帷幄故事

一

帷幄的制度很古老。後世雖然常常以帷幄連稱，如“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等等，並且帷與幄在很多情況下也不妨通用，但初始的時候二者卻頗有區別。《周禮·天官·幕人》云“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所舉帷，幕，幄，帟，名稱不同，形制不一，用途也有別。鄭玄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即幕是上覆，帷是下圍，而圍又未必是圍繞，它的“在旁”也可以只作間隔之用。應該說，帷是上古時代宮室和居住建築中的重要設施，即在開敞之堂的梁間或前楹懸以帷，依它的或卷或舒而自由改變室內空間，也包括調節室內溫度，帷因此有組綬，一面用作繫挽，一面可垂下來作為裝飾。如成都羊子山一號漢墓出土畫像石，結着組綬的帷懸於宏敞的堂中，中有舒展之幅用作間隔，於是宴飲與設食在帷之兩邊各行其是⁽¹⁾〔2·1〕。《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記謝夷吾事，註引謝承《後漢書》曰，夷吾“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帷的分隔作用，這裏也說得很清楚。魏晉南北朝時代此制仍在沿用。《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有青布碧裏梁下幃一”，此處之幃，即帷之借字。齊王融《詠幔詩》：“幸得與珠綴，羃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夜明”。⁽²⁾此幔也與帷同⁽³⁾。由詩中所詠，可知它是懸在前楹。梁武帝《梁塵詩》“依帷濛重翠，帶日聚輕紅”⁽⁴⁾，與梁塵相依之帷，自然是懸於梁間，與《東宮舊事》所謂“梁下幃”當是同一物。不過作為“在旁”之帷，本來還可以與“在上”之幕結合成為帷幕，即以後更常說到的帷帳，此沿用的時間最久，後世詩文中提到的帷，其實多是這一類。只是作為分隔之用的帷，魏晉南北朝以後多被步障取代，如《晉書》卷九十六《列女傳》記王凝之妻謝道韞事，曰“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坐帳，或結構坐帳的部件，屬兩漢魏晉南北朝者，都或有圖像或有實物可見⁽⁵⁾。這裏需要討論的是人們不大說起的帟。劉熙《釋名·釋床帳》：“小幕曰帟，張在人上奕奕然也。”奕奕，是舒張的樣子。以“在上曰幕”的定義來理解這裏所說的“小幕”，意思便很明白了。只是帟的形象很少見，目前可以指認的一例，見於河北安平的一座東漢壁畫墓。畫在墓中右側室南壁，塗了紅彩的榻上坐着墓主人，榻前設几，榻的一邊置屏，主人上方，一頂四阿頂的“小幕”，便是帟，帟之下有支架，帟之上有鈎⁽⁶⁾〔2·2〕。兩個鈎子附麗何處，因壁畫有剝落，已看不出究竟。不過北周庾信所作《郊廟歌辭》的“宮調曲”中有“雲楣承武帳”之句，楣即梁，那麼帳與梁之間，也或者有一種用作固定的裝置，安平墓壁畫中帳頂上面的鈎，應即此類。

至於幄，《周禮·幕人》鄭註：“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賈疏：“幄，帷幕之內設也。”這是幄與帷幕或曰坐帳的一個最主要的區別。安徽馬鞍山市三國吳朱然墓出土一件彩繪漆案，上面繪出極有聲勢的宮廷宴樂場面。宏闊的殿堂裏，一個方形平面、四合攢尖頂的小幄，幄中三人，男子居中，與兩邊的女子相擁而坐。小幄外面的筵席上一排坐着八人，由漆畫中的榜題可知，從左向右依次為皇后，太子本，平樂侯與夫人，都亭侯與夫人，長沙王與夫人⁽⁷⁾〔2·3〕。漆畫所繪又有虎賁，黃門，羽林。那麼幄裏邊的居中者，自然是帝。所謂“四合象宮室曰幄”；“幄，帷幕之內設也”，它可以算是一個最為形象的解釋。《南齊書》卷四《郁林王傳》云“昭業少美容止”，“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世祖，即齊武帝蕭頤。皇帝聽政設幄於殿中，此制至唐依然。《唐六典》卷十一：“若朔望受朝，則施幄帳於正殿，帳裙頂帶方闊一丈四尺。”即其例。

