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历次危机的深入探讨

2.2.1 1929年大萧条

2.2.1.1 危机演变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例达到48.5%，使得对外资本输出、对外贸易、国民收入等不断攀升，从而新移民涌入、城市化速度加快、美元走强。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以强劲的姿态演绎着柯立芝繁荣。然而，1929年由于股票市场崩盘快速蔓延开来的经济大萧条，使一路高歌猛进的经济进入了持续的衰退。物资短缺、存货上升、银行挤兑、工人失业等怪象频发并蔓延到世界，几乎包含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1929年10月下旬的股市崩盘被认为是大萧条的开始，“黑色星期四”或“黑色星期二”疯狂抛售的恐慌也成为民众失业与贫穷的开端。而股市崩盘的根本原因必然是经济的引擎出了问题——从1927年开始，工业经济就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但这种迹象被工业投资的高潮给掩盖掉了，而这次的投资高潮却是因德国的工业生产接近饱和而寻不到投资机会的海外资金撤回而导致的。

股票市值的蒸发让市场的繁荣燃成了一片灰烬，数万家企业破产、停产，越来越多的银行因贷款给客户进行股票投资而倒闭。而当时的胡佛政府却将此次危机认定为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主张无为而治，仍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依靠市场进行自我矫正。海外的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危机。英国新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而美联储为稳定美元币值却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措施，货币供给的收紧对银行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使得倒闭银行的数量急剧增加。实际利率高企和货币供给的进一步紧缩，使私人投资锐减，工业产值大幅下滑。

1933年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面对愈发严峻的经济形式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措施，他意识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无政府干预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罗斯福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范围涉及金融、政府投资、农业生产以及工业复兴（见表2－1）。

罗斯福新政被看作是大萧条结束的标志，但国家干预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罗斯福新政之后依然存在高失业、低产出的现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萧条并没有被真正地解决，只是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制性地中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说：“30年代的大萧条从来都没有结束，它只是在40年代的大动员中消失了。”

2.2.1.2 成因分析

对于这场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由有效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在凯恩斯提出的三大基本规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人们对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使政府通过利率来调整经济的效果大打折扣，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因此，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政府购买、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力求总供求的均衡，以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水平。

货币主义者将大萧条归咎于货币供给的减少。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大衰退》梳理了大萧条中的一系列货币事件：银行业危机、英国脱离金本位、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银行的倒闭潮等，并分析了美国金融体系变动和货币政策变动，认为大萧条起因于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化，即直接是由20世纪30年代初货币供给收缩引起。

两类学派给出的解释是针对大萧条中不同时期以及从不同维度得出的。凯恩斯学派更多地关注在大萧条初期的私人支出下降；而货币主义则更关注大萧条的严重程度。但究其根本原因，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给出了解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伴随着经济周期，这种经济的周期性是由经济体系的投资决策缺少协调所引起的。马克思强调，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产生剩余价值的有效雇佣劳动力的增长。因此，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的比率即利润率趋于下降。当利润率下降时，投资的刺激也随之下降，从而导致资本积累下降。结果就是衰退随着经济系统的老化而不断加深。事实上，在大萧条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资本利润率呈现了长期下降的态势。吉尔曼等学者对1880—1920年期间的美国资本利润率进行估算，得出这一期间的资本利润率下降了40%左右。

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能够解释产生全球性衰退的原因。三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低利润率导致了低水平的生产性投资，这意味着经济停滞并不是因为基于消费和房地产的非生产性支出、投机泡沫和债务，而是一旦经济增长疲软必然导致这些支出的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与生产性部门产出相对应的市场的迅速缩小。

