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本，未来的稀土大国

2012年11月13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至2013年下半年，日本对中国稀土的进口依赖程度将降至五成以下，而此前日本所需的稀土八至九成需从中国进口。

事实上，日本政府很早便将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提上日程，日本多家企业也早已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投资稀土资源，同时在国内研发稀土提取技术，一步步“逃离”中国的稀土捆绑。

稀土并不稀少

近年，日本在越南、哈萨克斯坦、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所获得的稀土供应已经超过日本年需求量的一半，一旦日本相继从这些国家获取稀土资源，其对中国的稀土进口依赖将从90%降到40%。

2007年3月，丰田汽车公司（三井财团关系企业）前董事长奥田硕在一个资源与外交的智库论坛上设置了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买下海外的整座稀土矿？”随后，丰田汽车集团旗下综合商社丰田通商公司便派出几支考察队前往澳大利亚、越南等地寻找稀土资源。

次年，丰田通商成立稀土子公司丰通株式会社，并且还特意收购了专门从事稀土贸易的日本和光物产株式会社。这一年，丰田通商还与日本双日株式会社（三和财团的综合商社）的越南煤矿工业集团共同获得了越南莱州省都巴奥（DongPao）稀土矿的开采权，日本两家公司拿下项目49%股份，矿可年产5000吨，相当于日本年需求的1／4。

在越南，日本也在抓紧建造稀土加工工厂。2011年12月25日，日本昭和电工（富士财团）投资3亿日元在越南扩建稀土合金原料工厂，生产电动汽车用镝、钕铁合金原料。次年7月，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又与越南设立一个旨在应对中国稀土“近乎垄断”影响的联合研究中心。

除越南外，印度和哈萨克斯坦的稀土开发也没少了日本。2010年底，丰田通商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建设了一座稀土矿提炼工厂。2012年4月30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出访印度，达成日本丰田通商公司与印度国有稀土有限公司合作稀土开发和进出口事宜，这意味着未来日本14%稀土将可来自印度。

同年5月1日，枝野幸男又出访哈萨克斯坦国，促成了日本住友商事（住友财团综合商社）与哈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从事稀土“镝”的生产和出口，日本信越化学公司提供技术指导，日本JOGMEC提供资金援助。

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稀土资源同样让日本人趋之若鹜。2012年9月28日，日本JOGMEC与日本三德株式会社等共同对马来西亚的磷钇矿展开调查，拟在2013年2月前制订出开采计划，向日国内供应。2010年11月25日，日本双日株式会社（三和财团的综合商社）宣布，将在10年内每年向澳大利亚Lynas公司购买9000吨稀土。2012年7月24日，丰田通商斥资约1600万加元购得加拿大Kipawa重稀土矿49%权益。

储备稀土早有谋划

日本稀土的另一战略——稀土储备是摆脱中国控制的另一途径。

据日本2008年“稀有金属”数据库的统计，日本已成功完成50年稀土储备。《人民日报》在2010年10月18日也撰文称，日本在过去的10多年间低价购买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稀土，并加以储备。日本稀土储备量足够用上几十年。

事实上，日本早已拥有明确的稀土储备战略。1983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并执行至今。2005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能源厅又成立资源战略委员会，规划稀有金属实施行动的中期措施。

2009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确保稀有金属稳定供应战略”，确定由日本JOGMEC和“特殊金属储备协会”在官民两界实施稀土储备相关战略。其中民间“特殊金属储备协会”成员多为新日本制铁、神户制钢所、住友金属、日立金属的财团企业。官方日本JOGMEC则扮演稀土战略先锋角色，在拿到海外合同后转交给日本企业具体负责。

