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

如今，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这一巨著不朽的意义就在于其成书近300年间，不断被人们欣赏、剖析、挖掘和阐释。人们欣赏它，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尚无任何一部著作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堪与之媲美；人们剖析它，是因为其文本中的文化内涵精深而博大，无边又无际。对此，人们阐释不清，又欲罢不能。刚厘清了一桩，又迅即被无数纷繁的头绪而搅乱，真可谓说清了东府又被西府所障眼，顺从了西风而又为东风所折服。

说《红楼梦》是情学，是因为“红楼”里的众儿女一直为情所困、为情所惑，最终更为情而殁。就连著书人曹雪芹也说：大旨谈情。

贾政、贾赦等《红楼梦》中衮衮诸公，情依皇权，情系皇家，其喜怒哀乐无不与朝政、皇族有关，其一举一动便不得不畏首畏尾，左顾右盼，动辄陷入进亦不能退亦不是的境地。这种政治情怀，让人哀怜，也令人感慨。满人入关后建立的大清政权，一直满汉纠缠，时而说“满”，时而道“汉”。朝政风云变幻，在庙堂也在朝野，叫为官又为奴的贾府载沉亦载浮，同时令贾府的主仆们诚惶诚恐，惴惴不安。这种情势和情形，书中随处都有记载，贾府老少爷儿们既卑微又骄狂的家国情怀笼罩不散，沁肌彻骨。

然而，不管朝云暮雨，也无论风摧大树，只要树未倒、卵未覆，贾府红楼都有既定的繁华和热闹，大观园里的儿女们都会按节气时令呈现一番儿女情长，一如四季里的草木，枯荣兼有，长篇大套，美不胜收……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大旨谈情”，讲了许多故事，写了众多人物，其绽放的艺术之花，犹如喷发的岩浆，流金淌银，曾经让斯时斯地的星空都为之格外璀璨，也让后世200余年来的人们置身于红楼遗址，生发无尽的缅怀和遐想。后人（包括诸多红学家）们在“红楼梦”这座火山口里，每每捡拾到一块骆驼金或猫眼玉什么的，便欣喜若狂，他们只端详到花红柳绿，或只闻得笙歌繁弦，再进一步可能看得到如花的丽人、似水的骨肉而每每掉进温柔富贵之乡，还原得偷情和艳遇；或失足于“千红之窟”，体验式地拾得小姐的胭脂和丫头们的香囊；再要么就是拾得黛玉泪珠的琥珀，看得她所葬的花一片片复活，或是更幸运地寻得了宝二爷的通灵宝玉和他一寸寸断了的儿女情长……然而，这些毕竟还是审美的第一个层次，属于审视美物的一个立面。那么，《红楼梦》审美的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它所呈现美的另一个立面又在哪里？这一点却历来为人们所忽视或不屑，包括那些曾经和现在都很“显”的红学家们。而我所认为的这一层正是《红楼梦》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价值，所谓“摭谈经济”是也。

说“摭谈经济”，是因为《红楼梦》一书披露了清代初叶众多经济事件，演绎了当时许多的经济情节，描写了清代初叶国家经济生态和朝廷、府邸、下层平民的生存状态，一幕一幕，堪称清初的一部经济百科全书。细细研读，可窥探清初朝廷的政治演变，贾府及其他三大家族的兴衰轨迹，也可为“红楼”中众多人物的情感档案增加一些经济注脚，看清他们在“爱”的花朵之下的土壤结构变化。他们因虚妄的美丽而绽放，因苦涩的挣扎而无奈。

首先，红楼贾府的兴衰与清朝廷的政治经济嬗变息息相关，贾府被抄家从而一蹶不振就是雍正即位初期追讨国库欠银那一桩桩案例的缩影。

贾府二门的始祖贾演、贾源自大清龙兴即追随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明朝时期的建州满族或称为女真族领袖，在清朝统一中国后，被追封为“清始祖”），是孝庄皇后的包衣奴才。贾演、贾源某一房的妇人甚至还做了顺治爷的奶妈子，康熙皇帝幼小时还喝过她们的奶水。因贾府有战功，又是帝王家的奴仆，故贾演、贾源分别被封为宁国公、荣国公，世袭罔替，到《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辈乃为第四代，至贾兰为第五代。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初的钟鸣鼎食之家，一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百年间就变得家徒四壁，呼啦啦大厦倾塌，真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穷不过三世，富不过五代”的铁律。

《红楼梦》里的故事情节，许多都是康熙、雍正两朝经济事件的原样或翻版，甚至诸如锦衣军抄家、选旗人淑女入宫等一些情节简直就与信史并无二致。

同时，《红楼梦》所演绎的还有与贾府“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史、王、薛家族，他们与贾府一起并称为“四大家族”，其经济的相互依托，相互交融，及至上通天子朝廷，下联庄奴佃户，其一桩桩、一件件经济事件和纠纷，历历在目，催人警觉。

