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从20世纪开始，西方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城镇空间的研究，如沙里宁（E. Saarinen）的有机疏散理论、哈里斯（C. D. Hanis）的多核心模式等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城镇空间研究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城镇空间从城镇连绵带扩展到城镇群，戈特曼（Guttmann）基于美国东海岸城镇空间形态、空间组织以及城镇经济联系，提出了“大都市连绵带”的概念，并预测大都市连绵带将是城镇空间结构发展的必然过程。乌尔曼（E. Ullman）提出利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解释城镇空间的扩展机制，城镇之间所发生的商品、人口与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相互传输行为，对城镇之间联系和城镇空间演进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城镇空间相互作用能够促使城镇加强联系，拓展城镇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城镇空间相互作用又会引起城镇竞争资源、要素和发展机会。西方学者也研究了城镇最佳规模，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巴顿（K. J. Buton），他从人口的角度探索了最佳城镇人口规模，其选择标准分别是当局开支最小、居民享有的纯效益增至最大、尽量考虑迁入居民的纯效益和对私人企业目标的满足。20世纪80年代，城镇空间的无序蔓延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城镇空间规模的扩展过程、格局及其机制受到了重视。阿林豪斯（S. Ar Linghaus）于1985年运用城镇空间分形理论证明了中心地理论的几何形态是分形几何中分形曲线的一个子集，并用数学证明了廖什（即勒施）体系可由分形生成。巴蒂（M. Batty）于1988年探讨了城镇边界线、土地使用的形态和城镇空间形态与增长等问题。邓卓那斯采用生态学模型分析了美国城镇空间扩展的动力学过程，可以对城镇各要素指标变化进行模拟。内坎普和雷加尼采用logistic模型、lorenz模型描述城镇空间扩展的生命周期、空间作用等现象。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城镇空间进一步向区域化和网络化演变，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由空间关系变为了空间机制，研究的空间尺度逐步扩展为跨国界和跨区域研究。麦吉（T. Mc Gee）对东南亚城镇密集区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城乡融合区”的概念。林奇（K. Lynch）提出了构建扩展大都市模式，弗里德曼（J. Friedmann）通过对城镇等级体系的系统研究，指出城镇空间职能将成为跨国公司纵向生产地域分工的体现。范吉提斯（Y. Pyrgiotis）、昆曼（K. Kunzmann）与魏格纳（M. Wegener）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网络化城镇体系进行了研究。

国外文献对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开创了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范式，对城镇空间布局模式、城镇空间形态、城镇空间组合和城镇空间联系的系统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对人口规模和土地利用状况的研究，为探索城镇空间规模和形态提供了有效的思路。而对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分形理论的研究，为本书研究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提供了科学、客观的度量方法。然而国外的文献毕竟是探索国外城镇空间发展的具体研究，由于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市场在城镇空间结构演化中的作用、地位和效率不同，都导致了四川城镇空间结构的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研究的结论和成果，而需要结合具体国情和实践特征对城镇空间结构展开切实可行的研究。

1.2.2 国内文献综述

1.2.2.1 对城镇空间的研究现状

一是强调城镇空间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和空间投影。如陈田（1992）认为，城镇空间结构是地域范围内城镇之间的空间配置形式，是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特征在城镇载体上的空间投影。沈玉芳（2008）以长三角为研究范围，强调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要有合理、有序的城镇空间作为支撑和载体，基础设施网络、市场体系和产业组织网络是推动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主要抓手。李松志、张晓明（2009）强调城镇空间扩展和空间资源优化是城镇化在地域空间上的具体反映，以龙川县为例分析了其城镇空间的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从城镇空间拓展方向、景观空间与功能分区等方面提出优化方案。车前进、段学军等（2011）强调城镇空间扩展是城镇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并利用分形维数、间隙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扩展强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的多样性。

