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乡村旅游所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城市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概念”，他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分为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两种类型，其中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最大特点就是剩余劳动力过多，如此一来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将会逐步地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中，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部门为依托的，因此非资本主义部门的首要职责是为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提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从刘易斯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的扩张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是实现二元经济转换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当前许多国外学者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研发作为影响人类21世纪发展两大关键要素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则是乡村城市化的一个催化剂。然而，乡村城市化固然是农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产物，但是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而言，乡村城市化却是有着极大的弊端的。这种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乡村城市化对乡村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有着极大的影响。从理论上说，乡村城市化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转变为城市，而是要不断地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使之向城市居民靠拢。但是国内当前对乡村城市化的认识明显集中在将乡村转变为城市上，而在转变过程中，乡村的居住环境、居住文化、环境文化等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良性的，有利于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但也有可能是劣性的，例如乡村生活的特色正在逐步消失，成为与城市一样的生活方式。总的来说，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正在面临着历史性的变革，部分有特色、有价值的乡村景观随着乡村城市化进程逐步消失，但是一些新型的乡村景观也在逐步地产生。对于乡村旅游的创新发展而言，乡村景观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它可能会造成乡村旅游失去特色，旅游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但也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旅游景点，推动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乡村城市化深刻影响着传统乡村的耕地状况与生态环境。在乡村城市化特别是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的供需及利用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城镇化过程中土地问题的焦点是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吃饭与建设、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而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不可替代的重要资产，它的合理利用和配置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6—2005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逐步快速提高，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264平方千米扩大到3万多平方千米，耕地面积由13003.9万公顷减少到12208.27万公顷，总共减少795.63万公顷，平均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耕地随之减少31.7万公顷。⁽¹⁾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日益下降，农村的环境不断恶化。大量优质耕地被征用开发为工业或建筑用地，人均耕地递减，逼近耕地警戒极限，并危及粮食安全，迫使农民过度开发利用耕地，加大耕地利用强度，扩大开垦劣质耕地；又导致大量林地、水面、绿地等非耕地转为耕地，使林地、草地、水面数量急剧减少，林、草产品数量日益下降。这些问题致使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必然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环境恶化。这必将危及农业生产的土地基础，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的目标和要求的实现。

第三，农村城市化深刻影响着传统农村的农业结构、农民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观念。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这些农民工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低，加上二元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队伍里，在城市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平、子女就学、医疗条件、文化生活都不能和城市居民相比，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社会底层群体“二等公民”，农民难以完全市民化，城市内部出现新二元结构。人口城乡迁移“门槛”和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多数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之本的小块土地的经营权。这就使得农村的“兼业”现象严重，他们守着“进有致富之路，退有善生之本”的重土安乡念头，形成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局面。农民工成为“两栖”劳力，在家只种“应付田”，不肯在土地上下功夫和增加物化劳动投入，造成了农业粗放兼业甚至出现农田抛荒现象，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城市新二元结构与“两栖”劳力的严酷现实，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寄希望于新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家园的真正主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而发展乡村旅游正是新农村建设中优化农业结构、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有效手段，也是乡民构筑乡村田园理想的契机，关键是怎样构建具有传统乡村性特色的现代的自然和人文乡村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