2.2.2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

2.2.2.1 危机演变

经历了大萧条之后的美国政府，自罗斯福新政之后一直奉行赤字财政扩大需求以刺激经济的政策，国家干预对经济的回暖效果显著。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的战争物品的生产及出口中，更是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在1939—1944年期间，美国的总产值增长了77%，失业率降到了可忽略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婴儿潮，人口数量大增，同时战争期间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这一期间，私人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另外，从实体经济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建筑业、公路建设以及汽车制造业等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此外，政府在新兴工业、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技术、资本和劳动的有效配置创造了美国经济在1960—1969年长达106个月持续增长的极大繁荣。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美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也伴有危机的发生，虽然短暂的危机很快消失，但是危机的发生暗含着一些不能被忽视的信号。在1957—1958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物价上涨，在1969—1970年出现了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在1973—1975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即滞胀危机。滞胀（stagflation）是由萨缪尔森在1976年首次提出并用来描述经济停滞、失业率和通胀率均居高不下的现象（图2－1）。

自1965年开始，美国的物价水平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之后经历了三大阶段的暴涨，即1968—1970年、1972—1975年以及1978—1980年。同时，这三个阶段的物价大涨均伴随国内失业率的升高以及GDP增长率的下滑。第一个阶段的物价上涨并没有引起当局者太多的关注，尼克松在执政（1969—1974年）之初，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用牺牲其他目标，尤其是高就业所能应付的问题”。然而，对于这种滞胀局面的不断升级，吉米·卡特（执政期间为1977—1981年）甚至提出了悲惨指数来描述当时的经济状况。

2.2.2.2 成因分析

（1）制度性因素。

①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失效。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一直被奉为圭臬，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进行调整。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拯救危机经济的思想主要有：第一，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而且其根源是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第二，为了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以创造供给，政府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第三，政府除了干预经济之外，还需执行扩张性政策，不断减税。

而凯恩斯主义坚持的国家干预与加大政府投资，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巨额的财政赤字。而政府为了维持预算，只能通过两个方面来弥补赤字：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利用经济繁荣期的财政盈余来弥补。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危机频发以及各国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财政盈余并不能弥补赤字；同时，增加税负导致投资减缓，失业率上升。

美国政府在1961—1968年期间连续八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虽然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是通胀压力逐渐加大。尼克松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政策，缩减财政支出，提高联邦利率。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形成了1969—1970年的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政府转而实行扩张政策，结果却进一步推升了通胀。

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化与工人运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思想在制度上限制了自由竞争，导致了垄断或是国家垄断的出现。1890年、1920年和1950年是美国历史上三次发生大规模企业并购浪潮的时期，也就是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逐步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乃至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断发展的三个时期。同时也是资本由在美国国内扩张的阶段逐步向海外扩张并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过程。

这一时期的垄断并不是一个行业内的兼并，而更多的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不断收购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但对于一个行业内部而言，这些大企业并没有绝对的定价权。大规模的收购会提高公司股票的每股收益，但这之后的多元化经营却并没有那么乐观，甚至给大多数盲目扩张的公司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此外，工会力量的增强使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对于经营困难的多元化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纷纷将工厂移向海外，这构成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低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经济衰退时期的高工资在不利于降低通胀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扩大失业。

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除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胀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难以维系更是推高了通胀。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将美元与黄金等价联结，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需要大量持有美元来进行国际经济与金融往来。这便形成了特里芬两难：为了满足国际金融与贸易发展的需要，美国需要不断向外输出美元，保持国际收支逆差；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会导致美元贬值以及黄金储备流失，从而形成美元危机。在1968年，美国曾停止黄金兑换，并征收10%的进口税以改善国际收支。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一半，尼克松下令停止黄金兑换，而各国纷纷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1973年，美国政府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瓦解。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国内物价上涨、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

（2）偶然性因素。

①越南战争。1965—1973年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其间巨额的军费开支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表2－2）。

从表中可以看出，军费开支的暴涨直接导致了财政压力的增加，尤其是导致了在1966—1967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财政赤字以及货币的增发为战争后期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②石油危机。1973年10月，中东爆发了第四次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与荷兰实行了石油禁运，美国国内的石油价格暴涨了70%。美国在1973年1月至9月的物价指数上涨了6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率下降了14%, GDP下降了4.7%。石油作为当时的一种廉价新能源，其价格的暴涨一方面加剧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国内的投资。

