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薛蟠鲜有经济作为

薛蟠的父亲是皇商，即负责宫中的采买，这是薛家成为“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先决条件。但到了薛蟠这一代，财富就大大缩水了，且门风不振，声名狼藉，家道式微。所谓“富不过三代”的铁律又一次在富商薛门得以应验。

按理说，薛蟠的生意条件那么好，应该是能挣钱且挣大钱的，可薛蟠却经常手头拮据。他犯事的风流债、人命官司钱大都是靠贾府的姨妈姨父给出的。和许多富家子弟一样，薛蟠身上的许多恶习是制约他创富和成才的魔咒。这些恶习都是不少富二代们所共有的：好面子、充好汉、花钱无度、胆大妄为；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玩世不恭，骄奢淫逸。

为塑造这位恶少典型，剖析其悲剧原因，曹雪芹下足了功夫。薛蟠为争夺英莲打死了势单力孤的小户人家子弟冯渊，因为有贾雨村徇私枉法判案，才判薛家支付冯渊家人“许多银子”了事。

薛蟠打死冯渊后，随母亲逃到京城住进贾府，没多久又在一次酒后“失手”用酒碗砸了一个叫张三的店伙计的头，致其死亡。为此，薛家及贾府托知县，贿知府，求刀笔吏，拜衙狱，前前后后花了数以万计的银两，薛蟠才被免了死罪。这事儿的确闹大了，也暂时让薛蟠的行为有所收敛。于是，他决意让府上的老伙计张德辉带他出远门做生意。据书中介绍，薛蟠随张德辉出去几个月回到家后，却是两手空空，除了给自家妹妹薛宝钗和贾府的同辈亲友们带些小物件玩意儿外，并没什么斩获。可见，所谓“出远门做生意”只是个幌子。

富二代的典型——薛蟠，在清初社会有相当的典型性。

清初的不良社会环境好比是个大染缸，将薛蟠这样的年轻人引入歧途。清兵入关，统治中国之后，乃有“八旗子弟”。这些人中一部分留在兵营，大部分则流入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在其《明清史事沉思录》一书中清楚地记载了清初八旗士兵腐朽堕落的情况：雍正五年（1727年），当时的抚远大将军、恂勤郡王、辅国公——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胤祯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满族八旗子弟兵酗酒、赌博、“往赴园馆，一次即费数金”、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讹诈、盗窃、雇人当差、转卖口粮、放印子钱、典当钱粮、科敛钱粮等，无所不为。更有甚者，有不少旗兵花天酒地，狂嫖滥赌，银钱花光了，干脆把盔甲器械送进当铺。

走向社会的那批八旗子弟慢慢变成了纸醉金迷的公子哥——持着折扇、提着鸟笼招摇过市，身后簇拥着家丁打手。因为别无所长，他们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只是在社会游荡。

《红楼梦》中的薛蟠，虽然不是正宗的“八旗子弟”，但却是清朝旗人的奴才，自然得益于“八旗子弟”为非作歹的肥沃土壤。薛蟠身上所有的恶习，都有着八旗子弟日渐堕落的影子。

富二代的畸形成长的确是长期存在、尾大不掉的社会问题。正如巴菲特所说：他们出生时含着金汤匙，却变成了背上插着的金匕首。但世间事也绝非一律，同是清朝，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其子侄后人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但绝大多数都有出息。有人曾做过统计：曾氏家族从曾国藩的父亲以下到科举制度废除70余年间，共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20多个。实行新式教育制度之后，其子孙都大学毕业，留学外国。

长期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唐浩明认为，曾氏家族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缘于世世代代尊奉曾氏家风，即曾国藩反复强调子侄们要惜福、简朴、刻苦上进的“寒士家风”。这一点，尤其值得那些富裕家族的人们咀嚼、反思、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