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棜和禁

關於棜

棜和禁都是主要用作置放酒器的器座，二者功用大致相同而形制稍有分別，即禁有足，棜無足。這一區別似可作為分辨兩周時代棜和禁的主要依據。錢玄《三禮通論》對此有一番考證，略云：《儀禮·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鄭玄註：“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禮記·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鄭玄註：“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鄭玄註：“斯禁，禁切地而無足者。”據此則禁有足；棜、棜禁、斯禁同一物，無足。《禮記·禮器》孔穎達疏：“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區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蹇帷之形也。”孔氏所述棜禁為木製。今出土有青銅製承尊之器。長方無足，四周皆鏤空，面上有三大橢圓形孔。由其形狀知為承卣之禁，因卣之圈足橢圓形。西周器。考古家定為禁。此器無足，據鄭註似應定為棜，或斯禁⁽²¹⁾。—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意見。可以補充的是，鄭玄對棜的形制還有一項更為清楚的說明。《儀禮·特牲饋食禮》“棜在其南”，賈疏引鄭註曰“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云：“鄭舉漢法以曉古諸禮。”這裏的棜是用來放腊，亦即乾肉。轝與輿通，《急就篇》卷三顏師古註：“著輪曰車，無輪曰輿。”漢代的無輪之輿，便是用人手抬的板輿，其式窄長，在同時代的畫像石中可以見到它的形象⁽²²⁾〔1·13〕。棜在漢代社會生活中已不存在，鄭註因此用了與它樣子相近的板輿來作一個形象的解說。

《通論》中提到的“考古家定為禁”的西周器，有兩件原在上世紀初年先後出土於陝西寶雞鬥雞台，先出的一件今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後出的一件今藏天津市歷史博物館。後者長一百二十六厘米，寬四十六厘米，高二十三厘米。它的前後兩面各有兩排十六個長方孔，左右兩側兩排四個長方孔，座面突起橢圓中空大小略有不同的三個子口，四周是夔紋組成的裝飾框。前後左右四面也用了與之紋樣和風格一致的裝飾⁽²³⁾〔1·14〕。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品的形制和裝飾紋樣都和這一件大體相同，不過體量稍小，而同時出土的尚有一尊二卣⁽²⁴⁾〔1·15:1〕。卣之一，名“鼎卣”，其下又有一個造型如箱的方座，方座側壁各做出兩個方孔，頂端中央一個凸起的橢圓形座用來承卣〔1·15:2〕。它通常也被稱作“禁”⁽²⁵⁾。其實這三件銅座都是棜的早期樣式。與承卣之方棜近似的還有《殷周青銅器通論》舉出的一件告田觥，該書定為殷代器⁽²⁶⁾〔1·16〕。觥通高四十四厘米，蓋作牛首形，腹足各飾夔紋一道。下邊另外做出承器的方台，台中央凸起一個圈座用以嵌器。方台前後各有四方孔，每面的中間裝飾直欞紋，上下的兩條裝飾帶各一對與觥之紋飾對應的夔龍，夔龍中間一個獸面。從式樣和裝飾風格來看，它與前舉三例很接近，時代相去不會很遠。由兩個方棜更可以清楚看出它從器座脫胎而來的痕跡，而帶座方簋在西周已是一種普遍樣式，不過是器與座合鑄為一體。棜無足，移動的時候自然不很方便，其座壁的方孔便正好有略同於拉手的功用，而有了這樣的安排，規整的造型也可免於呆板，何況還可以稍稍減重。

距舊日發現一百年之後，又有一大一小兩件銅棜，亦即“考古家定為禁”的西周器出土於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三號墓，—大型的一件編號為“一號禁”，小型的一件編號為“二號禁”⁽²⁷⁾。“一號禁”高二十點五厘米，長九十四點五厘米，寬四十五厘米，重四十一點八公斤，頂表與座均緣以夔龍紋裝飾框。“二號禁”高十點三厘米，長十七點四厘米，寬十四點四厘米，重二點零六公斤，頂部正中一個橢圓形的淺台〔1·17:1、2〕。出土時，“一號禁”的上面為“戶”器一組，即戶彝一、斗一，一大一小兩件戶卣，小者即置於“二號禁”的淺台上，格局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品完全相同〔1·17:3〕。墓葬年代為西周早期。

