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蜀，从中国文化分区上来看，大致范围包括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区域，即今天的四川，加上重庆、陕南、黔北、鄂西，以及云南昭通等部分区域。巴蜀的称谓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巴国和蜀国、秦时的巴郡和蜀郡、汉代的“三巴”（巴东郡、巴西郡、永宁郡）与“三蜀”（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四川之称呼，源自唐代剑南道的“东西二川”，即剑南东川与剑南西川，后由宋代的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川峡四路”省文而来。其作为行政区划，则是在元代才设立四川行中书省，而后于明代设四川省的。巴蜀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历史上，巴蜀学人在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四川山水，秀丽异常，其人多敏慧风雅。”四周山势险要，巴蜀之地相对独立和封闭于其他区域，域内四川盆地及周边丘陵地带传统农耕经济比较发达，特别是明清时期持续和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在多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在语言、饮食、风俗、艺术等各方面自成一体的地域文化，其中，蜀锦、蜀绣、川菜、川剧等，就是典型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一诗中的句子。千百年来，古蜀之地一直被认为与外域通接交往甚少。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远至商周时期，巴蜀地区就与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中原地区有着很多交集。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的商周都城遗址、成都市金沙村的商周都城遗址、四川省宣汉县罗家坝的东周墓葬群、成都市商业街的春秋战国船棺墓、成都市青白江区双元村的春秋战国船棺墓葬群、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山的战国木椁墓等多处文物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大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漆器、玉器等制品，其中很多器物明显带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特点。这充分说明了上古时期巴蜀地区就与外域相通相融，在文化进步与发展上互有影响。战国、秦汉至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有了更多通往外域的大道，如阴平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洋巴道），以及连通西域与南亚的茶马古道、蜀身毒道、五尺道等。这些官道和商道极大地促进了巴蜀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包括人员、商货、文化等多方面的互通共融。显然，这样的互通共融，也是形成巴蜀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与文化构成的重要原因。

现代交通的便利，使得天险峭绝的巴蜀之地与外部世界通无共有，文化渐变趋同。几千年来形成与固有的巴蜀文化原本浓厚的色彩在其延续中悄然淡去。城市中，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令人心醉神往和乐于称道的巴风蜀韵，也只能在古人留下来的诗词歌赋中或史志记录中感受和幻想。至于细说到巴蜀地区那淳朴的习俗与风尚，以及其合乎自然的居业形态，也只能在僻乡远村方可找到不多的旧痕古迹。

虽说农耕文明产生久远，根深蒂固，但终究会受到现代社会技术与经济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传统形态的村落与乡场正在新开发与改造的过程中快速地消失，传统的农作和生活方式也在劳动力的巨量转移和农业结构调整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年轻人出走，很多乡村祖屋成为空巢或几近凋敝。现在能看到的上了岁数的乡村老人，大概就是最后的尚保持或部分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原住民。他们和他们目前生活的环境，他们和他们目前生活的状态，正在随着社会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纵观四川各地乡镇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秦至唐宋时期，是乡镇的生成时期，明清及至民国时期则是乡镇的成熟时期，现保留下来的古乡镇、古村落，大多形成规模或兴盛于这一时期。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古乡镇、古村落在近现代时期里却处于渐渐衰落的状态。四川，大概是古乡镇和传统村落消失得最快、最多的省份之一。仅仅在20年前，全省还有两千多个古乡镇，传统意义上的乡风村景随处可见。近年来，很多市县里，能够被认定为是古村落或传统村落，也确实还多少保留有旧时形态的村落，已经是屈指可数。没有了物质载体，没有了人，文化也会随之荡然无存。农村的发展水平，更多地被解读为城镇化的水平，其结果必然是生活形态的模式化和文化形态的单一化。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巴蜀乡村传统文化，最终会在人的逐利求富的欲望中和掠夺式的开发中，变味或完全失去其本真。

