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段不能淹没的历史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春月秋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明代杨升庵的这首《临江仙》词，把怀旧者的沧桑感、兴亡感和哀伤感都写尽了。《遥远的乐河》写完了，我也把这首词放在我的自序之首。所有阅读、忆旧、述史的人，内心无不怀有吟诵这首词时的心境，我也不例外，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心头也常常回响着这首千古绝唱。
岁月真的是那么无情吗？乐河一代人的苦难就这么风轻云淡地过去了？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就这么成为笑谈了？我不相信！如果历史总是伴着浊酒成为笑谈，那人类就将永远生活在蒙昧之中。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因为它是一本教科书，前人的失足、莽撞、愚昧、任性，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它提醒后人路该怎么走？桥该怎么过？
1．千里去寻故地
2017年4月，草长莺飞的季节，我从北京出发，再次奔赴乐河，做了一次“不忘初心”的行走。
车过临港，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道路比昔日破旧了很多，一些地段已经被民居挤得很窄。到了夏家村附近，进入乐河的那座门户山已经被采石场削为平地，当年熙熙攘攘的乐河夏家居民小区不见了踪影。
再往前走，汪家岩南坡的乐河厂青年职工集体宿舍还在，不过已经是一栋即将倒塌的危楼。楼梯已经断了，窗栏全被拆走，露出一个个黑黑的大窟窿，远远望过去，像一只只迷茫的大眼睛。
从乐坜公路转到汪家村，那幅巨大的、破旧的、屏风似的水泥宣传墙映入我的眼帘。墙上的图画已经看不清楚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上面留下了或黑或灰的痕迹，看上去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老人脸。
车在当年乐河厂的大食堂前停下。我屏住呼吸、任心脏怦怦直跳，慢慢地向它走近。47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就是在这里下车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栋房子还在，基本样式没有变，这让我有点意外。千里来寻故地，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从大食堂离开，我转到大食堂对面的那片树林子里。这里是乐河五七学校旧址。我曾经在这里上过两个月的课。当时，三个班级、100多学生，上课自带小凳，膝盖当桌子，黑板挂在树干上；鸟儿在头上蹦跳，老牛在身边漫步，那真是一段奇特的学习经历。如今，林中的各种树木都长高了、长粗了，头上的枝叶更加密实，阳光几乎射不进来。我找到自己当年曾经靠过的那棵大树，回忆当时上课时的情景，手抚枝干，欲说无言。
我又来到当年的五七广场。主席台已经千疮百孔，几成废墟；广场上泥泞不堪，人不能步行，车子也很容易陷进去；两侧的家属房都已经不见踪影，一人多高的蒿草十分茂盛，广场的边角处还有几座新坟。此情此景让我很难相信，当年这里曾经是人声鼎沸的欢乐之地，是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的重要历史遗址。
最后，我开始寻找自己家曾经的居所。当年，从下石粮站向馒头山方向走，大约100米，就到了我们家那趟房子的房头。由此再向西数第三个院子，就是我们家。如今，下石粮站还在，但是已经破败不堪，几乎辨认不出来。门前原来是一个小广场，现在下石村东扩，村民的房子已经建到了粮站附近，东一栋，西一栋，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格局。那条我曾经无比熟悉、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家的大道已经没有了。村民的房子后面，是茂盛的蒿草，芦苇一人多高，连一条羊肠小道都没有，我彻底地迷路了。
本来还有一个辨别的方法：我们家西边200米，是临港乡中学，以临港中学的房子为地标，大体上也能找到我们家的位置。可是，临港中学也已经搬离，附近一大片家属区，有的房子被农民拆除了；有的自己倒塌，只剩下残砖断瓦；其余的地方就是野草丛丛，地形地貌全变了。
转了几个圈，我用尽各种方法，还是无法确定自己家究竟在哪个位置。找了几个地方，粗粗看着都很像，细细琢磨又都不是。转了40分钟，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不远处，找到一栋破房子，和我们家当年的房子格局一致。我在门前照了几张照片，自欺欺人地证明自己来过了。这种照片，除了我自己知道是假冒的之外，就是我爸爸妈妈也看不出来。
这就是乐河。47年前，4000名职工、4000名家属，合计是8000名老幼人员，从哈尔滨、南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驱赶走野兽，盖起了竹棚，挑来河水，开始了乐河的建设。从此，馒头山告别了往昔的空寂，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几年以后，汪家岩山洞里，建起了一座四层楼高的厂房，附近山坞里建起了十几个车间，一条大道贯穿乐河东西，整个乐河像一个瓜蔓，一根藤上结出了大大小小很多的瓜。
从1970年到1987年，整整十八年的时间里，乐河人在这里餐风饮露，战天斗地。先后试制、生产出几种型号的飞机发动机，尤其是测绘、试制出的直升机涡轴式发动机，为我们国家直升机动力系统升级换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争的硝烟渐渐远去，中国军事工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三线企业九死一生。幸运活下来的，也是伤痕累累。乐河厂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军品优先的前提下，大力研发民用产品，通过“军转民”获得了重生。1984年第一次扭亏为盈，生产的长江750摩托车发动机等一系列民用产品，获得过很多优质奖章，极大地提升了相关民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走出了困境。
1987年，企业再迁，远赴江苏常州，为自己的蹉跎岁月画上了句号。
馒头山下重新平静下来。除汪家岩山洞被一个单位征用外，洞外的厂房一间一间地倒塌，渐渐成了野兽的栖息之地；家属区像被轰炸过，遍地残砖断瓦。
