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老子慧学之光光耀世界群星

一 道眼悟证之学与肉眼实证科学

道与靈

道，分为形而上不可道的无体之道；与可道的平常之道、太极之道——形而下阴阳大化的具体之道。

道不虚生，名不虚拟，道以言表，以字解道。

道字由“首”字与走之“辶”组合而成。“首”初两点非两点，古写较平、为阴爻“- -”之意，下一横乃阳爻“—”之义；阴爻“- -”之气重浊常下降，阳爻“—”之气清轻宜上升，阴与阳二气两相交媾而成“地天泰”、万物生，而且生生不息。下面的“自”字，以表形而下宇宙阴阳二气自相交媾、自孕自育、自然演化之机；走之“辶” 表“天行健”，生生不已，宇宙从此就热闹起来。

靈，道之代表；天命元神。如果说道是体、是源，则靈是用、是流，是道的复制品。我们可以以用而见体，从流而溯源，参见道的本来面目。

靈，雨字头，雨从天降，乾天也，内蕴大宇宙生化的无穷消息。下面是三个“口”，即三只眼；左右二口为肉眼，以认知三维世界内之事物；正中乃“天眼”，“道眼、慧眼”，能认知四维至十维世界的无状之状、无象之相。下面的“巫”字即“巫师”，古代的生命学家，能够沟通人天，认识生命的来龙去脉。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这一成语，其本义是指人类大脑前额两眉中间的那只“天眼”、“道眼”，它具“全视”功能，能够透视虚实，洞察隐显，故而能够把握阴阳，深参造化，“常无欲以观其妙”，能够观察到宇宙的道化奥妙。

对于司空见惯的宇宙众生的生命现象，古圣们启开慧目道眼，虚实皆观，质能共参，把自体当作被认知、被研究的客体，同时自我又是进行认知的主体，主客一致地自己解剖自己、认知自己，认知活灵灵的生命过程，不用仪器中介，因而不会产生错觉和曲解，从而能够清晰地认知活鲜生命体的精微物质结构之“精”，以及在生命精微物质之间运化不息的生命能量流之“气”，与“脾黄、肝青、肺白……”等生命能量流之“气”的形态与色彩，并进一步认知到令生命能量流之“气”运行有序的主宰、生命之“神”——现代生命科学之“生物钟”略略近其义；高推圣境，直入先天，还可悟知到为生命之“神”编制吾人生命元码的天命元神之“性”，“道生天命之性”。所有这些奥妙的生命层次，西方生命科学可能连猜都猜想不到。到现在为止，它们也仅能猜到反宇宙、反能量、反物质，或曰隐秩序、暗物质、暗能量，黑洞、白洞等，皆不敢、哪怕是稍微涉及精神与生命形态的奥妙方面。

就人们熟知的中医学而论，在掌握了究竟真谛——阴阳大化之道的《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指导下，所建构的中医理法模式，其中的核心“精气神、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等生化原理，“望闻问切”、“八纲辩证”、“辩证论治”等诊治理法，“汗吐清补”、“君臣佐使”等治疗原则，一经建立，便是绝对真理，数千年前如此，数千年来如此，数千年后仍将如此，“任凭病浪起，稳坐元气论”，以不变而应万变，整体调治，标本兼治。这就是东方传统文化绝对真理的绝对优势。

二 老子《道德经》与西方文明

1.老子西行

笔者曾做楼观台诗：“经已讲完愿已了，有无相生没玄妙。牛鞭一甩说再见，关外去传德和道。”

曹金洪先生主编的《道德经》一书中《老子——西方文明的先知》说（第711～72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

老子骑牛西行，有人说去了印度，也有人说去的是欧洲。老子最早的欧洲“弟子”乃18世纪法国的弗朗索瓦·魁奈，他得到了真传，把老子的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并依据老子的自然法则创立了重农经济学。同期，另一位得到老子真传的欧洲弟子为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依据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发表了划时代的旷世佳作《国富论》，阐述了自由经济原理。小小的岛国不列颠，第一个采纳老子自由经济理论治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有趣的是，一些新教徒逃亡到了新大陆，完全依照老子的自由经济思想依样画葫芦，使一穷二白的美利坚成了当今世界的霸主。

