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国内相关研究

（一）有关养老需求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养老需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然后甄选出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提出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对策建议。

1．关于养老需求现状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养老需求的研究，既有宏观视角研究，包括养老需求各个方面的内容，也有微观视角的研究，只探讨养老需求的某个方面的内容；既有针对性研究，也有散见于有关老年问题的个别研究。

对养老需求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专门性的微观视角的研究。时代变迁、空巢化和独居化趋势将更加显著（孙鹃娟，2013），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姚远，2015），但老年人更多的是对医疗保障（周绍斌，2006；殷俊，2010；刘湘玲，2006；马润生、焦丽娟，2009；梁鸿，2008）和生活护理的需求（殷俊，2010），对精神慰藉（章芸芸，2007；卢名华，2005）和文化娱乐的需求则成为一种奢望（卢名华，2005）。在家庭养老负担较重（翟振武、张现苓等，2014）的背景下，家庭支持尤其子女支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主要来源（宋健，2006；钟涛、吴国清，2008）。在老年照料等方面的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彭希哲、胡湛，2011）的同时，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呈现出社会化的倾向（张旭升，2003）。从经济交换的角度，老年人要拥有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以此作为换取子女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的手段（陈彩霞，2000）。从社会养老嵌入角度，发展老年人互助小组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屈勇、崔香芬，2006），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水平。探讨养老需求宏观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分析养老问题或调查老年人生活状况的研究中。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进行分析老龄研究和政策必须面对这种复杂多样的现实（邬沧萍、杜鹏，2012），老年人对外界的需求具有很大的伸缩弹性（陈功，2003），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存在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陈文玲，2003）。通过构筑老年人的需求和供给模型（陈功，2003），在判断老年人需求时应注意到他们的实际困难。

2．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

对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的总体分析较少，更多的是从某一方面分析。中国社会对福利服务的需求必然会越来越多（黄黎若莲，2006），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需求、生活照料需求和精神需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张红、李会，2008），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除了会受年龄、子女和自身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影响外，其选择养老方式也会受到生理状况、社会功能、每月基本社会费等因素的影响（邓颖、李宁秀等，2003；陈功，2003；宋健，2006）。老年人与其子女的代际交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宋璐、李树茁，2008），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与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经济负担能力、居住方式和老年人主观愿望有关（郅玉玲，2011）。不再婚、无子女及住老年公寓的老年人获得正式关系生活照料的可能性大（许传新、陈国华，2005）。

3．满足养老需求的对策建议

要满足农村老年人特殊而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不是单个组织单个人能解决的，而是家庭、社区和国家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大，不可能仅依靠某种单一的养老方式（曹晓燕，2011），政府应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力度（王树新、赵智伟，2007；周沛、管向梅，2011），大力发展专业化、制度化养老机构（于潇，2001），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对社会养老机构实行分类别、分档次管理，能满足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曹晓燕，2011），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钟涛、吴国清，2008），形成国家、家庭、社区、个人相结合的老年照料体系，通过增加养老储备和生活收入的方式来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宋健，2006），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周绍斌，2007），开通慈善捐赠渠道，积极发展社会扶助（张善斌，2006），从制度安排、社会支持、社区建设和老年人自身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周绍斌，2007；周沛、管向梅，2011）我国农村养老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

（二）社会支持研究

1．农村正式养老支持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型养老保险方案的提出，广泛引起了社会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乡城流动频繁，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逐步凸显，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因而，亟须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而实现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崔乃夫，1991）；为了缓解养老保险在筹资上的压力，可以建立自我储蓄为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熊建国，1997）；为了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标准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可以建立多元化养老保障模式（郝金磊，2010）；在非农人口数急剧增长的大背景下，进行农村养老保险向城市基本养老保险过渡的兼容性设计更稳妥（丁永利，2002），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标准为标尺建成农民普惠式的养老制度（李珍、王海东等，2010）。