幄通常出現在比較重要的場合。至於帷帳，其應用則要普遍得多。洛陽東北郊朱村一座時屬東漢晚期的壁畫墓，中有一幅繪一對夫婦並坐於榻，榻之一側設屏，其上張一具絳色的平頂帳⁽⁸⁾〔2·4〕。此即帳的一般形式。不過文獻中講到帳，常有不少特別的形容。《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贊中說到，開通西域之後，漢廷廣開上林，“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此所謂“落”，與“絡”同。朝鮮古屬漢樂浪郡的墓葬中出土一件細竹篾編製的彩繪漆篋，篋的蓋與身周邊及四隅，均繪有歷史人物和孝子故事，紂帝和伯夷、孝惠帝和商山四皓等畫面中，垂幔間都低垂着珠和璧⁽⁹⁾〔2·5〕。它與生活中的實有之物相去不會太遠，雖然所垂未必真的是隨珠與和璧。

帷帳的四角或前方的兩端又常常裝飾金龍頭，龍口中多半銜着長垂的流蘇，如山東臨沂白莊漢墓出土畫像石。一具方形平頂的坐帳設於宴飲之堂，帳的兩個對角各裝一個怒目奮鬣的龍頭，大張的龍口中銜着羽葆流蘇⁽¹⁰⁾〔2·6:1〕。以它為比照，可以知道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鎏金龍首形蓋弓帽”，也應是帷帳上面的同類裝飾⁽¹¹⁾〔2·6:2〕。此制也見於載籍，《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云玄入建康宮，“小會於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此所謂“顏”，應指帳的簾額⁽¹²⁾。縷黃金為顏，當然是特例，簾通常與帷帳同質，亦繒帛之屬。帳角設龍頭、銜流蘇，也為北朝所用，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中的夫婦並坐圖⁽¹³⁾〔2·6:3〕，山西壽陽縣賈家莊北齊厙狄廻洛墓出土的四件鎏金銅龍首⁽¹⁴⁾，均為其例。

帳心或帳的頂端，有時又裝飾盛開的蓮花。東晉永和十三年下葬的冬壽墓，墓室壁畫所繪蓮花坐帳⁽¹⁵⁾〔2·7〕，又南京通濟門外南朝墓所出裝飾蓮花的銅帳⁽¹⁶⁾〔2·8〕，都是帳頂飾蓮花的例子。庾信《奉和趙王春日》詩有“蓮子帳心垂”之句。帷幄本來是“四合以象宮室”，它的形制自然多仿自建築。蓮花作為殿閣藻井中的裝飾，漢代已經出現。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蕖”⁽¹⁷⁾；張衡《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皆詠其事。茄即藕莖亦即蓮莖，莖既倒殖於藻井，蓮花自然向下反披；狎獵，花葉參差也⁽¹⁸⁾。“蓮子帳心垂”，應是此類裝飾的移植。《鄴中記》云後趙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帳頂上安金蓮花”⁽¹⁹⁾，種種妝點，卻並非石虎的創造，不過是華麗之形式的集中而已。

帳頂前端也是裝飾的重點。《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描寫北魏之朝“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三十年代洛陽翟泉村北邙山坡出土北魏寧懋石室一座，其上綫刻畫中“丁蘭事木母”一幅，刻畫了一具盝頂形坐帳，帳中設屏，帳脊及帳的四面各有一排裝飾，此飾應即博山之屬⁽²⁰⁾〔2·9〕，與文獻中的描寫正好相合。寧懋石室的年代為北魏景明二年，它也是此類樣式的帷帳一個比較早的例子。作為器物裝飾的“博山”，乃一種略似山形的飾件，多為金屬製品，筍簨、車輿、傘蓋等，尊貴豪華者，常以博山為飾。而帳頂裝飾的博山，與流行於南北朝之際的佛塔上面的所謂“山花蕉葉”頗有相似之處，不過與後者不同的是，它早有着本土的創作意匠。

