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只有当我们明确界定研究的计划和对象时，一门科学才能必然进步，否则，我们只是松散地掌握少数真理，而未发觉其联系，看到大量错误，却不能发现其谬误。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严格限定于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politics)，与阐明财富是如何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相混淆。然而，财富基本上与政治组织无关。在任何政体下，一个国家只要事务处理得当，都可能繁荣兴旺。很多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奔向富裕，而很多国家却毁于人民议会。如果政治自由更有利于财富的增加，那么其作用是间接的，正如政治自由间接地更有利于公共教育一样。
某些学者在研究时把良好政治的基本要素与国家财富或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原理混淆起来，这就难怪他们使上述问题模糊不清而不能阐明了。斯图亚特(Stewart)将自己著作的第1章题名为“人类的政治”(of the Government ofMankind)，他就应受到这样的指责。20世纪经济学派的所有著作，以及卢梭(Rousseau)在《百科全书》(Encyclopedie)中的文章“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都应受到同样的责难。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起，似乎一直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研究区分开来。“政治经济学”[1]这个术语现在只用于论及财富的科学，而“政治学”这个术语只用于阐明政府及其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相互关系的科学。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涉及纯政治学领域的广泛范围，似乎在当时为把农业、商业和技艺包括在这方面的研究内提供了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农业、商业和技艺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而法律对财富只有偶然和间接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很多漫无止境的离题论述。例如，如果商业构成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所有各种商业都形成其中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海洋商业、航海、地理等也形成其中的一部分。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包括进去的呢？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的接触点，即联系不同分支的接合部，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其特性和共性。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研究到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时，所研究的只是这些行业与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有关的方面，而不是这些行业本身。这门科学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商业确实有生产力，在什么情况下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商业对所有人都有利。政治经济学还教授我们鉴别商业的各运行过程，但仅限于这些过程的结果。但商人熟知他们所经营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优点与缺点，生产这些货物的国家，这些货物的市场，这些货物的运输方法，交换这些货物应付出的价值，以及记账方法。
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农场主、制造商和实业家。要透彻了解每种现象的因果，他们都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要成为自己所在行业的专家，他们还必须了解所在行业的运行过程。不过，斯密博士并未把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相混淆，但他和在他之后的学者都没防范另一个混乱来源。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这种混乱所引致的发展，对于一般知识的进展以及特殊研究的进行，也许不是完全没用的。
政治经济学像物理学以及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在尚未确定事实前就已形成了学说体系，用大胆假设来代替事实。自培根(Bacon)时代对所有其他科学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哲理推究归纳法产生以后，这种方法才应用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只承认经过细致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严密推论，从而有效地排除在文学和科学领域常常干扰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和权威。可是，对于如此经常使用的“事实”(facts)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我们是否完全理解？
在我看来，这个词既表示存在的物体(objects that exist)，又表示发生的事件(events that take place)，所以它表示两类“事实”。例如，这样一个物体存在着，是一类事实；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着，是另一类事实。“存在的物体”，若要作为一定推论的基础，则必须以各种观点来观察其真实情况下的各种性质，否则，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对同一事物进行推论时，实际我们有可能是在同一名称下论及两个不同的事物。
第二类“事实”，即“发生的事件”，是在我们观察它如何发生时所展现出来的现象。例如，金属处于一定热度时变为液体，这是一个事实。
事物如何存在或如何发生，构成所谓的事物本质(the nature of things)；而对事物本质的细致观察，则是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
因此，科学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叙述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它整理并正确指明一些物体的性质，例如植物学(botany)和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另一类可称为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它阐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即因果关系，例如化学和物理学。这两类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并且构成知识的可靠的和有用的部分。政治经济学属于后者，它说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因而构成实验科学[2]的一部分。
但“发生的事件”可从两个观点来考虑，即从一般的(general)或不变的(constant)观点，以及从特殊的(particular)或可变的(variable)观点来考虑。一般事实(general facts)是事物在所有相似情况下由其本质所产生的结果。特殊事实(particular facts)确实也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的结果，但它是几个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前者与后者尽管貌似相互矛盾，但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物理学上，重的物体向下降落，这是一般事实。然而，喷泉的水却向上升起，喷泉这个特殊事实是均衡规律和地球引力规律相结合的结果，而不是破坏了这些规律。
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关于这两类事实即“存在的物体”和“发生的事件”的知识，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这两门不同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始终经过细心观察的事实，使我们了解财富的本质；根据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和随财富灭失而出现的现象。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阐明其所观察到的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一般事实”。就财富而言，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结果及其原因的知识。它说明哪些事实始终相结合，从而一个事实始终是另一个事实的结果。但它不靠假设来进一步说明。从某些事物的本质必然会理解其联系这一点来看，政治经济学必须引导人们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以便每个有理解力的人都能清楚地理解这个链条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现代哲理推究方法的优点正在于此。
统计学说明某国在特定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该国的人口、军队、财富以及其他可估计价值的东西。统计学是详细的叙述。
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差异，和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相同。
统计学的研究也许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如果它不能指明它所搜集的事实的起源和结果，就绝不会为人们带来益处；而如果它能指明这些事实的起源和结果，就立即变为政治经济学了。这无疑是这两门不同科学迄今还被混淆的原因。亚当·斯密博士的名著，只能视为无序集合在一起的、富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融合有益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然而，它不是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完整论著，而是一大堆不规则的稀奇古怪的原创性论断和已知的已被证明的真理。
我们能得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知识，因而可以发现构成这门科学的所有一般事实。而统计学的情况却绝非如此。这门科学类似历史学，是对很多不确定从而必然不完全的事实的叙述。关于从前和遥远国家的统计，我们只能得到孤立的、极不完全的记载。至于现代，几乎无人能既具备良好观察者的资格，又占据一个有利于准确观察的地位。尽管研究者不辞辛劳地搜集详尽的正确材料，却常常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不正确的记载，面对来自某些政府甚至个人的无休止的猜忌、恶意和冷淡；而即使研究者掌握了详尽的正确材料，毕竟也只是暂时真实的。因此，斯密博士声称，他不太相信政治算术，那只不过是对许多统计数据的整理而已。