日本保障稀土储备的同时，也大力勘探发掘本国的稀土资源。201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大学宣布，该校地球资源学教授加藤泰浩率领的研究团队，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附近经济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含混在泥沙里的高浓度稀土矿床，从浓度和矿床体积推测，储藏量约为680万吨，可供日本使用277年。这一发现也是首次宣告日本领海内蕴藏大规模稀土矿。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就从近海海底发现了沉积金、铜、锌及稀有金属的“海底热水矿床”。2001年，日本开始实施新的海底资源勘探计划，在伊豆和冲绳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了至少15处矿区，但当时因技术限制尚不能得出具体储存量。

2008年3月18日，日本“海洋基本计划案”开始实施，进行海底热水矿床勘探计划，动员了新日铁集团、住友商事、三菱商事等30余家矿业巨头，共同对海底热水矿床展开调查，同时制订包括所需技术和投资额度的具体开发方案。

到了2011年1月，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JOGMEC）宣布计划投资3.6亿美元，利用机器人对东京以南的伊豆－小笠原岛链和西南的冲绳群岛附近海域水下2000多米的海底进行探测。

磨炼稀土回收技术

2010年9月7日，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此后中国宣布加强稀土出口控制的决定，这令日本企业陷入困境。同年12月，日本三井物产（三井财团）被爆出从中国进口的碎玻璃等“废弃物品”中提取镧、铈等稀土元素的消息。“三井物产利用进口废碎玻璃，可以避开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从中国变相进口稀土的行为。”中国稀土学会的一位专家这样表示。

实际上，日本早已开始研发提取稀土元素的技术。1967年，日本公司研发“溶媒萃取分离法”并将其运用于工业化生产后，实现了将稀土内十几种性质相近元素进行分离的产业化应用。

2007年，日本设立初期投入70亿日元的稀有元素替代品研究计划，2010年9月，日本又开始一项总额为9180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就包括日本帝人株式会（三和财团）社与日本东北大学合作开发用铁和窒素代替稀土制造磁石等项目。

日本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曾指出，在日本，废旧电子产品约含有30万吨稀土物料。这数字虽微不足道，但日本分析家认为，这仍有助减轻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

2010年10月，前国土大臣冬柴铁三（Tetsuzo Fuyushiba）在考察日本小坂（KOSAKA）地区同和环保再生事业有限公司（Dowa）的回收再造工厂时形容；“我们可说是在手机里掘到黄金。”这是他对同和环保再生事业有限公司所属炼制所从LCD显示屏、半导体中提取出铟、锑等稀有元素的技术的感叹。

日本日立制作所也在2010年12月6日宣布，成功研发出从电脑硬盘驱动设备及废旧空调压缩机中迅速分离含稀土磁铁，并从分离出的磁铁中回收利用钕和镝等稀土元素的新技术。研究人员还称，新技术投产后最少可保证日立集团10%的稀土需求。

2011年9月6日，日本《西日本新闻》又报道，日本三井金属与日本九州大学成功研发出可以从日常使用的废旧荧光灯管中回收包括稀土在内的多种稀有金属的技术，并将回收的稀土资源重新用来生产，据估测其价值相当于25亿日元。

日本一些汽车公司也在进行稀土回收技术研究。2012年5月22日，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在全球首次确立了对其公司的报废部件进行回收再利用的量产工序中，研发提取稀土的工艺。同年8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与日本经济产业省联手研发稀土回收及循环再造技术，以减轻对中国的稀土依赖。

搞合资“曲线救国”

“日本企业只要让中国子公司把稀土原料做成合金胚料，再通过永磁合金胚料类出口科目出口，就可避过稀土出口配额制约。再加上大量走私，国内稀土出口调控政策没有造成日本等国家原料上的缺口。”2011年8月《21世纪经济报道》引用一业内专家的阐述时这样说道。

事实上，日本早已经展开“曲线救国”之路，利用稀土合金、合资公司形式躲避贸易限制，获取中国大量稀土资源。

日本三井财团旗下日本东芝公司早在1998年便与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生产用于照明、电气产品等方面的钨钼丝杆以及电子产品部件，产品销往国内外。2006年7月，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又与日本住友商事（住友财团）安泰科技以45%、35%、20%比例合资成立江西鑫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碳化钨粉和合金粉产品，产品同样外销。