老子《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其次是明清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推动了“东学西输”；再次是清末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传教士、学者、商人等涌入中国，同期西方国家也设立汉学，推动了老子思想西进；最后是改革开放，国门再次洞开，同期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等考古新发现，推动了老子研究。西方社会、自然、物理、宇宙等研究结果一再被老子预测到了，再加生态危机等因素，世界性的老子热一浪高过一浪。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编著出版了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的著作和观点使人们耳目一新，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新认识中国的道家和道教文化。

传教士时期，特别是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传教士们为了成功地在华传教，积极从中国的典籍中寻找《圣经》教义的依据，对中国典籍进行基督教比较研究，从而推动了道家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发现儒家学说的封闭性和老子学说的普适性，才开始将目光转向《道德经》，并视其为东方智慧的泉源。

法国是欧洲的汉学中心，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第一位中文讲席教授雷慕沙（Jean Pierri Abel Remusat，1788～1832），被视为法国新派汉学始祖。他称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不可争辩的共同之处”。他的高徒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1842年完成了老师的生前嘱托，出版了全译法文本《道德经》，书名为《关于道和德的书》，参考了至少七种注本，包括河上公、王弼注本，被汉学家们公认为最佳译本。

英文译本以自学成才的东方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eley，1889～1956）于1934年出版的王弼《老子注》译本最为典型：《道德经及其力量》。

最著名的汉学家，当是毕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1900～1995），自称“名誉道家”，姓李名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士”，又号“胜冗子”已出版五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发现了道教（家）思想的世界意义而闻名世界，被世界科学家联合会授予“乔治·沙顿奖章”，并被聘担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他指出：“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德国虽是汉学的后起之秀，但德国是欧洲哲学的故乡，老子的思想在德国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道德经》被称为“汉学中的汉学”，在这点上可以说老子故乡的中国远不如德国。《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有一篇题为“老子在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文章中说：“在联邦德国几乎大小书店都有老子著作的翻译本。如果有人要找中国书籍，那么他最先接触到的可能是老子的名著《道德经》。”

荷兰有欧洲最古老的莱顿大学，附设有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院，前院长许理和（Erik·Zurcher）教授说：“《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哲学典籍，也最富于中国智慧，或甚至更广泛而言——东方智慧。但其中许多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哲学性的，例如有些人用福音的语词来解读老子；有些将老子的‘道’与叔本华的‘世界魂’，或柏格森的‘生命冲力’，或是印度的‘大梵天’相比拟。虽看法各有不同，但都表示出对老子《道德经》的重视。最初西方人推崇儒家思想，后转为重视道家。西方人对老子的理解，随着他们对中国观点的变化而变化，而往往只是把老子作为他们的观点的一种外在见证罢了，每一个时代都能利用老子作为灵感的泉源。”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1842年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的《老子及其学说》，第一个较系统地译介老子学说，该文认为老子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后世老子的继承者脱离了老子的思想方式，构建新原理，进而创立了道教。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从1877年起开始阅读和研究老子的著作，并准备翻译《道德经》，后同波波夫一起根据德文译本进行了翻译。1910年他又出版了自己选编的《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在这本书里，他还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他就把它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主张用“无为”来对待一切事物。由于托尔斯泰的名望，使《道德经》在俄国得以广泛传播。

2.西方对老子《道德经》的注译与传播

1997年，克鲁特·沃尔夫教授第四版《西方道教书目》统计，从雷慕沙1823年选译《道德经》起，到1995年德国汉学家汉斯·格奥尔格·穆勒出版马王堆帛书本《道德经》德译本止，182年间共出363种外文译本，涉及23种语言。截至2007年，据中国道协统计，《道德经》外文译本已近500种，涉及30多种语言。

《环球时报》2007年3月22日在“道德经风靡欧洲”一文中说：“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

日本早在7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等道家著作的研究，目前可见各种版本的日文《道德经》典籍多达399种。

三 老子——西方文明的先知

1.西方的老子热不是出于偶然

目前，世界性的“老子热”、“大道热”，不是偶然，而是老子道德文化的真理光辉的现实再现。老子道家文化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亦蕴含着伟大的科学智慧与物质力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活水。萨顿奖得主李约瑟博士认为道家思想具有重大的世界性意义，他说：“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