相反，只要构成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原理是从不可否认的一般事实中严密推断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不可动摇的。一般事实无疑以个别事实的观察为依据，但这些个别事实必须是从最细致观察、最严密证实并由我们目睹的个别事实中挑选出来的。当这些事实的结果始终相同，并且它们之所以相同的原因已令人满意地指明，并证明其他原理的这些事实的例外也严密证实时，我们才可以将它们视为基本的一般事实，并有信心将其提交给所有胜任的研究者去研究，而他们可能想把这些事实再交付实验。如果一个新的个别事实是孤立的，并且它和它前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未通过推论证实，那就不足以动摇我们对一般事实的信心，因为谁能说某一未知情况不会带给我们与所看到的上述事实不同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呢？人们看见一根轻羽毛在空中上升，有时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然后才落回地面。可是，如果我们得出羽毛不受万有引力定律影响的结论，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一般事实，即利率随贷款者所承担的不能收回货币成本的风险大小而提高或降低。如果我们看到货币在冒很大风险的情况下被借出，能够就此推断上述原理是错误的吗？也许贷款者不知道风险，也许他对借款者的感激或恐惧使他付出牺牲。而受到特殊情况干扰的上述一般规律，当干扰因素停止作用时，就会恢复其全部力量。最后，完全核实的特殊事实是多少？而其中各方面都观察到的事实又是多少？并且即使假设这些特殊事实得到仔细核实、细心观察及充分叙述，其中又有多少是不能证明或能证明任何东西与它们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
所以，没有一种荒谬理论或狂妄主张未曾援引事实作为依据。[3]使政府如此频繁受到误导的，也正是事实。但了解各种事实，而不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不能指明为什么一个事实是原因而另一个事实是结果，那么这种知识其实比机关职员的未经整理的资料强不了多少。这些职员中最聪明的人都很少熟知超过一个方面以上的知识，从而使其只能从单一观点来研究一个问题。
没有什么比把理论(theory)与实践(practice)对立起来更无意义的了！如果理论不是关于联系结果和原因或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规律的知识，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与从各方面观察事实并理解事实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家相比，谁能更熟知事实呢？如果没有理论的实践，[4]如果只是运用方法而不知方法是如何发生作用或为什么发生作用，这种实践究竟是什么呢？在任何研究中，把不同情况当作相同情况对待，是一种很危险的经验主义，会产生从未预料到的结论。
因此，在看到文艺复兴后整个欧洲普遍采用排他性或限制性商业制度，即基于一国只能从另一国的损失中获利这一理论的商业制度之后；在看到赋税反复不断地增加，而且在某些国家增加到极为庞大的数量之后；在看到这些国家比它们在实行无限制贸易以及几乎完全免除人民负担的时期更富庶、更兴旺、更强大后，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富强可以归因于对企业的限制和对个人收入所征收的赋税。头脑肤浅的人甚至声称，这种看法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与此相反的各种看法都是胡思乱想。
与此相反的是，很明显，持相反看法的支持者所掌握的事实的范围更广泛，并且比他们的反对者更理解这些事实。他们知道，使世界上最机智的民族更富强的真正原因是，在中世纪对意大利各自由邦和北欧汉萨城镇的产业所做的非常强烈的刺激，这些地方所呈现的富裕景象，与十字军所带来的各种思想的冲击、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航海技术的改进带来的印度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以及与接连发生的许多其他重要性程度略低的事件有关。尽管他们知道，这种能动性不断受到抑制，但他们同时知道这种能动性已从抑制性更强的阻碍中解放出来了。随着封建领主权力的削弱，各省和各邦之间的交通不再被阻断；道路改善后，旅行更安全，法律也不像从前那样武断；享有自治权的市、镇变为直接依赖于国王，它们发现国王对它们的进步很感兴趣；这种自治权由事物的自然演进和文明进程而推广到整个国家，使各个生产者都能保有其劳动果实。在欧洲各地，个人自由更加受到尊重，这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改善所致，至少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些偏见——例如将所有有息贷款蔑称为高利贷，重视贵族的悠闲——开始减少。不仅如此，开明人士不仅注意上述这些事实的影响，而且还注意许多其他类似事实的影响。他们发现，偏见的减少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或有利于更准确地认识不变的自然规律；他们还发现，科学研究的这种进步，本身就有利于产业的进步，而产业的进步则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由这种对事实的归纳，他们能得出比未曾思考的大众所得出的结论正确得多的结论，即尽管许多现代国家在赋税和限制中走向富强，但其原因不是对人类事务自然发展的限制，而是因为这些强大的抑制因素也未能阻止这些国家走向富强。如果这些国家实施更自由和更开明的政策，那么会更为繁荣。[5]
要获得关于真理的知识，并非必须了解大量的事实，必须掌握的是基本的、有直接影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些事实，使我们能从这些事实中推出正确的结论，确保我们所认为的由这些事实产生的结果确实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任何其他关于事实的知识，如年鉴上的广博知识，只是汇编事实，并不产生任何结果。应注意的是，这种知识是那些记忆清晰而不能明察的人所特有的。这些人攻击最为确定的学说，而这些学说是广泛的经验和深刻推论的结果。只要这些学说与他们自己的惯例有出入，他们就抨击这些学说；而恰恰是他们最受这些惯例的影响。并且一些顽固地为这些惯例辩护的人，与其说是想获得确定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害怕被说服。
所以，如果有人根据所有的生产现象以及最广泛的贸易经验，证明各国之间的自由来往对彼此都有益，而且证明对于经营外贸的个人最有利的方式，必然同样对于经营外贸的国家也最有利，那么观点狭隘并傲慢自大的人就会指责某人的看法。要是问他们理由何在，他们就马上和你谈起贸易差额，并告诉你，很明显，一个国家必然会因为用货币交换货物而崩溃。这句话本身就是制度。有些人声称，流通使国家致富，一笔金额在转手二十次后就等于原值的二十倍；还有些人声称，奢侈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而节俭则招致商业各部门的衰败。这两句话也是臆说。这些人都求助于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就像牧羊人那样。牧羊人认为眼见为实，当他看见太阳朝出暮落时，就断言太阳在一天内穿越了整个天空，将行星界的规律视为无聊的梦话。
此外，在其他学科取得杰出成就但不了解这门科学原理的人，多倾向于认为，绝对真理仅限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经细致观察及实验的结果。他们以为，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不包含不变的事实或无争议的真理，所以不能视为真正的科学，只能视为多少有些机敏却完全是武断的假说。这类哲学家的这种看法，是以研究这些科学的学者的看法不一致以及其中一些学者的狂妄谬论为根据的。但什么科学没有大胆的假说呢？那些最先进的科学完全脱离假说才多少年？相反，难道我们没看见理解有误的人至今仍攻击最为确定的学说主张吗？对于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水和每时每刻都呼吸的空气做出准确分析才不到四十年，而这个学说所依据的实验和证明仍不断受到攻击，尽管各国最精明和最谨慎的实验家所做的上千次实验和证明结果都相同。在比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大多数事实都简单得多并明显得多的事实的描述上，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在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中充斥着的争论，不是与各种意见的争论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论同样激烈吗？的确，争论双方观察到的是相同的事实，却以不同的方式来分类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争论中，真正的科学家并未一致反对冒牌的科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和牛顿(Newton)、林奈(Linnēus)和朱西厄(Jussieu)、普里斯特里(Priestley)和拉瓦锡(Lavoisier)、索绪尔(Desaussure)和多洛米厄(Dolomieu)，都是非凡的天才，却未能在科学学说上取得一致。但是，尽管他们并未达成一致，但他们所教授的科学不是还存在吗？[6]
同样，构成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的一般事实，不受任何争论的影响继续存在着。因此，每一个人利用优势并通过准确无误的观察，都能够确定这些一般事实的存在，证明它们的关系，并推断出结论。这些结论就像客观世界的规律那样，的确是由事物的本质引发的，这些结论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通过细心观察与分析才为我们所知的。君王也好，臣民也罢，都得屈服于它们的权威，绝不能违背它们而不受责罚。
一般事实，或者如果你愿意可称为事实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当它们与其应用相关时，就是说，当我们利用它们来确定我们面对的任何结合起来的情况的作用的规律时，便称为原则(principles)。对原则的认识提供了成功进行任何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与精密科学一样，是由若干基本原理及其演绎的许多推论或结论组成的。因此，对于这门科学的进步所必须做的是，应根据观察严格推断这些原理，而这些原理所演绎的结论的数目，可由研究者随后按他拟定的研究目标来增减。要列举所有这些结论并加以适当解释，将是浩大的工程，并且必然会不完善。此外，这门科学越进步，它的影响越大，就越不需要从它的原理上去演绎结论，因为这些结论会自发地呈现在每个人眼前。而且由于这些结论在所有人的掌握范围内，因而就很容易被人们所应用。到那时，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将限于阐明若干一般原理，甚至不需要例证，因为这些论著将只不过是任何人所知原理的说明，按照便于理解它们的形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范围而整理出来的。
然而，以为通过应用数学来解决一门科学的问题，就会使这门科学的研究更准确或得到更可靠的指导，那是毫无根据的。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价值(values)，允许使用正(plus)和负(minus)之类的词，这的确是属于数学研究的范围；但同时受到人类的才能、需求和欲望的影响，价值不易于精确评定，所以不能提供用于绝对计算的数据(data)，如在政治学和物理学中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因果关系的知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现象，均不适用于严格的数学计算。[7]
上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宗旨以及彻底掌握其原理的最佳方法的论述，将为我们提供方法来了解迄今为止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古希腊人的文献，他们的立法、条约，以及他们对被征服省份的管理，都显示出他们完全不懂财富的本质及起源、财富的分配方式以及消费财富的影响。他们所知道的，在财产权为法律所认可的任何地方的人也都知道，即节俭增加财富，奢侈减少财富。色诺芬(Xenophon)赞美秩序、活力和智慧，认为它们是达到繁荣的可靠手段。他并未根据任何一般规律演绎出这些准则；也就是说，他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建议雅典人保护商业，并友好地接待外国人，但他不太清楚他的建议在什么程度上是恰当的，以致在另一个场合，他对商业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并不是十分清楚。