1999年12月，日本三菱商事（三菱财团综合商社）与清美ACG化学株式会社也来到中国，与包钢集团共同投资组建了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进行稀土抛光粉的生产，产品出口至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等地。

日本昭和电工株式会社（富士财团）也在2002年9月联合日本东海贸易株式会社、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和包头稀土高科公司合资成立包头昭和稀土高科新材料公司。2007年9月，昭和电工又与日本东海贸易、赣州虔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赣州红金稀土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江西赣州昭日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在包头注册的中日合资企业还有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包钢稀土、日本清美AGC化学、日本三菱商事）、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包钢稀土、日本日产稀元素、日本东海贸易）、包头三德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日本三德、内蒙古高新控股）等，并且科日稀土以外的其余3家合资企业均已获得商务部批准的稀土出口资质。

内蒙古之外，日本也在进行稀土合资。湖南皓志集团前身东莞皓志稀土材料有限公司中便有日本皓志株式会社背景，2003年成立的这家公司从事稀土的分离与提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2006年12月，住友商事与安泰科技、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组建“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钨粉、碳化钨粉等产品。

此外，日本信越化学还计划在中国福建省龙岩市建设年产3000吨生产稀土合金工厂，日本TDK、昭和电工也计划2014年在中国建厂，合资生产电力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所需的稀土合金。

日本如何应对“稀土危机”？

面对强劲的稀土需求，日本一方面向中国施压，希望继续获得廉价的稀土供应，另一方面，暗地里也开始积极拓展新的稀土来源。作为“工业的维生素”，稀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中国以世界1/3的储量供应了目前接近95%的稀土消费，同时也滋养了日本的电子工业。

随着稀土储量的急剧减少与环境污染的日渐加重，中国推出了稀土出口配额制。2011年10月4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关于稀土替代及技术研讨小组会，共计10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日美两国围绕日本企业出资开发美国稀土矿山、共同开发稀土资源的代替材料等问题展开讨论，同时还对风力发电机的发动机、硬盘基板等含有稀土元素的工业产品生产使用量减少方案进行了交流。

事实上，面对“稀土危机”，日本早已开始进行应对并进行全新的布局。

日本在华“产业变局”

随着中国逐步收紧稀土供应，日本一方面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新的稀土来源。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大规模在中国稀土资源区投资设厂，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以此来有效地规避出口配额限制。例如目前仅在内蒙古就有近10家外资初级加工厂。

日本的这一举措，已经让出口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目前，日本早已渗透到中国的稀土行业之中，并通过合资的方式对中下游产业链进行层层掌控。

例如，2002年10月，日本稀土生产企业昭和电工株式会社控股和中方组建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高性能钕铁硼合金、其他稀土应用金属及合金。到了2006年，继在包头建厂后，日本昭和电工又在赣州设厂，南北全面出击重轻稀土。

在中国出台稀土出口配额制后，更多日企以合作之名涉足中国稀土产业。2010年9月16日，日本第一稀元素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日本明和产业株式会社与益阳鸿源稀土有限公司合作稀土新材料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开发锆铈复合物及高纯度氧化钪等产品。

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通过“回收渠道”获得稀土资源。目前，日本三井物产综合商社从中国四川等地进口碎玻璃等“废弃物品”，利用回收技术从中提取获得镧、铈等稀土元素。

从碎玻璃中重新提取稀土元素的成本很低，技术难度也不大，因此，碎玻璃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原材料使用。而钕、镨、铒、铈等稀土元素都是极佳的玻璃着色剂，镧玻璃具有高折射、低色散特性特点，被广泛用于制造各种透镜和高级照相机、摄像机镜头，尤其是高空摄影装置的镜头；铈防辐射玻璃，用于汽车玻璃和电视玻壳；钕玻璃用于激光材料，是巨型激光器最理想的材料，主要用于受控核聚变装置。