兩周時代的銅棜發現不多，而在戰國楚貴族的墓葬中卻出現了數量不少的漆木棜，如湖北荊州天星觀二號墓⁽²⁸⁾〔1·18:1〕、一號墓⁽²⁹⁾，又荊門包山二號墓、江陵望山一號墓、河南正陽蘇莊一號楚墓⁽³⁰⁾，等等，時間通貫整個戰國時代。包山二號墓的兩件，為整材做成的八厘米厚的長方板，長九十二點四厘米，寬四十點四厘米，中間用兩個長方形的斜槽圍起一對隆起與周邊同高的長方台，通體黑色，四邊與中間繪白色綯紋，側邊為勾連雲紋⁽³¹⁾〔1·18:2〕。望山一號楚墓出土的一件，係斫製而成的長方形厚木板，通體髹黑漆，朱漆繪花紋，棜面用與綯紋裝飾帶勾勒出兩個方框，框內各繪一個圓環，出土時，各有一件裝飾極美的陶方壺放在方框上面⁽³²⁾。

很明顯，戰國楚墓中的漆木棜雖已演變成為一塊精心裝飾的厚木板，但仍大都保持了早期銅棜的主要特點，即在台面上做出用方框圍起的器座，即便有的只是用圖案來表示。鄭玄所了解到的大約便是這一種，他舉出漢代板輿為喻，是大體合式的。而所謂“上有四周”的四周，應即指棜面四周的框形裝飾帶。其實鄭玄生活的漢代，食案中一類“上有四周，下無足”的漆木案〔5·1:1〕，正是先秦漆木棜之遺意。

關於禁

禁是專門用來放置酒器。《儀禮·士昏禮》鄭註：“禁，所以庪甒者。”又《禮記·禮器》鄭註：“禁，所以庪甒者，如今方案，橢長，局足，高三寸。”甒是陶製的酒具。局足，即曲足。兩周最常見的局足是獸蹄足，繁麗者，則為獸足。

可以明確指稱為禁的最早一例，是陝西張家坡西周墓地井叔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木製品，不過它一直被稱作漆案⁽³³⁾。全器長一百三十厘米，寬四十厘米，下有四個銅製的獸蹄足。器面通髹黑漆，惟在四邊和中央朱繪兩個長方框〔1·19〕。

銅禁中的精品是河南淅川下寺二號楚墓中出土的一件，時代為春秋後期。禁長一米餘，寬四十七厘米，通高二十九厘米。台面正中是一個微起邊欄的長方形銅板，其四邊和禁的四壁由五層銅梗相互扭結拼鬥而成錯落的雲紋，透雕的十二夔龍分別攀緣在禁沿，禁底為十二個透雕虎足⁽³⁴⁾〔1·20〕。它的製作工藝，一般認為是失蠟法⁽³⁵⁾，但最近又有了不同的意見，認為此器仍是傳統的範鑄，即各個部件先分別鑄就，然後再拼合焊接⁽³⁶⁾。這一件銅禁的製作之精自然遠過於張家坡的漆木禁，但結構造型的幾個基本元素卻是一致的，比如“局足”，比如台面的裝飾框。

淅川下寺之外便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銅禁出在中室，出土時上面放了一對銅壺亦即酒尊。壺高近一米，上有勾連紋的鏤孔蓋，長頸兩側一對龍耳，龍首飾圓雕小龍二，龍尾附小龍一，壺腹以縱橫的凸棱做出八個裝飾區，內裏各浮雕蟠螭紋。銅禁長一百一十七厘米，寬五十三點四厘米，高十三點二厘米，其上並列一對下凹的圓座以承銅壺，底下四獸為足，獸口和前肢銜托禁板，後腿撐起用力蹬地，禁面滿飾蟠螭紋⁽³⁷⁾〔1·21〕。與淅川下寺銅禁相比，這一件未如它的繁縟，但仍有着形制與裝飾紋樣的近似，而由器下的“局足”更見出風格的一致。