可以这样说，一部红楼梦的情感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清初经济史。贾、史、王、薛王公贵胄的风流账和承欢享乐账，正是清初封建士大夫阶层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红楼梦》中正面描写的贾府，是跻身于清初王公大臣之流的贵族，书中所披露的贾家第一代的生活状况语焉不详，多为后人和家仆们的转述；而且正面描写皇宫和当朝王府相宅生活场面的笔墨也极少。然而，正是贾府这一康熙、雍正两朝时期金粉家族生活的波折，为我们研究清代初期上流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样本，尤为难得。

再者，红楼贾府主仆生活的礼制、家规和日常经济生活中交换、交易、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文化、民俗文化，风尚和潮流，习惯和流弊，都令我们沉湎和陶醉。清初的士大夫们既有忠君爱民的一面，又有欺瞒朝廷、盘剥民众的一面；既怀揣信仰，向往崇高，又极其市侩而贪心，内心充满着纠结和挣扎。这从贾政为官、王仁仕宦、北静王和忠顺亲王等众多人物身上都能找到例证。

贾府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钱财，就如同平民百姓开门总挣不脱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这种凡俗的生活场面，既卑琐又温馨，既辛酸又热辣，它深深植入贾母、熙凤、宝玉和大观园丫头们的情感生活，成为托起主人公情感世界和命运沉浮的底盘。诚如鲁迅先生在《伤逝》中所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姑且不论为元妃造那座省亲别院（后来的大观园），元妃代皇帝给贾母众多人等的赏赐，也不论秦可卿葬礼的排场和贾府元宵节的菜单，单就是一年四时八节贾府的用度，一日三餐姑娘丫鬟们的饮食，再哪怕是主奴间一个小小的交往，小的们之间相互的馈赠，偶尔凑的一个份子钱……哪一样离开了“银子”这两个字？《红楼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热词是“银子”(1)，最不需要费尽心思去考证的是账目，许多好事歹事的根源都在于“钱”和“财”两个字上。

有了钱，爷们儿可以娶小，三妻乃至四妾；

有了钱，主仆可以颠倒，当然那只是一时一事，或限于特定的斯时斯地；

奴仆屈死冤死，或多或少的钱便可打发，打死人不需偿命，掷下钱即可远走高飞；

有了钱，就有官身；有了钱，家奴也可以一朝赎身返梓。

“千里为官只为财”，贾政不通此道，因而留不了下人，容不得同僚，导致自己遭弹劾和申饬，散尽钱财止恸哭。贾母对贾府落败早有防范和谋划，做得从从容容，大雅而且大气……

有了钱银的基础，才能形而上之，才有爱的火焰、情的蒸腾，才有那么多红楼梦中的悲剧和喜剧。

有了钱的佐使，才有雪地煮鹿、四美钓鱼、菊花诗会，才有全府上下除夕祭宗祠的盛况……结社也罢，赏月也罢，生日的聚会，听戏时撒钱，如果少了富足的银子，就没有大观园的大雅，更少了上流社会雍容华丽、奢靡精致的生活！

然而，正是这银子，让王熙凤这位并不缺钱的少奶奶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成为悭吝人，成为泼辣妇，亲手毁了许多人，也毁了她自己。她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牺牲品。

正是这银子，叫宝玉和黛玉两个冰雪心地的金童玉女嫌弃之、不屑之，最终使孕育多年的爱情之花不得绽放。不是吗，他俩都厌恶“禄”“蠹”，宝玉从来不知经济，黛玉因父母双亡而暂栖贾府屋檐，对宝玉哥哥有情有义却无人托话、无人出面，而无人托话、无人出面正是因为没有富足的家世和经济基础。在贾府上上下下都十分看中钱财和家业的“富贵眼”里，“宝黛之情”简直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宝黛之恋”焉能成得了正果？

“宝黛恋”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经济关系的不匹配而以悲剧了结，这正是《红楼梦》经济学研究的价值。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很强的反作用。《红楼梦》是女儿们的颂歌，粉脂队的佳人对经济的理解，对理财和开源亲力亲为的诸多事迹，令府中向来惯于摆谱打哈哈的爷们儿汗颜，也令后世阅读者为之钦佩，为之肃然。

王熙凤就是脂粉队中的一员理财骁将，是擅长进行资本运作的大鳄，她的用人观、理财观、金融观无不贯通经济要旨。其管府治园的手段，融资汇兑的本领，日常用度的统筹调度和安排，让我们大开眼界，自愧不如。