这些大规模的碎玻璃进口，引起了中国的警觉，在2010年11月1日，商务部、海关总署禁止出口废碎玻璃。尽管如此，日本方面仍不死心。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三菱财团旗下的三菱材料公司（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展开全力进行技术开发，以从废旧家电的磁铁中回收更多的稀土资源并进行再利用。根据计划，三菱材料公司将以低成本技术为研发重点，同时该公司希望在2014年之前将此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

如果该项技术开发成功，那么三菱材料公司将能够从废旧空调压缩机的磁铁中回收钕和镝等金属。随后，三菱材料公司将对整个回收过程实施机械化处理并且研发其他技术以提高回收效率。

日本六大财团之一的富士财团同样不甘示弱，旗下的综合商社丸红株式会社中，从事铁矿渣业务的子公司丸红铁源公司正在参与稀土初级产品回收的研究活动。

日本进军海外

除了积极在稀土初级加工品上做文章，日本企业在海外也不断拓展稀土来源。2010年12月，日本三和财团的核心企业双日株式会社（Sojitz Corp.）宣布与澳稀土矿业公司莱纳斯公司（Lynas Corp.）就稀土金属的供应和开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莱纳斯公司表示，已与日本就关于快速跟踪稀土项目拓展展开“高级别”会谈，以确保为日本市场提供额外供应。日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份基本协议，日本以约3亿美元购得10年8500吨／年稀土金属的购买权。

对此，澳外长陆克文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于2010年11月23日在堪培拉举行的会议结束后表示；“澳洲已准备好成为日本的长期、安全和可信赖的稀土供应国。”

同样是2010年12月，日本住友商事和日立金属开始与美国最大稀土企业Molycorp洽谈合作，合作主要由日方提供出资、融资和技术输出，在美国合作开发稀土矿，开采的稀土主要提供给日本市场。由于中国2011年度稀土出口配额进一步下调，保障2011年度稀土需求成为日本最迫切的任务，据此协议，住友商事可获得从Molycorp公司所属的矿山调配铈、镧、钕等稀土资源的权益。

除了海外拓展，日本政府也计划大规模开发沉积在日本周边太平洋海底的稀土资源。日本文部省在2012年的预算中，增加了220亿日元的稀土资源开发调查费，这笔费用还包括建造一艘稀土资源调查船。

东京大学的初步调查显示，靠近冲绳的太平洋海底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稀土的储量超过陆地的1000倍以上。

产商融协力破局

事实上，在面对“稀土危机”时，日本的稀土企业并不是孤立的。

在日本独特的产商融结合模式下，它们和日本各大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交叉持股，各大商社之间和商社与制造企业之间都建立了联系，而背后的金融资本的支持，使得各大企业从不为资金的缺乏而发愁。

在这种模式下，日本综合商社所形成的股权结构是一种贸易、实业、银行环形持股的结构，其最大的股东是金融机构。综合商社所发行的股票当中有一半以上为这些金融机构所持有。日本综合商社资产负债率都很高，主要靠借贷资金推动贸易规模的扩展。上述那些商社的股东同时也将大量的资金贷款给综合商社使用。

因此可以说日本各大企业间早已形成了紧密的网状结构，在业务交流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不能简单地从持股关系上判断企业间的从属关系，但这种联系却是实实在在的，同时也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面对稀土危机，日本各大综合商社相互扶持，联袂出击，在国际上划分各自的“攻坚”范围，避免了恶性竞争，同时，如果一处遇到困难，各大企业也可以随时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对比之下，国内某些企业在巴西手足相残式的恶性竞争让人唏嘘不已。

尽管日本遭遇“稀土危机”，但在其举国协力的机制下，中国的稀土出口配额制并不会对日本电子工业造成实质性冲击。

■来源；《财经国家新闻》2012年11月，作者；白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