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存在性”痛苦的错误方式

人们经常试图过颠倒的生活。他们努力拥有很多财物或金钱，为的是做更多他们想要做的事，以为会因此幸福。实际生活恰恰相反。首先要成为真实的自己，然后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才能拥有你想要的。

——玛格丽特·杨

当今社会强调物质追求，不惜以种种牺牲为代价——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甚至个人的健康，为的是解决“存在性”痛苦。结果，我们成为了“只会做事、缺乏灵魂”的人。正如香港一位高中生在反思社会成就时所写：

我们时代的历史悖论是，我们有高楼大厦，却心量狭小；有宽阔的高速公路，却视野狭隘。我们花费多，却拥有少。我们买得多，却享受少。

我们房子大，家却很小；生活便利，时间却很少；学位多，感觉却少；知识多，判断却少；专家多，但问题更多；医药多，康宁却少。

我们成倍地增长财富，却削减了人的价值。我们说得太多，爱得太少，恨得经常。我们已经学会谋生，但不会生活。我们已经让生命延长，但不能让每一刻的生命活着。

我们有奔月的通途，却难以穿过街巷与新邻居会面。我们征服了外在空间，却驾驭不了内心空间。我们清扫街道，却污染灵魂。我们让原子裂变，却不能剥离我们的偏见。我们收入较高，却士气低落。

很多时候，身材高大，却性格矮小。利润陡升，却关系缩水。很多时候，娱乐多而乐趣少，食物多而营养少。

拥有两份收入，却以离婚告终。在梦幻般的住宅里，过着破碎家庭的日子。橱窗里的展品应有尽有，内心的储藏间却空空如也。

或者，这是我们反思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下面试就解决“存在性”痛苦的错误方式做一剖析。

一、自我辩解

这类人对“存在性”痛苦有所认识，但用各种方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行为，回避事实。例如，我们临床常见下列自我辩解情况：

一位患死亡恐惧/健康焦虑的患者往往不会主动告诉医生自己害怕死亡，害怕自我感的丧失，而是会说：“家人没有我是无法生存的。”

一位酗酒者明知再这样下去身体可能垮掉，甚至妻离子散，但为逃避内心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会告诉自己：“为了身体，为了家庭，今天少喝点。”另一位酗酒者在听了医生说“你要是再这么喝下去，迟早都会翘辫子的”之后，非常淡定地在医生面前说：“医生，人哪有那么容易就喝死呢，我知道您是出于好意，但我根本就没酗什么酒啊。”

当你告诉一位失眠症患者要控制在床上的时间，白天不要卧床，出去找点事做，他会告诉你：只要我晚上睡得好，我就出去做事。

……

二、有意忽略/否认

有意忽略/否认跟自我辩解有些类似，通过把那些让我们感到困扰的信息和事实有意不去理会、否认或彻底“忘掉”，就当它根本没有发生，以躲避心理上的痛苦。

例如，托尔斯泰对伊凡·伊里奇的描述即是如此：

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要死了，然而，他不但不习惯于接受这种想法，而且干脆不理解，也无法理解。

他从基泽韦捷尔的《逻辑学》那里学到的三段论告诉他：“盖尤斯是一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所以盖尤斯也是要死的。”在他看来，这个推理放在盖尤斯身上一直都是正确的，但绝不能适用在他自己身上。盖尤斯，一个抽象的人，总是要死的，这句话完全正确，但他不是盖尤斯，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与其他所有人都完全不同的人。他曾经是小伊凡，有妈妈和爸爸……盖尤斯哪里知道小伊凡曾经如此喜爱过的带条纹皮球是什么味道？盖尤斯曾那样吻过他妈妈的手吗？盖尤斯曾像他那样热恋过吗？盖尤斯能像他那样主持审讯吗？盖尤斯确实是终有一死的，他的死也是正常的，但我是小伊凡，是伊凡·伊里奇，我有我的思想感情，跟他截然不同。我不该死，要不那真是太可怕了。

这种有意忽略/否认在肿瘤病人以及处理肿瘤的医护人员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例如，有学者声称，在不治之症面前，有意忽略/否认可以是正当的，这使人可以用积极的态度继续活下去。但是，有意忽略/否认所带来的好处是非常短暂的。