谈及巴风蜀韵，名山大川固然是其存在和表现的一面，然而，人文社会则从人类繁衍和发展上即人类活动与文化方面体现出其特有的另一面，其范畴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观念等。面临传统村落及其文化形态即将消失的现实，抓紧时间更多地记录这些内容，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显然，了解和记录现实的四川古乡镇状况，也一定是在寻找和品味渐将失去的巴风蜀韵。

乡土性的东西看似寻常，其实，其中的许多元素和细节，朴素、平实、自然、生动，也不乏充满艺术和灵性的东西。这些恰恰是现代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少见的，即所谓的传统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置身在日常农乡情景中，有让人回返自然和归真本性的感觉，体会和品味中让人生发感慨。这些元素和细节里包含了巴蜀人、巴蜀文化、乃至中国社会里非常有意义的东西，由此形成了地域风韵，形成了历史和文化，成为了符号和记忆。民风民俗，乃国之元气，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认识。非常欣喜地看到，传统文化仍有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和长久的影响力。

乡制，始于西周时期。《周礼·大司徒》中记载有：“五州为乡。”《广雅》中记载有：“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郫县指路村发现一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有一块双耳陶罐残片，残片上刻有“×子乡”的字样。考古专家认为，该陶片的发现为明确汉代基层乡级聚落提供了实证。唐朝时对乡制有了更细致的规定，即“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镇制，早在唐代以前就已出现。《新唐书·兵志》中有：“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乡和镇的建制及其治理模式随着朝代更迭发生着变化。商业或经济意义上的乡镇，则于宋代时才真正出现，时以市镇称之。宋《事物纪原》中记有：“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据统计，两宋时期，四川盆地范围内就已形成近1000个市镇。明清时，对市镇有更明确的界定，即从民居聚集、商业贸易和禁防管理上来解释和说明。清乾隆《吴江县志》中记载：“民人屯居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清乾隆《遂宁县志》中记载：“无城郭而民居稠密、通商旅便交易者，古谓之镇。亦有按期为市概称场镇矣。”至清末，四川盆地范围内的市镇数量估计已超过5000个。

清宣统《广安州新志》记载：“历代乡镇繁盛者升县，县废者改乡镇。轻重繁盛丰德，五里五党之遗哉。兵燹经，乡镇亦多徙。乡有广狭，镇有大小，究厥盛衰，因乎贫富。地多因山水、城呰为目，亦假寺庙、桥堡为名习便旧称。”这段话对乡镇的兴衰变化及其原因，以及乡镇的名字由来，给出了简要说明。考察四川各地古乡镇之变化因由，大致如此。乡镇场市有大小，各地叫法也有差别。巴蜀地区多以“场”称呼之。典型的川西坝子里就有很多以“场”作为镇名的，如董场、蔡场、韩场、唐场、王场、文家场等。民间习称为场的就更多了。对应地，其他一些地方，则称之为“集”“圩”“店”“街子”等。乡场或市镇，是地域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经济形态的高度聚合体，承担着众多的社会功能。古乡镇，其不尽相同的历史形成与演变、因地制宜的选址与布局、纷繁复杂的居民身份与来历、杂糅和融的建筑形态与风貌，以及兼收并蓄的一方风土人情等，值得我们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建筑学、环境与资源学等多个方面探寻其存在价值和可利用价值。