曾侯乙墓又有形制大同小異的三件漆木禁，出東室者二，出北室者一。案面都是用一塊整板斫成，包括兩端接足之處附加的橫板條。板條的突起部位做出三個榫眼，兩邊接獸足（其中兩件為鳥足），中央接一個帶束腰的立柱，底端則與跗接。案面用浮雕的獸面紋做出圍繞着兩個矩形的寬寬的裝飾帶，矩形中央分別是兩個裝飾雲紋的圓環。禁之一長一百三十七厘米，寬五十三點八厘米，高四十四點五厘米⁽³⁸⁾〔1·22〕。信陽一號墓出土的一件與此形制相同，只是工藝未如這幾件之精。其禁面浮雕下凹的兩個方框，框裏分別有兩個略略凸起的圓座⁽³⁹⁾。前引鄭註曰禁之“如今方案”，正是指二者造型的近似，而這一類漆木禁如果不是在台面上特意做出用方框圍起的器座，那麼幾乎與案之類沒有分別。

一個可作棜、禁對比的好例見於成都市商業街戰國早期偏晚的船棺墓。其中三件被稱作“漆几面”的形制相同的漆木器，均為長方形，底部三邊起沿成直壁，器表髹漆，四周框形裝飾帶彩繪龍紋。出自二號棺的一件，長八十四點六厘米，寬十八點八厘米，高六厘米〔1·23:1〕。被稱作“B型漆案”的一件，亦出二號棺，係由案面、案足、足座三部分榫卯相接而成。台面四邊抹起，四周框形裝飾帶彩繪龍紋，下為柵足，惟橫跗極厚。台面長一百四十六厘米，寬四十五點五厘米，厚約十厘米⁽⁴⁰⁾〔1·23:2〕。若前面對棜、禁之別所作的分析可以成立，那麼這裏的“漆几面”當是棜，“B型漆案”則是禁。

禁的使用，多見於戰國時代的刻紋銅器。如鎮江諫壁鎮東周墓出土的刻紋銅盤，高高的平台上一座重檐建築，開敞的堂中設禁，禁設酒尊。同墓所出銅鑑上的刻紋是台榭中的射禮，平台一側有踏步，堂中設禁，禁的上面一對酒尊，尊中各有用作酌酒的長柄斗⁽⁴¹⁾〔1·24〕。又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戰國宴樂紋銅壺，畫面第二層為台基上的一座建築，階下設一對大鼎，旁立筍虡懸編鐘和編磬，坐者鼓鐘，立者擊磬，檐柱之間設高足豆一對，又禁一，禁上酒尊一對，高足豆的兩邊，兩人正在舉觚敬酒⁽⁴²⁾〔1·25〕。此外還有河南陝縣後川村東周墓、山西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出土的刻紋銅匜⁽⁴³⁾〔1·26〕，等等。山西鎏金銅匜雖然殘損得很厲害，但依殘件下方僅存的一點梁柱之跡可知這是一座三層建築，最上一層為射禮，堂中有禁，禁置酒尊，尊上設長柄斗。

這裏舉出戰國刻紋銅器上的置酒之具為甚麼可以定名為禁，而不會是案呢，因為禁是用來陳放酒尊的，以一對為常見，正與刻紋銅器中的情景相合，而案則用作置放成行成列的食具。

棜和禁作為特定的名稱，早已退出社會生活，不過其造型和製作工藝卻始終活躍在家具史中。比如局足，後世所謂的“外翻馬蹄”可以視作它的變體。方框式跗便是後世器足下的托泥。而柵足的使用，一面以橫跗求得穩定，一面以疏欞式的足撐見出輕盈，且使得平正中有弧曲，簡單的結構由此顯出了更多的變化。自是之後，在家具製作中它的運用便從來沒有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