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寫卷P.T.1047、1055號譯釋》序

古代阿爾泰族人考察炙羊肩胛骨時，由所見經火灼成之坼裂兆紋而舉行占卜，彼等稱兆曰「irq」，從語源學論之，作為動詞ir-/yin-之派生詞，原意正指裂痕⁽¹⁾，一如漢語之⁽²⁾。沙州古突蹶文占書名為irq bitig，意義即是兆書。晉楊方《五經鈎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殷墟所出大量牛肩胛骨灼卜之刻辭，可驗其說。

漠北畜牧以羊為主，故用羊骨。所用動物雖異，而視兆之縱橫施之占卜，其義一也。徐霆《黑韃事略》稱：「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謂之燒琵琶。」遼與蒙古俗皆用之，謂為勃焦。⁽³⁾西番占法亦用羊骨，上承突厥、契丹之制，下至麼族至今猶行羊骨卜，⁽⁴⁾均是同一系統之遺俗。

吐蕃初行苯教，有《苯經》以視占驗。祀灶神、地母及龍神以作祈禳，又重視本命神，久已雜染於漢俗。若其鳥卜，實出於漢人古代之鳥情占，殷卜辭云：「非嗚，其用四卜。」（《綴合編》102）又記：「某日夕有鳴鳥。」知其淵源甚遠。《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六方術部七有「鳥卜」一項，引《隋書·女國傳》文⁽⁵⁾。《隋書·經籍志》，《和菟鳥鳴書》。唐初李淳風著《乙巳占》，卷十有「六情風鳥所起加時占」，如云：「己酉為寬大之日……時加己酉，鳥來鳴其上，時加王相，當言為長吏，休廢囚死，當有酒食。」題唐易靜撰之《兵要望江南》第二十為「占飛禽」，共七十八首⁽⁶⁾，試舉二首為例：

占飛鳥，何事入軍營；若在德鄉加喜氣，只從刑上是凶聲，百鳥一般聽。

城營內，異鳥入其中；宿處不知人不識，中須血染草頭紅，防備有妨通。

此則依德與刑以定吉凶。又敦煌寫卷P.3988，為《鳥鳴占吉凶書》，乃依其方向以論吉凶，茲附於後，以供比較研究：

勞費（B.Laufer）以為西藏鳥占出於漢人之薰染，是也。

至於骰卜，亦稱色字，則在和闐、尼雅、高昌及印度各地均嘗發現長方形骰子⁽⁷⁾，其四面刻有圓圈，可擲三次以定預兆，其排列方式當有4³，即64種不同之兆。于闐、高昌自公元670年前後至八世紀淪於吐蕃之手幾達半世紀，西域四鎮之爭奪，文化接觸至為頻數。故藏文文獻若《日、月藏經》及《牛角山授記》等書述于闐之歷史特為豐富；于闐久為印度化國家，此則似與天竺不無淵源。⁽⁸⁾

託瑪斯(F.W. Thomas)在其《東北吐蕃之民間文學》（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書中述及占卜舉行之際，往往有六句或八句型之民謠，有類世俗籤詩，相當於古時所謂繇辭。藏人占書又有《諸葛出行圖》、《金龜圖》等等，則分明出於漢俗。藏語稱吉兆曰bzang，當是漢語之「臧」，故知吐蕃占術實與漢人息息相關，其因襲異同之跡，尚有待於抉發也。

1985年秋8月，第二屆敦煌吐魯番學術討論會在新疆烏魯木齊舉行，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王堯、陳踐兩君提出論文為《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寫卷P.T.1047、1055號譯釋》，乃取法京伯希和取去之藏文卷子P.T.1047、1055號二例（本文P.T.或T.，為法藏敦煌伯希和藏文文獻簡稱），加以疏說。余得聆其高論，極感興趣，因請二君將藏語原文以國際通用之拉丁化符號譯出，以便讀者，欣承慨諾，因為紹介刊為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術專刊，頃排版竣事，主編囑綴數言，因記其顛末如此。

1987年1月饒宗頤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