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建立，学术界对于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机制及其对于农村老年人医疗支持状况等方面。建立长效的筹资机制是使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成功建立以及良性运行的关键（陈志宏，2012）。另外，农村居民医疗费用问题也是当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最大问题，在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的筹资来源匮乏的困境下，“低水平、宽领域、深层次、广覆盖”成为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邓大松、杨红燕，2005）。

在我国关于老年人医疗保障方面存在的城乡二元化差异，不仅体现在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上，还体现在医疗服务资源的供给上。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较之于城市老年人来说总体上较差（陈红敬，2012），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提高报销比例来鼓励农村老年人在村、镇两级基层医疗机构就医，但由于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师和设施水平均不高，使得农村老年人在患病尤其是在患“大病”时更加倾向于到县级以上的大型医疗机构就医，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初衷难以实现（杨宇霞，2012）。

由此可见，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筹资水平较低且支出水平不高，而且村、镇两级基层医疗服务资源匮乏且质量偏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建立起一种能够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2．农村非正式养老支持研究现状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非正式支持中的家庭代际支持在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中占有较大比例。通过分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支持之间的内在联系，学者们发现非正式养老支持对老年人的养老支持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最大贡献来自其子女，这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源自家庭养老支持中子女的供养和子女的孝顺。因而，非正式支持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的作用（梁渊、曾尔亢，2004），家庭养老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景睿、李向云，2008；王萍、李树茁，2011），同时，和谐的邻里关系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有重要意义（金岭，2011）。

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支持这一社会学概念开始纳入老年人弱势群体的研究视野。关于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①老年人社会支持现状和问题研究。在我国老年人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刘萍、席淑华，2009）基础上，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状况的分析（谷玉冰，2009）。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比较研究。家庭居住与机构居住的老年人社会支持进行比较研究（陈传锋，2008）；中国和英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观和社会支持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赵阿勐，2011）。③老年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空巢老年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进行定量研究（汪莹，2007）；老年人社会支持情况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张嘉、李立，2004）；生活信心和社会支持情况对生命质量影响的调查研究（张磊、邵晨，2002）；农村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身体状况都有显著关系（贺寨平，2002），其中网络的变化对老年人身心状况的影响最大；分析了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李建新，2007）。④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赵和丹、王金龙，2011）；对社区老年人社会支持情况进行相关因素分析（徐琳、谭小林，2013）。⑤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对策研究。转变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观念，完善村民委员会服务职能（谷玉冰，2009），加强政府立法（谷玉冰，2009）；建立以家人和亲属为中心的老年人社会支持模式（陈成文，2000）等。⑥老年人口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只有通过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对老年人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达到更好的平衡（Du Peng,2013）。采用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划分方法（徐勤，1995），分析老年人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对老龄政策的选择。在上述研究中，小样本研究居多，城市老年人研究较多，系统研究少，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研究更为缺乏。

（三）养老需求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也探讨了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更多的支持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陈立新、姚远，2005；贺寨平，2002），社会支持对老年抑郁有普遍增益作用（王兴华、王大华等，2006），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岳春燕、王丹等，2006）。从老年人需要的内容角度分析，老年人亲情需要、归属需要、人际交往和尊重需要都与社会支持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而需要的满足很可能是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因此，了解老年人社会支持对需要满足度的影响，能够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要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外相关研究

（一）养老需求研究

国外学者从家庭功能、女权主义、公共事务等角度对养老资源的供给主体和供给责任进行研究。由于西方国家大都在工业化以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他们所遇到的养老问题不是养老经济资源供给问题，而是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资源的提供问题。

国外将养老需求的界定归结为“3M”：一是Money（钱），即物质需求或曰经济保障；二是Medical（医疗保障），也叫医疗保险；三是Mental（精神需要），包括精神慰藉、心理满足等。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在其经典著作《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指出，老年人（即超出工作年龄的退休人员）的保障需求有三种：医疗、丧葬补助金、退休养老金或工伤养老金。

国外专家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进行了探讨研究。随着社会和家庭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已经不如以往（Walker,2000）。个人必将对其自身的养老负有越来越重的责任（Chen Sheying,2009）。一些学者认为，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Sussan· Hillie,1999）。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会越来越普遍。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养老资源支持系统功能弱化。因此，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有些学者提出应该由国家和家庭共同提供养老服务资源。当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该成为养老资源的供给主体，这也是主流看法之一。