随着岁月的流逝，乐河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故事，成为一个似真似假的传说。附近农村，乐河走后出生的孩子，只知道乐河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到处有倒伏建筑的垃圾场。在老一辈人的心中，当然忘记不了往昔的乐河，只是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来？后来为什么又要走？
一段历史，像沙滩上的脚印，几阵大风过去，很快由深变浅，由浅变无，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乐河机械厂曾经是江西40多个三线企业中不多的几个央属大型企业，是航空工业部在准备大搞直升机时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中国直升机研制、生产的历史上，曾经书写过闪闪发光的一页。它的诞生与发展，挣扎与离去，印证了中国三线建设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
一位乐河厂的老领导对我说，当年从哈尔滨东安机械厂调来的近1500名老职工，离世的已经大半；从福州军区退伍转来的500名战士，也已经“走了”200多人。剩下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对自己曾经的经历很少谈起，致使他们的晚辈，所知寥寥。
死者默默，生者不言，曾经的牺牲、苦难、煎熬、泪水，渐渐地全被遗忘了。
几十年来，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参观过各种类型的纪念馆：包括青海原子弹基地纪念馆、新疆石河子农垦战士纪念馆、江西共青城创业者纪念馆……以及众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馆……俯瞰展柜，凝视展品，经常心潮起伏，热泪盈盈。
我也瞻仰过很多纪念碑。抗日战争纪念碑、筑路烈士纪念碑、抗洪英雄纪念碑……伫立在碑前，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在乐河，我面对的是残砖断瓦，是茅草萋萋……
因此，我决定要把自己在乐河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主题就是我在书的封皮上写的三句话：向三线人的青春致敬！向三线人的热血致敬！向三线人的牺牲致敬！我要用我的文字，为乐河的建设者建一座纪念馆，筑一座业绩碑……
2．从历史深处走来
三线建设曾经是国家机密。从1965年开始，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东部的主要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几乎都拆分西迁。几百万人由东到西，车轮滚滚，尘土飞扬……人迹罕至的大山里，迎来了身着各种工装的建设者。
但是，这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报纸上没有字，广播中没有声，电视上不见影。迁进深山老林里的企业，厂名都是代号，像一个神秘的天外来客。如，乐河机械厂的厂名叫“国营370厂”。从这个厂名中，你不知道这个厂子坐落在哪里？不知道它的主管单位是谁？不知道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除外，这些工厂大都还有一个掩人耳目的邮箱。比如，乐河厂的邮箱是：“江西省上饶市934信箱”。一般人还以为乐河厂在上饶市，或者在上饶市郊。其实，乐河厂距离上饶市100多公里，中间横跨几个县，选择这个代号作邮箱，为的是声东击西，把人的注意引向他途。
三线工厂的职工家属，经常要接受保密教育。外人如果打听关于厂子里的情况，他们大都选择王顾左右而言他，让听者一头雾水。如果听者再问下去，回答一定是：“保密工厂，不要再问了”。
1978年，我考入江西省政法学校。这所只在省内招生的学校，学生们讲的都是带有江西各地方言味道的普通话，同学们对我这个说东北话的人感到有几分不解。我向同学们解释说，我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是因为三线建设才随父母来到江西的。他们不知道三线建设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需要再解释一番。那个年代，三线建设还没有解密，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因此，经常是越说越乱套，最后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011年，《读库》上发表了一篇“三线人”的文章。这是我见到的、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写三线建设的文字。作者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在三线工厂里生活过几年，熟悉三线企业里的生活。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勇敢地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
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三线风云》，这是一本回忆录、访谈录、研究文章的合集。该书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三线建设，从决策、规划、实施到90年代调整改造的全过程。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三线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风云壮举，同时也披露了部分鲜为人知的奇闻趣事。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三线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
该书分为回忆录、访谈录和学者研究文章两个部分。前者是当事人的回忆，后者是学者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分析和评价。在第一个部分，当事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带着读者走进了三线建设的现场，让读者与当事人一同激动、一同哀伤、一同惋惜、一同惆怅。其中，作家莫言哥哥管谟贤的回忆文章“浦沅之忆”写的最为生动。管谟贤回忆莫言去看他们一家时写道：“莫言出发前，发了一份电报给我，邮局收到电报先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去取。因为那时老母亲常年有病，听到有电报，我就以为老母亲病危，于是浑身冒虚汗，脚下瓣蒜走不动路了。挨到邮局，邮局的黄淑华大概看到我的脸色难看，赶紧说，没别的事情，就是有人来看你。我这才恍然大悟”。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撰的《小三线建设》。该书以访谈的形式，全面追忆了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过程。访谈对象有上海市一级领导、有三线企业负责人和一般干部职工。内容包括：决策、选点、搬迁、建设、后方支援、职工队伍管理等。甚至还包括解决大龄青年婚姻问题、开通每周一班往来上海的班车、企业迁走后财产移交等，全景式地展示了上海三线建设的整个过程，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上海小三线人的辛酸苦辣。
