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的影视翻译历史

我国的影视翻译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是多年来翻译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电影翻译早期就出现了包括影片说明、现场口译、“译意风”以及字幕翻译等翻译模式。1896年“西洋影戏”登陆中国，向中国观众展示了陌生化奇观和欧美文化，欧美电影逐渐成为中国有效、快速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逐渐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也刺激着中国电影业的萌芽和发展。为帮助观众理解，早期的外国影片主要采用影片说明和现场口译等翻译方式。20世纪20年代后期，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才基本成为电影翻译的主流方法。在字幕翻译流行了十余年后，1939年电影翻译有了一次较大的改进，出现了“译意风”。所谓“译意风”，就是在影院的座椅背后安装一个听筒，观众观看电影时使用听筒听“译意风”把电影中的外文翻译成中文。“译意风”从最初的翻译大概意思发展到根据剧情分角色演绎人物的性格和情绪，可以说是早期电影配音的雏形。1914年，华美影片公司拍摄的无声电影《庄子试妻》在美国上映，拉开了我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序幕。我国早期的电影公司非常注重电影字幕的翻译，他们意识到电影翻译是实现向国际宣传中国正面、客观的国民形象和中国灿烂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是政府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展现中国风貌的一个主要手段，同时也曾经是早期政府联合国内民众争取国际舆论的工具。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影视翻译家，有孙瑜、周瘦鹃、洪深、包天笑、周剑云、程树仁、刘芦隐等。

新中国成立后，由孟广钧、许立群、刘迟翻译，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苏联故事片《普通一兵》成为我国影视译制的开先河者。在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极具技术魅力的译制片（译制片最早叫“翻版片”，又叫“翻译片”，是指将原版影片的对白或解说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以该种语言配音混录或叠加字幕后的影片）给国人带来了精神食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心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中苏关系密切时期，俄语影片在20世纪我国进口电影中占了最高的比重，涌现出萧章、尹广文、刘迟、陈涓、冯志刚、富澜、高莽、江韵辉、夏衍、王成秋、毛信仁、孟广钧、张开、徐立群、李小蒸、瞿白音、蓝馥心、郑雪莱、傅佩珩、丽尼与田大畏等一大批影视翻译家。主要从事电影的英汉影视翻译的有陈叙一、潘耀华、宋淇、田汉、王慧敏、叶群、周国珍、李育中、陈尧米、郭建中、姜桂侬、黎歌、齐锡玉、蓝馥心、傅佩珩等翻译家。他们地道的译制语言符合剧中人物性格、身份、职业，传神地表达出影片故事情节。

半个多世纪来，东北译制厂制作了将近千部译制片，不少佳作获得文化部门和广电部门优秀译制片奖。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员和配音演员，首任厂长陈叙一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还是杰出的影视翻译家（翻译了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如《音乐之声》《简·爱》《雾都孤儿》《巴黎圣母院》等73部外国电影）和导演（导演了74部译制片），他的翻译为译制片增色不少，丰富了汉语语言，甚至成为流行语言和流行歌曲，如《加里森敢死队》的“头儿”、《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悠着点”等。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片不仅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还得到国外原片导演及演员的赞赏，在国际上赢得了美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影视事业持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影视作品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专门负责外国优秀电视节目的引进、译制以及部分境外节目的采编工作。中央电视台一套根据影视节目类型陆续创办了《正大剧场》《国际影院》《名著名片欣赏》《世界影视城》《假日影院》等8个品牌特色栏目。中央电视台六套的佳片有约播放了很多优秀的国外电影。中央电视台八套的《海外剧场栏目》让观众了解各国人民在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使大家足不出户便能感受浓烈的异域风情。目前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等是电视剧译制的主力军，近年来流行的外国电视剧几乎都是其译制作品。外国影视作品逐步成为中国电视观众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扮演着传播世界优秀文化的桥梁的角色，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传播了异域文化，引领了新的潮流，打开了了解异域神秘世界的大门，深刻影响着几代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电影中外国的风景、人文思想、科学技术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穿着打扮都吸引着人们，外国影片就如同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星际穿越》《地心引力》等科幻片拉近了我们与科学的距离。魔幻电影《指环王》三部曲的画面展现了新西兰的绝美风光，让人印象深刻，新西兰也由此成为人们眼中现实版的“中土世界”所在。《姿三四郎》极大地推广了日本柔道在中国的知名度。《唐顿庄园》让观众们了解到英国的百年庄园文化。