有学者对农村空巢老年人的情感缺失与生活照料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很多外出子女在经济上供养着老年人，但这些老年人得到的精神慰藉与生活照料却越来越少（Hugo,2001）。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受到了子女外迁的负面影响，虽然子女对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供养和物质支持，但是他们精神上的孤寂感却与日俱增了，变得更加消极悲观和沉默少语。通过对阿尔巴尼亚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状况的研究，发现当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和供给矛盾非常突出。这是因为子女的外迁导致进行日常生活照料主体减少和当地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不公平，使农村老年人享受不到足质足量的养老公共服务（J. Vullnetari, R. King,2008）。通过对赞比亚乡城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口供养影响的研究发现，由于社区中养老设施的匮乏，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Macwangi,2004）。通过对阿尔巴尼亚跨国移民研究提出，一方面由于不能自由穿越边境、往返路费成本高等原因，外出子女减少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另一方面，由于非政府组织支持的老年人照料机构、国家养老机构主要设立在城市并且数量有限，最终造成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农村老年人福利和城市老年人福利的不均衡（Russel King, Julie Vullnetari,2008）。

（二）社会支持研究

1．社会支持的分类

许多研究者运用因子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社会支持进行了区分。例如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5项（Wellman and Wortley,1989）；将社会支持区分为归属性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和赞成性支持4种（Cohen & Mckay,1984）；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Cobb,1981）；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Cutrona & Russell, 1990）。凡此种种分法，实际都可归纳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物资、金钱和服务）、信息及陪伴几种类型（Walker, M. E, S. Wasserman & B. Wellman, 1994）。

2．老年人社会支持研究

在诸多的文献中，国外的老年人社会支持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于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现状和问题的研究。对于患有疾病的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作为老年人战胜疾病、维持良好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亲属的社会支持对处在危机事件中的对象有着重要作用（Antonucci, 1985）。

（2）对于研究对象的角色关系和社会支持提供的关系研究。当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个人关系提供不同种类的社会支持后，许多研究者抛弃了将社会支持当作整体结构的看法，开始进一步检验关系的数量和性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支持的提供。不同角色提供不同的支持，提供支持的种类与关系强度有关（Wellman,1988）。

①关系强度。格拉诺维特于197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强度”，对于关系强弱的测度及弱关系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从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定义了关系强弱，认为互动的次数多、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还把关系强度和资源的提供与个人的行动联系起来（Lin,1982）。工具性行动（如购买物资、寻找工作、找对象）需要多种多样的资源，因而更可能利用弱关系来达到目的。表现性行动（如倾诉心中的苦恼、共同娱乐等）则主要是保持个人的资源，因而更可能通过与自己相似、关系亲密的人即强关系来解决问题。用逻辑斯蒂克回归表明强关系比其他关系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情感支持，而且强的朋友关系提供更多的陪伴支持（Wellman & Wortoley,1990）。

②亲属关系与朋友关系。一些研究比较了朋友和亲属提供的社会支持的差异，如果亲属和朋友都不提供社会支持，人们对朋友的不满胜于亲属（Crohan and Antonaci,1989）。朋友提供的感情和工具性支持没有父母和成人子女多，但和兄弟姐妹几乎一样，且比兄弟姐妹提供更多的陪伴性支持。许多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经常有亲密的朋友，这些朋友像亲属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另外，邻居则主要提供日常陪伴和较少的物质支持（Wellman & Wortley,1989）。

③空间接近与交往联系。空间接近仍在个人社会网络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证明，10%～25%的有活力的关系在本地。空间接近程度与相互交流的频繁度成正相关，第一次东约克调查证明，调查者与那些住得近的人交往频率更高，但是此研究并未发现面对面互动的频率与关系强度存在多大的关系。调查者大多数时候与弱关系（如邻居或同事）频繁接触（Wellman & Wortley, 1990）。频繁的接触能够导致更多的支持性关系（Homans,1961）。与强关系（如关系亲密的邻居和同事）的经常性的面对面交往能使双方得到物品和服务上的支持。然而，与强关系的交流与感情支持或金钱支持没有关系，且与弱关系的经常交往与任何社会支持都没有关系（Wellman&Wortley,1990）。