确实，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注意到，在生产的不同方式和由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某些恒定的联系。柏拉图相当准确地[8]概述了社会分工的效果，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人们的社会性，以及由于需要繁多，在每个人可专门从事一种生产的社会中人们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完全是政治性的，他并未从中演绎出其他结论。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论》(Politics)中则更进一步，他把自然生产和人工生产区分开来。他所称为自然生产的，是生产家庭所需的那些消费品，或至多是通过实物交换得来的东西。在他看来，从实际生产中所得的利益除上述之外，再无其他利益。他谴责了人工得利。此外，他未使用任何根据准确观察所得的推论来支持他的看法。从他关于储蓄和贷款对利息的影响的表述方式上看，显然他对资本的本质及运用一无所知。
对那些文明程度不如古希腊人的民族，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我们也许记得，古埃及法律强迫子承父业。这在一定情况下是要求产品产量超过那个社会形态所需要的，是迫使一个人为了遵守法律，无论是否有资本都继续其生产任务，从而破产，这是完全不合理的。[9]古罗马人对农业之外其他任何职业的鄙视，也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无知。必须把他们的金钱交易列为他们最不熟练的经营。
现代人即使从中世纪的野蛮中解放出来后，在很长时期内也不比古人更进步。我们会有机会注意到，许多关于犹太人、利息和货币本身的法律，都是愚蠢的。亨利四世(Henry IV)准许其宠臣和情妇进行多种小额征敛，为私利向各种商业部门征收许多小额赋税，他认为这是“他不花代价”的恩惠。他还授权索逊伯爵(Count of Soissons)对王国出口的每包货物征收十五苏(sou)的税。[10]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实例先行于理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世纪的那些幸运的企业，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比萨、佛兰德各省以及德意志各自由城镇在同一时代的活跃企业，逐渐唤起一些哲学家对财富学说的关注。
这些对财富的研究，如同文艺复兴后的文艺和科学一样，人们对任何其他科学的研究都源于意大利。早在16世纪，博蒂罗(Botero)就从事国家繁荣的真正原因的研究。1613年，安东尼·塞拉(Antonio Serra)撰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特别注意到劳动的生产力；但他的论文题目就充分表明了其错误。根据他的假设，财富仅由金银构成。[11]达文扎蒂(Davanzati)写作了关于货币和交换的论文。在18世纪初，即在魁奈(Quesnay)时代前50年，锡耶纳的班迪尼(Bandini of Sienna)根据推论和经验证明，只有在政府强令人民将食物供应给国家的时候才出现饥荒。罗马银行家伯罗尼(Belloni)，在175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商业的论文，表明了他熟知货币和交换的本质，尽管他同时也表明了他在贸易差额学说方面的不足。教皇用侯爵爵位奖励他的付出。在斯密博士之前的卡利(Carli)证明，贸易差额既不予人教训，也不证明什么。阿尔加罗蒂(Algarotti)关于其他科学的作品，是伏尔泰(Voltaire)使其为世人所知，他也就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些作品。虽然他留下的作品很少，但却显示了他的知识的正确和广度，以及他敏锐的眼光。他是如此严格地根据事实并始终把他的推论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以致尽管他未证明他的各项原理及其间的相互关系，但却也免于假设和臆说。1764年，格诺韦西(Genovesi)在那不勒斯开始公开讲授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个讲座由深受敬仰、学识渊博的因蒂耶里(Intieri)所设。由于有了这个先例，后来在米兰，最近在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大多数大学，也都设立了其他政治经济学讲座。
1750年，神父加利亚尼(Galiani)发表了《论货币》(Money)。他后来因为与许多法国哲学家的关系以及其作品《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Dialogues on the Corn Trade)而闻名于世。但当时他非常年轻，而《论货币》却展示了他非凡的才能和知识，以致人们以为他在创作时曾得到因蒂耶里神父和里努西尼侯爵(Marquess of Rinuccini)的协助。不过，这部作品与他后来的其他作品似乎具有相似的优点：天才与渊博相结合；细心追溯事物的本质；文体生动而优雅。
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包含了亚当·斯密学说的一些基础知识，其中之一是，劳动是物质价值或财富的唯一创造者。[12]尽管这个原理严格意义上并不正确(本书后面将说明这点)，但如果推论到极致，本来能使加利亚尼发现或完全揭示生产的各种现象。斯密博士是大约同一时期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并在那时教授这个后来非常著名的学说。他很可能不知道一个当时几乎不知名的青年在那不勒斯发表的意大利文著作，并且他从未引用过这个青年的著作。但即使他知道这部著作，我们也不应说一个真理属于偶然的发现者，而应属于第一个证明它必是如此并展示其后果的研究者。尽管开普勒(Kepler)和帕斯卡(Pascal)在牛顿之前就猜测到万有引力的存在，但这一发现仍属于牛顿。[13]
在西班牙，阿尔瓦雷斯·奥索里奥(Alvarez Osorio)和马丁内斯－德－马塔(Martinez－De－Mata)曾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这些演讲集的出版应归功于开明的爱国者坎波马内斯(Campomanes)。蒙卡达(Moncada)、纳瓦雷特(Navarette)、乌斯塔里奇(Ustaritz)、瓦德(Ward)和乌略亚(Ulloa)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写作。这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如同那些意大利学者一样，持有许多正确的观点，证明各种重要事实，并提供大量费力的计算。但由于他们不能把这些建立在这门科学当时不为人所知的基本原理之上，因而他们在进行这个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上常常犯错误。在他们的许多无用的专论中，只是给人以不确定的和欺人的印象。[14]
在法国，政治经济学最初只是考虑到它在国家财政上的应用。苏利说得非常对，农业和贸易是国家的两个乳头。不过，他的说法出自关于真理的模糊不明的概念。同一说法也许适用于头脑健全而实用的沃邦(Vauban)，他虽然在军队中任职，但却是个哲学家和性格平和的人。他的国家因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虚荣而陷入衰败，他对此深感苦恼，并提出一种更公平的征税方法，作为减轻公众负担的手段。
在摄政王的影响下，各种意见被动摇了。被认为是财富的无穷源泉的银行钞票，只是耗尽资本的手段，是花费未实现收入的手段，以及勾销所有债务的手段。节制和节俭成为嘲笑的对象。摄政王的朝臣，通过劝说或是通过自身腐化，怂恿他穷奢极欲。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由奢侈而致富的说法，成为一种学说。当时所有人的才智都用于散文以极力维持这个谬论，或以更有魅力的诗歌来美化它。人们真的认为，滥用国家财富值得人民去感激。对基本原理的无知，以及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的放荡淫乱，一起毁了这个王国。在红衣主教弗勒里(Fleury)所维持的长久和平时期，法国才稍有起色。这位弱势首相的无足轻重的统治，至少证明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做坏事，也许就是做大好事了。
产业各部门的不断进步，各门科学的发展(我们将有机会注意到这对财富的影响)，以及舆论对国家财富的一定程度的重视，使得许多学者开始思考政治经济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理，但根据丰特奈尔(Fontenelle)的说法，既然情况不允许我们马上得到真理，而必须先经过各种谬论和不同程度的愚昧，那难道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指导我们更加稳定而明确前进的错误步骤视为完全无用的吗？
考虑法律所有相互关系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研究了它们对国家财富的影响。他应该先探讨财富的本质及其来源，但他并未形成这方面的看法。然而，我们应感谢这位非凡的学者，是他最先用哲理的方法推究立法的原则。在这点上，也许可将他视为英国学者的老师，而这些英国学者现在都被普遍推崇为我们的老师，正如伏尔泰一直是英国最好的历史学家的老师那样。这些英国历史学家现在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效仿的办法。
大约在18世纪中叶，由魁奈博士提出的关于财富来源的一些原理，使许多人转而皈依他。这些皈依者对于上述原理的创始人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他们一贯信奉同一信条的审慎严谨，以及他们拥护这些信条所显示的活力和热情，使得他们被视为自成一派，这个学派得名经济学派(economists)。他们不是先去观察事物的本质或事物如何发生，把这些观察结果分类，并根据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定理，而是先设立一些抽象的一般定理，并称之为公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公理包含了证明它们真实性的固有证据。然后他们试图使个别事实适应这些公理，并根据这些事实推断其“规律”，这样就使得他们去拥护那些与常识及一般经验明显不同的原理。[15]这可在本书后文看到。他们的反对者对于争论的问题也并未提出更正确的观点。由于争论双方的学问和才能都很突出，无论对错都很偶然，因而对于本应承认的观点去争论，而对于无疑错误的意见却默许。总之，他们是茫然争论。伏尔泰熟知如何在任何地方发现谬误，他在他的《有一百二十法郎的人》(Homme aux quarante ecus)这本书中，讽刺了经济学派的学说。但在揭露利维尔(Riviere)的令人厌烦的废话和米拉波(Mirabeau)的《人之友》(L’ami des Hommes)一书的荒唐时，他也不能指出二者的谬误。
经济学派通过传播一些重要真理，通过唤起对公共利益的更普遍的关注，通过引起各种在当时虽无益处却在后来导致更准确的研究的讨论，无疑是做了大好事。[16]在认为是农业生产财富时，他们确实不是在误导。可能是他们揭示生产的本质的必要性，使得他们对这个重要现象做了进一步研究，该研究引导他们的继承者去研究它的全部发展。另外，经济学派的工作存在严重弊端。他们对许多有用原理的责难，他们的宗派精神，他们大部分著作中武断的和抽象的语言，以及他们一贯的鼓吹语气，使人们普遍认为，从事这个研究的所有人都只不过是些空想家，他们的学说最多只能满足理论上的好奇心，在实践中却完全不适用。[17]
不过，从来没有人否认这点，即经济学派的著作一贯拥护最严格的道德，一贯主张每个人都应拥有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处理人身、财产和才能的自由。确实，没有这种自由，个人幸福和国家繁荣就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空话。仅这些看法，就使其作者应该获得普遍的感激和尊重。此外，我不相信在这些人中能找到一个不诚实或不好的公民。
这无疑就是为什么自1760年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有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法国学者，无论名气大小，虽未完全投身于经济学派门下，却都受到了经济学派的影响。雷纳尔(Raynal)、孔多塞(Condorcet)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这类学者。康迪莱克(Condillac)也可归入这类学者，尽管他试图就自己不理解的学科自立一种学说。从他的著作[18]的精巧的细微之处，就可获得许多有用的提示，但他与经济学派的学者一样，几乎总是把原理建立在一些无根据的假设之上。的确，为了证明和说明某位学者的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可以运用假设，但要建立基本真理，假设是绝对不够的。政治经济学只是自从阐述归纳研究的结果之后才成为一门科学。
