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正义观视域下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实践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中,公正分配劳动的有用性与有害性是实质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正义是根本前提,充分保障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劳动过程正义是核心内容。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为我们揭示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提供了重要指导:从马克思劳动的实质正义观看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从马克思劳动的前提正义观看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从马克思劳动的过程正义观看劳动者应体面地劳动。马克思劳动正义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体面劳动的伦理批判为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体面劳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 劳动正义 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Decent Work)是国际劳工组织(ILO)1999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提出的极具伦理意蕴的劳动概念。此概念一提出便成为劳动伦理学、劳动关系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思路已从一般性问题的探讨转向关注战略层面和特定问题的解决。我国学者对体面劳动也从理论与实践两条路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是体面劳动研究的题中之义,这也是我们思索当代社会实践体面劳动根本路径的重要前提。但多数人对这一重要任务似乎有些冷漠,似乎国际劳工组织(ILO)已经讲得够清楚明了,毋需再论。实际上,当代社会实践体面劳动依然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充分实行体面劳动依然是劳动者的“中国梦”,理论现状与实践发展需要我们对什么是体面劳动、如何实践体面劳动进行新的思考与深层次的思索。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和具体阐述体面劳动,但是“回到马克思”可以发现其劳动正义观为我们对体面劳动进行新思考与深层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值得当代解读与运用。
一、从马克思劳动的实质正义观论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
“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内涵,从1999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向大会提交《体面的劳动》的报告来看,主要指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尊严的条件下就业与劳动。我国学者,如何云峰先生的界定是:体面劳动是自愿的、自主选择的,为了体面生活,摆脱奴役和谋生枷锁的劳动。[1](P54)可见,关于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似乎已有了中外共识,那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应是体面的劳动,这是关键,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这是前提。无疑,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肯定应涵盖此两大方面的规定,但是论及体面,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追问:何人因何而体面?显然,此种追问落实到体面劳动的内涵便是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
何谓体面?体面大体可言荣耀,不体面即耻辱,何人因何而体面之问可以从我国古代先哲荀子的荣辱观中寻求答案。荀子提出人们无非是因“义”“势”而荣,“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荀子·荣辱》),反之,“流淫、污漫、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谓之义辱”(《荀子·荣辱》);凡是由地位尊贵、俸禄丰厚、势位胜人、名声显赫而形成的光荣便是势荣,反之,詈侮、搏、捶笞、膑脚、斩断等形体上的耻辱便为势辱。荀子还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荀子·荣辱》)。根据荀子的荣辱观,可以认为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的根本依据在于劳动是合“义”之举,劳动者应该因此得到社会“义”的肯定与“势”的享用。显然,荀子荣辱观所谓的“义”不能等同于正义,但十分契合正义的精神。何谓正义?亚里士多德说:“公正就是在非自愿交往中的所得与所失的中庸,交往以前与交往以后所得相等”, [2](P103)阿奎那认为“正义全在于某一内在活动与另一内在活动之间按照某种平等关系能够有适当的比例”[3](P951)。在此基础上,我国伦理学家王海明先生提出:“公正是平等(相等、等同)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是等利(害)交换的善行;不公正则是不平等(不相等、不等同)利害相交换的恶行,是不等利(害)交换的恶行。”[4](P303)本文作者认可王海明先生的定义,同时认为有必要说明这里所谓的等利害交换之“等”既可指等量,也可指等质,因为并非所有的利益均是可以具体计量的,再说即便可以计量的交换也未必一定要等量,也就是说,等利害交换的实质是一种比例对等的正义精神,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确,“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成果不能高于那种成果,而是说应该使这些东西相互对等”[5](P98)。由此分析可以认为何人因何而体面之问落实于体面劳动内涵的分析,基本内涵便是按正义精神的要求,劳动者因劳动应得“义荣”,享“势荣”,实现体面的生活。
劳动成为劳动者应该体面的根本依据,根本而言是劳动的实质正义决定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劳动是体现人类实现自己的辩证运动,因而也是劳动者对人类社会做出的具有重大伦理意义的行为:劳动既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P213)也是人类历史生成,演进之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P196)。劳动的意义实在重大,所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死亡”[8](P289)。马克思同时强调劳动对劳动者而言又意味着牺牲:劳动是对劳动者体力与脑力的消费,“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9](P31)劳动者为此必然要牺牲一些安宁、自由和幸福,“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6](P60,脚下注16)劳动过程中的规则、纪律及源于组织权威的强制性,特别是复杂化、体系化的机器会成为妨碍劳动者自由的因素,“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6](P433)。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人的“悖论”既是制度使然,如剥削社会必然导致异化劳动产生,也是劳动必然具有的特殊矛盾的表现,因为人类虽然可以减弱劳动的某些有害性,如减少劳动者在直接劳动中的体力与脑力付出,但绝对无法彻底根除劳动的一切有害性。在当代社会,现代劳动工具的使用使得体力的必要性的确降低了,但快速的生活节奏却使劳动者生活更紧张,劳动的整体过程秩序虽然多样性、富有,但很多职能却单调而令人疲劳。由此看来,一切时代、一切劳动,只要是有用的劳动,哪怕动机上是纯粹为己的劳动,均是劳动者通过自己的牺牲为人类做出贡献的道德行为,因为即便动机上是纯粹为己的劳动,站在人的本质实现的高度来理解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一切生产出了他人需要的产品的劳动意味我的劳动满足了他人的需要,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某些本质。根据正义精神的基本要求,劳动者自然应该因为进行了劳动这一“义举”而体面,即受“义荣”,得“势荣”, “劳动或许可以简单定义为一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活动,而提供这种服务的人,有权得到合理的补偿。”[10](P39)
