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两部门）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凸显，对收入（社会）公平和持续经济增长构成了严重挑战。进一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两部门工资差距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从时间维度看，2000年以来，国有垄断部门的工资（收入）水平持续增长，远高于非国有部门，而且这种差异还在逐年增大[1-3]。从空间维度看，中国两部门的工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根据徐永巍[4]的计算，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市，两部门工资差距和失业率较低（工资差异系数为0.97，失业率为0.09），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湖北、安徽两部门工资差异较高，工资差异系数分别达到了1.30和1.56，失业率分别为0.14和0.17(1)。根据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分布特征可以进一步推论，越是落后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两部门的工资差距和失业率便越大；越是发达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两部门的工资差距和失业率则越小。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两部门工资差距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呢？
部分研究者[5-8]强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其中，邢春冰[7]发现，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两部门的工资形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非国有部门的工资主要由市场因素所决定。国有部门在“产权模糊”和“所有者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下，其工资水平的确定往往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普遍的所有制分割，两部门劳动力在教育、人力资本和经验等技能的回报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分割），是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5]。劳动力市场分割（教育、人力资本的分割）对两部门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不均匀的(2)[9]。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控制不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特征，两部门的工资差距仍然还有无法解释的部分。因此，中国两部门的工资差距更多的是受体制性因素的影响[10]。
根据这个思路，有研究者[11-14]认为垄断因素是引起行业间、企业间工资差异拉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垄断行业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完成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获得超额利润，并在此基础上将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高工资”“高福利”；另一方面，垄断行业还依靠其垄断力量对市场价格施加影响，将这些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或政府。因此，垄断和所有制因素是影响企业（两部门）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应该说，垄断和所有制与新常态时期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要素价格普遍存在扭曲的制度背景相结合，可以成为理解中国两部门工资差距时空差异的逻辑起点。但正如岳希明等[15]、褚敏和靳涛[16]等所指出的，“与发达国家垄断企业通过制定高价谋求高额利润不同，中国的垄断部门与政府行为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行政垄断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有部门的要素扭曲与整体的要素扭曲存在着差异，国有部门的要素价格扭曲存在着非对称特征：资本价格的向下扭曲（低估）和劳动力价格的向上扭曲（高估）。
沿着这个逻辑，本文主要分析行政垄断、要素非对称扭曲影响两部门工资差距的内生机制。本文发现，国有部门的要素非对称扭曲并不必然导致两部门的工资差距，行政垄断与要素非对称扭曲的结合才会引起两部门的工资差距。行政垄断和要素非对称扭曲一方面确保了国有部门的“虚假利润”和“高工资”，另一方面却“挤出”了本应用于非国有部门的要素投入，进一步导致其利润受到“侵蚀”，工资增长缓慢。因此，行政垄断和要素非对称扭曲的程度越高，两部门的工资差距越大。这个研究视角不仅可以解释两部门工资差距的时序特征，还可以解释两部门工资差距的地区差异，从而为理解新常态时期中国两部门工资差距的时空差异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与以往文献从微观视角关注两部门的工资差距不同，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关注中国两部门工资差距的时空差异；②与以往文献强调定量计算不同，本文主要从行政垄断、要素非对称扭曲两个方面对两部门工资差距的成因进行理论探讨，这个研究视角可以同时解释两部门工资差距的时序和地区特征；③与以往文献单纯从两部门内部探讨工资的形成机制不同，本文还发现国有部门的高工资同样会引起非国有部门的低工资，即两部门的工资是存在着负向关联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