在此次滞胀危机之后，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又一次引发了世界石油危机，国际市场的石油供应量产生大幅波动，基准原油价格从13美元/桶上涨到34美元/桶。这次更为严重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大萧条之后出现了一次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恶性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请参考图2－1），由此经历了1973年的滞胀危机之后的工业化国家又一次深陷泥潭。

③粮食危机。1972年，受气候影响，苏联粮食大幅减产，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猛增。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粮食供应量不足，作为经济中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产品价格上升引起了食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业的通货膨胀。与石油危机一样，粮食的短缺推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抑制了美国国内的投资，恶化了失业状况。

2.2.3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

2.2.3.1 危机演变

（1）危机前泡沫的产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济很快恢复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大致经历了三次市场繁荣，即1955—1957年的神武景气、1958—1961年的岩户景气以及1965—1970年的伊奘诺景气。这段时间的市场繁荣，主要是由消费品的普及高潮引起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超额完成，紧接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计划——田中角荣政府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这一计划引发了房地产投资热潮，使土地价格逐渐上升。而这一时期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大多以土地作为抵押。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美英等国探索治理途径，奉行供给学派的理论，最后仍是深陷泥潭，美国甚至出现了经常收支和财政双赤字的现象。同时，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而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导致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使美元不断升值。从1979年连续3次提高利率之后，到1985年2月，美元汇率上升了70%以上。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而日本在1975年就率先摆脱了滞胀，经济恢复了增长，美日两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因此，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强烈呼吁下，广场协议诞生了。

1985年9月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美、英、日、法、德（西德）等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美国对日本巨额赤字以及美元不断升值的问题进行磋商，决定联手干预外汇市场，降低美元兑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的汇率，被称为“广场协议”。在此之后，其他各国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购入本币，美元汇率下跌。

“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9月的1美元兑240～250日元，升值到1987年1美元兑120日元的水平，之后在1995年甚至突破了1美元兑80日元的水平。日元的迅速升值对当时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出口指数、企业经常利润等均出现大幅下滑。

然而，在短期的“日元升值萧条”之后，日本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外需导向的增长转变为内需导向的增长。为刺激内需，降低日元升值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日本实行了“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1987年之后，各项经济指标逐渐好转，形成了“平成景气”的经济繁荣。这一阶段的繁荣同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相似，都是由民间消费拉动的。这次的经济繁荣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推升了土地和股票等资产价格（表2－3和表2－4），最终形成了泡沫经济。

（2）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

由于泡沫不断加剧，日本政府开始进行干预。从1989年5月开始，日本连续5次提高利率，并在1990—1991年期间对银行实行严格的窗口管制。同时，为了打击土地投机行为，日本从1992年起推行地价税，即土地持有者需要缴纳土地持有税。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了泡沫的破裂，日本经济开始崩溃。

泡沫破裂导致的结果首先是股票、房地产等资本品价格的下跌，进而银行因坏账过多而倒闭引发金融危机，最终国民经济陷入萧条。

在连续5次升息之后，股票开始大幅下滑。日经225指数在1989年曾达到38915点的顶峰，之后在1992年下滑到14309点，缩水了60%左右。与此同时，土地价格也在不断下滑，1999年的土地价格比1990年下降了80%左右，并仍持续下跌。

资产价格的暴跌导致银行出现了巨额的不良债权。根据大藏省公布的数据，截至1995年6月6日，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已经达到40万亿日元。这个数字随后还在不断增加，据日本银行统计，在1990—2001年期间不良债权处理额累积达81.5万亿日元。巨额的不良债权迫使日本的很多金融机构相继倒闭。

（3）危机之后国民经济的萧条。

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国民经济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萧条期。股票和房产等资产价格的一蹶不振导致银行不断收紧信贷。没有了信贷资金的支持，国内的投资大幅缩减，企业因难以存续而纷纷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出现负增长。