所谓劳动者应该因劳动而“义荣”即指劳动是劳动者获得社会道义肯定的根本依据。劳动的根本之“义”在于只要不是有害劳动,劳动便是劳动者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那些使劳动者付出牺牲的更大的劳动,自然更应该给予更大的“义”的肯定。所谓劳动者因劳动应享“势荣”,首先指确保劳动者得到适当的物质利益回偿。马克思强调按劳分配,而且规定按劳分配的基本要求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其重要原因在于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分配给劳动者的财富足以补偿其体力与脑力付出,否则便是对劳动的实质正义的背离。马克思强调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重要原因在于按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是确保劳动者生命力付出得到对等弥补的根本方式,“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相等,也就是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6](P91)。其次指保障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劳动者成为社会文明的主导者,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劳动的根本主体,而且人不是经济动物,纯粹的物质利益等利害交换并不能真正确保劳动者实现真正的体面,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本质,必须明确劳动的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从理论到运动到制度的全过程,无非一个目的:争取和保证劳动者即文明主体的社会主体地位,以促进其自由发展”[11](P43)。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这一合劳动的实质正义的要求在剥削阶级社会是无法真正地实现的,相反,因为能劳动,劳动者成为剥削阶级“会说话”的工具,物质收入又不足以确保劳动者活得体面。马克思肯定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活得体面些,毕竟在交换领域,劳动者与资本家是“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6](P204),而且劳动者的确可因更多的劳动,更好的劳动得到更多的收入,“这就把工人同奴隶、农奴等区别开了”[9](P242-243)。但是,在资本家眼中劳动者仅是成本而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没有将劳动者视为真正的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2](P233),在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收入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往往是工人生产得越多,他失去的也越多。如此背离劳动的实质正义的制度与行为,资产阶级何曾不心知肚明,或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劳动力自由、平等交换而否定其不正义性,或干脆大胆地承认:“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所以,总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除了烦恼,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6](P745)。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少工人似乎已经活得体面了。但体面总是相对的,应该看到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依然因劳动不体面。马克思早就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允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6](P71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眼中依然是一种生产要素,充其量是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资产阶级学者们大多也是本性使然,继续轻视劳动者,“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着眼点是‘工人’中的‘工’,‘劳动者’中的‘劳动’,至于其中的人,在他们看来似乎与经济学的学科本性进而与经济学研究无关。”[14](P35)资本主义社会劳资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关于这一点,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作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当然,更不能忽视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着第三世界劳动者更加贫困化。由此看来,国际劳工组织之所以倡导体面劳动本身就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劳动者依然活得不体面。
当代中国,建设幸福中国是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5](P44)。确保劳动者因劳动而体面是鼓励人们愿意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根本前提。对此,马克思劳动的实质正义观启示我们:其一,确保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主导地位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16]。其二,让劳动光荣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蔚然成风”, “特别是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观念,不要养成贪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投机取巧、坐享其成等错误观念”[17]。其三,保障劳动者有合理的收入,为此应着力“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18](P217)。
从马克思劳动的实质正义观来看,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不等于因此可言劳动者只要进行了劳动就应该因此而体面,因为社会需要的是有用劳动,实际的具体劳动却可能是有害的。马克思明确提出:“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6](P54)生产出有害使用价值的劳动则是有害劳动,“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7](P123)。这样的有害劳动,一是指破坏自然由此招来自然报复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有害劳动必然是极其普遍的,因为将自然资源资本化是资产阶级获利的重要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P580);二是指生产对人体直接有害的物品,如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劳动。马克思实际上还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因劳动不体面是导致劳动者的劳动是不体面劳动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工人成为丧失目的性价值的工具,资产阶级才不关心工人消费食品的安全性,才将一些不安全食品分发给工人食用,“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7](P289)。显然,对于进行有害劳动的劳动者是不能让其享“势荣”的,相反,社会应按等价交换的正义精神要求让其受“义辱”“势辱”,活得不体面、不自在。