古乡镇，不同于家族意义上的群居聚落，它的形成，既是行政管理的机构派生，也是农商经济的发展使然。制度与经济两方面的保障，使得古乡镇能够存在与延续。当然，追本溯源，古乡镇一般都是从小的村落、“幺店子”、草市、集场、驿站、兵屯或镇卫等发展而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古乡镇，其名称、辖属与辖域历经变化更迭，其中一些古乡镇，由早期的县城变化而来，其县制延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如郫县唐昌镇、新都新繁镇、广元昭化镇、武胜中心镇、青川青溪镇、青白江城厢镇等。梳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乡镇大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资源型乡镇，即以开采和输出当地自然资源为主业的乡镇；二是商贸型乡镇，即承接多地农商物资的囤积、转运与交易的乡镇；三是综合型乡镇，即前面两种类型以外的乡镇。古乡镇的形成，通常需要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即适宜生存与居住的环境，包括丰足的水源和物产；二是有着与四邻或外埠便利的通达方式，典型的如要道或要口，水路或陆路交通；三是有着能吃苦耐劳、适时应务、和睦相处的人群。此外，特定时期的商贸需要或军防需要，即其历史功能，也是一些古乡镇形成和规模发展的重要原因。例如盐业，在历史上就促成了四川很多乡场的发展与繁荣；另如茶业、糖业、铜业、纸业等，也促成了四川一些乡场的发展。历朝历代的军屯镇守，在促进边地开发的同时，也促使了这些地方乡场的形成。

四川古乡镇，有其特定的聚落空间形态和地域性特点。从物理层面上看，有街道空间和建筑空间；从使用属性上看，有公共空间和非公共空间；从功能角度上看，有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等。透过这些空间，可以更好地考察和分析古乡镇聚落的选址与形成、形态与规模、结构变化与发展，以及古乡镇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力等。

四川境内的沱江、嘉陵江、岷江等大小江河流域，因于气候温和、物产多样，远古时期就是人居上选之地，星罗棋布于其中的各个乡镇所在地，得水藏风，聚财聚气，更是古人所谓的“风水宝地”。多次战乱和灾害后，很多乡镇终能振兴与繁荣，正是得益于其嘉好山水原本的丰沃与恩赐。对于四川各地古乡镇而言，已经无法用“原住民”这个词语来准确表达人与居地之间的关系了。秦汉以前，现四川地域的大部为古蜀国与古巴国领域，其中间杂着一些小的侯国或封国，以及少数民族领地。秦人，大概是秦灭巴蜀后最早的移民，其后有更多的中原移民进入巴蜀各地。汉武帝时的西南开发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中原人以及“僚人”等少数民族入蜀，再次融合和改变了蜀地居民的血统构成。隋唐至宋元，各朝代更迭之中，又不断有中原与北方移民，以及少数民族移民进入巴蜀各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移民填川”运动，可谓是四川地域内所经历的最大的两次移民潮，其移民数之多，移民迁徙范围之广，空前未有。可以说，四川古乡镇历史，也是一部厚重的移民史。

元末明初，以江浙籍人为主的明军大部队入川，与此同时，大量蒙古族军人与其家属归降新朝，大夏政权等地方割据势力也被收编。兵屯和军队迁移中，很多外省籍人被安置在四川各地。接下来，大量湖广籍移民“奉旨入川”安家立业。明末清初，遭致战乱重创的四川，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田地荒芜，人口剧减。响应清政府号召，湖广、江西、福建、广东、陕西、江苏、浙江、贵州等多省移民辗转迁徙入川，插占落业于各地乡村。一路艰辛，数代创业，清嘉庆汉中知府严如熠在考察川陕鄂一带乡情后，在其《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对清初移民有这样的记载：“流民之人山者，九十月间，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移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整体上改变了四川农乡。移民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引入了红薯、玉米、土豆、辣椒、甘蔗、烟叶等多种高产农作物，用他们过人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新乡地创造新的辉煌。认祖归宗，奋发进取，和衷共济，积德行善，移民们恪守祖训，光前裕后，为新乡地的繁荣昌盛尽心竭力。

