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

广元·昭化

昭化，商周时期先后为古羌人和古蜀开明氏王朝领地，春秋战国时为蜀国领域之苴侯都邑，时名“吐费”，秦灭蜀（公元前316年）后，建制设葭萌县。清道光《昭化县志》载：“葭萌治地四面环山，三面临水，以天雄关为屏障，则上接朝天声势联络，下接剑阁首尾呼应。”昭化位于白龙江与嘉陵江二水汇流后绕烟堆山形成的回湾处，秦汉时期，这里是蜀道上具有金汤之固称号的重关要隘，被称为“蜀地咽喉”。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蜀汉治下此地改置汉寿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置晋寿县，后于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年）改置益昌县，西魏至后唐时期，先后更名为京兆县、益光县，宋开宝五年（972年），改置昭化县。民国时期置昭化县城厢镇。1950年，置昭化县城关区、城关乡，1958年，昭化县与广元县合并，此地设曲回公社，1985年改置昭化镇。

白龙江，又称白水，源于甘肃与四川交界处的郭尔莽梁北麓，流经若尔盖、迭部、舟曲、宕昌、武都，经碧口入青川，再至昭化与嘉陵江汇合。白龙江古来为甘南与川北两地交往的重要水路，也是历代战事中兵马入川的重要通道。明清两代，在白龙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的军屯、民屯，以及水利工程与城池建设，这一带农商诸业得到迅速发展。白龙江与嘉陵江二水交合，水面扩展，江势强横，此处的桔柏渡成为可通航和停歇大船的渡口，通商惠工，昭化也因此而渐成大邑，繁荣昌盛。清代诗人张邦仲曾在桔柏渡处留诗一首：“嘉陵出五泉，白水来西倾。千里汇桔柏，江势始强横。”

昭化的城聚历史，可以上溯至西周时期。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昭化摆宴坝和土基坝进行的勘探中发现了古城址，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的与金沙遗址同时期的西周城址。勘探中还发现各类遗迹40余处，包括墓葬27处、建筑基址7处、关口1处、陶窑3处、灰坑4处。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摆宴坝城址的发现，对于确认古葭萌关的地址，以及探究巴蜀地区西周文化渊源，有着重大意义。尚未挖掘的古城址下面可能有的埋藏，也在期待之中。昭化古城东门旁的大坪子还发现了数十座汉墓，汉墓群中以土坑木椁墓为主，随葬物品众多，包括陶器、青铜器，以及少量的金器、银器、漆木器等。这些土坑墓葬为早期的“屈肢西首葬”，这是秦人葬式的显著特点。这些墓葬的发掘出土，给研究秦灭巴蜀后的大规模移民史，以及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最让昭化扬名的是其三国历史，古城及周边存有大量的魏蜀相争时期留下的人文遗迹，这些遗迹与有关三国的史记和传说互为印证。例如，葭萌关、天雄关、桔柏渡、牛头山、战胜坝、姜维井、费祎墓、敬侯祠，以及关索城、鲍三娘墓等。古来很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众多的文章和诗句，这里也一直吸引着学者与游人前来探寻和考究三国文化。笔者曾多次去昭化，2011年夏与友人同游，有感于三国历史，触景生情，吟诗一首：“三国往事水云间，蜀汉风骚始剑南。桔柏春江听晚渡，长宁秋野叹尘缘。毛坪夜月说痴梦，牛首雄关画乱烟。将相侯爵争斗去，空留断壁与残垣。”诗中“桔柏”“长宁”“毛坪”“牛首”，为昭化之古地名和著名景点。

唐天宝十五年（756年），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仓惶率臣僚与家眷逃向蜀郡，其时曾“驻跸”于此。《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对其行走路线有记载：“壬戌，次益昌县，渡吉柏江，有双鱼夹舟而跃，议者以为龙。”唐广明二年（881年），黄巢军逼近长安，僖宗李儇逃难入蜀，也曾留驻于此。昭化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上溯嘉陵江和白龙江可入秦陇，顺江而下可达阆中；走陆路即古金牛道，则可北上通汉中，南下到成都，为蜀道上的极冲要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四通八达，自然这里也是历代移民迁徙过往或定居落业之地，士农工商，万事皆成，军屯防守之外，渐渐地这里形成了民众安居乐俗、商者积功兴业的繁盛并有一定规模的城市。

历经战乱，递兴递废，昭化现存的城建格局为明清时的模样。古城始建于战国晚期，汉代及三国时期，作为军事要地修筑了城池，以抵御来自中原与北方的侵扰。至今昭化古城南门还保留有部分汉代土城墙和城门遗址。明代中期，昭化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在旧土城外包筑石墙，加盖城楼，于东西南北各设城门，东门名“瞻凤”，西门名“临清”，南门“临江”，北门名“拱极”。明末清初，战乱停息，外省移民纷纷迁来。清早中期时，昭化县城又进行了多次修缮，城门环围，“四街五巷”的格局最后确定了下来。

从城东“瞻凤门”进入古城，一条贯穿东西的大街叫太守街。传蜀汉将军霍峻固守昭化，后因功升任梓潼郡太守，太守街则为纪念霍峻而得其名。太守街是昭化城的主街，也是最繁华热闹的街，街两边为联排的民居，多为清代与民国时期修建的传统青瓦砖木或石木结构平房，临街台基高，檐廊延伸相接，前店后宅，这些民居的典型特征是开间小而进深大，建筑特色兼具南北风格。