二、从马克思劳动的前提正义观论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
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根本而言,也是由劳动的根本意义决定的,只不过言劳动者因劳动应体面是在强调劳动是劳动者对社会的“义”举,言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突出的则是劳动对劳动者本人而言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突出了“能劳动”是劳动的实质正义实现的前提:其一,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7](P162),这就意味无劳动将使劳动者失去了充分实现“人之为人”的机会,这样的人活得自然很不体面。其二,在生产力还未能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是主要的谋生手段,是劳动者体面生活的根本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19](P434)。虽然“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产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19](P435)。这也就意味在社会主义社会,确保体面生活的根本基础依然是劳动。马克思所言在当代社会有了更充分的证实:当代社会进入体面劳动时代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谋生将逐渐变为体面劳动的附带性任务而已,赢得体面是劳动者自己的事情[1](P55)。其三,自由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不自由必不体面,有能力实现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劳动是人的能力发展的基本途径,“当它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6](P208)。
劳动对劳动者的根本意义决定了劳动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正义的实质在于对基本权利的合理分配,“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其本质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与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20](P7)。正义的社会应努力保障劳动者“有劳动”,因为“有劳动”是“能劳动”的根本前提,为此牺牲一些效率也应该不必太在乎,社会不正义的重要的表现则是本有实力保障劳动者有劳动却不愿如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人口过剩是常态,劳动者“能劳动”大多也是不体面地“能劳动”, “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6](P205)。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依然不愿意,事实上也没有真实地实践劳动者有劳动这一正义要求,资产阶级学者们也不会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如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重大修正的凯恩斯就坚持认为“就业(从而产出和收入)由雇主追求最大化,目前与未来利润(除去他所认为的生产者成本)的动机所决定”[21](P194),却从来不谈为了劳动者“能劳动”应该牺牲雇主一定的利润。但是任何时候劳动者总得要活着,而且现在要活得比过去要好一些,毕竟时代不同了。于是实施高福利政策把一些劳动者“养起来”成为资产阶级的理性选择,因为这比保障他们“有劳动”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增加利润,且为一些人以慈善的名义赚取更大利益提供了方便。但是劳动依然是劳动者活得好的根本基础,“它(指工作——引者注)给人获得成功和展现雄心的机会”[22](P75-76)。高福利之下,失业者的最基本生活似乎得到了保障,劳动人权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自然也就丧失了,“寄生虫”何来体面?而且实行高福利政策要有资金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多印纸币,对富人征税对穷人实行转移支付和借债,由此引发了通货膨胀、资本外逃与主权债务危机。可见这些办法也许短暂有效而长远则必有害,特别是资金链断开时,资产阶级这种“以人道的名义”的游戏便玩不下去了,人民便会活得更不体面。
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5](P4),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便是有更稳定的工作。对此,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老百姓可能不关心GDP,但他们关心吃穿住行,关心就业怎么办、小孩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把发展的理念转变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23](P139)。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组织生产劳动,“这个领域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P928—929),因而有利于充分保障劳动者有劳动。但是决定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这一正义要求的实现程度只能是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劳动机会。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人“能劳动”,如愿地“能劳动”依然是劳动者的“中国梦”。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也不太愿意雇佣生产效率低下的劳动者。解决此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劳动机会,积极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15](P147),加强就业引导。“在这方面要加强引导,使人们在创业中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5](P147)。显然,实行这些措施,非得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但劳动者也应努力做到自食其力,马克思就明确提出,“在合理的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袋,而且用双手劳动”[24](P269)。
那么,是否可以说只要确保了劳动者有劳动,这样的社会体系就是正义的呢?不能,因为劳动本身是有前提的,劳动的前提不正义,劳动者“有劳动”也就不正义。马克思所谓劳动的前提正义首先指劳动者应具备相应的劳动素质,如年龄、性别、健康等足以胜任具体的劳动,过此者即为不义之举。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涉及成年人,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内,可是绝不允许让女工从事任何夜工,也不允许让他们从事任何不利于女性特点的或接触有毒和其他危害作用的物质工作。我们所说的成年人是指所有满18岁的人。”[24](P268)马克思所言的劳动的前提正义更指生产资料所有制正义。何谓正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劳动对象大多经劳动者改造而成,劳动工具因劳动者创造而成,按正义原则要求,生产资料自然应归劳动者所有。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主要是掠夺和剥削而来,是有悖正义,并非神圣的私有财产。但是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等原始资源应归谁所有呢?马克思指出,“人最初并不是以劳动者的身份与自然对立,而是作为所有者与自然相对立”[25](P109);所以土地等原始自然资源只能由与其共生的人所有。人始终是群体的人,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是国家的人,所以土地最终应归国家所有,“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19](P232)。总之,从马克思劳动的前提正义观来看,公有制才是确保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这一正义要求能够充分实现的根本制度保障。只有实行公有制,才能保障劳动者有劳动才体面的要求是合于正义的要求。