二是分析社会经济因素或现象与城镇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周可法、吴世新（2002）运用RS和GIS技术方法研究了新疆城镇空间变化，根据对土地利用的调查与分析研究了城镇空间的变化情况。谢守红（2003）强调了高速公路在城镇空间布局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应采取点轴布局模式，以更好地带动湖南城镇地域空间的发展。杜宏茹、张小雷（2005）对新疆87个城镇的集聚能力进行度量及评析，表明其城镇空间呈现出极化趋势，中心城市对周边城镇空间的集聚作用很强，且这种极化效应深受绿洲扩展、资源开发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张国华、李迅等（2009）探讨了综合交通规划与城镇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综合交通设施加快了城镇空间的形成和演化，形成城镇空间发展带，促进了城镇空间结构的升级。沈玉芳（2011）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空间模式协同发展的视角，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特征，并提出了优化和重构的目标与思路。钟业喜、尚正永（2012）应用分形方法，依据城镇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均衡性和城镇要素相关性测算了鄱阳湖生态区城镇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集聚维数、网格维数和关联维数，提出了强化中心、轴线发展、圈层优化的发展战略。郑卫、邢尚青（2012）从土地产权的角度探讨了城镇空间的一个新现象——空间碎化现象，认为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设计使得土地使用具有低廉性和排外性，限制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导致城镇空间碎化形成的关键原因。

三是依据演化规律、动力机制、表现特征或类型等分析城镇空间的具体属性。陈涛、李后强（1994）通过城镇空间体系的Koch模型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修正，其优点是能反映城镇空间变化的动态性，能模拟区域城镇的形成和演化规律，预测城镇空间扩散。王凯（2006）通过近50年的中国城镇发展背景分析，发现城镇空间结构结构发生了四次重要变化，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并指出城镇空间发展受到政治、经济体制的直接影响，并受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间接影响，建议应积极开展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韦善豪、覃照素（2006）揭示了广西沿海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现状特征、演化过程及机理、动力机制及演化方式，提出了生态维护应作为城镇空间演化的重点之一。唐亦功、王天航（2006）应用图论的方法对山西各地区城镇分布规律及其与中心位置的离散程度进行估计和分析，获得了城镇空间的理论中心区位，在此中心城镇加大投资并扩大城镇空间规模，使得其辐射效应达到最大。张国华、周乐等（2011）总结城镇空间发展规律和特征后发现，知识经济与高速化时代城镇空间结构的变迁已由传统的“中心节点”向开放的“门户节点”转化，具有“区域中心”的潜在双重性质和促进区域多中心网络式空间结构变迁的作用。贾百俊、李建伟等（2012）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空间分布，依据城镇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三种空间分布形态——散点型、串珠型和网络型，总结了城镇空间演变的三个不同特征，即空间发展的差异性、中心城镇的游移性和城址变迁的宜居性。高晓路、季珏等（2013）探讨了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定量化识别方法，一是通过人口、产业或交通优势识别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城镇或者城镇集聚区（空间节点），二是以空间节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利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展现城镇之间的空间关系（空间联系），三是确定城镇空间的影响范围，进而确定城镇空间的整体架构（空间圈域）。

四是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具体路径。胡彬、谭琛君（2008）认为长江流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应以城市区域为空间结构重组的基础性功能单元，提出构建区域空间价值最大化、空间联系优化、空间竞争力重塑和空间创新能力挖掘等目标为一体的区域空间政策体系。何伟（2008）应用分形理论构建了区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指标体系和协调度函数，分析了淮安市城镇空间结构优化趋势和各个指标的功效变动，并提出了优化路径。鲍海君、冯科（2009）引入精明增长理论，认为浙江城镇空间扩展速度过快，资源要素利用率低，交通干线的扩展呈现无序特征，建议将紧凑式与填充式开发相结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设定城市增长边界。陈存友、胡希军等（2010）根据“辐射效应”“屏蔽效应”和“规划效应”，认为望城区城镇空间结构应选择“网络城市”，实施“点轴开发”，采取“强势攀援”，推动“组团联动”。郭荣朝、苗长虹（2010）利用建成区面积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经济增长强度指数，发现河南省镇平县城镇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廊道效应”, “交通节点作用”突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必须培育增长极和特色产业族群。李快满、石培基（2011）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通过对区内各级城镇中心进行分析，确定中心城市，提出兰州经济区“一个双核心、两个圈层、一条重点发展带、五条发展轴、五个区域发展副中心”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优化模式的构想。