作為帳頂前端裝飾的博山，取式於同時代的建築，其源可遠溯到戰國。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饗堂遺址出土的建築材料中，有大、中、小三種規格的山形脊飾，脊飾底心有很長的釘孔，可以固定在瓦脊的立釘上，大者高四十二厘米，小者高三十二厘米。同時出土的又有插在筒瓦上面的瓦釘，做成花葉形的瓦釘帽體量甚巨，—通高四十一點五厘米⁽²¹⁾〔2·10:1~3〕，可以想見建築本身的宏大。意趣與之相似者又有洛陽東周王城戰國陶窯遺址出土的各式瓦釘，瓦釘帽或做成花，或做成鳥，或形同屋頂，只是尺寸比中山王墓小得多⁽²²⁾〔2·10:4、5〕。屋頂上面的這一類裝飾，在東漢已經變得很流行。六十年代末山東鄒城市師範學校附近出土一件東漢早期畫像石，樓閣正脊上面的一排裝飾，為山形飾件與鳥的組合，而把山形飾件安排在中心位置⁽²³⁾〔2·11〕。類似的設計尚不止一例，並且作為一種流行式樣，它也常常移用於其他，如山東章丘縣普集鎮漢墓出土一件陶井，拱券形井架，架頂兩根支柱，上承一座五脊屋頂，井架兩邊對稱裝飾六枚花葉⁽²⁴⁾〔2·12:1〕。山東寧津縣大柳鎮龐家寺墓葬所出東漢綠釉陶井，井架上設轆轤，轆轤頂上一雙引頸對視的小鳥，井架兩側兩對花葉⁽²⁵⁾〔2·12:2〕。陝西勉縣長林鄉出土三國時代的綠釉陶井，井欄四面鏤空飾對鳳，四角用蹲獸承托井台，井台上面高高撐起一座屋頂，屋檐上邊對飾花葉⁽²⁶⁾〔2·12:3〕。晉戴祚《西征記》：“太極殿上有金井，金博山，鹿盧，交龍負山於井上，有金師子在龍下。”⁽²⁷⁾戴延之筆下金井的裝飾很有些奇異，不過三國陶井卻正好可作它的註解。而所謂“花葉”，博山也。屋頂裝飾博山的完整建築形式，見於河北阜城縣桑莊東漢晚期墓出土的綠釉陶樓。盝頂、平面方形的五層閣樓，四面坡的每一層，筒瓦頂端都竪一枚博山，每一向面各五枚，兩端又各間一隻展翅欲飛的小鳥⁽²⁸⁾〔2·13〕。這一小小的裝飾，安排得規整而又和諧，於是挺拔的樓閣特別顯出秀麗。它卻又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插在筒瓦上以取固定之效的瓦釘，這正是戰國以來的傳統，只是至此才看到它藝術與功能的完美結合。樓觀裝飾博山，見於記載者不多，《水經注》卷十云石虎於鄴之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既稱作“鏘天”，則它似應裝在樓觀的正脊。大同雲岡石窟雕塑中的殿堂屋脊便常有一種雕鏤細巧的山形裝飾⁽²⁹⁾〔2·14〕，而它更早的例子已見於前面舉出的東漢畫像石，可知東明觀上的金博山，不外此類。而戰國以來至北魏，它始終是樓觀等屋頂常常用到的裝飾手法，桑莊陶樓是設計最為美觀合理的一例，北魏建築依然沿用。內蒙古準格爾旗石子灣古城出土的建築構件中，有與桑莊陶樓上面的瓦釘形狀相似者，可惜稍殘⁽³⁰⁾；而漢魏洛陽城一號房址與瓦當等建築遺存同出的帶菱形裝飾的瓦釘有五十餘件，其中一件即插在蓮花紋的筒瓦中⁽³¹⁾〔2·15〕。石子灣古城建在北魏都於平城時期，一號房址的時代，則當北魏遷洛之後，位在宮城閶闔門南御道東側，西距銅駝街不到二百米。瓦釘的式樣雖略有變化，但與桑莊陶樓同出一源，可以說沒有疑問。它被同時的帷帳取以為式，雖然已不再具有功能的意義，但帳頂平直的水平綫上加飾一排博山，卻是簡潔中頗增玲瓏秀巧，自然別有風致。