三、从马克思劳动的过程正义观论劳动者应体面地劳动
在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中,劳动过程正义是核心内容:劳动既是有用的又是有害的,有害劳动对劳动者而言主要指劳动过程的有害性超过有用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必然会对劳动者的身心造成伤害,必是不正义的劳动。从马克思劳动的过程正义观看,劳动者应体面地劳动是实行体面劳动的关键环节:劳动既是人类存在、发展的根本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要“吃喝住穿”以及需要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P531),更是体现“人种”特殊性的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6](P273);劳动更是实现劳动对劳动者意义的根本途径,因为劳动条件是劳动者生活的基本条件,“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7](P520),这就意味劳动过程不体面,劳动者的人生必然不体面。
劳动的自由实质与实现自由的意义决定了过程正义的劳动应是自由的劳动。这种劳动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发挥,人的创造需要的充分满足、人与人的社会性联系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和财富的占有。违背劳动过程正义的劳动的主要类型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6](P270)。这样的劳动是无法让劳动者活得体面的,“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6](P270),劳动变得不人性,劳动者在其中就不可能找到愉快,劳动者因对工作的兴趣所产生的忠诚奉献精神在此不复存在,只能靠一个监督体系来保证和有效地从事劳动。毫无疑问,过程不正义的劳动未必是无用劳动,相反,劳动本身的有用性总是存在的,如创造更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消除异化劳动是长期的过程,这就使得减缓异化劳动的不正义性的现实选择只能是通过让劳动者享用较多财富,在劳动后享用更多休闲来使其危害性尽量最小化、淡化。
何以保障劳动过程合乎正义呢?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是保障劳动过程合乎正义的根本途径。在劳动权利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两项:一是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权与健康权,马克思之所以非常强调限制工作日,重要原因在于工作日过长将严重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它(指限制工作日,引者注)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24](P268)。二是劳动成果享用权,劳动者为创造财富承受了劳动的有害性,对劳动者进行合理的物质补偿自然是实现劳动正义的根本要求。戕害劳动权利是异化劳动不正义性的重要表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越了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会浪费神经和大脑”[13](P103), “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26](P268)。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之所以会进行这种劳动过程不正义的不体面劳动,直接原因在于劳动者并未在劳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进入科技广泛运用的机器工业时代后,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科学、巨大的自然力量、社会群众性劳动者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了‘主人’的权力”[6](P487)。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缺乏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了“能劳动”已经别无选择。
工人为资本家劳动,资本家自然应该承担保障工人劳动权利的义务,但是资本家对保障工人劳动权利从来都是消极的,他们也不怕受道义的指责,“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6](P311-312)。资本主义政府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机器,也不会积极督促资产阶级履行这种职责。总之,“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6](P311)。在马克思看来,体面劳动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恩格斯说得更明确,“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不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19](P563-564)。这也说明充分保障劳动者体面地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但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不体面地劳动的情况依然存在,且与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情况非常类似,这就决定了确保劳动者体面地劳动依然是实行体面劳动的核心任务,重中之重依然是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对此,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任何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所谓‘发展’,都是不健康、不道德、不和谐的,也都不是真正的发展”, “我们的一切发展都必须以安全为基础、前提和保障,务必做到各领域、各行业、各经营单位的发展,都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的基础上,做到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实现安全保障下的可持续发展”[23](P227)。至于如何确保劳动者体面地劳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正义思想启示我们:当代中国实践体面劳动,一方面必须做大做强公有经济,确保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在私有经济必然存在的情况下,应该对私有制经济进行积极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26](P297)。为此必须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同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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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凯恩斯文集 [M].李春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2]罗素.论幸福人生 [M].桑国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3]习近平.之江新语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此文原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