尽管我们需要时间去接受创伤性的事实，但没有任何事比接受自己的死亡更困难。然而，有意忽略/否认只是遭受这类事件必然经历的心理阶段，医护人员及家属需要支持病人度过这个阶段。因为，心理暗示的力量有限，人们不仅需要完成外在的事情，更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同深层内在的自己道别。如果一个人有意忽略/否认事实，这种内在的过程就无法完成。现代研究已证实，通过合理的方式告知病人实情比有意忽略/否认更有利于病人。杰瑞姆·古柏曼在《生命的尺度：对人类患病心理和精神归属的探索》和《希望治愈疾病》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案例。

三、压抑/封闭

压抑/封闭是一种意识的心理过程，旨在把某种情欲和观念从意识领域赶出去。Martin指出，这种心理过程的一种表现是阻止有关信息进入注意力的中心。这些信息可以放在意识的边缘，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不被注意。但是，不让这些边缘信息进入注意力的中心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

请观察一位参加聚会的人。他快乐洒脱，说话幽默，放声大笑，与别人友好交谈，总之，他给人一种很幸福很满足的形象。聚会结束，起来离开时，他仍面带微笑，并说今晚聚会的感觉太美妙了。可是，在门关上的一刹那，也就是我们仔细观察他的那一刻，他的面部表情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微笑不见了，代之是一种深深的忧郁的表情。

当然，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他现在孤独一人，身边没什么事和人可供他说笑。但是，进一步分析后可能会发现，尽管该参加聚会的人平时也活泼开朗，忧郁的表情也只持续数秒，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埋藏着深深的孤独感和无价值感。为了不让自己痛苦，他就把它们压抑/封闭在意识边缘，不让自己意识到孤独感和无价值感的存在。

下面来就诊的一位来访者的情况就是如此：

该来访者系42岁的男性，因失眠1个月就诊。1个月前因与单位领导闹别扭开始出现失眠、不高兴。原因是比自己资历浅、能力差的同事升职了，而自己平时勤劳、人际关系好却得不到升职。该来访者说自己进这家公司之前在部队当过班长，能吃苦耐劳，平时性格开朗，朋友较多，喜欢聚会、运动，在家里用不着做事。经过数次心理治疗之后发现，这位来访者本次失眠的真正原因是：同事的升职触动了其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无意义感。

四、分心

这里所说的分心是指一个人回避他不想面对的事情，是一种避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方式。例如，当一个人开始思索他在职业生涯中的失败时，他会避开那些主要问题，而是去考虑一些无意义的内容：或许是一些无意义的统计数字，或者是在工作中建立的人脉，或者是计划中的一次休假等。与人交流的时候他往往转换话题。初次见面或不那么熟悉的人会认为他是个健谈的人，而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已经成为了转移话题的专家，因为有些内容他并不想谈论。下面这个案例中的来访者就是如此：

该来访者系41岁的男性，医生，从小母亲溺爱而父亲严厉。自述不管自己取得多好的成绩，父亲都不会肯定他。在医院工作不顺利，自2001年进医院工作以来共待过5个科室，在之前4个科室待的时间最长的都没超过1年，在每个科室都发生过与科室主任之间的不愉快事件。在目前这个科室已待了10年，以上夜班为主，如果是安排上白班，也会跟同事换到夜班，理由是“自己平常事多”。爱好股票，说自己能算出规律，基本上都是赚的；爱好计算机，对网速的要求比较高，智能手机两个，一个用于工作，另一个用于生活；爱好电影，平时喜欢看喜剧片；还爱好养鱼……

1年前刚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职称（同期入院的人基本上在5年前全部升完），8个月前岗位聘任时，因为得票很低，被聘成了3级岗位，而同科室的一个主治医师却被聘成了2级岗位。此后因情绪激动、失眠而不断请病假。在家休息期间，每天炒股、养鱼、看喜剧电影、睡觉，天气寒冷时还到河里或小溪里抓鱼，年迈的母亲没法放心而在后面跟着。

朋友打电话说到他家玩，他跟朋友必须先约定好：到时不能谈医院里的事，只能谈电脑、股票、养鱼等内容，否则谢绝朋友造访。他最近开始尝试戒烟（以前戒过数次都没成功，同事给其准备好了戒烟药，但他每天仍保持1到2支的烟量，直至放弃戒烟），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泡在戒烟的QQ群中，为自己最有毅力而自豪。半个月后，又沉迷于练习毛笔字……