杜尔哥(Turgot)自身就是个好公民，从而不能不推崇像经济学派成员那样的好公民。所以，在他当权时，他认为支持经济学派对他有利。而经济学派则声称这样一位开明人士及国务大臣是自己的代表人物之一，也从中受益。但杜尔哥的主张并非是从经济学派那里借鉴来的，而是来自事物的本质。尽管他的理论的许多要点可能被误解，但他规划或执行的当政措施却可列入任何政治家所设想的最杰出的措施当中。所以，他的君主不能理解这些措施，或能理解而不知如何支持这些措施，这就是他的君主无能的最有力的证明。
经济学派不仅对法国学者有特别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许多意大利学者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这些意大利学者甚至比法国经济学者更进一步。贝卡里亚(Beccaria)在米兰的一次公开演讲中[19]最先分析了生产性资本的真正作用。维里伯爵(Count de Verri)是贝卡里亚的同乡和朋友，他们也应该成为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实业家和有造诣的学者。维里伯爵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Meditazione sull’Economia politica)中，比斯密博士之前的任何其他学者都更接近那些财富的生产和消费的真正规律。弗兰吉里(Filangieri)直到1780年才发表关于政治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论著，他似乎不了解斯密博士四年前出版的著作。他遵循维里伯爵所设立的原理，甚至更完全地发展这些原理。尽管他以分析和演绎为指导，却没有从最有利的前提出发，推究那些能证明这些前提并同时展示这些前提的适用的和有效用的直接结果。
上述研究均未导致任何重要结果。的确，在关于财富本质的明确概念尚未形成时，怎么可能了解国家繁荣的原因呢？我们必须完全理解我们研究的目的，然后再去寻求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1776年，在盛产最负盛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那所苏格兰学校，受过教育的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著作《国富论》(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证明，财富是物品的交换价值；财富的多少与我们拥有的有价值物品的多少成比例；由于我们能赋予或增加物质的价值，所以我们能在以前没有价值的物质上创造并注入财富，并保存、积累或消灭掉。[20]
在研究价值的来源时，斯密博士发现，价值来自人类劳动。他认为应称之为勤劳(industry)，因为这个词汇比劳动(labour)更全面且更富有意义。从这个成功的论证中他推论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关于阻碍劳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不利于财富增长的原因。由于这些结论是根据一个无可辩驳的原理推断出来的，因而只有那些太不留心研究而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原理的人，或理解力不健全且完全不能抓住任何两个观点间联系的人，才会攻击这些结论。只要我们用心细读(值得如此)《国富论》，就会明白，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以前，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并不存在。
从这个时期起，金银被认为只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金银成为不太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相对不易增加，并且它们比具有相同价值的许多其他物品更容易使用。因此，一个社会及其单个成员，对于取得超出有限需求更多的金属货币毫无兴趣。
我们认为，斯密博士的这些观点，首先使他能够全面确定货币的真正作用。他把这些观点应用到银行票据和纸币方面，这实际上极其重要。这些观点使他有办法证明，生产性资本不是由一笔款项构成的，而是由生产中所使用的物品的价值构成的。他安排并分析了构成生产性资本的要素，并指出它们的真正作用。[21]
很多完全正确的原理，在斯密博士那个年代之前就曾被提出过[22]，然而，是斯密最先证明这些原理的正确性。不仅如此，他还为我们提供了发现错误的正确方法；他把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中，即不是抽象地寻找原理，而是从最经常观察到的事实中探求支配它们的一般规律。由于任何事实都可以说有一个特殊原因，所以确定这个原因符合规律的目的，而渴望了解为什么(why)某个特殊原因产生这个结果，因而不可能因任何其他原因产生，符合分析的目的。斯密博士的著作是一系列论证，这些论证把许多主张提升为无可辩驳的原理，并把更多的主张抛入思想垃圾堆。这些被抛弃的主张在尚未被永远消灭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通过狂妄臆说和空洞看法来挣扎。
据说，斯密博士应十分感激斯图亚特。[23]但斯密即使是为了反驳斯图亚特也都从未引用过他的话。我看不出斯密应感激斯图亚特什么。斯密在论证他的主题时显示了高屋建瓴和渊博的见识，而斯图亚特的研究则是范围狭窄的和微不足道的。斯图亚特支持由柯尔贝尔建立的学说，这个学说后来被所有研究商业问题的法国学者所采纳，大多数欧洲政府也坚定信奉这个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国家的财富不依存于该国产品的总和，而是依存于该国对外国的销售额。斯密博士著作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对这个理论的反驳。如果斯密没有特别反驳斯图亚特，那是因为他并未把斯图亚特视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并且他认为，推翻一个当时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比驳倒一个学者没有特别内容的观点更重要。
经济学派也声称，斯密博士应感激他们。但这些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一位天才受惠于周围的一切：他所综合的零星启发，他所推翻的谬误，甚至是攻击他的敌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的看法的形成。但当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提炼出对他的同代人和后代都有益的观点时，我们应该万分感激他，而不应责难他受惠于他人。况且，斯密博士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与法国最开明人士的交往，以及与他的同胞和朋友休谟(Hume)的亲密通信，均使他受益匪浅。休谟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学科的论文，包含很多正确观点。
在如此简短的概述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说明斯密博士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做的改进之后，我扼要地指出他所犯的一些错误，以及他未曾说明的地方，或许并非无用。
他把创造价值的力量仅归因于人类劳动，这是错误的。更严谨的分析表明(本书后面会看到)，所有价值均来自劳动的作用，或更准确地说，来自人类勤劳与自然和资本的力量所产生的作用相结合。所以，斯密博士对于生产的最重要的现象没有获得彻底的认识，这导致他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他认为，劳动的分工或更准确地说是职业的区分，有巨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绝非微不足道甚至无足轻重，但生产的最大奇迹，与其说是由于人类劳动的特殊性，还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利用了自然力量。他对这个原理的无知，使得他不能建立机器与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学说。
关于生产现象，现在比斯密博士时代了解更深。这使得斯密的继承者能区分物价的实际上涨和相对上涨，并指出它们存在的差异。[24]这种差异为许多在发现它之前完全不能说明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例如，“是否税收或任何其他赋税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增加了财富的数量？”[25]又如，“既然生产者的收入来自生产成本，那么为什么这种收入并不因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减少？”正是由于能解答这些深奥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才成了一门科学。[26]
只有斯密博士把财富(wealth)这个词限定在有形物质所具有或体现的价值上，从而缩小了这门科学的范围。他本应把那些尽管是无形却同样是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例如先天的和后天的才能，也包括在财富内。在两个同样都没有财产的人中，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绝不会像另一个人那么贫困。无论是谁每年付出代价去学得一种特殊技能，谁就能拥有积累的资本。这种财富，尽管是无形的，却不是想象中的，因而每天都以职业劳作的形式用于交换金银。
关于生产的发生方式，以及农业生产和手工生产所特有的情况，斯密博士阐述得如此明确。而关于商业生产，他只为我们提供了模糊不清的概念。他不能明确地指出，交通便利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生产。
对于勤劳或他称为劳动的一般名称所包含的不同作用，斯密没做严密的分析，所以他不能了解上述各项作用对生产事业的特殊重要性。
对于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方式，斯密的著作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或系统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开放了一个可耕耘的几乎全新的领域。经济学者关于财富生产的观点太不完整了，以致他们不能对财富分配形成任何正确的看法。[27]
最后，尽管财富的消费只是与财富的生产相对应，斯密的学说也引导人们去正确地研究，但斯密本人却没有发展自己的学说，这使他不能建立许多重要原理。因为他没有说明两种不同的消费——非生产性消费和再生产性消费所以他没有令人满意地证明，为形成资本而储蓄和积累的价值的消费，与浪费价值的消费，同样是完全的消费。我们越熟悉政治经济学，就越能正确理解斯密对这门科学所做的修正的重要性，以及他留给后人来完成的进一步修正的重要性。[28]
以上就是《国富论》一书在基本原理方面的主要缺点。这部著作的全书设计，换言之，阐明这些原理的方式，同样也应大受非议。
作者在许多地方的表述都不够明晰，并且几乎全书都缺乏条理。要完全理解斯密，读者就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整理并细心体会他的观点。至少是超出大多数读者理解力的某些段落，理解起来很吃力。的确，这些段落是如此难以理解，以致在其他场合很有见识的人，虽然自称能理解并赞美这些观点，而且还撰写了关于斯密所讨论的问题的文章，即关于税收和作为货币辅助的银行钞票的文章，但却并不理解他关于这些方面的任何理论。而正是这些理论构成了他的著作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斯密的基本原理也不是在用于阐明这些原理的章节中建立起来的。许多原理散见于他对排他主义(exclusive system)或重商主义(mercantile system)以及经济学派(the system of the economists)的精彩批驳中，但在该书的其他部分却不见踪影。关于物品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原理，是在他对过去四百年贵金属价值的论述中提出的，而他对货币问题的看法，包含在关于通商条约的章节中。
此外，斯密博士的冗长的离题论述，受到很大责难。关于某一法律或制度的历史叙述，作为史料的搜集无疑极为令人感兴趣，但在一部致力于论证一般原理的著作中，与这些目的不是完全适合的个别事实，只能无谓地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他对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财富增长情况的概述，只不过是华丽的离题论述。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他对公共教育的极为精妙的论述，尽管这个论述充满渊博的学识和正确的哲理，并同时包含许多有价值的教诲。