④相似性。因为具有相似性的人们容易形成共同的兴趣，从而容易相互取得理解和支持（Marsden,1988）。而具有不同地位的人更容易相互支持（Bar one,1991）。因为具异质性的人们更愿意产生互补性，相互交流物资和服务。对东约克人的调查则证明，只有年龄异质性和职业地位同质性才与提供支持高度相关。那些具有相似职业地位的网络成员更愿意交换小宗服务，年轻人更可能向老年人提供体力劳动的支持，而老年人则更可能向年轻人传授知识、技能（Wellman & Wortley,1990）。

（3）对于社会支持的比较研究，包括国家间、城乡间等。利用北京和利物浦两市老年人的数据得出结论：性别、家庭成员构成、出生地和宗教是影响利物浦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因素；而对于北京老年人而言，家庭成员构成、受教育程度、房屋居住时间等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因素（Wenger, 1998）。

（三）养老需求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对老年人而言，健康积极的老龄化过程，不仅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社会支持系统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Besser & Priel,2008）。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如父母、子女、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系统，它有助于人们应对各种生活变迁、危机事件和不利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Cohen & Wills,1985; Schnittker,2008）。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老年人通常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Gow, Pattie, Whiteman, Whalley & Deary,2007;Kahn, Hessling & Russell,2003）。

三、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现有的养老支持系统研究现状包括以下特点：第一，从正式的养老支持来看，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实施力度的不够以及政府经济支持力度的不足，农民个人的缴费意愿不高，筹资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而使得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小，保障水平较低，而且在法律规范方面存在着无法可循的状况，同时在制度管理上也存在着许多缺陷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来说都是挑战，而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社会化养老在未来将是农民养老的必然选择和最优选择，因此，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另一方面，我国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筹资水平较低且支出水平不高，而且相对于城市而言，村、镇两级基层医疗服务资源匮乏且质量偏低，从而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是农村老年人得不到可靠的医疗保障的严峻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就是要建立起一种能够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使农村老年人看得起病，治得好病，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第二，从非正式养老支持来看，家庭养老作为保障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配偶及子女对老年人的支持对老年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不断转变以及家庭规模的不断小型化，家庭养老的负担不断加重，子女对老年人定期或不定期的经济支持对于保障其生活的稳定性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从老年人自身来看，老年人应树立自我养老的意识，主动参与到家庭和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可以提高老年人自身的养老水平。从政府方面来看，应加强对农村尊老、爱老的宣传教育，从而可以加强子女对老年人全方位的支持，发挥子女在老年人养老支持中的积极作用。

国内外学者均对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社会支持等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养老服务需求方面，都认为有必要开展养老服务，并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影响因素以及养老服务支持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方面，分析研究了社会支持网的测度、社会支持网的类型和模式。大多数研究者将社会支持分为物质支持、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四种。在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中，都将政府责任放在首位，并系统提出了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

纵观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对于养老支持的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论述，国内对于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集中在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现状、农村养老模式的探索、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等方面，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关注较少，或者是单独考察机构养老需求、社区养老需求，缺乏对不同类型养老服务需求的比较；其次，理论较为成熟，但可行性分析与实践性较为薄弱；最后，研究视角、层次略显单一。只有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养老社会支持问题，才能提供多样化服务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难发现，我国以往关于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范式的引入和本土实证过程的研究。本书认为养老保障是一个由家庭、社区、单位、国家等主体共同承担的综合性的社会支持问题，因此，探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首先应该整体把握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分析和评估现有社会支持网络在满足农村老年人需求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养老社会支持。同时，充分考虑农村老年人个性化需求，对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进行重构，尝试构建养老需求与养老供给相平衡的农村社会养老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