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第二辑。书中除保留前述的《小三线建设》的特点之外，还选编了几个人的日记。日记作者有的是三线企业负责人，有的是三线调整改造办公室负责人，都是工作在三线建设一线上的领导同志。日记真实地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带着读者如目击一般地走进了三线历史。
除外，一些企业还编辑出版了自己工厂的厂史资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厂实录》、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线军工岁月——山东民丰机械厂（9381）实录》，等等。实际上远远不止我列的这几本。
学术界是三线研究宣传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等，长期关注三线建设，踏寻故地，查找档案，发表了若干很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已经成为三线建设研究权威式专家。
3．欲说“得”“失”好困惑
对于三线建设决策是否正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从上到下一致的看法是：在面临强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改变已有的工业布局，让出敌人具有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多山、交通不便的西部建立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是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历史文件的不断公开，对于三线建设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当前，关于三线建设决策正确与否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多数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决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凡事预则立。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希望看到战争，但也绝不因畏惧战争而放弃一寸领土，因此，把战争伤亡和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的预防，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当年制定三线建设和前后方防御方针，不是一时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冲动，将在中国国防战略中起到长久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战略后方是国家战时对前线作战和后勤供应的主要基地，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主要依托，也是和平时期保障经济建设、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那种以为建设三线的决策是过高估计发生战争可能的说法，认为事实上仗并没有打起来，而证明建设三线决策是错误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严肃的。战争爆发和制止战争从来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所准备也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之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做出和开始实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必然结果，取得了伟大成绩，奠定了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三线建设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国防工业，加强了反击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具有预防、遏制战争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段娟：“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三线建设是合理的、应该的。但是，后来由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由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由于林彪集团的破坏和干扰，由于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过度强调隐蔽、分散的原则，因而造成了不顾国力负担和经济的综合平衡，突出战备，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半战争状态，使得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效益差；二是加剧了经济比例失调；三是工业布局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便利为标准，而是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因而布局不可能合理；四是追求自成体系，不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发展，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如三线地区钢铁工业，平均每亿元投资建成的炼钢能力为3.69万吨，比全国平均4.87万吨少24.2%。