有时这些论述与斯密的主题几乎毫无关系。在论述国家开支时，他深入有关各国在各个时代作战的不同方式的离奇历史，以此说明军事胜利对世界许多地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而除了英国人，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这些长篇的离题论述有时也缺乏兴趣。他关于英国允许其所有殖民地拥有议会代表权所得的好处的长篇论述，就属于这类。
学术性文章的优点，在于它不包括不应包括的东西，正如它包括应该包括的东西一样。这么多细节，虽然它们本身是有用的，但却不必要地拖累了一部旨在阐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正如培根使我们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空虚，斯密使我们看出所有在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学说的谬误，但斯密没有提高这门科学的上层建筑，正如培根没有创造逻辑学一样。不过，这两位学者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大的了，因为是他们使其继承者避免了浪费时间走冤枉路的可能性。[29]
不过，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中，广泛及正确观察的结果，与任何能思考的人可接受的一般原理相联系；在这部教科书中，广泛及正确观察的结果是如此完整和有序，以致能相互证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去研究都能受益。如果我要着手进行这个有用的工作，我认为必须专心研究前人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然后忘掉这些著作。研究这些前人的著作，我就能从在我之前的这么多杰出的研究者的经验中受益；努力忘掉前人的影响，我就不会受到任何学说的误导，并且在任何时候我都能自由探寻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过程。我不求助于任何假设，而只是要阐明财富是如何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只能通过观察去获得。本书所提供的就是这些观察的结果，而任何研究者都能做这种观察。而我根据这些观察结果所推出的一般结论的正确性，每位读者都可以自行判断。
借助这个时代的伟人，以及大力帮助其他科学进步的哲理推究方法，我有理由去期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追溯到事物的本质，并绝不设定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的抽象原理。因而，原理始终与相当确定的事实相比较，从而使任何人在发现它的效用的同时，就能轻易认识到它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从前推断出的可靠的一般原理，必须提到，并且需要简要而明晰地去证明；而从前没有推断出的原理，必须去创立，整体必须结合起来，使任何人都确信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东西，也没有忽略任何基本论点。这门科学中的各种错误看法必须被消除，但这种消除仅限于大家已普遍接受的错误看法和知名学者的错误看法。这是因为，不知名学者或人们不相信的教条，能造成什么损失呢？我们所使用的词语必须很准确，以防止同一词被理解为两种不同意义；所有问题都必须简单化，以便于发现各种错误，尤其是我们的错误。总之，这门科学的学说必须以大众化论述[30]的形式来表达，以使任何有正确理解力的人都能充分理解这些原理及其结果，并能把这些原理应用于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情况。
本书关于物品的价值是财富的衡量标准这一观点，一直特别受到人们的反对。这也许是我的错，我本应注意不受误解。对于反对意见，我能做的唯一令人满意的答复是，我将努力更明晰地阐述我的学说。因此，我必须向购买本书前几个版本的读者道歉，因为我在这个版本中做了许多修订。在探讨对大众福利这么重要的问题时，尽量去完善，这是我的职责。
自从本书前几个版本出版以来，许多学者，包括一些贡献突出的知名人士[31]，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论著。说明这些作品的一般特点，或决定这些作品是否详尽、明晰而融会贯通地阐述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都不是我的本分。我能诚恳说明的是，这些作品有许多都包含了旨在使这门科学大有进步的真理和例证，我在拜读后受益匪浅。但是，与其他任何研究者一样，我有权说明，它们中的一些乍看起来似乎有理的原理，与更审慎而严格归纳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指责李嘉图先生有时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也许是有充分根据的。当一个建立在无可怀疑的观察结果之上因而无可置疑的假设已完成时，他就把推论推向了终极结果，而不把推论的结果与实际经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在这方面，他像一个哲学机械师，根据由杠杆的性质得出的无可怀疑的证据，论证舞蹈者每天在舞台上表演的跳跃是不可能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由于他的推论是以直线式进行的，而一个往往未被发觉并总是难以察觉的重要力量，使得事实与我们的估算相去甚远。从那时起，这位作者的作品中的内容，都不是大自然中实际发生的。仅从事实出发还不够，还必须把事实联系起来不断进行研究，必须把从事实中得出的结果与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有实际效用的科学，就不应教导人们什么必定(must necessarily)发生，哪怕这是从适当的推论和无可置疑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而必须说明，实际发生的事实是以何种方式成为另一个同样确定的事实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必须去发现把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链条，并根据观察，始终在两个环节的联系处确定这两个环节的存在。
至于那些既没有渊博的知识，又没有融会贯通知识，从而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学者，常常提出或复述狂妄过时的学说。反驳这些人的学说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明晰地阐述这门科学的正确性，让时光来传播它，否则，我们会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而这对社会的开明人士毫无教益，但却使无知者相信，由于一切都成了争论的对象，因而一切都无法证明。
带有各种偏见的争论者以某种权威自信的语气说，国家和个人即使不知道财富的本质也充分了解如何增进他们的财富。这种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本身只是纯粹的理论，而不实用。这不过是等于说，我们完全了解如何生存和呼吸，而无须了解解剖学和生理学，因而这些科学是多余的。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但假如这种主张得到支持，还得到医生阶层的支持，并且他们在攻击医学的同时，还让你接受过时的庸医方法和最荒谬的富有偏见的治疗，他们否认所有正规的、系统的教育，不顾你的反对，要在你的身体上进行最残忍的试验，并且他们的命令是以法律的力量和尊严来执行的，最终由一群职员和士兵来执行命令。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
也有人在为过时的谬误辩护时说，“所有人都普遍接受的看法，必定有一定根据；对于把许多才能和品德出众人士所主张的并同意的看法推翻了的观察结果和推论，我们还是应持怀疑态度”。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现在公认的最荒谬的臆说，曾长期到处被接受和传授，那么上述说法便在我们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使我们对最无争议的主张有所怀疑。仅仅是不久前，最原始和最文明的民族，以及所有人类，从不识字的农民到有知识的哲学家，都相信物质当中仅存在四种元素。甚至没人想到过质疑这个荒谬的学说，以致现在一个物理学的初学者如果认为地、风、火、水是四种不同元素，就会丢脸。[32]有多少同样普遍流行和受尊重的其他观点也会同样消失啊！人类的观点多少有些传染性，会遭到感染全人类的精神疾病的攻击。这种疾病像鼠疫那样终将会来临，但需要时间。西塞罗曾说：“那两个占卜官再不会在检验死者内脏的时候而不发笑了。”可三百年后罗马仍延续这一做法。
但对于观点剧烈变化的深思，不应使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确定的，从而怀疑一切。人们在能从所有方面观察的情况下反复观察到的事实，一旦被确定并正确描述，那就不应再视为只是看法，而应视为绝对真理。一旦证明物体受热膨胀，就不应再质疑这个真理。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描述的是同样无可非议但却更难解释的真理。在这些科学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发现，而且有权对别人的发现发表意见。可是，具有相应知识和开阔视野、能完全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且敢于发表意见的，是多么罕见啊！在社会上，人们经常惊异地发现，最奥妙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仿佛一切能够并应当影响这种解决的情况都已知道。如果一群人快速经过一个巨大的城堡，还描述了城堡里发生的一切，那么人们会说什么呢？
一些人从未认真关注到社会的进步状态，但却大胆断言这种状态不可能存在。他们默许已存在的罪恶，说这种罪恶不可能不存在，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使我们想到那位日本天皇，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他荷兰人没有国王，他会笑得透不过气来。北美的易洛魁人(印第安人)认为，如果不烧死战俘，简直无法想象战争如何顺利进行。
尽管从一切表面现象上看，许多欧洲国家也许处于繁荣状态，其中某些国家仅为维持政府运转就每年开支一两亿，但我们不应因此推断它们的情况已经很完美。一个西巴里斯的富人，可以随意地住在乡间城堡或城内豪宅，这两者均开支极大；他穷奢极欲，哪里有新的享乐，他就乘着最便捷、最舒适的交通工具赶到哪里；他雇用大量的家仆和佣人；他兴致一来就杀死十多匹马；他也许认为，一切都够好的了，政治经济学不会带来社会的进一步的改善。但处于繁荣状态的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能过上奢华的生活呢？十万人里最多只有一个人；也许一千个人里也没有一个能过上所谓舒适自在的生活。随处可见的是一些人的劳动被剥削来养活另一些闲人，破烂陋屋与堂皇豪宅相邻，穷人的褴褛衣衫与富人的华丽服饰形成截然分明的对比。总之，在最基本的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还存在着最无聊的挥霍。
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下得到充足享受的人，从不缺乏理由来证明这种社会状态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如果只从一个观点来看，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辩解的呢？如果让这些人重新选择社会角色，他们就会有许多要反对的了。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不仅是基于人类的最普遍弱点——虚荣心，而且是基于另一个无疑同样普遍的弱点——自私自利。这两者不知不觉并不由自主地对我们的思维模式产生强大的影响。所以，这些激烈而敌意的偏执，常常恐吓真理，迫使真理退却。当真理敢于反抗时，这些偏执就贬斥真理，有时甚至迫害真理。现在由于知识如此广泛地传播，哲学家可以肯定地说自然规律在宇宙空间和在原子世界是相同的，而不会受到人们的反驳。但如果政治家敢于肯定地说国家财政与个人财务完全相同，国家和个人的事务的处理都应依据相同的经济原理，那他就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不得不去反驳多种学说。
不仅如此，某些学者就他们自己都承认不了解的主题而撰写杂志、论文、小册子甚至整部图书，其水平相当低劣。结果如何呢？政治经济学陷入了他们的思想迷雾中，使得正变得明朗的东西又变得晦涩不清。大众是如此的漠不关心，以致他们宁愿相信确定的说法，而不愿费力去研究它们。此外，他们有时受数字和计算的影响，似乎认为仅仅用数字计算就能证明任何东西，似乎任何规律都能设定，而不必正确推理就会得出结论。
