的確不完全符合。但對此問題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首先，任何一種文體都有產生、形成並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從現存敦煌曲來看，不僅用韻不大嚴格，甚至有的同一調名的曲詞體式也不相同，它們代表了曲子詞早期的不完全成熟的形態。其次，不應該忽視的是，敦煌寫卷中許多文學作品都與佛教關係密切，其中敦煌歌辭特別是佛曲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它們既受到佛經的啟發和影響，具有佛教的思想內涵，同時又吸收了我國民間文學韻散結合、音韻和諧的文學體式，具有鮮活的藝術生命力，代表了唐、五代和宋代時期中國音樂文學的新形態。如果捨棄敦煌寫卷中數量眾多、特色鮮明的佛曲，將無法全面地、深入地認識敦煌曲子詞的源流演變。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饒先生在《敦煌曲》一書中不同流俗，堅持擴大敦煌曲的收錄範圍，將一些佛曲也收入敦煌曲作品中，顯示出了先生為求正而獨立思考的精神。

饒先生是近百年來中國最具典範性的學者。一方面，先生在包括敦煌學在內的漢學研究眾多領域取得的成果，代表了中國當代學者在漢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和水準；另一方面，先生身上體現出了一代學術宗師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風範。也許，今後很難再有學者達到，更難超越饒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水準，但先生的精神風範值得後學師法和效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以上的話，與其說是一篇序言，毋寧說是我在研讀學習饒先生敦煌學論著中的幾點讀書心得，寫出來與讀者共勉。

樊錦詩⁽¹⁾

2015年9月25日

於敦煌莫高窟

(1)　前敦煌研究院院長，現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