第二，普及了世界文学经典。我国引进的译制片中，世界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占很大比重。此类电影让世界名著在广大观众中得到普及，如《鲁滨孙漂流记》《汤姆·索菲亚历险记》《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这些由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拉近了世界文学经典与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大众的距离，让人们觉得文学经典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同时也激起了很大一部分观众阅读或重读原著的浓厚兴趣，进而促进了经典文学作品更广泛的传播。这是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最好的“联姻”。

第三，促进了官方语言统一的进程，丰富了语言表达方式。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是1927年美国拍摄的《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民国时期，有声电影的普及促进了官方语言的统一。1934年，民国政府出台了新的电影政策：“中国官话是唯一准许在电影中使用的语言，禁止方言。”这个政策消除了中国十几种方言和不计其数的各地土话造成的交流障碍。

此外，译者们细腻准确的经典台词让人们津津乐道，成为流行语言。《叶塞尼亚》里的“喂，当兵的！你不等我了吗”,《列宁在1918》中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坚韧不拔、顽强奋斗，让人们乐观地看待建设事业中遇到的困难，坚定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念。

又如电影《桥》里面广为传唱的经典插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英俊少年》的歌词“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都成为流行歌曲，引领时尚。

第四，培养了一批优秀翻译人员和配音演员。译制片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很多观众对童自荣、邱岳锋、毕克、尚华、刘广宁、李梓、丁建华等配音艺术家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比起配音演员，译制片的译者们却鲜为人知，成为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但他们的工作对于译制片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译者是译制厂的专业翻译，有些则是高校外语教师或者其他外语专业人才，他们的翻译杰作至今仍然是广大影视爱好者的研究对象。

第五，给我国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外国优秀电影强大的叙事能力、精致的画面、先进的拍摄技术以及合适的演员选用都给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观念和技术方面推动了我国电影以及电影翻译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影视作品的同时，也将我国优秀影视作品输出至海外。早期电影翻译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商业翻译、中国民营电影公司与民国政府的合作翻译、民国政府主导的电影翻译以及国外政府机构或电影公司对我国影片的翻译。

第一种翻译类型是民营电影公司的商业翻译。在早期，令人惊奇的是很多民营公司在电影最初发行和放映时大多数都是加上了中英文双语字幕，注意海外市场的开拓，大规模的、自发的电影翻译现象说明早期的电影公司就具有国际视野。其目标观众不仅仅是国内观众，还有国内的外国观众以及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一方面，早期的电影公司一些出于爱国目的，觉得电影公司对中国国际正面形象的树立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商业利益驱使，欧美电影公司在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商业利益，刺激着中国早期的电影公司想吸引外国观众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由于早期的电影公司非常重视电影字幕的翻译，其对译者也是精挑细选，多采用精通英语的、留学归来的中国译者以及懂汉语的外国人担任字幕译者，如孙瑜、洪深、刘芦隐、朱维基等，他们中部分人甚至在电影中担任多重角色。洪深曾留学哈佛大学，创作了38部电影剧本，导演了9部电影；孙瑜曾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纽约电影摄影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导演和编导过6部经典电影。优秀的英文功底、数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对电影和电影制作的了解都保证了我国早期电影翻译的质量，因此早期电影翻译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保证了电影在国外市场的可理解性。