四川各地古乡镇最为鲜明和最具特色的是其丰富多彩与兼收并容的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典型地表现在语言、建筑、民间艺术、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多省移民和多地语言的融合，成就了巴蜀方言。明清两朝，入川移民中湖广籍人数最多，加之四川与湖广两省本就相邻，语言互有近同，因此，两湖地区的语言对巴蜀方言的形成影响最为显著，以至于晚清民国时期一些地方将“湖广话”称为“官话”，即官方语言。事实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不同地方，甚至相邻的乡镇，都会因其早期移民的主源及其数量多寡而有语词与口音上的不同。至今，巴蜀方言里还保留有一些“客家人”的词汇。外省来川移民中，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人为数不少，一些地方甚至密集度很高，如成都的东山地区、南充的仪陇地区、内江的隆昌地区和凉山的西昌地区等。客家人的到来，对四川多地乡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影响极其深远。客家人祖籍地的一些风俗，如饮食习惯、民间艺术、祭拜仪式等，更是深深扎根于巴蜀各地，世代传承，一些乡地节庆活动中的“烧火龙”“舞狮子”“高台戏”等民间艺术形式，就是早期客家人引入并传承下来的。多地多样化的民间艺术，大大丰富了四川乡村文化生活，在不断融合、传承与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川北灯戏、川西花鼓、四川清音、川剧高腔等巴蜀地区特有的表演艺术，以及其他各类民间艺术。四川很多地方的特有产品，如“宜宾芽菜”“南充冬菜”“郫县豆瓣”“潼川豆豉”“唐场腐乳”等的制作手艺，也都是当年移民从原籍地带过来的。

四川多地乡镇的旧时建筑，包括民居、祠堂、会馆、庙寺、牌坊、坟墓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移民原籍地方风格。民居建筑，制式不同，形态各异。保留下来的众多的同乡会馆，如湖广籍移民会馆（常用名禹王宫、帝主宫、真武宫）、江西籍移民会馆（常用名万寿宫）、广东籍移民会馆（常用名南华宫）、福建籍移民会馆（常用名天后宫、天上宫）、陕西籍移民会馆（常用名武圣宫、关圣宫）、四川籍移民会馆（常用名川主庙、二郎庙），等等，在建筑的制式、结构与布局上，以及装饰艺术上，堪为古代建筑典范，也是早期移民历史的宝贵物证。各类会馆和宫观庙寺的设建，也标志着一地多种宗教信仰的相融共存和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谈及建筑，尤其要提到的是，南方移民的民居建筑与会馆建筑，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在结构与风格上有着其鲜明的特点，对巧妙地利用山形地貌、就地取材、节省良田沃土，注重与自然环境相融的四川近代建筑特色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乡镇中的旧时建筑，使用当地的土石木竹等材料，与环境融为一体，也支持着乡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建筑往往都是协同合作的结果，即由家族成员，或亲友四邻共同来建造。因此，这些建筑凝聚着众人的智慧和劳动。在很多乡镇中，都能看到多户联排的建筑，或者比邻相连的建筑，可以想象到，这一定是共商合议后的结果，即在满足建筑工造的要求下，充分考虑和照顾每个个体的利益。显然，古乡镇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形成，也离不开深识远虑下的通力合作。因此，古乡镇中，自然环境、建筑、人，三者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四川很多乡镇中的地名及其演变，受到战乱和移民因素的影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考究这些地名，可以了解朝代更替历史，了解移民的空间分布、移民迁移的时间与路线、移民迁徙过程、移民族群与姓氏，了解所在地自然地理与物产状况、特定事件与人物、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信息。例如在四川各地城乡，就有着很多街巷和村子以“江西”“福建”“广东”为名，这些地名就来源于早期的移民迁徙和聚居。

私学，为古时乡村教育的主要方式。乡民子弟的启蒙，大多在乡村里的社学或私塾教育中完成，有的就在本家族的教育中完成。如广东籍移民后代、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小时候就先后入读药铺垭私塾、马鞍丁家私塾和大湾席家碥私塾蒙养。耕读传家，进德修业，为乡人所恪守的祖训。当时的绅粮或同乡族人，积极倡导和出资兴办私塾或社学，一些名贤达尊还自出钱粟创办面向成人的书院，办学地点多设在祠堂、会馆或大户人家的堂院中。科举制度给乡人提供了无差别的进取机会，学优登仕，乡人子弟有了榜样示范，重学崇化成为了风尚。四川各地乡镇里现在仍能看到的一些古代牌坊、“桅杆”等，就是为那些及第成名、光宗耀祖的人所立。