上述就是阻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原因。
不过，所有事实都表明，这门中看又中用的科学，正在越来越快地四处传播。因为人们已认识到，这门科学不是以假设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之上的，所以人们已感受到这门科学的重要性。现在任何传授知识的地方都教这门科学。在德意志、苏格兰、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的各大学，都已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今后还将以更正规、更系统的研究成果来教授这门科学。在牛津大学继续走老路时[33]，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为传授这门新学科而设立了讲座。在日内瓦和其他各地，都举办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演讲。巴塞罗那的商人还自费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人们现在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教育王室子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高贵的子弟们也以不懂政治经济学原理为耻。俄罗斯皇帝要求他的两个弟弟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34]和迈克尔大公(Grand Duke Michael)在斯托奇先生(M.Storch)的教授下学习这门科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法兰西王国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这对法国来说是永恒的荣耀。
当现在还是学生的青年将来分流到社会各阶级并被提拔到政府重要岗位时，国家事务会处理得比从前好得多。当国王和人民都更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时，他们会认识到这些利益之间并无冲突。这一方面自然会使国王少压迫人民，另一方面却会使人民更信任国王。
当前，撰写有关政治和历史的人，如果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的作品只会暂时成功，而不会得到人们长久的关注。至于写作有关财政、商业和技艺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
但有助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还是文明世界在过去二十年所处的严峻的形势。在这期间，政府开支的增长已达到可耻的水平，为挽救危机而不得不求助于人民，这使人民了解到自己的重要性。几乎在任何地方，取得人民同意或至少表面上的同意，即使还未实行，也都在要求实行。政府在各种漂亮借口下从人民那里榨取的巨额收入仍不够用时，就不得不向人民借贷；而为了获得贷款，政府就必须披露其需要和财源。所以，国家账目的公开，以及必须向外界辩护自己的行政措施，这两者产生了政治科学的精神革命，而这种革命进程再也无法阻挡了。
这个时期所带来的混乱和灾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试验。滥发纸币以及对商业和其他行业的限制，使我们感受到几乎所有极端措施的最终结果。而且，社会上最有权势的阶层突然被推翻，外族大规模的入侵，旧政府的垮台和新政府的建立，另一个半球上新兴帝国的形成，殖民地的独立，人类头脑所普遍受到的有利于全部智能发展的刺激，美妙的期望和严重的错误，所有这些都无疑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这些首先对有冷静观察和思考能力的人产生影响，随后对全人类产生影响。
正是由于我们在探索因果链条环节方面的便利，才使得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近似分支取得了重大发展。因而，只有当我们一旦十分了解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如何互相影响时，我们才能决定在一定情况下，什么行动方针是最有利的。例如，为了消灭行乞现象，我们就不会采用那些倾向于增加贫民的措施；而为了谋求富足，我们就不会采取那些目的仅在于阻止富足的措施。当人们知道通往国家繁荣和幸福的明确道路后，就能够并将会选择这条道路。
人们长期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可能对少数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员有用。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员应比其他人更开明，这无疑很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个人事务，个人的错误只会毁掉少数几个家庭，而国王和大臣的错误，却会使整个国家都衰败。可是，当普通大众都混沌无知时，国王和大臣有可能开明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知识源自社会的中层阶级，并通过这个阶级传播到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因为中层阶级既不迷恋于权位，又无须从事贫民的强迫性劳动，拥有中产，有休闲时间，又有比较好的劳动习惯，能自由交往，爱好文学，还有能力去旅行。
对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来说，由于没有深思熟虑所必需的休闲时间，就只能接受那些以公理形式提出而无须进一步论证的真理。而且，尽管国王和他的重臣应当非常熟悉国家繁荣所依据的原则，可是如果在所有的行政部门，不能得到那些能够理解和执行他们的措施的人员的支持，上述知识对于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一座城市或一个省份的繁荣，有时取决于个别官员的行为，而政府下级机关的领导，由于能促成重大决策，因而常常比立法者本人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在那些有幸实施代议制政治的国家，每位公民都更需要熟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因为在这些国家要求每个人都仔细去考虑公共事务。
最后，假定任何与政府相关人员，从最高级到最低级，都很熟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一般国民却不熟悉(这完全不可能)，那么政府在实施它的最英明的决策时，还有什么样的反抗不会遇到呢？甚至那些最应该赞成政府英明决策的人如果有偏见，还有什么阻碍不会遇到呢？
为了从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受益，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拥有能够采纳最英明决策的政治家，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必须处于能使这些英明决策实施的状态。[35]
这也是避免怀疑原理和不断变动原理的方法。不过，这甚至会使我们不能从一个不好的制度所可能拥有的好处中受益。稳定而一贯的政策是国家繁荣的要素。所以，英国始终通过坚持垄断其他国家海洋贸易的利益，获得了与它的领土范围似乎不相称的富强，尽管这在许多方面对英国不利。但要长期遵循同一路线，就必须选择一条不是完全糟糕的路线，否则我们必会遇到不可预见并且无法克服的困难，进而迫使我们在无须改变的情况下改变我们的方针。
也许我们必须将法国在近两百年内所遭受到的苦难归因于此。在这个时期，由于法国的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和国民富有才能，有可能达到高度繁荣。可由于对国家繁荣的原因没有确定的看法，法国像一艘没有海上地图或指南针的船只，任由变幻的风向和既不知出发地也不知目的地的愚蠢舵手驾驶着四处漂流。[36]在法国实施一贯的政策，就可以对历届政府施加影响，法国这艘大船本来至少可以不陷入沉没的危险，或者本来可以不受那些笨拙政策的祸害。
反复无常所伴随的破坏性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即使从坏的制度过渡到好制度，也不可能不遇到严重困难。排他性或限制性政策无疑对产业的发展和国家财富的增加极为有害，而且这种政策所主导的制度，不可能突然废止而不造成重大损害。[37]要毫无困难地促成更有利的形势，只能通过逐渐实施那些极为巧妙和小心推出的措施。一个穿越北极地区时四肢冻僵的旅行者，只有通过最谨慎、最细微的治疗，才能使他免于过激疗法的危险，使他完全康复。
最正确的原理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原理，并在可运用或想运用时能加以运用。无疑，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考虑这些原理的新社会，会迅速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不过，在任何国家，如果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这些原理，但仍有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繁荣状态。人们的身体尽管在青年时遇到事故或过于放纵，或受过伤，但活力原理的强大作用仍使人体生长并强壮。要求绝对完美，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坏的并产生坏的结果，这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在任何地方，坏的结果都是和好的结果相混淆的。当坏的结果占优势时，社会就衰退；而当好的结果占优势时，社会就会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繁荣的道路上前行。所以，任何事情都不应阻止我们努力去学习和传播正确的原理。迈向获得这种知识的最小一步，都会立即带来一些好处，并最终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如果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谁敢说，同样是这种知识对于管理人们自己的生意是无用的呢？我承认我对财富的本质和来源一无所知，但也不难赚钱。为了赚钱这个目的，我的全部所需就是最无知的农民都会的非常简单的计算：这样一件物品，包括一切费用，要花费这么多钱，我就要卖这么多钱，从而能赚这么多钱。不过，关于财富的本质和增长的正确知识，在我们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企业做出正确判断时，无疑会为我们提供许多好处，无论我们是主要股东还是一般当事人。这种知识使我们能预见到这些企业需要什么，以及这些企业的结果是什么；使我们能设想出企业成功的方法；使我们能证明我们对这些企业的专有所有权；使我们能预见公债和其他政府措施的影响，从而选择最安全的投资；使我们能根据可能获得的利润正确调整实际垫款的数目，从而使耕种土地有利可图；使我们了解社会的一般需求，从而选择我们的职业；使我们能识别国家繁荣或衰落的征兆。
研究政治经济学仅对政治家有用，这一看法是谬误的，并且有其他害处。在斯密博士之前，几乎所有研究这方面的学者都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政府机构进行启蒙。而由于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有关财富的事实及其联系和结果，其意见很不一致，进而被大众完全忽视。所以，他们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幻想家，这一点都不足为奇。因此，当权者总是轻视类似基本原则的一切东西。
但自从在其他科学领域求得真理的严谨推理方法被应用于上述事实的研究和基于这些事实的推理后，政治经济学就仅限于简单说明所发生的有关财富的一切，不再试图向当局提供意见。但假如当局想确定他们要实施的计划会产生什么好结果或坏结果，他们就可以参考这门科学，正如他们在建造水泵或水闸时要参考水力学一样。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要求就是，向政府提供关于事物本质以及由其必然产生的一般规律的正确说明，或许在这些观点尚未较普遍传播之前，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为政府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应用。如果政府轻视或忽视上述原理的应用，则吃亏的是他们自己以及人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当然，如果政治经济学揭示财富的来源，指出使财富更充足的方法，并教会我们如何每日获得更多财富而不使其枯竭；如果它证明，一国人口可增加而同时能有更好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如果它能令人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各国的利益，并不互相对立，而所有对抗都不过是愚蠢的；如果这些论证的必然结论是，许多本以为无药可治的弊病，不仅是可以治疗的，而且甚至是容易救治的，而我们无须再遭受我们所不愿意遭受的痛苦，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什么研究比政治经济学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值得有高尚、仁慈思想的人去关注了。