日本经济在繁荣期间即在1975—199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达4.1%，而在泡沫破裂之后的1992—199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仅为1%。日本经济在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3%；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6%；1995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5%；其中个别季度为负增长，直到1996年才有所恢复，GDP增长率为5.0%。然而，1996年的高增长率只是昙花一现，1997年回落到1.4%, 1998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外，1998年的失业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4.1%，这些经济数据都表明，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萧条期。

2.2.3.2 成因分析

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之后便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从表面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的是资产价格的崩盘，直接推手是放开金融管制之后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涌入。逐利的国际资本加剧了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危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资产价格之后，经济被迫去杠杆必然会经历强烈阵痛。因此，从根源上讲，日本陷入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以及产业机构的空心化。

（1）日元升值背景下的国内双扩张政策。

广场协议对当时出口主导型的日本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使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升值萧条。然而，此时的世界经济正值石油价格下跌和信息通信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高涨期，加之日本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此，日元升值萧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87年，日本的投资和个人消费已经开始稳定增长。但是，这一阶段的“双松”政策（即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为泡沫经济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实施了宽松的政策。1987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减税1万亿日元，投入4.3万亿日元用于公共事业，另有0.7万亿日元用于对住宅金融公库的追加融资，之后又增加了4万亿日元用于实施公共事业规划。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自1986年开始便长期实行“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期间，日本银行连续五次下调贴现率至历史最低水平2.5%，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同时，美元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后大幅贬值，为支持对美元的汇率，日本不得不大量购入美元，抛出日元。因此，在超低利率与大量的货币投放背景下，消费物价不断上升，日本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设备投资热潮，而且投资的增长远高于消费的增长。土地和股票价格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迅速攀升（参考表2－4），资产价格异常膨胀，形成了典型的泡沫经济。

（2）金融自由化。

日本于1984年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内容包括：①利率自由化。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日本经济的蓬勃增长以及利率自由化改革必然会推动日元攀升。②取消对银行经营业务范围的限制，证券公司的业务也得到了扩展。③国内外资金流动的自由化。政府对资金的跨境流动不进行干预，除非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或者日元汇率出现急剧波动。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的金融市场日益开放，日本银行的海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然而，金融自由化的快速推进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一是自由化的过快推进以及自由化程度的不平衡扭曲了利率体系，极大地刺激了股票、房地产等虚拟资产的投机活动；二是自由化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尤其是银行机构为追求贷款规模降低了贷款的审批和稽核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投机资金的供给。

（3）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失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为快速发展经济，以产业政策、计划调节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在短期内效果显著，日本经济经过三次“景气”，实现了赶超西方国家的目标。然而，政府的过度干预一方面形成了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形成了官营企业庞大而民企薄弱的“双重结构”。

双重产业结构在日本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日本的家电、汽车、机床等出口型制造业发展强劲，具有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10%；另一方面，其余90%的劳动力都参与到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其他产业，如国内的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等，十分缺乏竞争力。这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夕阳产业”却在政府的各种政策下得到极大的保护，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资源倾斜扰乱了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秩序，降低了资本的产出效率，使日本经济一步步进入结构性陷阱。同时，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使这个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也被政策制定者忽视了，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匮乏。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经济突飞猛进，快速跻身于经济强国之列，国内资本日益充裕，广场协议之后国内财富进一步增加。然而，此时日本政府没有意识到需要进行调整的产业结构，而是制订了房产开发计划来满足国民的闲暇需求。受政策影响，过剩资本大量流入土地和房地产行业，或流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导致了在资产价格飙升的同时出现了产业空心化。

泡沫破裂之后，日本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刺激内需，扩大出口，综合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对外贸易和金融领域进行了深度调控。然而，此时的日本经济陷入了投资陷阱，即利率的下调已无法刺激投资，而人们持币待购的心理使得货币量的增加无法导致利率的下降。因此，日本政府之后多次的经济政策都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2.2.42008年经济危机

