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高层次人才、高水平科研支撑和思想精神上的引领是高等教育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战略任务。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教育的发达总是超前于科学技术的兴旺。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其大学的强盛。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转折点。我国应运用国际比较的眼光审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和差距，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充分发挥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引领、带动作用。我国应鼓励各级各类高校特色发展，争创一流，明确高校办学主体地位、落实办学自主权，解决好“自主”与“自律”的问题，营造宽松、自治的学术氛围，处理好学术与行政的关系。
关键词：高等教育 强国 一流大学 伟大复兴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国内人口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国际竞争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产业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面对发达国家科技优势的压力和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对我国进行的封锁，我国必须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迫切需要依靠创新驱动为未来发展谋求新的出路、开辟新的空间。无论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振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是全球资本和金融的竞争、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创新是最核心的动力，人才是最核心的资源。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关键性、战略性资源。大学是人才的“蓄水池”和创新的“高地”。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核心战略，没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也不可能产生奠定国家比较优势的科技创新成果。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高层次人才、高水平科研支撑和思想精神上的引领是高等教育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战略任务。
一、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段内的科学成果数超过全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25%，则称该国家在此时段内为“科学中心”，该国家保持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时段是其“科学兴隆期”。汤浅光朝在1962年对1501—1950年科技编年表的科学成果和人物传记词典中编选的科学家进行统计发现：近代以来，科学中心按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顺序转移。这些国家的科学兴隆期平均为80年。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因为一流大学往往汇聚较多的一流人才，拥有较多的一流科学研究成果，所以一流大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日益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志之一。11～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便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当近代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英国兴起时，英国很快就成为全球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位于巴黎的那些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兴起的时候，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世界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
一般情况下，人们认同近代意义上最早的大学是建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其创建之初以法学和医学著称。后来博洛尼亚大学限制学术自由，也不能保证师生基本的公民权利，大批教授和学生从博洛尼亚大学脱离出来建立了帕多瓦大学。帕多瓦大学建立于1222年。1592—1610年，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历史悠久、享有盛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吸引了欧洲各国大批著名学者和青年精英。到14世纪末，欧洲有60多所大学，仅意大利就有18所，是中世纪大学最多的地方，这为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奠定了基础。1642年，伽利略去世，科学中心开始从意大利向北转移。
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神学院，1261年正式使用“巴黎大学”的名字。巴黎大学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出现过巴斯特、居里夫妇和罗曼·罗兰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光辉贡献。历史上，巴黎大学不仅吸引了欧洲大陆的学生，也吸引了很多英国的学生。后来英法关系恶化，1167年，在巴黎大学的许多英国学者和学生被迫回到英国。这些学者及学生们慢慢聚集于牛津。不久，牛津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即牛津大学。1209年，牛津大学的学生和当地人产生冲突，一些教授和学生逃往另一个小镇重新成立了一所大学，因学校坐落于剑河之上，取名剑桥大学。1209—1829年，这超过600年的时间里，英国只有两所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这两所大学是英国社会的文化缩影，为英国输送了大批的政治家、外交官、律师和公务员等。牛津大学自建立以来，除著名的学者罗德外，产生了至少来自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费尔兹奖获得者以及来自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首相等。剑桥大学历史上共产生了9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几乎在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其中，最为著名的学生是牛顿。牛顿于16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牛顿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牛顿在力学、光学、数学上的突出贡献与其他科学家的成就一起成为英国技术革命的先导。瓦特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和完善了高效蒸汽机，蒸汽机技术和纺织机械技术的完美结合，引起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改变了整个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英国由此成为第二个世界科技中心。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科学技术开始衰落。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法国重建了法兰西科学院，出现了一批衣食无忧的专职科学家，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法国还创办了欧洲最早的一批技术专科学校，如路桥学院（建于1747年）、造船学院（建于1765年）、矿业学院（建于1783年），培养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高等职业教育开始兴盛。1794年，法国创办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正式将工程技术教育置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地位，实现了专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的有机结合。法国在科学、职业教育领域逐渐超过英国，成为近代以来第三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但法国过于学院式的科研方式和不重视科学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日益动摇了法国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德国成为近代科学活动中心得益于威廉·冯·洪堡倡导的德国的大学的教育改革。1810年，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科学研究第一次成为大学的职能。洪堡认为，科研可以促进教学，要求柏林大学的教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创造性的贡献；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为此，柏林大学建立以强化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制度，创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制度化组织（如实验室），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在此背景下，德国的大学为本国培养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1875年前后，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已由法国转移到德国。
19世纪中期后，德国柏林大学的学术教育理念传入了美国。1876年，美国吸收英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创立了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倡导研究与创新的结合。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持续不断的创新使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美国研究型大学培养了大量具有很高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美国研究型大学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学者和优秀学生，逐步确立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20世纪初，现代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国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的大学不单是教育、研究机构，还是服务机构，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美国是这种理念兴起的主要地方。美国大学的主体模式体现在以英国式的本科学院为基础，再建立德国式的研究生院于其上，周围辅以职业学院及其他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如国家实验室、医学中心、大学出版社、继续教育学院、博物馆等。美国的高等教育既吸收了欧洲大学的精华，更注入了本土的新鲜血液。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第一强国。1930—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人约占60%。