还有秦可卿，虽然她英年早逝，但她对富贵的理解，对大户人家兴衰更替的预见，对财务平衡的强调，对府上经济常态的热望，对家族命运的担忧，即便在当下，也均能对得起“宏观调控”这样的称号。

还有贾母，可谓一位看通钱财，看透经济人生的高人。她悠闲的生活节奏，优雅的生活方式，她对满府的“放任”和“节度”，其实都悄悄地掌控在她如佛祖般法力无边的手心。她是辩证的大家，是集“无为而治”和“有为生活”于一身的老祖母。她是熟稔经济的“祖母绿”！

更有探春，堪称一位经济革新精英。她有经济见地，更有促进经济成长的手段。探春是知行合一的府邸经济改革推动者和躬身实践者。和其祖母史太君、其嫂子链二奶奶、其侄媳可卿夫人一样，她早就对贾府外表轰轰烈烈、内在捉襟见肘的现状有所体察和认识，更对大观园内众兄妹和众奴仆一派乐悠悠的太平景象充满忧虑和担心。但她少说话，不过多议论，而是默然于心，思忖着改良与改革。她深知，既然节流难，那就不妨从开源上多做一些尝试。她抱定“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的信条，将突破点选在把大观园各个园子承包给嬷嬷和下人们去打理的举措上，而且明确宣布承包后所种树木、蔬果和花卉等所得，承包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双方按一个合理的比例进行收益分账。这种把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改革思想，在清代的官宦人家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可惜探春进行园地承包的“新政”由于贾府经济大厦的岌岌可危，府中接二连三的变故，以及她自己不得不远嫁他乡而搁浅。

再次，《红楼梦》曲折地反映了底层穷苦人民的生活疾苦和国家经济基础的薄弱，尤其是土地制度的积弊，具有鲜明的殷鉴意义。尤其是通过一座钟鸣鼎食的贾府去观照社会，通过贾府的人群来对比底层平民，更具有讽喻和批判性。

贾府是一座消费之城，大观园更是一个高消费的会所。宁荣府第里的爷们儿、女眷、丫鬟奴仆，都不从事耕作生产，但每天的用度消耗却极大。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庞大家族的运转？府中千余号人的生计又是依靠什么维持呢？这正是研究清代官僚士绅阶层生活样本的价值所在。

贾府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祖上的余荫。宁国公（贾代化的父亲）、荣国公（贾代善的父亲）这一辈随皇帝征战，建立了开国之功，然后又放到外任为官为宦多年，便有了许多义财和不义之财。这些财产除置办了宁、荣二府的庄园和田亩，自然遗留了不少积蓄传给儿孙。

二是几代皇上和朝廷的赏赐。既然贾府男丁拜侯封爵，女眷无疑也贵为诰命。按清代朝廷礼制，逢年过节，皇上或朝廷少不了封赏，而且根据爵位等级不同，封赏数目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这种封赏并不是个小数目。自贾政上溯两代，贾府所得到的公赏，是“公”字等级的封赏。在清代，世爵即异姓功臣爵位，或称功臣世爵、民世爵，授予汉员和西南民族等满蒙外其他民族人士。清朝的功臣爵位实际分为27个级别，即公爵：一、二、三等公爵；侯爵：一等侯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侯爵；伯爵：一等伯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伯爵；子爵：一等子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子爵；男爵：一等男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男爵；轻车都尉：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云骑尉、云骑尉恩骑尉。恩骑尉是一级特殊的爵位，清朝世爵每承袭一次，即降一级，云骑尉再袭一次，就降为恩骑尉，恩骑尉不再降爵，而是世袭罔替。公、侯、伯、子、男等爵位都有明确的赏赐标准，如“公”一级的，一等公，可岁支俸银700两，二等公685两，三等公660两。

贾政之长女元春被选入宫中，成为贵人（书中演绎为“妃”）之后，朝廷的赏赐不但没有中断，又多了皇帝私人的恩赏。书中关于元妃省亲的诸多情节已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赏银和赏物的数字也令人瞠目！

三是贾府出仕之人的俸银。《红楼梦》中对贾政放任江西粮道的年俸交代得格外分明，即每年百余两，但这在当时是个不值一提的数字。查阅《清史稿》，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月俸只25两纹银，一年下来俸银也不过300两左右，维持自己的衣食用度尚且结结巴巴，贴补家用实在是一件难事。虽然贾敬、贾珍、贾赦几个是世袭功名，贾政、贾琏、贾蓉或被赐了官，或捐了官，都少不了享有俸禄，但其实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而已。