老子凭其思想的科学性、统一性、远瞻性，敢于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对话，启迪拓展人们的智力潜能，成为西方文明真正的先知。当西方人陶醉在自由经济创造的巨大财富中时，英国学者指出，其实自由经济思想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当人们为系统科学高歌猛进而欢呼时，三位自组织理论大师普利高津、哈肯、托姆都谦虚地承认，他们的研究成果与老子是相通的；当人们走在信息化高速路上时，其二进制理论发明人莱布尼茨承认，我这个二进制来源于中国道家；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大物理学家玻尔谦虚地说：“我不是个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道家的）得道者。”当创立互补理论、自足理论、质朴理论、混沌理论、场理论等一批物理宇宙学大师们，到了中国一看，发现他们那一套东西，老子2500年前就有了，有些讲的比他们还要细、还要深。

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当前的生态危机、文明冲突，以及自然哲学、粒子物理、宇宙演化等科学理论进展，都再次证明，老子是个预言家，是个先知。下面仅选政治经济学、系统科学、物理宇宙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来证明老子的先知功能——绝对真理的绝对优势。

2.道家学说在社会科学及其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

道家理论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短暂的辉煌……与此相反，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理念，在西方世界却一再得到发扬光大，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神奇效果，如魁奈的重农经济学论证了自然法则是财富之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阐述了自由经济是财富之源，萨伊法则论证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之本，洛克的《政府论》阐明了“有限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哈耶克阐述自由是秩序之源。这些作为西方文明奠基石的理论，不仅与道家思想一脉相通，而且大都还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启发才创立的，这就更让人扼腕三思了。

美国学者邓正莱（Jarmes A. Don），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景：市场社会主义或是市场道家？》一文指出：“《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一样，既是道德的，又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他又说：天道思想，一传到西方，也很快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认同。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并把天道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雅士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粹》一书中，称老子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一人。

（1）魁奈与重农经济学

魁奈（Francois Qesnay，1694～1774），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第一个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有学者认为，魁奈一生受自然道家的影响极深，崇尚自然主义——“自然秩序的科学”。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

（2）老子思想与自由经济理论

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西方不少汉学家与哲学家认为，道家“无为”思想与自由经济理论是相通的；中国2500多年前的老子就阐述了自由经济思想。

3.道家学说在系统科学及其自组织理论中的应用

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但2500多年以来，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原来这种表现无为、结果有为的神秘思想，其实与现代自组织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组织理论的三位创始人，都认为他们的理论同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相通。这岂不令人深思？

对自组织理论研究最深、最好的是比利时学者普利高津（Prigogine）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清楚地阐明了自组织条件、过程、机制等，普利高津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1）道家思想与耗散结构论

1969年普利高津（Prigogine）教授在国际“理论物理与生物学会议”上，发表“结构·耗散和生命”一文，提出了这一理论，荣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

对于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与耗散结构理论的关系，普利高津认为“老庄的道都是‘无所为’的，这与‘自组织’理论何其相似”。他在《从存在到演化》一书中指出：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关于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他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文版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说：“中国道家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对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始终是个启迪和泉源”，新的自然观“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达，同以自发组织世界观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普利高津1986年在他的《探索复杂性》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系统中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现象是普遍的，它正在走向以中国‘自发形成’、‘整体和谐’为理想的新自然主义”。他还在书中引用了老子的论述，说明自然界自发运动机制：“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34章）。他还引用《庄子》的论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其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2）道家思想与协同论

协同学（Synergetics）的创立者、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aken）先后发表了《协同学导论》《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从而创立了协同学。

协同学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科学，是近十几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同时又是研究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老子之道，“尊道而贵德”，崇尚自然，并强调大自然的统一性，其基点就是和谐协同；尊道贵德就和谐，反之则失谐。

协同论创始人哈肯在《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一书的序言中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3）道家思想与突变论

法国数学家托姆于1972年系统考察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如水突然沸腾、细胞分裂、市场崩溃等，他在《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一书中阐述了突变理论，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章。突变论的出现，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被称之为“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三百年以来数学上最大的革命”。

突变论的创始人托姆认为，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他的突变理论起源于中国老子的古典哲学，在他的《转折点》一文中说：“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我相信今天中国许多喜欢这个学说的科学天才，会了解突变理论是如何证实这些发源于中国的古老学说的。”

（4）道家学说在哲学及其物理宇宙学中的应用

在物理学和宇宙学上，道家“道生万物”、“无中生有”……与现代万物创生说、宇宙虚无说和空间说、混沌论、测不准理论等近代物理宇宙学的潮流也是合拍的。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欧洲唯一的全才”莱布尼茨（1646～1716），他虽未到过中国，却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了解并积累了有关中国的知识，如《易经》《道德经》、伏羲八卦、阴阳五行等，受到极大的启发，以致托朋友向康熙皇帝申请加入中国籍。他第一次将中国的阴阳学说命名为“辩证法”。