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开始，不断发展，历经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上述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致历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科学技术的兴旺和教育的发达总是一致的，教育的发达总是超前于科学技术的兴旺。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其大学的强盛，哪里是世界大学的中心，哪里就是世界科技的中心，之后该国往往就成为世界强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承担着推进科学发展、科技创新的职责。当国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高等教育能够兴国；当国家处于伟大复兴的跃升时期，高等教育可以强国。
什么是高等教育？欧洲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说明，以研习高深学问为内容的培养专门人才的活动可以称为高等教育，实施这一活动的机构称为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是直接从事人才培养活动的且有某种结构的高等教育组织或机构。大学属于高等学校，但高等学校不都是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近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在引进、模仿、创办高等学校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与国际教育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转变。2016年6月3日，教育部发布2016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16年5月3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7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95所（含独立学院266所），成人高等学校284所。我国高校不但是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的基地，更是知识创新、观念更新、文化传承的阵地，高校引领、推动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依然不少。
二、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世界上主要采用两类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估认证标准。绩效评价标准的代表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大学排行榜、英国QS大学排行榜以及国内若干有关大学排行榜等，它们描述的高等教育质量侧重于英文论文发表及引用、学术声望和学校声誉、研究经费、知名学者、校友捐助等。各国普遍采用的评价标准是评估认证标准。从标准的核心组成和共性方面来看，评价标准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校的目标与愿景、政策与资源、课程、师资、学生服务、国际化、社会服务与成果转化等。这种模式更重视教育教学、科研与服务的过程。我国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标准中，首创性地提出了“五个度”的质量监测评估标准，即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办学资源的支撑度、质量保障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五个度”的质量监测评估标准，既吸收了国际高等教育绩效评价、各国质量评估认证标准的优秀经验，又基于本国实践，紧扣人才培养的主题，突出了“学生中心”“能力导向”“质量持续改进”等核心理念。通过运用“五个度”的评价标准，2016年4月8日，教育部发布了我国首个《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并适度超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自主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85%以上的科研成果集中在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三大奖项”中高校获奖数量占2/3以上。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提高，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贡献度显著提升。
《报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四不够、一不高”。其一，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不够，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率不高，“短板”问题依然严重。其二，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是“软肋”。其三，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不够，教学经费和实践资源不足，如何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仍是突出问题。其四，质量意识和质量文化不够，绩效评价不力，不少高校“等靠要”思想还相当严重，对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其五，就业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高，不同类型院校学生对学习过程体验和就业状况满意度存在不平衡现象，“级差”现象明显。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专业设置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为落后，教学质量还有待大力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缺少大师级教师和领军人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投入与高等教育发展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高校管理有待加强。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我国大学存在的差距整体体现在：进入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少，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与能够发挥突出作用的学者不多，原创性的重大理论与科技成果少，能够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较少，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和标志性成果还不够多，对研究者个人兴趣的挖掘、对研究的专注度、对未知探索的执着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方法欠缺。
我国高等教育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后发外生型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由于公共资源稀缺，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小规模的精英教育，特别强调大学教育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其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一直存在轻基础、重专业的弊端。此后形成的一些评价指标，如学科排名等进一步助长并固化了这一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种观念越来越不利于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人才，亟须更新。与我国不同，西方大学经历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然形成过程，作为从教士群体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社团，西方大学产生之初便具有坚实的人文背景，形成了实力很强的基础学院或文理学院。此后，尽管大学与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应用性学科发展很快，伴随功能的演化和拓展，大学逐步走向综合化，但其基础学院或文理学院往往还是实力最强的院系。这或许可以说明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差距的原因。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深刻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教育先行，依靠一流人才来承载重任。新形势和新任务对高等教育实施内涵式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然要以中国高等教育的升级版为基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应对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是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瓶颈问题、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现实选择。做大做强中国高等教育，我国要主动用国际比较的眼光检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和差距，着重提高教育质量、科研质量、社会服务质量。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已不仅仅是过去的“全面支撑”，更要转变为当前和未来的“率先引领”。