电力工业每亿元投资建成10.5万千瓦，比全国平均12万千瓦少12.5%。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平均每公里造价三四百万元，比一线、二线高出几倍。由于要求过急，抢速度，许多工程质量差，给正式投产造成困难。据统计，在1966—1978年的12年中，损失、浪费以及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资金高达300多亿元，占国家投资“三线建设”18%以上。由于投资转向三线，一线、二线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影响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由于比例失调，三线地区农轻矛盾突出：1957年，三线的8个省，共调出粮食87亿斤。到了1971年，不仅调不出粮食，反要调入粮食；1957年，三线地区轻工业比重为23%，到了1971年下降到21%，低于全国同期增长水平。从整个宏观经济看，由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大量投资集中于效益低的地区，使沿海地区投资不足，进而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这是除“文革”社会动乱之外，造成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睦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历史启示”，《咸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也有的学者认为，过高的估计战争危险，源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60年代初，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形势大好，但并非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把世界革命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当作现阶段政治行动的指南，必然造成一种紧迫感和急于求成，表现在行动上，一方面，对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道义上、物质上，尽一切可能，给予全面彻底地支援；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则做好了与‘帝修反’大打一仗的备战工作，从而在主观上强化了对战争可能爆发的警惕。”（黄荣华：“试论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河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年5月）
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三线建设，国外的一些研究单位和学者也在关心这一问题。在欧美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学家巴瑞•诺顿被称为欧美研究中国三线建设之父，所有后来的研究者都要引用诺顿的书籍或论文，在诺顿的观点基础上阐述自己的看法。诺顿表示：面临美国、苏联、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威胁，中国当局下决心发动三线建设，这个政治经济选择，在原则上“利”没有大于“弊”。尽管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取得了进步，但是总体上来说，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存有许多弊端。在经济层面上看，主要原因是：工业布局太分散，交通不便，成本太高且经济建设缺乏计划，政府需要几十年、花上大把的银两方可使三线企业由亏转盈。再说，当时的经济政策忽略东北与沿海原有工业基础与交通路线发展，造成两个地理条件相对有利的地区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何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571页）
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三线人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三线厂的原总工程师说，当初自己报名支援三线，毛泽东的一句话起了巨大作用。他回忆，动员文件上有这样一句话：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的他，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忧国之心。他说，领袖如此殚精竭虑，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当然要万难不辞，于是自己报名去了三线。
说完这段话之后，总工程师幽默地说，三线建设搞起来了，毛主席睡没睡好觉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再也睡不好觉了。建厂初期，睡在山洞里，到处流水，浑身起疙瘩，一夜一夜难以入眠。后来，睡觉的条件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工厂长期不能投产，压力之下也睡不好觉。再后来军转民步履艰难，找不到产品，职工发不出工资，不搬迁等待死亡，搬迁又会不会去找死呢？总之，在三线的那些年，他基本上都睡不好。
原国家科委专职委员，曾经担任过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任总工程师的陈祖涛同志说：“当时一切为了战备，一切服从战备，一切让位于战备，再多的钱也花，再难的事也干，再大的苦也吃，但是就是不讲科学……最后企业陷入绝境，不是一两个，而是成百上千。国家投资几千亿元，其结果最终还是国家损失。工人兄弟们苦啊，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窝在山沟里，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所以，我认为，当时提出的‘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上，是错误的，已经成为历史的教训”。（《三线风云》第14页、17页）
4．乐河厂自费搬迁