四是来自佃户的收入。这才是贾府万万不能切断的经济渠道，它关乎贾府的经济命脉。满人入关建立大清政权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特别是康熙在位几十年内这种弊端即已凸显，以致到雍正时期，不得不推行“摊丁入亩”新政，取消人头税，将土地作为征税的主要参照系。尽管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结束了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把原来归农民负担的部分税款转摊到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身上，并且这种损富益贫的政策保证了赋税负担的相对合理和平均，但毕竟积重难返，像贾府、史府、王府之类的富户，其日常用度的来源，仍主要是靠佃户的供养。这里且不多叙。

单说贾府，也是满人入关初期土地兼并既得利益者之一，其土地占有量不少，且分布较为广泛。除府邸周围的庄田（是为私田）之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不少庄田（是为外田），这些外田，有的是祖上沿袭，有的是兼并和收购所得。贾府的庄田由庄头承包后统一租给贫困无田的农户耕种，租种庄田的人，其人身依附关系随田地流转，是为庄奴和佃户。《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记述的黑山庄头乌进孝年终来贾府交租进账一节就足以说明问题。

乌进孝的“进账单”从“大鹿三十只”至“西洋鸭两对”，所列动物、植物，菜蔬，山珍海味……总计物品折合白银近3000两。乌进孝所承租的贾府庄田显然在北边，时近年关，下起了鹅毛大雪，乌进孝竟走了一个月零两天才到。书中，贾蓉对乌进孝有这样一句训话：“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哪里知道这道理”，可见贾府的庄田不仅在北面的大山坳里有，海沿子边上也有。说良田、牧场、山屯、海围应有尽有，怕不为过分吧。尽管从书中看，乌进孝一年用以交租进账的财物折合纹银3000两并不算多，但乌进孝只是贾府庄田庄头之一，以此推论，各处庄园向贾府缴纳的田租总进项自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只有这惊人的田租收入才足够应付贾府奢华的日常享用。

当然，贾府府邸四周的田庄多为祖坟墓地和佛道用地，所派驻的看山耕地的家丁、佣奴的劳作收入，能应付得了他们自己的用度就很不错了，贾府上下一时还看不中这些私田上的收益。

《红楼梦》还曲折地反映了民间贫苦平民的生活，对劳苦百姓的生存状况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和同情。贾府的每一个家奴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几两、几十两银子便被买入府中园内为仆为奴，任主子打骂、欺凌甚至遭受侮辱，到最后，是死、是伤，是配人，是遣返，也只几两、几十两银子就打发了去。有的嬷嬷、佣奴，世代依附贾府，即便后来成了奴才之首，佣仆之头，自己做了人之母，再升为爷爷奶奶辈，仍改不了身为奴才的卑下地位，也摆脱不了奴才的窘迫生活和经济困境，他们的社会地位丝毫得不到改变，其人身也永远挣不脱贾府的桎梏。这充分反映出清初户籍关系的实际状况——清军入关之初“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尤其军籍，是与封建政府有着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户籍，不可随意脱户。这也说明后来朝廷废贱民、乐户，允许“赎身为良”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这里，尤其需要对书中刘姥姥三进贾府的情节做几句解读。这个情节除了艺术上的需要和巨大的艺术比对作用外，对认识贾府一门主仆的生活态度、经济开销，以及对我们认识王府贵胄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伦理和经济流变等都具有十分难得的标本价值。正是这些草根庶民和劳苦大众，才托起了“兴”，决定了“亡”。他们托起一切，也击毁了一切，然后大波大澜，大起大合，重新整合着经济，推动着王朝更替，他们才是江山社稷的柱石和根基！

读一部《红楼梦》，不能只看到“情”字，更应该看到具有历史印记的经济，看到一部清初经济账目和一页页改不掉、褪不了色的经济清单。

曹雪芹不厌其烦、详细明了地记载的贾府经济用度流水账，装订成册就是贾府从发家到中兴，由中兴到消亡的家族兴衰史，也就是清代初期社会动荡和经济剧烈变革的发展史。这种有意记载，别具匠心，由于沉淀太深，掩藏很厚，犹如草蛇灰线，柳藏鹦鹉，不轻易为人看清，不为人重视，其实这是有悖于文学大师曹雪芹的本意和初衷的。

那么，为何曹雪芹要将这不凡的寓意深埋于联袂逶迤的字句、段落、章回之间呢？应该是在其穷困潦倒、举家食粥之际，还在批阅、增删手头这部不朽典籍的时候刻意为之的吧！

噫，我们在登临“红楼”的时候，不妨俯身低看一层，看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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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笔者细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卷，一百二十回目里，“银子”（或“两”“钱”“钱财”）这一词条出现972次之多，而由此展开故事情节的文字则占了全书2/3以上的篇幅。比如，第七十二回“银子”一词出现38次，第四十三回“银子”“钱”和“银两”的“两”字则更多更密，竟出现40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