该来访者所使用的减除痛苦的方法就是分心，用消极的自由来代替真正的自由/积极的自由，以免自己意识到内心的无能感以及濒临崩溃的自我感。

五、情感隔离

情感隔离是指当一个人意识到负性情绪时，马上用智力去封闭或分心。这种策略往往伴随于有意忽略/否认、压抑/封闭、分心等策略，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层次。这种策略以情感冷漠或情感超然为特征，它是一种逃离真实自我的方式。上述这位医生来访者就采用了情感隔离的策略：

在心理咨询的开始几次，每当医生问他“情绪如何”，他都说“很好啊”或者“没事”；让他看完电影《碧海蓝天》和《时时刻刻》进行讨论时，他说没什么感觉；让他做内观呼吸治疗和躯体扫描时，他多次以做不到来推托，当多次当面对质时，他承认是因为“害怕”。经过多次治疗之后，他告诉医生，有一次在做正念禅修练习时，头脑中跳出：“我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不久可能会死的”，“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假装强大”……同时感受到了悲伤情绪，流出了眼泪。自此以后，他的治疗变得相对顺利。

这种情感隔离策略与我们的文化有关，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对理智强调有加，而视情绪为洪水猛兽。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与人类情感存在着莫大关系。正如电影《撕裂的末日》所描述：

在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之后，人们辛苦重建家园后，发现人类的感情是一切争端的起因，人的感情是最危险的东西。于是生产了抑止感情的药水，规定人们每天都要注射这种药水，同时销毁一切艺术品，以让人们彻底失去产生感情的机会。对于那些不愿消除感情，偷偷收藏艺术品的“感情罪犯”，政府则派一些身怀绝技的“教士”去将他们剿灭。教士们具有高超的战斗能力，同时具有发现哪里藏有艺术品以及谁有感情的直觉，而感情罪犯们都被投入一个火炉中活活烧死。

在一次行动中，约翰遇到了敢于向他挑战的玛丽·奥布赖恩。她使得约翰开始断绝药物，试图体会有感情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他被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他生命里的奇妙动人景象所陶醉了，也深深地为每天履行的破坏艺术的行为感到愧疚和内疚。

如果我们隔离情感，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所说：“没有感觉，没有了爱，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呼吸只不过是摆动的时钟。”

六、自我矫饰/合理化

一般说来，每种现象或事件发生，都可以用许多方法与理由加以解释，如果为了自己心理上的需要，从一堆理由当中选择其中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特别去强调，而忽略其他理由，以避免精神痛苦者，即为自我矫饰/合理化。

例如，有些所谓的“精英们”整天忙忙碌碌，大喊口号要把单位“做大做强”、“造福百姓”、“让员工有尊严”……从存在主义心理学角度看，这可能只是一种信念的托词：特异性是死亡的解药。许多工作狂或过分专注于出人头地、未雨绸缪、积累物质财富、做得更大、做得更强、知名度更高等，都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死亡恐惧或害怕自我感丧失。他们之所以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合理化）来解释其行为，其背后的动机可能是以此来冲淡其潜意识中因自私或无能感而引起的不安。

上述这位医生来访者也曾采用了自我矫饰/合理化策略：

治疗师曾跟其商量一周后让他与父亲一同过来接受咨询，他说父亲3天后回老家山西，医生反复要求与其父亲见面，来访者最后同意了。但到了约定的时间，来访者依然一个人来就诊，问其原因，来访者回答：父亲已4年没回过老家了，昨天刚好有顺风车路过这里（司机是父亲同村的），所以就先回去了，经与其家人核实，这种顺风车经常有。

我们有时称合理化策略为“智力上的妄想/狡辩”，使用者不仅提出虚假的借口和理由，还真心相信它们。

七、权威主义

这是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提出的逃避自由的策略。使用者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也就是说，欲寻找一个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已失去的始发纽带。

这种策略在我们国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历史上盛行的“认干爹/干妈”、“找靠山”，目前的各种“集团化”模式和“圈子”，以及成语“树倒猢狲散”都是权威主义策略的表征。受虐和施虐冲动是这种策略更明显的形式。