市场化取向改革开始以后，三线企业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一是军工订货大幅度削减。几乎所有军工厂都面临着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对三线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二是“军转民”无比艰难。三线军工企业就是为了生产军工产品而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机器设备都是以军品生产为中心，企业从来没有关注过市场，让他们弃军转民，犹如把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扔进了大海里，不是能否学会游泳的问题，而是生和死的问题。
乐河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好经历了这个过程。航空部把乐河厂划为“关停并转迁”中“停”的行列里，所有基建停止，一年只给15万元基建维修费。军品生产任务像一块很小的蛋糕，乐河厂只能在远处看一看，连气味都闻不到。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更是与乐河无缘，乐河厂领导到航空部开会，只能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上。
乐河人慢慢明白了，改变困难局面，挽救企业败局，唯有搬迁重建一条路。一次，厂长田泰武到航空部开会，利用难得的机会找部里的领导陈述搬迁理由。领导的办公室门没有关，田厂长一说到动情处时泪流不止，引来了几个在走廊里经过的干部驻足旁听。当说到一个老工人病危，工厂派车到省城取药，司机开出了平时不可想象的速度，但还是没有跑过死神，药还在路上，老工人的心脏就已经停止了跳动。田厂长无奈地搓手摇头，像是自责，又像是无奈。这一幕给旁边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多少年之后，其中一位还记忆得十分清楚。
经过多方的工作，航空部、江苏省、江西省终于为乐河脱险搬迁开启了绿灯。1984年，乐河厂与无锡市直升机动力研究所合并通过了一系列审核，乐河八千父老的梦想实现在即，不曾想，因为国务院下拨给三机部的三线调整改造资金不足，还有更困难的企业排在前面，乐河厂搬迁的计划再次搁浅。
当常州市向乐河厂伸出橄榄枝时，乐河人眼中出现的不是一段含苞待放的花树枝，而是一捆救命的稻草——抓住了就是一线生机，失去了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全厂上下众志成城，“八仙过海，各显神威”。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做通了航空部、江苏省、江西省三个方面的工作。
此前，三线企业搬迁的很多，但是自费搬迁的还未曾有过。把一个几千人的大厂，搬迁到千里之外的常州，厂房需要重建，职工住房也要重建，运输车辆都要数千次地往返，哪一项开支能少呢？钱又从哪里来呢？
此时的乐河，领导的威望和职工的团结都是空前的。他们抓住长江—750摩托车这个产品，加班加点，日夜生产，大战50天，大战100天，扭亏为盈，也从中赚到了“第一桶金”。
厂里把所有能集中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然而还差得很远，再向银行贷款1500万元，还是不够，只好发动全厂职工凑钱。工人们节衣缩食，把家里能拿出来的钱都送到了工厂，一共筹集了200万元。乐河没有富户，很多职工家庭没有一分钱存款，为了筹款，只好向亲戚朋友伸手。听说筹集迁厂的钱，乐河职工的亲戚朋友也都义不容辞，这家借200，那家借500，200万现金的每一张都有着职工的体温。
搬到了常州以后，因为还银行贷款，乐河厂长时间缓不过气来。厂领导以办公室为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抓民品，抓盈利，抓速度，抓还贷，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家属房一时还建不起来，职工只好分散地租住在附近农民的房子里，三代一间，四世同堂。低廉的工资什么也消费不起，当地农民给蓝翔人（此时乐河厂已经更名为蓝翔厂）编了一段顺口溜：“工作服，蓝翔帽，进菜场一块豆腐，进饭店一碗面条。”工作服说的是蓝翔职工的工装，蓝翔帽说的是蓝翔人手织的毛线帽子。“进菜场一块豆腐，进饭店一碗面条”，说的是蓝翔人的贫穷。
5年前，我和一个省级领导交谈此事，他说，该省准备对历史上为国家做出特殊牺牲和贡献的四种人发放补贴。四种人是“老战士，老支边、老军工、老知青”。其中，“老战士”是指抗美援朝老战士；“老支边”是指五六十年代支援边疆建设，老了以后回到老家的同志；“老知青”专指50年代末、60年代初下乡的知识青年；“老军工”指的就是三线人。当时，我紧紧地握住这位领导的手，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国家不应该忘记这些人”。
5．为后人留下一段述说
我算不上真正的三线人。作为三线职工的后代，我在三线厂生活过8年，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最初，我踏上汪家岩那块土地的时候，那一带还是荒山野岭，汪家岩山洞还正在清理，那座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还未见雏形，我和第一批拓荒的乐河人一起餐风饮露。此后，我与乐河一同跋涉，见证了它初建、发展、蹉跎、挣扎的过程。我的一家人，父母姐弟，除我之外，都是这个工厂的职工，通过他们，我始终和这个工厂同呼吸，共心跳。
2011年，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开了博客，主题写乐河往事。写了大半年，一共20多篇，每篇点击量在300到1000左右，有很多留言让我感动。一个吉林通化的读者给我留言：“你写的东西让我这样的三线人流泪。去三线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并不后悔。但是希望我的后代，希望年轻人要记住，他们的父辈是有理想的一代，曾经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巨大的牺牲，你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一个乐河厂的中层干部留言说：“你为乐河厂和乐河人代言，写出了他们的苦难和梦想，不愧是乐河人的后代，我向你表示感谢”。