时间是个伟大的教师，任何事物都不能替代它的作用。只有时间能充分证明人们能从政治经济学有关立法和政治的一般原则的知识中获得好处。一方面，许多有理性的人承认这门科学的原理，同时由于习惯却使他们在说和做时仿佛完全不懂这些原理；[38]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完全理解个人以及大众的利益所在，也反对这些原理中的许多原理，因而这种反对表明，没有什么会使那些想要增进大众福利的人感到惊奇或惊恐。牛顿学说在长达五十年的期间为法国所普遍拒绝，而现在法国所有学校都教授这个学说。我们最终会发现，有许多研究比这个研究更重要，假如我们认真评估那些研究对人类幸福和繁荣的影响的话。
正是我们称之为文明国家的那些国家，仍是多么的不开明和无知啊！调查一下妄自尊大的欧洲所有省份，询问一百人、一千人甚至一万人，在这些人中，对于当今时代所推崇的这门已改进的科学有丝毫了解的，你几乎很难找到两个人。对深奥真理的这种普遍无知，完全不像对于可应用于任何人的地位和情况的最基本知识的完全无知那样引人注目。而且，自学所必需的能力有几个人能有啊？又有几个人能单独观察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并对他们所不懂的事情提问呢？
这些高度发展的科学远远不能为社会带来人们期望它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而如果不能带来这些好处，这些科学就只不过是奇妙的理论而已。这些理论或许要留到19世纪才能得到完全应用。那时，在精神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将出现具有更高智慧的人，他们在提出理论观点后，会揭示如何使重要真理为最低能的人所理解。那时，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人类将不会以空想哲学的错误看法为指导，而是为常识所支配。人们的看法将不是以无根据的假设为基础，而是正确观察事物本质的结果。由于人们习惯而自然地追溯到所有真理的源泉，人们就不会受到空洞理论的欺骗，也不会听从错误观点的指导。那时，解除了经验主义武装的迂腐见解将失去其社会主导力量，而不再给诚实人士和各国带来重大损失。
[1]“经济”(economy)一词源自希腊语οικοζ(家庭)和υομοζ(法)，即管理家庭的法规。按照希腊语，“家庭”一词包含家庭所拥有的一切动产，而源自希腊语πóλιζ(城邦)的“政治”一词的应用，则延至一般社会或国家。政治经济学是我们能用来称呼本书所探讨的科学的最好词语。这门科学不是研究天然财富(natural wealth)的，即自然界无偿无限提供给我们的财富，而是专门研究社会财富(socialwealth)的。社会财富的基础是交换以及承认财产权，而这二者均产自社会制度。
[2]为了证明事件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发生，即为某一结果指出某一原因，实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是描述性的。为解释日食，天文学必须证明月亮不是透明体。同样，为了说明货币是生产财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揭示货币的真实性质。
[3]1813年是法国最悲惨的时期，当时的对外贸易崩溃，国内各种物资迅速减少。而法国内政部长在陈述那年的情况时夸口说，无可置疑的统计(calculations)证明，法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
[4]“实践”(practice)这个词，在这里并非指工匠或职员能更迅速、更准确地进行日常工作并成就他们特殊才能的手工技能，而是指管理和监督公众或私人事务时所运用的方法。
[5]所以，各国很少从经验的教训中获得任何益处。要从中受益，一般社会必须要掌握因果关系，这就假设人们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解力和少见的思考能力。只要人类处于从经验中受益的境况，他们就不再需要经验的教训，这时只需平常的正确判断力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必须不断接受管束的一个原因。人民所期盼的全部，就是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法律，这是不同政治组织或多或少都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6]托伦斯上校(Col.Torrens)在他1821年发表的《论财富的生产》(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Wealth)中说：“当前在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中存在着的争论，已经由一个活泼机智的作者提出作为反对研究这门科学的理由。人类知识的每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类似的反对理由都可能提出来。数年前，当化学上的杰出发现开始替代古代燃素学说时，类似现在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争论，使自然科学家分化为不同的阵营。普里斯特里博士像马尔萨斯先生(Mr.Malthus)那样，以他自己所确定的事实有助于推翻一些理论的顽固的拥护者面目而出现。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门科学在它的研究者达成一致看法之前，必然有一个争论时期。但这并不是提供一个理由，使我们在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尚未确定前就放弃对它的研究，而应促进我们更热心和更执着地进行研究，直到在人类智力范围内，关于每个问题的疑问都消除了，并且得到了确定的知识为止。至于政治经济学，争论时期正在渡过，而看法一致时期正迅速到来。所以，几乎用不了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基本原理都将不存在什么疑问。”
托伦斯上校在1826年发表的《论对外谷物的贸易》(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第三版的前言中进一步说：“以前，作者曾大胆预言，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争论将停止，意见将普遍一致。”他认为他已经看出这个预言趋于应验的明确迹象。自从他大胆预言后，已有两部著作问世，而每部著作的主要目的都是纠正它们所专门研究的问题在过去流行的错误。这两部著作是：无名氏所著《对价值的本质、原因和衡量的批判》(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Causes，and Measures of Value)，以及图克(Tooke)所著《对价格高低的看法和详述》(Thoughts and Details on High and Low Prices)。——美国编者注
[7]例如，我们也许知道，任何一年的葡萄酒价格，必然取决于其销售数量
与需求之比。但如果我们要对这两种数字进行数学计算，那我们就必须在完全熟悉它们之前，或在能略微准确地区别它们各自的影响之前，先分析它们的要素。因而，不仅必须确定下个葡萄收获期的产量，而这要经受天气的变化，而且还必须确定下个收获期的葡萄的质量、上个收获期的库存量、酒商所能支配的资金量，以及他们因此必须比较迅速地收回他们垫付款的时间。我们还必须查明关于出口酒的可能性的看法；而出口酒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法律和政府的稳定性的看法，这种看法经常变化；而关于出口酒的可能性，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不完全一致。我们必须正确评估所有这些数据以及可能所需的许多其他数据，目的只是确定酒的流通量(quantity to be put in circulation)。而这不过是价？ 格(price)的要素之一。要确定酒的需求量(quantity to be demanded)，我们必须知道酒在出售情况下的价格，因为对酒的需求随着它的价格低廉而增加。我们还必须知道酒从前的库存量，以及因人而异的消费者的口味和财力。消费者的购买力，多少随着总体产业的发展情况和他们的富裕情况而不同；他们的需要，也随着他们掌握的用另一种酒(如啤酒和苹果酒)代替这种酒的其他方法的多少而不同。我删去许多对解决这个问题多少产生影响的不太重要之处，因为我怀疑任何真正习惯运用数学分析的人竟敢如此尝试。这不仅是因为数据繁多，而且还因为很难准确归纳它们的特性以及很难把它们的各自影响结合起来。而那些自以为能够这么做的人，他们不能以分析性语言阐明这些问题而不使用简单化和任意删除等方法，使这些问题失去原有的复杂性。这样做的后果由于不能恰当估计，因而总会改变问题的本质，歪曲它的结果，以致从这种计算中所得出的推论，与从任意想象的公式中所得出的推论并无不同。所以，在他们的结论中，并未认可精确的几何学研究所特有的和合性——在精确的几何学研究中，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能得到它，只看到空洞的、不确定的推论，这些推论的差异常常等于所要确定的数量的差异。那么在说明如此复杂的问题时，明智的研究者应采取什么方针呢？他所采取的方针，与他在同样困难情况下所采取的以决定他一生中大部分行动的方针相同。他会研究所提问题的直接要素，并在确定这些要素之后(这在政治经济学中是能做到的)，以机敏直觉的开明理解力，近似地评估出这些要素的相互影响。这本身只是一个手段，用它能估计大量可能性的平均结果，但绝不能精确计算这些结果。
卡巴尼斯(Cabanis)在叙述医学革命时，有一段讲话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同：生命现象依靠在这么不同的情况下相联系的这么多的未知活力，靠观察去了解这种活力是徒劳的，这些问题的所有状况，由于不能全部叙述出来，因而也绝对不能去计算。所以，一旦机械学学者试图以他们的方法来说明生命规律时，他们为科学界提供了值得我们去最认真思考的奇观。他们所用的名词是正确的，其推理方法也完全合乎逻辑，可他们所得出的结果却全是错误的。此外，尽管所有计算者的语言及表达语言的方法相同，但每个人所得出的结果仍各不相同。正是由于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完全适用的学科上，最异想天开的、荒谬绝伦的和自相矛盾的臆说才得以存在。
达兰伯特(D'Alembert)在其《流体动力学概述》(Hydrodynamics)中指出，血液通过血管的速度是绝对计算不出来的。塞纳比埃尔(Senebier)在其《论观察者的技术》(Essai sur l'Art d'observer) (第一卷，第81页)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述。
无论有才能的教师和有见识的哲学家关于自然科学的结论说什么，都更适用于伦理哲学，并指出为什么当我们用数学计算说明政治经济学的现象时总受到误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成为最危险的抽象理论。
[8]《理想国》(Republic)，第二篇。
[9]当我们发现，几乎每位历史学家，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到波舒哀(Bossuet)，都夸耀这个法律以及其他类似法律时，就可看到，所有撰写历史的人都应掌握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多么重要！
[10]参阅苏利(Sully)的《回忆录》(Memoirs)，第十六篇。
[11]“概述金银在没有其矿产的地方也能占支配地位的原因”。
[12]“关于劳动，我要说，不仅在绘画、雕塑、雕刻这类纯粹艺术品的生产中，而且在金属、矿物和植物这类天然产物的生产中，它们的价值完全来自创造它们的劳动。物质的数量，只是在多少需要劳动的情况下，才影响物质的价值。”(加利亚尼，《论货币》，第一篇第2章)
在同一章，他还说，人，也就是他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正确的衡量标准。斯密博士也认为这是一项原理，尽管我认为这并不正确。