弗洛姆把常人而非精神病症患者身上的施虐与受虐性格称为权威主义性格。他们羡慕权威，并欲臣服权威，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非常常见。

这种策略之所以盛行，因为它能帮助个体暂时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力感。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索夫兄弟》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找到一个可以投降的人，尽快地把他这个不幸的受造物与生俱来的自由交给那个人”。借用罗洛·梅的话说，这种人是“组织人”。

从存在的角度说，孤独和无能力的个体寻找某人或某物，将自己与之相连，他再也无法忍受他自己的个人自我，企图疯狂地除掉它，通过除掉这个负担“自我”，重新感到安全。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提出：

……任何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内心最深处那个自我的人，都会自以为是地佯装控制了邻居的意志。

八、趋同

趋同即平常所说的“从众”，这是现代社会里大多数常人所采用的策略。简单地说，使用这种策略之后，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也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这样，“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这有点类似于某些动物的保护色，它们与周围环境是那么相像，与周围数亿的机器人绝无二致，再也不必觉得孤独，也用不着再焦虑了。

乔治·奥威尔曾在幻想小说《1984》中描述了群体难以抵御的影响，以及作为个体要摆脱这样的群体漩涡是多么困难。这些趋同/从众的人爱鼓掌，特别是躲在人堆里的时候，那就更加肆无忌惮和有恃无恐了。然后这些人就像被克隆出来的那样，蚂蚁般地排列在历史的红地毯边，为某个粉墨登场的“杰出代表”拍手鼓掌，而且自我感觉良好。正如荣格所提出：“当一个人对盲从习以为常以后，就变得镇定自若，能做到不怀着忌恨来讨论自己的信念，把它看作是个人的观点。”

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具大的代价，也就是失去了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我”。因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塑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会开始浮现。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

从众以及根据他周围的人群来反射信号这种“雷达类型”个体的顺应等文化价值观，是与我们当代的普遍流行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沙利文和弗罗姆·赖克曼都曾启发性地写过。对于从众的那些人来说，孤独是一种常见的体验，一方面他们因为孤独而被迫从众，另一方面，通过变得与其他人一样来证实自我的这种做法减少了他们的自我感和个体认同感。这个过程导致了内在的空虚，因此也就导致了更大的孤独。

……

这种对本体感的压抑，就是我们用这个多少有些模糊的短语“作为一个人的丧失”所真正要表达的含义，并且成了我们今天大量的盲从运动，以及走向自我意识丧失这种倾向的理由。

趋同/从众策略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枪打出头鸟”、“水至清则无鱼”、“树高招风”、“同志情感”等流行语都是这一策略的表达。由于这一策略的过度使用，导致“人我关系”不分和“平均主义”。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实际上，一盘散沙，骨子里极度不自信。因为，由于自己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他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为了克服丧失个性所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但这是不可靠的，只会加剧普通个体的孤独感和恐惧感。

例如，中国人看到周围有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就要想方设法出面干涉，要把你搞得跟他一样。否则，他代入你的位置，设“身”处地地使他自己变成你，就会产生恐惧。当然，这是他的而不是你的恐惧。这也是趋同/从众策略为丧失“自我”和“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借用分析心理学家荣格的术语“集体癔症”，趋同/从众策略的使用是由于自由被废弃和恐怖主义统治，人们呼求集体治疗的表现。荣格对这样的“集体”批判道：

这种个人主义潮流受到了抗衡，于是出现了一种补偿性的回归，即回归到集体的人，它的权威就是对群众的重视。怪不得今天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灾难感，就好像一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的雪崩已经开始——集体的人威胁着要扼杀个体的人，而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却最终依赖于个人的责任感。集体大众始终是无名称、无责任感的。所谓领袖，无非是群众运动中必然要出现的症状而已。实际上，人类真正的领袖始终是那些能够反思自己的人，他们总是自觉地远离大众的盲目力量，从而至少从大众为害中扣除了他们自己的为害。

许多哲学家持类似观点。例如，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群的本质是一种“虚假”，它使得个体完全不能自省和不负责任。尼采对“群体”的评价同样苛刻：

