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
12月20日，中央红军部队以“夺取先机，首先消灭黔敌”为基本作战指导原则，兵分两路，向黔西北推进。
贵州境内，山高林密，气候多变，当时经济十分落后，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当地军阀部队，官兵几乎人手一杆鸦片烟枪、一支步枪（手枪），人称“双枪兵”，体质虚弱，训练极差，装备落后，加之大小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根本无法形成抵抗红军的统一力量。而国民党军“追剿”部队重兵集结湘西，正等待与红军决战，贵州防务非常空虚。
猴场会议会址
红军入黔后，如入无人之境，黔军防线一触即溃。右纵队前锋红1军团经剑河西进快速推进，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进占施秉；红9军团随后跟进，北渡清水河，配合红1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全军的右翼。左纵队前锋红3军团经南加、南哨地区，于24日进占台拱以南地区。
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自知根本无力抵挡红军，在红军进占黎平时，即向各省军阀发出通电，请求各省出兵贵州，联合“扑灭”红军。同时致电蒋介石，恳求“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猴场会议纪念碑
红军大举入黔，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筹划的湘西决战计划顿时落空，但他并没有惊慌，反而有些得意。红军西入贵州，虽然使他失去了一举根除“赤患”的机会，却给予他以“剿共”之名收拾西南各省军阀的天赐良机，而贵州军阀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因而，他严令在湘西等候红军的“追剿”军，立即转道向西，全力追击红军。但又令湘军追击部队只进至黔东地区，桂军只沿黔桂边界防御，而密令嫡系薛岳部一路追击，深入黔境，相机解决王家烈等贵州地方军阀。
薛岳依计行事，率部大举入黔，经晃县（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先头吴奇伟纵队于27日进至镇远。当时的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在战斗详报中记载，国民党中央军入黔时，曾张贴标语云：“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黄烈侯埋怨道：“中央追缴军”并不追剿，直接沿贵（阳）、龙（里）大道前进，开往贵阳，使得红军安全渡过了乌江。而湘军何键对蒋介石的心思一清二楚，且湘西之红2、红6军团攻势正盛，他也不愿此刻分兵西进，遂令刘建绪率两师兵力入黔，先头于28日进至锦屏。黔军王家烈部则集中六个团在施秉、黄平地区布防，准备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在国民党军重新部署的时候，红军部队昼夜兼程疾速西进，执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任务。12月28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占领余庆，第2师占领老黄平（旧州）；左纵队红3军团占领黄平，红5军团进至台拱。29日，红军向乌江方向继续推进。前锋红1军团两路行进，红2师进占猴场（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2师于30日到达龙溪，进抵乌江岸边，并立即展开北渡乌江的准备。大军随后跟进，野战军总部于31日到达猴场。
然而，就在这时，党内的争论却再次发生。黎平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最为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但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的领导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作出调整，因而会议决议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党内、军内的认识并未完全统一。
李德对否决了他与博古转道黔东，继续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主张大为不满，加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开始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他则在军事指挥上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决定一切，因而大发脾气，经常无理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中革军委的军事决策，这种野蛮、无理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也使得他日益成为孤家寡人，唯有博古等人依旧将他奉若神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特别是逼近乌江后，李德不相信红军有能力突破天险，渡过乌江，更反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与博古重弹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老调，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议黎平会议的决议，建议红军不过乌江，首先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掉头向东，重走老路，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从而再次挑起了党内争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自红军黎平西进以来的新形势，完全肯定了这一战略行动，认为它带来了“开始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进一步的肯定，而博古、李德的主张则被坚决地否决。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保证能打过乌江，要是向别的方向走，就是上敌人的当。”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不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要回头和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到达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要准备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在全体官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增强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的信心”。
《决定》同时指出：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之后，“要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
为了防止博古、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为了解决最高“三人团”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大权独揽，使政治局的决议难以得到坚决贯彻，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机械呆板、消极避战等问题，《决定》中特别作出了三项规定：
一是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这就明确界定长征中的走与打的关系，对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作出了初步的纠正。
二是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实际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自然也就等于取消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行权，为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作了铺垫。此后，李德基本上被剥夺了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经过不断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里所指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猴场会议。
三是“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信联络。加强对于他们的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中央政治局因此而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确书记处与军委——实际上是最高“三人团”必须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长征之后，最高“三人团”撇开政治局独自决定一切，政治局不过问军事的不正常状态得到纠正。
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
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是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经过这次会议，不仅红军新的战略方向得到进一步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在思想上加强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军事指挥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就为遵义会议彻底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顺利实现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直接基础。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伟大的转折即将到来。回首五岭山脉的艰难征程，面对贵州境内的起伏群山，即将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诗兴大发，完成了他在长征路上的第一首诗篇——《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末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史料链接