1.2.2.2 对城镇空间形态的研究现状

一是城镇空间形态的特征或者影响因素。杨山、沈宁泽（2002）认为城镇空间形态是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的重要参考，在遥感技术分析下提取了空间信息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无锡城外部形态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赵珂、向俊（2004）认为无论从内部功能形态还是外部物质空间形态来讲，川渝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都呈现出异质性、不稳定性和割裂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熊亚平、任云兰（2009）考察了铁路运营管理机构对城镇空间形态演变和特征的影响，交通条件居于重要地位，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和政治环境共同影响着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

二是探寻城镇空间形态的模式、定位和类型。王建国、陈乐平（1996）借助航空遥感技术，明确苏南地区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主要呈现出沿交通路线的“线”和“面”结合的网络化和有总体蓝图规划的有序性扩张。阚耀平（2001）研究了清代新疆的城镇形态与布局模式，认为其城镇形态演变模式为块状—条形状—块状的发展过程，且多具有双城形态，平原城镇空间形态多呈现出矩形，山麓城镇空间形态则多呈现不规则形。江昼（2011）从城镇建设和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和定位出发，提出了苏南地区城镇空间形态转变必须摈弃“摊大饼”式发展格局，走“集约化”与“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朱建达（201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背景、特征、模式演化规律等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多集均布零散型、单核向心集聚型、单核外延扩展型、多核集群网络型四种类型的城镇空间形态。

1.2.2.3 对城镇空间规模研究的现状

一是城镇空间规模的分布或者分形状况。董大敏（2005）认为我国现有城镇规模与分布存在规模分散、集中度低的问题，在建设和发展上盲目追求城镇规模扩张，最终导致城镇布局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产生。朱士鹏、毛蒋兴等（2009）应用分形理论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镇规模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城镇规模比较分散，首位城市垄断性强，提出加快首位城市对周边城镇的辐射，利用生态位错位竞争原理，促进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孜比布拉·司马义、刘志辉等（2010）分析了南疆铁路沿线城镇规模，从人口规模视角对划分了城镇规模等级，发现城镇规模结构呈现出不连续分布的形态，其城镇空间规模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并定量分析，将其分为工业增长极城镇、工农业复合型增长极城镇、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方性增长极城镇等类型。苏海宽、刘兆德等（2011）在阐述分形理论和城镇规模分布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鲁南经济带城镇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表明城镇规模分布比较集中，首位城市不突出，重点应该发展中心城镇，加快重点经济轴线建设。

二是城镇规模变动或者最佳城镇规模探讨。高珊、张小林（2005）研究了江苏县域城镇规模变动情况，指出城镇数量变化显著、等级分化加剧、区域分异明显，采用推进制度创新、实行区域差异政策、提升城镇功能等方式推动城镇规模有序扩张。周国富、黄敏毓（2007）通过对相关理论和西方学者关于对最佳城镇空间规模的梳理，从管理角度最佳、居民角度最佳和企业生产角度最佳三方面，检验了我国最佳的城镇规模，对城镇化道路和城镇规划有参考价值。