三、做大做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议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探索独特的中国高等教育强大之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大学仍然具有坚固的民族和国家根基。在我国，一方面，高校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还具有自身的特色，这些特色是专注于一流大学共性特征和指标难以体现的，有些也是排行榜难以衡量的。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有鲜明的个性，由于高校之间的学科差异、院校差异、国别和地区差异，不同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我国要加强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多个世界一流大学成长的路径，深入剖析其个性和特性，实事求是地探索出符合实际的路径和方法，从诸多共性和个性特征中找出本质精髓。我国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认真找出那些我国应该学、值得学，也学得起、学得会的东西，探索和研究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办好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充分发挥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引领、带动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产业、公司、雇员、政府效率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变为跨国竞争。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知识、信息、人才，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中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2050年，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与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简而言之，我国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世界一流”不只是指中国的高等院校在办学条件、投入经费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不只是指某一高校在科研成果、教学成绩方面能拿到几个世界级奖项，更重要的是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机制和创新能力是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大学对社会发展产生前沿的引领作用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否一流。我国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世界一流”也不是自封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具体表现在：是否拥有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队伍、师资力量，是否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和科技成果，是否能持续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我国应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这些标准来审视和分析我国一些基础较好的高校在发展中的差距，补齐短板，发奋图强，争创一流，并以此引领和带动中国大批其他高校的变革、进步。例如，就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而言，首先要加强基础学院的基础学科建设，扩大学生受益面，使每个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基础、身心健康得到全面提高；其次是加强专业学院的教研“转化”工作，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做到“教研结合，以研促教”，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鼓励各级各类高校特色发展，争创一流。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是有类型和层次之分的，这就要求高校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格的专门人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体系完整、层次合理、结构科学，让每一所高校都合理定位、特色发展。国家要整体上合理规划，适当照顾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让不同层次的学校都有争创一流的环境。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基础的高校，生源质量、培养方向、课程设置等有所不同，应该有不同的质量要求和标准。每所高校都以自己的独特性适应着不同的社会需求，“各好其好、各美其美”。每个学生和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理想选择合适的学校，也有助于推动每所学校的卓越发展和实现整个高等学校系统的和谐。各级各类高等学校都强了，学术型与应用型、综合性与行业性、巨型大学和小型学院等不同学校均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整体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公平、效益的协调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
明确高校办学主体地位、落实办学自主权，解决好“自主”与“自律”的问题。2017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聚焦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此轮“放管服”的“放”上，专业设置和人事评聘的相关制度成为公众关注的改革点。《意见》明确指出：“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外，高校自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的专业，报教育部备案；自主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一般而言，高校的专业设置应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进行主动调整。大学专业设置的质量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所大学的水平，也反映了它适应社会发展和自身学术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越强，根据学科发展特点而进行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根据社会新出现的专门人才需要及时组建新专业的可能性也就更大。高校在专业设置或取消时，要审视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并在师资配备和课程设置上尽量予以匹配。总体上，专业自主设置使得高等学校有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自主权更大了，责任也更大了。但自主设置专业只是第一步，如无与之相称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等配套措施，可能也无法走好下一步。《意见》还指出：“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不再受制于政府行政部门，这是好事。不过，若缺乏“自律”，评审也易有失公平。当高校拥有了人事权、专业设置自主权甚至学位点评审权之后，如果其内部行政权独大，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像专业设置这类教育事务、教师评价这类学术事务，都由行政部门主导，那高校的自主权可能会被滥用。这就涉及“自主”和“自律”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理顺政府管理与学校自我管理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要对学校的自主权进行合理合法的规范和制约，使之不被滥用、乱用。
营造宽松、自治的学术氛围，解决好学术与行政的关系。高等学校是不断追求真理和传授高深学问的场所，稳固的学术自治，充分的学术自由环境，可以让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不断产生、不断表现，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由此获得长足进步。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是追求客观真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学术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人类知识不断产生的源泉。大学以学术追求为最高价值，需要有“学术研究真理至上”的自律。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往往追求质疑和“不同”。但是一般情况下，学校和学院的领导往往既是学者又是管理者。管理者要求服从和执行，学者要求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这种“双肩挑”容易把学术研究和行政执行混同起来，影响学术追求和行政效率。探索建立清晰简洁的规章制度，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自的权限和边界，使之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同时紧密合作，协调高效运转非常必要。总体上，我国要增强高校行政部门对学院、师生的服务职能而弱化其管理职能。
一句话，大学要真正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民主管理、接受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办学实体，必须处理好对外和对内两方面的关系。对外主要是针对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对内主要是针对管理者与学生、教师的关系。一方面，为了避免外部过多的干预和对学术自由的妨碍，我们需要强调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为了克服高等学校可能产生的某些狭隘性行为的失范，我们需要高等学校的自律与他律。自律是自主的前提，自律需要制度的建立。好的制度，应当是使高校的各种权力与权利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减少内部治理和外部交流的障碍，提高其各种资源的运行效率，最终使每个人把精力都放在做事情而非拉关系上。国内高校尚未建立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权力制衡机制，现行法律法规对高校内部机构之间的关系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学校决策机构和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代表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代表职工利益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直接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的院系在权力上处于弱势，学校的纪检、审计、监察部门由于独立性较差，往往导致监督缺位。因此，政府在将学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高校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各种约束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职业团体、社会中介的社会监督功能，促成高校自律机制的完善，保障和规范高校自主权的正当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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