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2.2.1 城市发展理论
城市化的过程是人口、地域、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从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一个前提是基础，只有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业劳动力剩余才成为可能。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城市化的推进提供了充足、高质量的食物以及工业生产原料。农民收入水平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生产投入品以及生活消费品会产生更多、更高的需求，从而出现“城市工业品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发展动力不断加强”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第二个前提是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并能够转移。综观各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的拉动、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生活质量的差异。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继而对劳动力产生大量需求，促进产业和人口的聚集。而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吸引力，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围绕这两个前提，城市发展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2.1.1 聚集经济理论
聚集经济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韦伯（A．Weber，1909）提出来的，他认为产业的空间聚集可以促进劳动力组织专业化，产业集聚可以规避中间商，节省交易成本，区位因子的合理组合会使企业节省成本，共享部分资源，从而使成本最小化。
1890年，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行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的生产更有效率。区域经济学家沿用马歇尔关于内部和外部经济的概念，把城市聚集经济理解为外部经济充分利用。他们认为城市聚集经济分为三种类型：①企业内部规模经济；②企业外部的，产业内部的经济；③对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的。对于第一种类型，他们认为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如果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的和大于1，则关键设备投入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较大，平均成本曲线呈“U”形分布，当企业产量增加时，关键设备的固定成本会在更大范围进行分摊，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下降，则生产规模收益递增，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这种类型的聚集经济称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对于第二种类型，马歇尔曾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样论述，“当某一产业为自己选择了某一区位时，它将长期位于此地，因为从事同样行业的人可以从邻近的地区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地处同一产业部门集中的区域时，单位成本会降低，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这种状况称为定域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企业而言是外部的规模经济，对产业而言则是内部的。第三种类型是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Goldstein和Gronberg（1984）将城市化经济理解为大城市的一种特殊作用，大城市可以使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很大范围内得到共享，从而有效降低城市内企业的成本，因此小型企业可以而且也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服务。(7)
米尔斯（Mills，1967）对区域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聚集并不一定导致规模经济。他认为，外部经济与城市规模扩张导致的通勤成本等外部不经济密切相关，使得居民净效用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净效用的极大值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
经济学家巴顿（K．J．Button，1976）论述了企业集群和创新的相关关系，他认为：①在地理上的集中必然会给企业带来竞争，而竞争会进一步促进创新；②创新是由客户需要和解决供给问题而产生的结果，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使信息在制造商、供给者和客户之间的传播更为方便；③集中而优越的通信工具使区域内企业创新成果的采纳速度得到很大提升。
由上述理论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当企业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会给产业、企业和居民带来外在的利益，产生聚集经济效益。城市正是人口和产业集中的地区，城市规模的扩大，会使产业向城市聚集，因此城市具有明显的聚集经济效益。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也会促进创新；但过度的资源空间聚集会使社会福利受损，如造成通货膨胀、房租过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聚集不经济。因此，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经济主体通过聚集效应在空间上配置资源以增进自身福利并间接影响社会福利的过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市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考虑人口规模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否则也会导致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2.2.1.2 诺瑟姆曲线理论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M．Northan，1979）在对英、美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率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S”曲线规律，也就是诺瑟姆曲线，如图2-1所示。
图2-1 诺瑟姆曲线
诺瑟姆认为，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有两个拐点。第一个阶段是城镇化率在30%以下，这一阶段是城市化的初期。这一阶段国家尚处于农业社会，城镇化发展缓慢，工业化处于初期，轻纺工业是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城镇化率为30%～70%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主导产业是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工业。这一阶段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聚集，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同时也出现了“城市病”，如劳动力过剩、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率超过70%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开始趋于平缓，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一阶段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上升到40%以后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开始兴起。由于第二阶段出现了“城市病”，随着交通的逐渐便利和通勤范围的逐渐缩小，企业和人口考虑到自身经营和生活成本，开始往郊区迁移，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这一阶段城市化增长速度开始趋缓，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2.2.2 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人口迁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口迁移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2.2.1 “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最早可追溯到拉文斯坦（E．G．Raven Stein，1885，1889）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经济状况。R．Herberle（1938）在发表的《乡村—城市迁移的原因》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二是迁移者对迁出、迁入地的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从而得出人口迁移是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吉佛（G．K．Zipf，1946）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进行了量化处理，并提出了“引力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上式中，Mij为i城市和j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总量，Pi、Pj分别为两城市的人口规模，dij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k为常数，b为距离衰减系数。他认为，两地间人口的迁移总量与两地人口规模的乘积成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成反比。
美国人口学家罗理（I．S．Lowry）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失业率和制造业工资，形成新的模型，表达式为
上式中，Mij表示从i地到j地的迁移人口，Li、Lj表示i、j两地的非农业劳动力人数，Ui、Uj表示i、j两地的失业率，Wi、Wj表示两地每小时制造业工资，Dij表示两地的空间距离。他认为，人口迁移是从农业劳动力较多的地区向较少地区，从收入较低的地区向收入较高的地区流动。
Lee（1966）在《迁移理论》中对“推力—拉力”理论进行了系统性总结，认为人口迁移主要与迁入迁出地、各种中间障碍和个人因素有关。