★惩处纵火者
红军进入桂北山区之初，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他们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桂系军阀利用少数民族的这种心理，派遣特务，并雇用当地地痞流氓，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乘隙纵火，烧毁民房与粮食，然后嫁祸红军，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强盗，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女人就抢，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由于敌特纵火不断，造成红军的宿营地火灾频繁。时任军委干部团卫生队长的蒋耀德回忆说：“我干部团越过老山界进入苗山苗民区域的第四天，部队在尖顶苗区宿营，团卫生队与迫击炮连睡在苗民房二层楼上，刚刚入睡，忽然外屋有人喊：‘失火了！’顿时火光冲天，照似白昼。大家被火惊醒，急忙跳楼而下，奋力救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总算把这漫天大火扑灭了。这场大火烧了三间半屋子，我们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群众很感谢红色干部团。”
红军扑火救下的“红军楼”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宿营尤坪寨、广南寨，夜间突然发生大火。这两个寨子都是比较大的侗族村寨，房屋都为木质结构，虽然红军奋力扑救，依旧造成很大损失，龙坪寨被烧毁民屋二百多间，广南寨也被烧毁民屋二百多间，几乎被夷为平地。
在大火中，夜宿龙坪寨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险遭不测。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回忆说：“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照顾首长吃饭、休息以后，我们也很快休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夜间12点左右，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火势蔓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顺手抱起一条毯子就窜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周副主席已经起床了。我不顾一切地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在大火中，红军官兵全力保护寨中的主要建筑鼓楼。这座鼓楼建于1797年，结构严谨，雄伟壮观，具有典型的侗族建筑风格，是当地侗民引以为荣的古建筑。寨中缺水，红军官兵用手中的简易工具，奋不不顾身地扑灭了已经烧到楼前的火舌，保住了鼓楼。侗民感激万分，将鼓楼称作“红军楼”。
连续的火灾引起了红军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亲自指示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
经过彻夜清查，从寨中找出三个可疑分子。他们承认是被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伪装成红军，混入寨内，乘人不备放火的。但有一人当夜逃跑了。
朱德听说后，生气地说：为什么让这恶贼跑了？要都留着给群众看看国民党的罪恶！当晚，朱德专门颁布命令：
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讲解红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
阴谋。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将纵火者当场枪毙。
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加上红军奋勇扑火，救济受灾民众，使得少数民族群众终于认识到红军是一支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模范的新型军队，因而逐步消除了戒心，开始积极帮助红军。国民党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阴谋破产了。
★《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东南地区，向乌江急速前进。黔东南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当地经济落后，各族群众从未见过红军。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全体人员模范地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指示》规定：
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为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
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红军官兵坚决执行纪律，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区时，秋毫无犯，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老山界，位于广西资源县、兴安县交界处，为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南北长约二十一公里，东西宽约六公里，面积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山中群山高耸，悬崖峭壁，瀑布飞溅，森林茂密，气候多变，年平均气温只有九摄氏度。主峰猫儿山海拔两千一百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1934年12月5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开始翻越老山界。
这是红军长征中第一座翻越的高山，尽管与后来红军所翻越的大雪山等山岭相比，老山界并非最高，可对于从未翻越如此高山，且刚刚经过湘江血战的红军来说，则无疑是一次考验。
军委纵队由兴安县的塘坊出发，将翻越路线选在靠近主峰猫儿峰的山路上。这里山路险陡，沿路不但有众多栈道，而且有十余处险道。其中百丈陡，是在七十多度的陡壁上凿石为阶，石阶旁是数十丈的悬崖，十分险恶，雷公岩、三跳等险地，路如其名，狭窄陡峭，崎岖难行。当地人视为“畏途”，只有极少的人在天气较好的日子冒险过山。
红军部队点燃火把，连夜登山，上山八十里，下山三十里，艰难地在山路上攀登。陈云回忆道：“简直是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下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只有一尺阔的路……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不见火把，只有稀稀的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晃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钟十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传令休息后），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着了。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到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睡乡了……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地喘气和汗流浃背。”担负运输任务的官兵更是辛苦，要拉着骡马，挑着担子，还要抬着机器，在山路上攀登，只能贴近石壁，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每挪一步都提心吊胆，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物落入深渊。
红军官兵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彻夜行军，终于胜利征服了老山界。12月6日，军委纵队到达了资源县的塘洞和源头。当地百姓听说红军是从老山界上下来的，无不惊讶，称红军为“神兵”。
★毛泽东赠衣
1934年年末的一天，红军部队正向乌江推进之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离开剑河县城后，带着警卫人员大步向着乌江走去。
途经一个苗寨，看到寨边聚集了许多红军战士和百姓，毛泽东遂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发现路边倒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和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衣着单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毛泽东问旁边的战士：“这是怎么一回事？”
战士回答：这位老妇人今年收的粮食都被地主拿走了，儿子前几天又被抓了壮丁，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她带着小孙子出来讨饭，从早到晚也没讨到一点东西，冻饿交加，跌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战士们有心救济，但都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正不知该如何处置。
毛泽东听完，立即解开外衣，将里面穿的毛衣脱下，又令警卫员拿来两条装得满满的干粮袋，一起送到了老妇人手中。
老妇人挣扎着要跪起来给毛泽东磕头。毛泽东连忙蹲下，双手握住她冰冷的手，亲切地说：“老人家，莫作谢。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老妇人表情激动，看着毛泽东直流眼泪。毛泽东见状，又用贵州方言重复道：“老妈妈，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老妇人似乎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千恩万谢之后，口中念着“红军，红军，干人的队伍”，拉着小孙子蹒跚而去。
此事对红军官兵教育很大，并在部队中传颂很久。当时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委陈云，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印象非常深刻，将之详细记载在后来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