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结论与评论
本文从城乡和总体维度分析了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区际差异，并细分行业部门，分析了不同行业部门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同表现。通过刻画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现状，有助于明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难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并且，通过对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演化的动态分析，有助于识别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精准施策的依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异虽然开始体现出缩减态势，但依然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高，而在于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该事实既反映了城乡生产方式的静态差异，也反映了城乡关联的动态变化。虽然城乡差异无关规范分析框架下的优劣评价，但基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双重任务，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强化城乡关联，并通过农业特色化和规模化发展思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第二，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与古典模型对于传统经济转型的刻画不同，民族地区工业化显著滞后于城市化进程。自然资源禀赋和贸易是民族地区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在开放经济设定下，比较优势和贸易可以改变某一地区的常规发展路径。由于贸易的存在，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要经历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过程。自然资源的贸易会导致本地非贸易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非贸易产品部门的扩展，以及农业生产部门和可贸易工业产品部门的萎缩，如果非贸易部门的扩张超过可贸易生产部门的收缩，那么城市化的扩张将不会伴生工业化的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路径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谨慎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预测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在特定的资源禀赋和开放背景下，民族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有所不同。
第三，1994—2015年民族地区总体人口增长率与区域规模负相关，民族地区区域规模体现出空间收敛的特征。其原因在于1994年以来，随着中国总体市场化进程的开启和加速，民族地区也先后进入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进程中。初始经济密度更小的地区后进入该进程，但该进程一旦开启，这些地区将会获得二元结构转换的最大初始红利，从而体现出更高的增长速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该趋同仅仅是发展的结果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短暂阶段。随着总体经济规模的扩大，民族地区进入中等规模区，该阶段将会体现出更强的集聚动力，民族地区区域差异程度将会进一步扩大。
第四，民族地区收入分布呈现空间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在传统农业经济中，收入的区际差异有限。但在工业化初期，部分地区凭借“第一天性”因素成为工业发展的先行地区，工业活动在这些地区的专业化发展导致了收入的区际差异扩大。但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扩散，民族地区普遍进入工业化转型阶段，各区域农业份额降低，收入差距缩小。但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民族地区又面临着后工业化发展转型的格局，收入区际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如何凭借“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向西向南开放契机，实现民族地区普遍的发展动能切换，是缩小民族地区区际收入差距的关键。
第五，民族地区制造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相对分散。民族地区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初始阶段，随着现有制造业技术的标准化和投资门槛的降低，制造业在民族地区逐渐形成空间分散分布的格局。该种分散格局并非空间协调，而是体现了制造业技术扩散的结果，将会导致传统制造业区际同质化竞争程度的加剧。在经济新常态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下，民族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面临动能切换的压力。
第六，民族地区服务业体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并且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在市辖区层面的测度中更为显著。单位土地的产值密度更大，技术密集型以及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年轻服务业行业部门体现出更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为了理解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仅要细分不同的行业部门，还要分析这些行业部门生命周期演化带来的动态变化。
(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实现2020年减贫目标的距离估算与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批准号：15CMZ029）；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区域经济差异深度、广度与民族地区经济地理重塑”（批准号：CWEER201702）。
作者简介：单德朋（1985—），男，山东济南人，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旅游经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四川成都610041，E-mail:Jnsdp@qq.com.
郑长德（1962—），男，四川省广元市人，经济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区域经济、金融理论。
(2) Henderson J V, Squires T L, Storeygard A, et al. The Glob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Nature, History, and the Role of Trad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1-63.
(3) Boschma R, Frenken K. The Emerging Empiric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11（2）：295-307.
(4) Caselli F，ⅡW J C. The U. 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A Re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3）：584-616.
(5) Henderson J V, Storeygard A, Roberts M. Is Urban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Different?[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1-48.
(6) Michaels, G.，Rauch, F. and Redding, S. Urb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27）：535-586.
(7) 陈建军，陈怀锦．集聚的测度方法评述：基于前沿文献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134-142．
(8) 王晶晶，张昌兵．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11）：109-120．
(9) 罗胤晨，谷人旭．1980—2011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其演变趋势[J]．经济地理，2014，34（7）：82-89．
(10) 孔令池，李致平，徐璇莹．中国服务业空间集聚：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J]．上海经济研究，2016（09）：73-81．
(11) Faber B.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4，81（3）：1046-1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