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政府信任

信任是影响公众对待邻避设施选址的主要因素，对于各方主体的信任可以更好地推进风险沟通，降低风险感知，在协商的基础上解决邻避问题。尼克拉斯·卢曼（2005）指出，信任是降低个体对风险情境中可能的负性结果认识的关键因素。如若公众对专家及政府的有较高的信任，他们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专家观点，主动缩小自身与专家之间的认知差异，降低所感知的主观风险和焦虑，增加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李小敏和胡象明（2015）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包括具体和一般两个层面：具体层面就邻避风险来说，如公众对政府和专家进行的风险评估结论的信任；一般层面则包括公众对政府行政理念和行政行为的信任。就具有邻避风险的项目设施而言，具体层面是最具相关性、最能够影响公众态度的，但是一般层面上的信任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体现，这是更加根本的。

黄汇娟（2012）认为，信任分为对政府的信任、对专家的信任和对企业的信任。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的案例中，政府对于环保是否重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否得当影响着民众对于政府是否信任。正是广州政府过去长期忽视环境工作，加上“李坑”的前车之鉴，使得民众对于政府的公信力表示怀疑。专家信任本应是邻避事件之中较为有力的一点，对于风险评估方面具有专业素养的学者专家向公众传递邻避风险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民众获取风险知识，降低邻避情绪。然而专家的权威度以及专家以往是否与政府或者开发商交往过于密切甚至有无利益相关都是影响专家信任度的重要因素。民众质疑专家角色，认为其是为政府背书的工具，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而对于企业的信任度直接关系到邻避设施是否能够成功设置。暴利产业以及已贴有“污名化”标签的项目常常会受到居民的强烈抵抗，如于PX项目、垃圾焚烧厂、丧葬场所、精神病院等。

韩国学者对韩国庆州氢核电力公司选址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了经济利益、风险感知、信任、竞争等因素对于公众邻避情结的影响（Chung，Kim，2009）。该研究发现紧随着经济利益之后，信任对于公众接受危险设施的影响力也较大。

公众信任度由信息透明度、工程示范性、运营管理水平和监管管理水平组成（黄朝雄，2014）。选址、环评、运营等信息是否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公示；项目工程是否有先进的技术理念做到榜样表率作用；运营商是否具有负责任的管理水平；政府或第三方能否严格监管执法；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影响着公众信任度的重要因素。

在刘冰 (2015)关于公众对邻避设施选址的态度研究中发现，在不涉及具体问题的一般信任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一旦具体到引发冲突的PX项目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而信任进一步细化为对具体决策能力、监管水平、信息发布等问题上，公众表达出的信任程度下降。 另外，在已经发生过邻避冲突的城市之中，信任呈现出“易毁难建”的特征，一个城市一旦发生过激烈的邻避冲突，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或多或少会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