2.2.2.2 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创新性地将供需理论引入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区域间劳动力的供需差异是引起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互相调整的主要原因，而人口迁移则是这种调整过程的一种体现。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60）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迁移是个人在人力资本上的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通过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提升个人投资者的生活水平。新古典经济学将个人作为迁移的最小单位，但实际上，个人的决策与家庭关系很大，由此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成员共同决定了迁移决策，迁移的原因在于最大化经济利益以及最小化风险，人的迁移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家庭因素更为关键。斯达科将“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延伸到“投资—利润”理论，认为人的迁移是一种投资或者成本，迁移后获得的好处是一种利润，迁移者在迁移前会综合考虑迁移过程中的成本和迁移后获得的利润，如果成本超过了利润，则会推迟迁移，否则会选择迁移。
2.2.2.3 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以刘易斯的“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和托达罗的“托达罗模型”为代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195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并存着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是现代工业部门，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另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代表着落后生产力，从而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刘易斯认为，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0的剩余劳动力，对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来说，工业部门明显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这样工业部门就能够吸引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且支付的劳动报酬较少，从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化进行转移，使二元经济结构减弱。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该理论还认为，城乡收入差异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唯一决定因素，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工资差距达到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求新职位。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且市场可以无限提供劳动力”。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并在该文中提出了“刘易斯拐点”。他将二元经济模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也就是上述介绍的阶段，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第二阶段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解放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现代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当这种发展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时，就会导致工业部门工资上涨，劳动力出现短缺。这一阶段形成了二元经济模式。刘易斯将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的转折点称为“刘易斯第一个拐点”。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会上涨。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成本相等时，即两部门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二元经济开始转向一元经济，此时出现了刘易斯的第二个拐点。(8)
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学Fei John C．H．和Ranis Gustav（1964）通过对刘易斯模型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建立了费—拉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土地面积和农业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的边际产出会随着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不断递减并趋于0。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任何劳动投入也不会使农业总产出增加，此时边际产出为0的这部分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在该模型中，农业工资等于农业人均产出是一种“不变工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出现了多余劳动力，多余的这部分劳动力也应获得这一工资水平，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伪装失业者。伪装失业者指的是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仍低于人均产出的这部分农业劳动者。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该模型对农业人口转移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第一个阶段先转移出来的是那些边际生产率为0的劳动力；第二个阶段转移出来的是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小于平均收入的那部分劳动力；第三个阶段转移出来的是边际生产率大于平均收入的农业劳动力。
20世纪中后期，许多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但仍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情况，刘易斯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1969）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就业概率引入模型，创立了“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人口的迁移过程是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作出的反应，只有在劳动力估计城市预期收益高于农村收入时，才会迁移，否则，劳动力将继续留在农村。城市预期收益水平为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计算所得，它是决定劳动力流动与否的关键。
由上述理论可以看出：城镇化进程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衡量城镇化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人地分离逐渐成为现实，为转移人口提供了“人”的基础；相较于农村，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对农村人口形成了“吸引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的提升为转移人口提供了经济和社会“保障”。这些因素促进了农村人口的转移，外来人口为城镇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因此，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的差异，迁移的目的是提高自身及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第一个拐点是“人口红利”的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生产提供了较低的要素价格，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第二个拐点的出现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市场短缺，迫使工资上涨，企业使用要素的成本随之上涨，从而对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长期存在，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才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2.2.3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新的发展理论，不同学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通常城市的发展会经历启动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会存在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因素。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Haughton G．（1994）从环境角度、Onishi T．（1994）从资源角度、Nijkanp P．（1995）从经济角度分别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Camagni R．（1998）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定义，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对构成城市的一些要素（如经济、社会、环境等）进行协同整合与和谐发展的过程。Josza和Brown（2005）认为，可持续发展从长期来说应涉及环境、社会制度、经济、人民福利及生活质量，短期主要是与人口数量有关。2010年，澳大利亚的Griffith University开始寻找并衡量社会、经济和技术在环境方面造成的压力。N．Munier（2011）采用了R．Camagni的定义，并从多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立了一系列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蒋达强等（2001）从生态角度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一要适度消耗；二要崇尚绿色观念；三要关注循环，对资源及成品要反复使用或循环再生。(9)牛文元（2012）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也就是说，要找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将人的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威迫联系起来；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可通过舆论的引导、法律的约束、道德的感召、文化引导、社会规范等实现。(10)因此，他认为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此后，众多学者开始从“低碳”角度研究人口、经济、城市、社会、环境等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它不仅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也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土地、资源等的承载能力，也要考虑环境的因素，要实现集约、低碳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