南北朝是帷帳興盛的時代，不過它的重要變化更在於由世俗生活向佛教藝術的移植。佛教東傳，中土的工匠似乎沒有想到為遠來的佛陀去別創一個居住的天地，卻是以原有尊崇之意的幄帳用來安置新的信仰世界中的各色人物⁽³²⁾。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第一六九窟北壁後部繪一具平頂帷帳，據帷帳下面的榜題，可知右邊傘蓋下是維摩詰，左邊為侍者⁽³³⁾〔2·16:1〕。第一六九窟建於西秦建弘元年，這是同類題材中有明確紀年的最早一例。到了龍門石窟的時代，維摩詰所處便已是四面裝飾博山的華麗之帳，如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以前開窟的龍門魏字洞，如迄工於孝明帝孝昌三年的龍門皇甫公窟⁽³⁴⁾，又如孝昌元年的道哈造像龕⁽³⁵⁾〔2·16:2〕。至於佛帳，更是尊貴、華美與瑰麗的集合，帳頂前端的裝飾，又不僅限於傳統的博山，蓮花、火珠，乃至塔剎，都是新的構成要素，此際便擇取最有象徵意義的部分，與本土固有的造型藝術相結合，而以不同的搭配創造出許多自由活潑的變體，使得式樣紛繁。如北魏景明四年劉雄頭造像碑中的帷帳⁽³⁶⁾〔2·17:1〕，鞏縣石窟第三窟中心柱南面時屬北魏的佛帳龕〔2·17:2〕，北響堂石窟第九窟甬道佛龕〔2·18:1〕、南響堂石窟第七窟佛帳龕（均為北齊）⁽³⁷⁾〔2·18:2〕，等等。其中最有特點的一種表現形式，即所謂“山花蕉葉”。中土固有的博山，如前面舉出的幾例，是它的基本構思，也是接受外來因素的基礎；而從帕提亞時代亦即安息王朝的建築裝飾，如今藏伊拉克博物館的一座帶有希臘風的神殿模型⁽³⁸⁾，到犍陀羅藝術中的佛傳浮雕，如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藏初轉法輪圖⁽³⁹⁾〔2·19:1〕，正可以看到作為“山花蕉葉”不同的組成部分逐步東漸的軌跡，初轉法輪圖中翻卷着的莨苕葉，其源頭也在希臘。隨着佛教東傳，藝術創作的意匠也越過時空的距離，在節節傳遞中發生着奇妙的變化。南北朝藝術中的佛帳，正是在“西風吹渭水”的背景下，完成了多種因素的結合與融匯。規模最為宏闊的是天水麥積山石窟始建於北周的第四窟。它原是一座面闊七間仿木結構的大型佛殿，內部空間做成並列七座仿真的鬬四攢尖頂佛帳。正立面的帳頂上各有一排五個花葉形的博山，博山是在石上鑿卯，插入木胎，上加泥塑而成⁽⁴⁰⁾。若要選取作為起點和風格成熟的兩個標誌，那麼桑莊陶樓模型與麥積山第四窟正是各自的好例。從東漢到北周，其數百年的時間跨度中，已有足夠多的實例豐富這一個交匯融合的變化過程。《水經注》卷十三云平城縣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處時立祇洹精舍於東皋，椽瓦梁棟，台壁欞陛，尊容聖像及床坐軒帳，悉青石也”。唐釋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曰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有佛像現於荊州城北，至梁大通四年迎像入金陵，“敕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⁴¹⁾。以世俗社會中一種表示特別尊崇的形式來取悅西來的偶像，帷帳由此又成為一種新鮮卻並不陌生的藝術語言⁽⁴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