昭化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现有住民多为明末清初时期外省迁徙而来的移民后裔，其中移民先祖来自秦陕地区和湖广地区的为多。经过多年勤奋努力，一些移民家业有成，积善余庆。昭化的王家先祖，就是当年移民中的佼佼者。益和堂，又称王家祖居，为东门外的一大户院落。该院落为三进合院格局，建于清中期，曾被王家用作仓储商栈和酿酒作坊。民国时期，一杨姓药商租用王家门铺开堂就诊，取名“益和堂”。久而久之，“益和堂”成了王家院子的代称。

进入东门左拐是南门巷。古朴幽静的南门巷是早年昭化城里达官贵人和豪商巨贾密集居住的区域。众多的深宅大院，外朴内秀，集中体现了古时昭化民居建筑风格和工造艺术，八字大门，高墙厚壁，院落中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尽见灵巧与精美。巷口的怡心园，为清中期所建的具有秦陕建筑风格的鲁家祖居。鲁家先祖为明末清初来昭化的陕西客商。鲁家祖居整体建筑包括前厅、左右厢房、中厅和正厅等，建筑装饰精美，格调清雅。辜家大院，为南门巷里最为典型的清代民宅。辜姓先祖，明末清初从外省迁徙而来，经商有道，成为昭化之富室大家。该大院为三进院落格局，一楼一底，楼廊四通，整体建筑保存完整。抗战时期，该院被征用为“昭化抗日救国接待站”。当时北方及中原沦丧区的很多难民翻越秦岭涌进川北，国民政府专设“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来解决难民吃住和生活保障问题，广元、昭化成为难民收容和中转的主要地。笔者的外祖母当年也是拖儿带女从河北逃难外走，辗转河南、湖北、陕西等地后进入四川的。辜家大院，见证了这段悲怆的历史。南门巷里还有一些破败的宅院，但从其建筑形态、体量，以及残留的建筑构件上仍可以看到其曾经的辉煌和豪华。

昭化城里还有多处古时留下的公共建筑和纪念性建筑。进东门往前不远右拐，进入县衙街。街中有一座经复原的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贞节牌坊，该牌坊为当朝皇帝诰封所建，表彰昭化贞节女子吴梅氏。重檐三级、“三门四柱”，牌坊两面精雕细刻有崇尚妇道和孝德的典故，左右门楣两面分别刻有“冰清”“玉洁”“竹香”“兰馨”八个大字。县衙街左转，进入衙门巷。县衙街与衙门巷，其名由县衙而来。衙门为旧时官署之称谓，县衙即县级官署。历经战乱，昭化县衙也是几经废毁，明洪武和清道光时分别对县衙进行了修葺。20世纪60年代，县衙再次被毁。复原后的县衙建筑为三进院落，进入其中可以了解古代县级官署建筑格局及其功能配置。衙门巷里设有“考棚”，考棚也称“贡院”，即古时士子学人的科举考场。昭化考棚建于清同治年间，可供300多名考生同场考试，院内设有听事房、管房、考舍、照房、大堂、致公堂等。“选俊升秀，惟县试为先”，留存下来的《考棚碑记》对昭化考棚之功用，以及捐输修建等情况进行了说明。昭化一地，古来重视讲读修学，清乾隆早期，昭化就设立了培养学子的“龙门书院”，其后曾先后改名为“临江书院”“葱岭书院”。考棚西侧的建筑群为文庙。始建于宋代的昭化文庙，几毁几建，仅存的大成殿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所建。经修复的大成殿，歇山式屋顶、全木榫卯结构、复式斗拱阔檐，雕梁画栋、古朴大气，极具艺术欣赏价值。城隍庙位于衙门巷与太守街交汇处，历经唐宋元明各朝，清康熙至道光时期曾多次对其翻修重建，后毁于20世纪60年代。经复原的城隍庙，为两堂两庑、四合庭院式建筑。城隍庙内有两株参天巨柏，传说为蜀汉名将张飞所植，给这座庙宇增添了几分古意。

位于战胜街的敬侯祠，是昭化古城中颇有规模的纪念性建筑。敬侯祠，又称费公祠，为纪念三国大将军费祎所建。“敬侯”之称，来源于费祎的谥号——“城乡敬侯”，该谥号为蜀汉后主刘禅所赠。蜀汉延熙十五年（252年），乡侯费祎受命在汉寿主政，次年遇刺身亡。费祎死后葬于城西，墓前碑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后人崇敬费公，在此造祠立坊以纪念之。敬侯祠的建筑规模，在明代时宏大至盛，包括神道、牌坊、碑亭、祠堂、草堂、墓冢等。不幸的是，敬侯祠也毁于20世纪60年代，仅墓冢存留了下来。费祎墓现存墓碑为晚清时期昭化县令吴光耀所立，上书“蜀汉大将军录尚书事城乡敬侯费祎之墓”。

西门外的丁公祠，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为当地百姓纪念丁建业（又名丁必荣）、丁宝桢父子而设。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丁建业出任昭化县令，为官期间，秉政劳民，成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其子丁宝桢，晚清名臣，大名鼎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昭化因地处川陕要道上，各类差人往来不绝，当地负担很重。丁宝桢途经昭化时，下令裁撤夫马以“免流差庞杂之累”，并捐银七千两，以“永免民间夫马”。为用好这笔钱，清光绪四年（1878年）时任知县敖立榜制定了“丁宫保捐廉置产为昭化夫马经费永免派民章程序”。当地百姓对丁氏父子感恩戴德，“购距城西不数武隙地立丁公祠，祀之”。当时的丁公祠，规模宏大，还有楼台亭阁等附属建筑设施。旧时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当地都要举行“丁公祠会”，是日周边各地乡人都要来赶会，场面十分热闹。

昭化一地，古迹颇多，古风浓厚，值得游览与品赏，对于笃志爱古之人，尤其是学究于蜀汉历史或兴趣于三国故事者，昭化应该是其必选之走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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