群体只在三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作为在破旧的机器上复印出的大写的人褪色的复制品；第二，作为对抗大写的人的力量；第三，作为大写的人的工具。

九、身体化

人由身体和精神/心理共同组成。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特别重视身体而不重视心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把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也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导致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换句话说，“人”在中国是身体化了的。

例如，“民以食为天”、“本身”、“自身”、“安身立命”、“身不由己”等词语以及见面问候时所说的“你吃了吗？”都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己对别人都只有“人身”观念，而没有“人格”概念。

这样，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就将整个生命的意向导向满足“身”之需求，“精神”、“灵性”方面的“存在性”需求要么被“压抑”，要么被异化。例如：

死亡恐惧是人人都会出现的现象，但我们的文化一边提倡“不怕死”，另一边又让“养生”活动大行其道。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担心身体“虚”与“弱”的程度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要严重得多，他们对“进补”/“补身”的重视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对心理卫生/心灵品质的照料。

大部分中国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很少找心理咨询师去解决孤独、无意义等“存在性”问题，而多半去内科看“头痛”、“消化不良”或去中医科进行中药调理。

很明显，他们用“治身”的方法来解决“存在性”痛苦，少部分时候或许有效，但大部分时候不仅无效，反而伤害了身体。正如荣格所说：

今日已普及的科技教育，也同样会引起灵性的退化，并使心灵分裂的情况大为增加。只懂保健知识和成功之道的人，依旧离健康甚远，否则我们之中最有知识且最富裕的人，将会变成最健康的人……理性唯物主义在哪里占统治地位，哪里的状态就更像疯人院，而不是监狱。

同样的，中国文化中的“孝”亦与用“身体化”的方式来否认“死亡”有关。因为中国人普遍比其他民族更热衷于生孩子，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如果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这与害怕“自我”消失有关。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提出：

“有目标”的人一直试图确保的是虚假而不切实际的永生，通过把行动推向未来，而使他的行动不朽。他爱的不是他的猫，而是它生的小猫；其实也不是小猫，而是小猫生的小猫，如此一直穷尽到猫族的终极。

一位研究汉文学的美国人对中国人之“孝”文化进行评论时说道：“中国人设立‘孝’这回事，是用来从根本上否认‘死亡’这回事的！”这代价似乎有些大了，因为，我们在用别人的青春做自己应对年老和死亡的枕垫。正如孙隆基教授所说：“中国人的代价，是将原本可以全面盛开的青春阶段这一个高峰铲低甚至平均，去填补老年时势将面临的深堑；用‘别人’做自己‘枕垫’的结果，亦可能导致对一己生命这个主权的让渡。”

此外，中国特有的“包二奶”、“养小三”现象亦是用“身体化”的方式来逃避“存在性”困境的途径之一。正如罗洛·梅曾提出：“把没有亲密关系的性变成理想去追求，就是自恋的表现，它也是对在人际关系中害怕亲密和封闭的一种合理化，它起源于我们文化中的疏离，而且增加了这种疏离。”电影《唐璜》中的主角即是其例，他需要不断地性交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遇到拒绝就想自杀。但这一“身体化”的解决方式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言自明的。借用施梅尔博士的话说，这些人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所有快乐，只图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男人。施梅尔博士在记录中是如此描写的：

我的一位男病人对其“早泄”深感绝望，尽管射精是发生在插入后的1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他的邻居，一位泌尿科医生向他推荐了一种在性交前使用的麻醉剂。这位病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满意并对这位泌尿科医生充满感激。

十、追求时尚

追求时尚是现代人的消费哲学，也是把人物质化的过程。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说：

任何感觉到存在的东西，任何灵魂到灵魂的代表，就是衣服，就是服装，应时而穿，过时而弃。因此，在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有关服装的话题中，如果理解正确，就包含了人类所思、所梦、所做、所成其为人的一切，整个外部世界和它执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服装，所有科学的本质都处在服装哲学中。

