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美联储不断加息，使美国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引起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进而产生信用紧缩问题，最终于2007年夏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恐慌，爆发了自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极大地冲击和破坏了国际金融秩序，使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强烈的信贷紧缩效应，充分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所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直接催生了BASELⅢ（巴塞尔协议Ⅲ）。

针对次贷危机暴露的国际金融监管的制度漏洞，国际金融监管治理架构发生重大变革。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在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方面正在发挥关键性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稳定的影响显著增强，为此，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决定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员扩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G20成员，并将金融稳定论坛（FSF）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监督、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先后于2009年4月和5月两次扩员［中国同期加入BCBS，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为会员单位］。由此可见，巴塞尔监管资本协议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的共同准则。

针对次贷危机暴露的问题，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决策委员会（GHOS）就方案基本达成一致，11月12日，G20首尔峰会正式批准通过了BASELⅢ：针对资本质量较差、风险覆盖不全面、亲周期效应、杠杆率过高等问题，提高资本监管标准并补充杠杆率指标；针对流动性管理不足问题，引入流动性监管标准；针对治理缺陷问题，明确银行风险治理架构要求。

BASELⅢ所进行的上述改革措施，是针对次贷危机问题的现象进行的一种补漏式改革。监管部门希望通过BASELⅢ改革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保证银行持有足够的监管资本，在不依靠政府救助的情况下，能够独自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金融危机。因此，提高监管资本质量和增加资本数量，成为BASELⅢ改革的核心内容。例如，针对资本质量不佳问题，将“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比率要求从BASELⅡ（巴塞尔协议Ⅱ）的2%提升至4.5%；针对严重经济和金融衰退给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问题，增加2.5%的留存超额资本（普通股）要求；针对亲周期效应问题，增加0～2.5%的反周期超额资本；因监管体系尚未对杠杆率进行一致的监管，增加4%的杠杆率监管标准。

显然，BASELⅢ改革监管资本主要是针对次贷危机出现的问题来进行的，实际上，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本数量是根据BASELⅡ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来进行计算的，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监管资本数量不足很可能与监管资本度量及其要求方式有关。通过梳理巴塞尔协议发现，监管资本度量具有以下两方面显著特征。

（1）监管资本度量对象是威胁金融机构安全的重尾性金融风险，其度量结果存在显著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直接导致金融机构倒闭的风险是重尾性金融风险。如果金融风险不具有重尾性，如风险损失呈现正态分布，那么，相对于预期损失，其非预期损失很小，该类风险不会威胁金融机构安全。但是，重尾性风险的非预期损失比预期损失大很多，该潜在风险损失一旦发生，很可能对金融机构形成致命威胁，必须通过计提监管资本来进行防范。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凡是威胁金融机构安全的金融风险都具有显著重尾性。可见，巴塞尔协议将重尾性金融风险作为监管对象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是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针对重尾性风险的特征，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监管资本度量置信度非常高（信用风险内部模型法为99%，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为99.9%）。在高置信度下，重尾性风险的度量属于极值问题，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比其他统计问题多，其度量结果存在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

（2）监管资本为间接度量法，不可避免地存在模型偏差和度量误差等度量不确定性问题。

无论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还是操作风险，其监管资本都不能直接度量，只能间接度量。例如，针对操作风险，巴塞尔协议提出了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三类度量方法，不同度量方法下度量结果差异非常大。高级计量法有计分卡法、损失分布法、贝叶斯法及信度模型等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度量模型下度量结果都存在显著的模型偏差。即使在同一度量方法如损失分布法下，也存在度量偏差（King,2001）。由于间接度量法原理本身存在缺陷，度量模型各个参数的估计误差会通过传导（误差传递理论）放大度量结果误差，进一步加剧重尾性风险度量结果的不确定性。

巴塞尔协议的监管对象为重尾性金融风险，监管资本度量客观上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其间接度量法所导致的模型偏差和度量误差进一步加剧了监管资本度量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监管资本客观上存在不可忽视的度量不确定性，但是，巴塞尔协议以某一置信度下的点估计值来要求监管资本，两者间存在矛盾。这必然导致金融监管存在遗漏风险。因此，以操作风险为例，在损失分布法下，通过研究监管资本度量的不确定性，来获知监管遗漏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