2.2.4.1 危机演变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是由于美国在21世纪之初实行的低利率刺激政策导致的。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繁荣。商业银行等房贷机构基于对未来房价持续上涨以及持续低利率的预期，办理大量的次级贷款业务，并利用衍生工具将信用风险转移并扩散。

然而，政策并未如预期那样持续，2004年美联储开启加息通道，因而出现了利率持续上升而房价见顶回落的状况。而当各金融机构尚未来得及调整预期，市场流动性危机便出现了。2007年3月，全美最大的次级房贷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宣布破产，开启了贷款机构破产倒闭的序幕。而大量的金融衍生交易所带来的风险传染，使各投行和对冲基金开始受到波及。2008年3月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到了2008年9月，形势急剧恶化。房地美和房利美被美国财政部接管；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银行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政府接管；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宣布改为商业银行。

美国国内的金融动荡逐渐传递到全球市场。从2008年开始，全球各主要股市全面下跌。除美国之外，欧洲和亚洲的各大股指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大跌，甚至一度出现停止交易的情况。在金融动荡之后，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各国政府虽然采取了各种救市措施，但全球增长率仍出现了大幅下滑，短期内未见逆转。

2.2.4.2 成因分析

（1）新自由主义加剧贫富分化导致金融及经济危机。

在滞胀危机爆发之后，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寻求能够走出危机的理论主张。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已经不再适用，而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要求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恰恰符合了当时各利益集团的需求。尤其是在“撒切尔新政”颁布之后，新自由主义正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主流理论。而正是这种推崇自由市场的理论，将美国经济乃至于全球经济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1999年，美国前9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率为19%，而当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上升了1.8%。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工会力量被严重削弱，其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就像供给学派的代表者吉尔德倡导的：“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因此，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的提升社会福利政策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的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

然而，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美国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使国内经济衰退的趋势日渐明显。尤其是在经历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刺激有效需求，如不断降低利率，倡导按揭消费，滥发信贷。但是，根本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不断被刺激出来的消费没有可支配收入的支撑，当这一切都失去控制的时候，危机便爆发了。

（2）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与泛滥成为金融危机的加速器。

1929年大萧条出现之后，监管松散的金融业饱受诟病，1933年签署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分业经营、加强监管的开始。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英、法、德、日等国逐步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蓬勃发展期，美国金融机构面临利率、汇率风险的威胁以及不能满足国际金融需求的窘境，因此，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进入了博弈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广泛确立，推动了自由化进程并形成了一种全球趋势和浪潮。直至1999年，克林顿签署了《金融现代化法案》，美国金融混业经营才进入了新纪元。然而，监管的不断放松使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效应”逐渐显现——在促进金融及经济发展的同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及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尝到了金融自由化的甜头，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依然寄希望于金融创新来刺激经济。在连续13次下调利率之后，房地产市场极度繁荣，各类金融衍生工具也层出不穷。大量的衍生品交易进一步催大了房地产泡沫，同时也让市场投资者们更加疯狂，在超额收益面前忽略了“灰犀牛”的逼近。当美联储政策转向时，房地产价格失去了支撑，风险暴露并迅速蔓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

（3）全球经济失衡是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这种失衡的持续以及规模的不断增大最终导致了危机。全球经济失衡最直观的表现是各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经常项目一直持续逆差，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一直未改变的美元本位，导致其他国家大量持有美国资产，因此美国也一直持有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进一步来讲，美国通过经常账户的赤字向世界输出美元，同时又在美元本位的背景下大力创新各类金融产品以吸引美元的回流，而回流的美元在推升了资产价格的同时又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信贷扩张，使市场流动性越发充裕，加之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元环流不断持续并加大，同时资产价格的风险也在不断累积。然而，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以及2000年之后一直疲软的经济最终难以维持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在国内资产价格破裂形成次贷危机之后，这种环流便难以持续，反而演变成危机传导链，最终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