类似现象在我们周围遍地都是，各种“跟风”现象、“攀比”现象都是追求时尚的表现。从存在主义角度看，这是由于害怕孤独、存在虚空和“被遗弃”的原因。正如超个人心理学家罗杰·沃什和法兰西斯·方恩在《超越自我之道》中所提出：“现代人想要借着强迫性消费的替代满足感填补超个人需求未获重视、不得满足所造成的存在虚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人的一种自然倾向是，将自己的行为举止与某个更重要的人物作比较（孩子与大人相比较，较卑微的人与较高贵的人相比较），并且模仿他的行为方式。这种模仿仅仅是为了显得不比别人更卑微，进一步则还要取得别人毫无用处的青睐，这种模仿的法则就叫时尚。所以时尚是归在虚名下的，因为在这种动机里没有内在的价值。同时又归在愚蠢的名下，因为它同时有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奴颜婢膝地一味跟从社会上许多人向我们提供的样板的引导。

可以看出，与使用趋同/从众策略相似，追求时尚者必将因此而失去自我与自由。

另外，追求时尚的潜意识目的之一是克服死亡恐惧，但时尚始终蕴含着自我消亡的因素。因为时尚是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波德莱尔曾把时尚称为“人渴望超越本质所赋予的东西去接近理想的一种病症”：

因此，时尚应该被看作理想趣味的一种征候，这种理想在人的头脑中，漂浮在自然生活所积累的一切粗俗、平庸、邪恶的东西之上，应该被看作自然的一种崇高的歪曲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被看作一种改良自然的持续的尝试。

弗里德里希·席雷格尔更是尖锐地提出：“一个渴望无限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渴望什么。”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在其《时尚与死亡的对话》中提出了追求时尚的代价：

时尚说：甚至，一般说来，我劝告并强迫所有追逐时尚的人，每日每时承受成千的困难和拘束，常常是痛苦和折磨，直到某些人出于对我的执著而光荣地死去。我不想谈及头痛脑热、伤风感冒、各种类型的出血、每天或间歇性的发烧发热，这些都是人们由于服从我而得到的报应。他们要么冷得发抖，要么热得窒息，视我的好恶而定，每到这时，他们只好用厚厚的呢子大衣护住脑袋，用棉布遮住胸部，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尽管他们因此而蒙受种种损害……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对追求时尚的人提出了告诫：

艺术世界在我看来已被一小群舆论操纵和风尚制造者所把持，对于这些人我是有疑虑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但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它似乎是十分公平的，因为他们自以为有资格说：“你们要喜欢我所喜欢的，不然你们就是傻瓜。”而我们却告诉人们要倾听自己的志趣爱好。多数人不会这样做。当站在画廊里看一幅费解的彩画时，你很少会听见有人说：“这幅画很费解。”不久前在布兰迪斯大学举行过一次舞会——一次圣诞舞会，放电子音乐、录音带，人们做一些“超现实的”和“颓废”的事情。灯亮了，人人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在这种场合，大多数人会说几句俏皮话而不会说“我要想想这件事”。说老实话，这意味着敢于与众不同，宁愿不受欢迎，成为不随和的人。假如不能告诉来咨询的人，“不论年长或年轻的，要准备自己不受欢迎”，这样的咨询师最好马上关门。要有勇气而不要怕这怕那，这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

荣格把这种追求时尚者称为“伪现代人”，因为，“我们发现真正的现代人往往反倒以那些称自己为老古董的人自居”；“只有那充分意识到现在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现代人”。荣格进一步论述道：

自觉意识到现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为朝着充分自我意识每前进一步，人也就更远地远离了他原来那种生机和野性的对人类群体的“神秘参与”，远离了那种湮没于普遍而共同的无意识中的命运……只有当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他将一切过时的东西抛在身后，承认自己正站在彻底的虚无面前，而从这彻底的虚无中可以生长出所有的一切。

这些话的调子高得使人怀疑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伪装出一种现代意识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上，一大帮没有价值的人正是这样一下子跳过各种发展阶段，抹去这些阶段的人生任务，并由此赋予自己一副虚假的现代气概。他们猛然出现在真正的现代人身旁，但实际却是一些身如飘蓬、无处生根的吸血鬼和寄生虫；他们的空虚给真正的现代人那不值得羡慕的寂寞投上了一道可疑的色彩。于是，那真正的、为数极少的现代人，便只能被这帮幽灵的阴云遮蔽，而在缺乏辨别力的大众眼中，与这些伪现代派混在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代人”总是遭到诘难，遭到怀疑，这在所有时代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