1.2.2.4 对四川省范围内空间结构研究的现状

一是研究四川省范围内城镇与产业的布局和空间结构。贺泽凯、戴宾（2003）认为四川省县域城镇空间结构是典型的单中心模式，这种模式制约了城镇空间结构的发展，可以采取开放的、非全覆盖的走廊式发展战略，培育县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极，承接大城市的辐射溢出效应，发挥县域城镇体系中的节点作用，促进县域空间结构发展。廖婴露、焦翔（2005）认为四川城市布局不均衡，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主要体现为一点多面，城市基本都是沿交通干线分布，城市分布的网络化日趋明显。戴宾（2009）研究了区域空间发展演变现象，四川经济空间发展忽视了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带动和核心作用，忽视了城市的组织能力和群聚效应，应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导向，实施空间集中化战略，注重发展“三群、一带”。王彬彬（2010）研究了产业分工与布局理论，随着城镇化发展，产业的城市功能正在逐步分化，环境-产业协同演变，促进产业分工与布局适应相应的城市功能，应构建基于城市功能的产业分工金字塔的产业分工体系。

二是研究单一城市经济空间结构优化问题。廖婴露（2009）以成都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济空间结构总体格局、特征和优化机制，并提出通过促进产业和人口空间集聚、推进圈层经济互动和城乡经济融合等方式优化成都市经济空间结构。唐伟、钟祥浩（2010）特定时段的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差异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区域差距变化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变差系数对成都市经济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成都市经济空间相关性较高。张若倩（2005）对成都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城市形态、城市布局和城市密度三个层次出发，分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特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建设卫星城、城市副中心和优化城市功能区等措施来优化成都市的空间结构。王青、陈国阶（2007）研究了成都的同心圆模式，并以空间结构理论为切入点对成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成都行政区范围内的14个区县具有黄金分割特征的五边形结构，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成都市向东、向南发展的必然性。李昌明（2009）认为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是推进四川省经济空间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对加速城市规模扩张、增强城市之间的空间聚合度、带动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的优化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文献主要研究了城镇空间、城镇空间形态、城镇空间规模，将城镇作为经济社会的空间投影和载体，探索社会经济因素与城镇空间的作用关系，从演化规律、动力机制等方面分析城镇空间的具体属性，并提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具体路径。对城镇空间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征和影响因素上，并探索城镇空间的形态模式和定位。对城镇空间密度的研究体现在上述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单独将城镇空间密度进行单独研究。将四川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研究了四川产业和城市布局以及单一城市经济空间结构优化问题，因此本书将拓展研究视角，通过城镇空间结构的现实格局及其类型做出判断，并找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及其问题，推进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调整。

1.2.3 对国内外文献的总结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大多数的学者将城镇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概念相等同，将西方研究城市空间的成果直接应用于研究中国城镇空间发展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较早，人口和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通过研究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化与布局，可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而四川的农村人口占了很大比重，加之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城乡差距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单纯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很难真正解决四川城镇空间发展的复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区别，并严格将城市空间与城镇空间概念、范围做了明确区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大量素材。通过对城镇空间研究文献的总结，发现目前研究成果主要为将城镇空间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探索社会经济现象，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资源开发和政治因素等对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关系与作用，还有的主要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研究了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化规律、动力机制、表现特征和具体路径等。研究城镇空间规模的成果也相对较多，主要也是从定性角度研究城镇空间规模等级划分和对城镇最佳规模的探索，而研究城镇空间形态的文献相对较少，主要从特征、影响因素、模式和定位等方面展开研究，研究城镇空间密度的文献则较少。而以四川省为研究范围的成果主要为对经济空间结构、产业布局空间、单个城市空间优化的研究，将四川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四川范围内的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成果还相对较少。

因此，本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城镇空间结构展开研究：一是将城镇空间与城市空间概念、内涵等做一个严格的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框架设计。二是选取四川省为研究对象，从单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优化研究扩展为整个区域的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便从宏观和整体的视角把握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和内容。三是构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合理目标，并通过功效函数和协调函数对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以便明确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所处的具体阶段。四是引入空间因素，利用空间滞后模型，从定量的角度实证分析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既避免单纯依靠定性研究造成的模糊性和不可度量性，又避免未考虑空间自相关对模型参数估计造成的伪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