第二种电影翻译是中国民营电影公司与民国政府的合作翻译。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的《渔光曲》代表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影展并且获得第九名的荣誉就是民国政府指导民营电影公司电影翻译的典型，显示了国家政府管理机构对民营电影公司参与国际交流的管理。当时民国政府的电影管理机构及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参赛影片进行最终选择，《渔光曲》《大路》《空谷兰》《春蚕》《重婚》《女人》《桃李劫》最终获得出国执照从而参赛，让国际电影界知道中国也有电影文化。这也是民营电影公司首次在电影传播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种政府指导下的电影翻译译者主要是民国政府电影检查机构的官员，比如1935年去俄罗斯参加国际电影节的译者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民国政府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演员部管理主任。这些官方译者的任用保证了电影的翻译活动不偏离政府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宣传国家形象和促进国际交流的目的。

第三种是民国政府主导翻译的教育电影、新闻片以及抗日电影。民国政府教育电影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基础科学、社会科学、伦理规范和应用科学等各个领域。教育电影输出是民国政府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1935年，由民国政府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农人之春》参加比利时国际农业影片比赛会，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其译者皮作琼早年留法，学习农业，精通法语，熟悉法国历史文化，并且获得法国农业部土木工程司学位，他的翻译和现场解说，显示了翻译对中国电影进入国际电影节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国产片进入国际市场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除了教育电影，民国政府进行翻译输出的抗日电影则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的国防意义，是抗击日寇、联合民众、振奋斗志的意识形态工具。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了大量的记录抗日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反攻》《抗战特辑》不仅在国内放映，还被送到国外，包括东南亚国家、苏联、英国、美国等，展示了中国抗战的决心与行动，有力宣传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热诚和忠勇，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物资援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海外观众和侨胞受到影片抗日爱国精神感染，纷纷慷慨解囊，支持抗战。

第四种是国外机构的翻译。1935年，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负责人道格拉斯·麦克林在华旅行时看到联华公司拍摄的《天伦》，想引入美国市场，最后取得联华公司授权，对《天伦》原底片和配音、字幕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与技术处理以符合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和审美需求以及适应美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片名《天伦》翻译成“Song of China”，让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派拉蒙影片公司在放映前一天，还在《纽约时报》的显著版面刊登了该报特约享誉美国的中国作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林语堂撰写的介绍中国电影的文章《中国与电影事业》，作为电影《天伦》的前奏曲。派拉蒙影片公司首先对电影结局进行了改写，中国版的《天伦》的结局是个悲剧，主人公在妻子、儿孙和众孤儿的默祷中死去，而美国版的《天伦》则是大团圆的结局。该部电影的翻译策略为异国情调化翻译，充满了东方情调，突显了中国的孝仁礼仪，比如原字幕“爸爸，请你饶恕我吧”，译者译为“Father, I humbly beg your forgiveness”，译者让本国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中国观众对伦理、孝义的强调，吸引观众。如果说派拉蒙影片公司是为了吸引观众而采用异国情调化的方法，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电影翻译则是为了实施文化殖民主义而进行改译。1941年，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拍摄完成动画片《铁扇公主》，导演有意借助孙悟空的斗争精神鼓舞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是民间电影公司拍摄的爱国电影。1942年，该片在日本放映时，采取日语配音，减去故事情节10分钟，目的就是为了减弱影片中暗含的抗日呼唤，这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影工作者首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国际影坛。1950年，我国共向外输出《中华女儿》《赵一曼》《白毛女》《光芒万丈》等10部长短影片，并且于同年7月参加了第五届卡罗维·伐利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电影输出基本上是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

1966—1976年，国产片一律不准在国外放映，电影翻译工作几乎停止，这给我国的经济文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10年间，我国只向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罗马尼亚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了一部分“样板戏”影片。1976年后，通过一系列举措，电影业务逐渐恢复正常，走向正轨。1980—1992年，我国共向107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性输出长短影片近500个，同时我国影视作品开始在国际上频繁获奖，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这个时期大部分电影的翻译都是电影公司请熟知的精通英汉双语的中国和外国译者翻译的。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就是澳大利亚的译者贾佩琳，她翻译了很多著名电影作品，比如张艺谋的《活着》和《英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梅兰芳》，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和《小城之春》，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等。她的翻译特点就是“让中文平易近人”。贾佩琳精彩的翻译帮助了很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赢得国际奖项，如《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英雄》获得多伦多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