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基于“道”、“理”、“太极”、“太一”的“自然神学”，在此之上有“自然道德”。中国人的人性按照自然规律做“向善”的追求，而不是按照基督教的律令来“去恶”。

对于现代电脑数理基础的二进制，也是莱布尼茨的伟大发明，并赋予了宗教内涵，他在写给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牧师布维的信中说：“只有当我们仅仅用0和1来表达这个数字时，才能理解，为什么第七天才最完美，为什么7是神圣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第七天）的特征（写作二进制的111）与三位一体的关联。”“0是自然，1是上帝。”“虚无生万有，用一就足够了。”

莱布尼茨在他临终的那一年，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中坦然地承认：“这个二进制，就是源于中国！我之所以要说出来，是为了要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比现代人聪明得多！”——应该说“智慧”得多！

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与爱因斯坦并称20世纪物理学双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Niels Henrik Dayid Bohr 1885～1962），1937年5～6月间，曾经到过我国访问讲学。

1928年玻尔首次提出了互补性观点，试图回答当时关于物理学研究及一些哲学问题：“互斥”又“互补”——这恰好像中国成语“相反相成”。玻尔认为他的这个互补原理是一条无限广阔的哲学原理。

玻尔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惊讶地发现他最为得意的互补原理，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早就有了鲜明的表述，那就是道家的太极图。后来玻尔干脆把自己称为是道家的得道者。

玻尔1947年设计了他的哥本哈根学派研究所图徽，其中心是中国的“太极图”，他认为这形象地表示了他的“互补理论”。1949年他被王室授予勋章时说：“我不是个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得道者。”而且要求把太极图作为荣誉证书的背景图，“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与一种伟大真理相对应的，可能是另一种同样伟大的真理”。

从玻尔开始，现代物理学与老子的思想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霍金，人称小爱因斯坦，1982年提出了“无中生有”的宇宙自足理论；1988年他推出了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阐明其宇宙自足论。

霍金教授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最后一次是2006年。

霍金的量子宇宙论，把宇宙定义为一个“自足自给的无开端也无终结的自在者”；而宇宙本身是从无中生有而来。而“道”则是“独来独往，无古无今”，“自古以存”。

关于大爆炸前的宇宙蛋，霍金认为是“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的黑洞奇点。其实老子《道德经》讲述得更为详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美国当代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了质朴性原理，认为物理学是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还首创“黑洞”一词。惠勒在访问中国时，突然发现他所倡导的质朴性原理，早已出现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了。惠勒在学术演讲中鼓励着台下的学子：“我想在你们中间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发现将高过玻尔和爱因斯坦。物理学并没有结束，它正在开始。”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提出了介子说，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笃好古籍，研读过《庄子》。他说：“我幼年时候读过《西游记》，后来读了《庄子》，读这些作品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即中国人是有高度想象力的。”“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揭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

汤川秀树说他的粒子物理学上的“混沌”说，是受到《庄子·应帝王》中关于“混沌”的一则寓言的启发。他进一步说明，他在寻找基本粒子的过程中，转向混沌学说：“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而且，至今已发现了30多种不同的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某种谜一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深入一步考虑这些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用惯用的话来说，这种东西也许就是一种‘混沌’。正是当我按这样的思想思考问题时，我想起了庄子的寓言。”

汤川秀树对老子极为推崇：“老子是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

（以上资料摘编自曹金洪主编《道德经》之《老子文化与东西方文明》章节）

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每一门学科……都能够利用《老子》作为灵感的泉源。

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四书五经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科学史专家萨顿早在1930年科尔沃的演讲《东方和西方》中断言：“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至东方。”

未结束语

“冲开脑门一只眼，阴阳虚实一串穿。”再加上左右两只肉眼及延长工具三大镜，我们就能够对宇宙万物、万事进行正反齐观，洞察隐显，把握阴阳，深参造化，对宇宙万物的成、住、坏、空，对人类生命的生、长、化、藏……皆能“一目了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掌握绝对真理。依靠绝对真理，就能够更好地把握不断涌现的相对真理；“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就可以改造现有某些相对真理的只知一、不知二的片面性，使之更加完善，从而推动宇宙万物的运化循着自然规律法则滚滚向前——“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