家风熏养与传继，尤为古人所重视。几乎每一个古乡镇里都记录有因家风良好而家成业就、光前裕后的故事。所谓家风，即由祖辈世代养成并传续于后代的一种风尚，体现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多个方面，通过家规训范来约束家庭成员，尽力做到持家守业、砥节奉公、诸善奉行、精进不休。三国蜀汉诸葛亮的《诫子书》、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明朝周怡的《勉谕儿辈》、清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等，历来被当作经典用以教育后人。四川古乡镇里保留下来的一些家谱或宗谱中也多记有祖训和家规。安仁的计氏、新繁的费氏、白衣的吴氏等就是因家风清白和家学承继而成为了德高望重的乡贤。毫无疑问，家风乃立家之本，既是一家之规矩，也是社会之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绵延兴盛之基因。良好家风的保持，不仅有助于家庭的兴发，也是整个社会和谐与民族进步的重要支撑。

古乡镇，是有故事的地方，关于山水，关于人物，关于事件，关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古乡镇的历史与文化，正是这些零碎和残缺的汇集与缀连。笔者致力于四川古乡镇历史与文化的整理与记录，前后用了十余年时间。其间，笔者阅读了大量史志、谱牒、碑文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田野调查，拍摄了数万张图片。笔者最为深刻的体会就是，乡土文化，博大精深，而古乡镇就是人们留住乡愁和文化记忆的载体。

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等方面的价值，明显或潜在地对人类社会发展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巴蜀人民在垦荒拓土、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培养和形成的革故鼎新、济人利物、道法自然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启迪与借鉴。研究古乡镇文化，就是要弘扬笃信好学、遵道秉义、求同存异、济世爱民的思想，秉持俭约自守、力学笃行、开拓进取的理念，传承勤慎肃恭、崇德向善、孝老爱亲的美德。研究古乡镇文化，也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对于加强文物保护，加强传统民居、历史建筑、名人故居，以及其他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形成良性的乡村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交流等，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新时代里，乡村建设与发展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古乡镇的记录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例如，可以在古乡镇的形成、兴盛、留存与衰亡中，寻找农乡可持续发展与其现代化转型的思路，探究现实乡村空心化、文化断裂的深层次原因，构设现代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塑造多元共生、多态共融的现代乡村生活；深入挖掘和利用古乡镇文化资源，将现代乡村建设与传统人文精神作为双重支点，以内涵激发外延，提升农乡知名度，进一步促进农乡健康发展。文化是古乡镇的血脉，是乡人的精神家园和乡场建设的沃土，也应该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突出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各种思想文化交融更加频繁，更迫切需要深化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更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内涵。毫无疑问，对古乡镇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对于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选取了93个四川境内的古乡镇，独立成篇，分别撰述。内容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区划、住民来源、名人轶事、建筑遗存、农商活动、民间艺术、传统习俗、宗教信仰、风光景物、美食特产等多个方面。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单篇的文字描述，以及链接的图片，更充分和细致地了解被作者勾勒和还原出的一个个四川古乡镇，同时通过全书内容，对川地之“巴风蜀韵”有全面和整体的感知。内容丰富、知识广博，尤其是文中包含了很多作者多年来的考察研究成果，本书可看作是一部简明的四川乡土文化读物，或是一部浓缩的四川古乡镇志，对于国内外旅行和摄影爱好者而言，更是一本详尽的四川乡地游览采风指南。

限于作者的学识与所掌握的资料，文中恐多有遗漏与谬误，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也期盼能与更多的识者学人就四川古乡镇相关话题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从动笔到完稿，本书的写作前后花了四年多时间，期间得到了众多朋友和同好的关心与鼓励；本书的出版与发行，也得到了出版社多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作者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4月作者于成都光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