[13]同样是加利亚尼，在同一部著作中说，某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这证明这样一个非常聪明的学者，也许甚至不知如何做最简单的推论，他可能与真理擦肩而过而未发现。这是因为，如果财富能由劳动而创造，那么就可能在世界上有一种新型财富，即不是取自任何人的财富。的确，这位作者，在他很久后发表于法国的《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中，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批判自己。他说：“一个纯粹偶然发现的真理，就像草地上的蘑菇，毫无价值。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和后果，或不知道它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推理环节得出的，我们就不能利用它。”
[14]由于我不能评定作品尚未译成法语的这些作者的优点，于是我就引用了把本书译成西班牙语的译者之一的邓·何塞·魁波(Don Jose Queypo)先生的意见。魁波先生是才能和爱国心都很出众的人，我只引用了他的看法。
[15]例如，他们认为，粮价下跌对于公众是一场灾难。
[16]在他们引起的争论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加利亚尼所著的那部有趣的《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他在这本书中以香迪(Shandy)的幽默手法论述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提出一个真理，但当人们要他提出证据时，他却以巧妙的笑话做了答复。
[17]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建立在空想理论之上这种看法，主要源自我们几乎
始终混淆权利问题(questions of right)和事实问题(matters of fact)。例如，经济学派著作长期讨论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是否是所有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呢？事实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取走不动产收入的一部分，或以税收的形式强迫人民缴纳。这是一个事实，并且是重要事实。我们能够探究的一些事实的结果，是肯定导致另一些事实(例如物价上涨)的原因。权利问题多少都是看法问题；相反，事实问题都是能够论证的。前者对人类命运仅产生极小的影响，而后者则由于事实相互作用而使人们深感兴趣。由于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一些结果应比其他结果先发生，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可获得这些结果的方法。由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几乎完全建立在权利问题之上，因而它成为一部至少是实际效用极小的一部著作。我毫不犹豫地坦承这一点。
[18]《工业与政府的关系》。
[19]参见其演讲摘要。该摘要最初由卡斯托迪(Custodi)于1804年发表在米兰出版的一部颇有价值的论文集中，题为《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言论集》。1803年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之后我才知道这本书。
[20]在斯密博士的著作面世的那一年，就在它出版之前，迪南(Dignan)在伦敦以法语发表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文》。其中有以下一段话值得注意：“再生产阶级包括所有把土地的生产力和他们的劳动结合起来，或通过他们的多种技艺加工天然产品，以某种形式创造一种新价值(new value)的人。这种新价值全部构成所谓的每年再生产(annual reproduction)。”
这段引人注目的话，比斯密博士的著作的任何部分都更清楚地描述了再生产的特性，却没有引导其作者得出任何重要的结论，而只是产生了一些零散的提示。由于他的各种观点之间缺少联系，所用术语也不够精确，因而使得他的论文如此空洞含糊，以致我们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启发。
[21]关于这个艰深的问题，也许斯密博士论述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清楚。因此，他的聪明的、敏锐的同胞劳德代尔勋爵(Lord Lauderdale)撰写了一篇论文，以证明他完全不理解《国富论》的这个部分。
[22]魁奈在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谷物”中说：“能出售的商品，应始终不加区别地视为适用于个人用途的货币财富或实物财富。”这实际上就是斯密博士所说的交换价值。维里认为(第3章)，再生产只不过是再生产价值，物品的价值构成财富。前面提到，加利亚尼说过，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不过，斯密博士通过揭示这些观点与其他重要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知这点)，以及甚至用它们的后果来证明它们，使这些观点成为他自己的观点。
[23]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wart)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24]参阅第二篇第3章。
[25]斯密博士令人满意地证明了物品的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差异，即为了得到一件商品所必须付出的实际价值的数额与这些价值总和的名称之间的差异。此处所提到的差异，源于一个分解了实际价格的更完全的分析。
[26]例如，只有完全了解生产的发生方式后，我们才能说，货币和商品的流通对生产有多大帮助，以及什么流通是有用的，什么流通是无用的，否则，我们关于迅速流通的效用的言论只不过是胡扯，就像我们每天所做的那样。由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进步微不足道，因而必须唤起我们对它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应用的关注，我不得不用本书的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篇第16章)。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本书第一篇第20章，该章探讨了从国家财富的角度探讨暂时性和永久性移民的问题。然而，任何 十分了解这门科学原理的人，都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仅是财政学者，而且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也必须具有至少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知识，这为期不远了。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当代论著，在其他方面显示了广泛的研究和丰富的资料，却包含以下段落(该书第二卷第602页)：“一个国家的居民数量是任何良好财政制度的基础。人口越多，商业和工业的成就越大，军队的规模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见解都可能是错误的。国家财政收入必然由国家财产的收入构成，或由以税收形式从个人收入征收所得构成，这不依存于人民的数量，而是依存于人民的财富，尤其是人民的收入。穷苦大众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较小，却使国家有更多必须养活的人。最有助于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不是该国的人口数量，而是该国居民的资本和才能。资本和才能对人口的益处，要远远大于人口对资本和才能的益处。最后，一国政府能维持的军队数量对人口数量的依赖，也不如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依赖大。我已说过，财政收入不依存于人口数量。
[27]参见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完全谬误，就是很不完全。
[28]除了这里所提到之处，还有许多其他论点，斯密博士不是忽略了，就是仅仅做了不完全的分析。
[29]自斯密博士起，在英国和法国有多种政治经济学著作面世。其中有些篇幅很长，但少有值得保存的东西。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是有争论性的，作者所推断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只是为了支持他们所喜好的假设。不过尽管如此，仍可从这些著作中获得许多重要事实甚至正确的原理，如果这些原理与作品的观点一致的话。根茨(Gentz)的“关于大不列颠的财政收入的论文”，为皮特先生(Mr.Pitt)的财政制度进行辩护，就属于这类著作。桑顿(Thornton)所著为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而辩护的“论不兑换纸币的性质和影响”，以及许多关于同一问题和《谷物法》的其他著作，也属于这类著作。
[30]我用大众化论述(popular treatise)一词，并不意味着是供那些既不懂如何阅读又不懂如何使用的人去使用。我用这个词，意味着不是专供这门科学的专业研究者或科学研究者使用，而是适于任何有理解力和有能力的社会成员去使用。
[31]指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有的妇女也发觉，认为妇女不适于对家庭幸福有正面影响的那门科学的研究，对自己很不公。在英国，马塞特夫人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对话”(后来译成法文)，以通俗悦人的文风说明了正确的原理。
[32]今天，每一门科学，即使最重要的一门科学，问世都还很短暂。著名的农业学家亚瑟·扬(Arthur Young)辛勤地收集关于土壤的所有观察结果。土壤是农业学最重要的部分，它能告诉我们应该种什么农作物，以及在什么时候种才能有很好的收获。亚瑟·扬说，他找不到1765年之前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对社会幸福和繁荣也很重要的其他技术，如今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33]1826年，在牛津大学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此后，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拿骚·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一直进行极为出色而有教益的授课。他的授课中有三次是涉及论述财富的商业理论，我们很少见到这么巧妙而有趣的演说。——美国编者注
[34]即其继任皇帝尼古拉。
[35]我在这里假设，社会的上层阶级都受真诚愿望的激励去促进大众利益。可是，如果这种愿望不存在，如果政府不诚实而且腐败，那么人民应了解国家的实际状况并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就显得更重要了，否则他们就会遭受痛苦而又不知痛苦的原因，或归因于不正确的原因。公众的观点会有分歧，行动也会不一致，而个别人由于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样专制政治就会得到巩固；或更糟的是，在人民受到恶劣统治而心生绝望的地方，人民听从恶言，以更糟糕的制度来代替从前的邪恶制度。
[36]不知道有多少次，花费了多大精力和资金来增加人类所希望避免的灾难！也不知道有多少规章制度的实施，造成了限制性措施所能造成的一切损害；同时，这些规章制度被任意违反，以致其所要消除的弊病却由于规章不被遵守而依然存在。
[37]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由于错误制度而放在不适宜地方的资金与才能挪到适宜的地方而不造成严重的损害。
[38]“他们希望我能证明我的论据是确定的，而他们听从这些论据也并无过错。我的正确推论暂时说服了他们，但他们后来又受到以往看法的惯性影响，这些以往看法虽然没有正确的理由，但却以并未减少的根据返回，正如月亮的直径在地平线的位置上看起来增加了一样。他们希望我把他们从以往这些恼人的看法中解脱出来。他们明白，以往这些看法具有欺骗性，并一直在纠缠着他们。总之，他们希望我能通过推论来完成只有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原因都有其特定的结果。道理可令人信服，看法可令人赞同，假象可令人困惑，而只有时间以及同一行为的不断反复，才能产生我们称之为习惯的平静自如的状态。所以，新的看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传播开来。如果一位创新者能迅即成功，那是因为他所发现和传播的是那些已在每个人脑海中浮现的看法。”〔德斯塔·特拉西(Destutt-Tracy)，《逻辑学》(Logique)，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