2017年元旦过后，我开始写作《遥远的乐河》。写好前四章，我发给了几个乐河人征求意见。好朋友宦民把其制作成了配乐微信，发到了常州蓝翔机械厂的公众号上。一周之内疯转起来，点击量过万。微信的特点就是不受空间限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几天以后，乐平、南昌、哈尔滨等地都热转起来。贵州的一个“三线人家”网站，分4次转发，把影响推向了全国。我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的中学老师，在沈阳给我打来电话，多个和我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老乐河人也主动联系我，甚至一个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已经退休多年、90岁高龄的老领导也通过他的孩子向我转达他的致谢和问候。老人说：“1970年去江西的那批人走了以后，我一直心存挂念。一有机会就打听他们的处境，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情况。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只报喜不报忧，说好话的时候多，说不好的时候少。通过你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
这些鼓励化为鞭策，给了我极大的力量。于是我决定，要把乐河的那段历史写出来。要客观地、真实地、多角度地，把乐河厂和乐河人的那段经历再现出来。
清末民初史学大家梁启超说：“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薄，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学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薄及城乡间贫富旧家之账薄数种，用科学的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材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梁氏这番话，对于我们认识平民之史的价值，有极大的启迪。首先，平民的物事绝不可小觑，那里面包含着最切近社会本质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大的历史问题，如时代优劣的判定，威权人物的臧否，都有基础性的认识作用。其次，梁启超提示我们，要用历史家的眼光来考察这些平民物事，才能看出名堂，找出其中的历史意义所在。
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我理解这“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既可指真正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东西，又可指老百姓生活中产生的东西，而后者中，就包含着普通人所写的关于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的文字。对于前者，胡适举出了反映明代商人生活的《金瓶梅》和反映清代男娼风气的《品花宝鉴》；对于后者，我觉得可以举出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账本和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
既然“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账本都是历史，乐河生活的流水账当然也可以添列其中。三线建设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深度，但是宏观叙述的多，微观解剖的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写某一工厂的生活记录。我愿意做这种尝试，哪怕是不成功的尝试。中国有一句俗话：“抛砖引玉”，我希望我的《遥远的乐河》能成为那块引玉的砖块。
我写的这本《遥远的乐河》，不能算是乐河厂史。关于生产方面，我几乎完全忽略。一是涉及保密。乐河厂毕竟是一家军工大厂，其产品、设备、技术，都曾经是高端机密，到现在有的也没有到解密期，如果我冒失地发布出来，可能给国家和企业带来损失。二是我也不懂。一个发动机厂的生产环节很多，涉及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机械加工、材料处理等多个方面，我几乎什么都不懂，即使是照抄文件也会抄错。
《遥远的乐河》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回忆录。我参考了乐河厂建厂时期的一些文件，查找了《中国航空史》《中国航空人物志》《中国航空企业志》《江西省军事工业志》《乐平市志》等一批资料书。写的时候虽然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叙述，但并非是个人生活鸡毛蒜皮的汇总，乐河厂历史重要节点上的重要事件，我都没有遗漏。就文体上而言，它是一本具有文学特点的史学小册子。
我没有办法给出让各个方面的人都满意的历史全貌。我甚至认为，没有人能知道全貌。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事件，那么复杂的过程，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瞬间和永远都无法复原的记忆，全貌究竟有没有？究竟在哪里？
所以，我只能是以偏概全，写出来的只能是我经历的、知道的、记得的、听说的、感受到的东西。
面对大历史，包括乐河的历史和三线建设的历史，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的勇敢之处在于我敢说出来，我敢先说出来，敢不怕出错地说出来……
书名定为《遥远的乐河》。遥远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空间上。如今我居住在北京，距离江西乐平乐河故地2000多公里，乐河对我来讲，已经是很遥远的地方了。二是指时间上。1970年乐河始建，距今已经快半个世纪。当初的束发少年，如今已经白发苍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乐河往事已经相当遥远了。
乐河还有过一个名字：“八面山”，是“文革”中江西省的一把手程世清给命名的。如今还经常有人说起这个厂名。我之所以采用“乐河”而不采用“八面山”，两点理由：第一，八面山的厂名只用了两年多，与十八年的厂史相比，只占了九分之一时间；第二，八面山借用的是井冈山哨口的名字，是极左思想指导下程世清讲政治的表现，有着浓重的那个时代的色彩。因此，我不能采用那个厂名，不能把《遥远的乐河》写成《遥远的八面山》。
前几年，在一次乐河五七学校的同学聚会活动上，我写了一首小词，抄录在这里，作为结尾：
风卷云波，思绪漫漫流向下石河：林中上课，竹编茅舍，山中柴郎吆喝；门前菜园，辣椒番茄，半工半农生活。残阳如血，岁月多蹉跎。
走出弯弯山道，叩开城门，双鬓已落雪。十八春秋，难回首，咬碎牙齿含着。再看乐河，楼宇残破，蒿草把人没，一段人生，只能醉后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