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昨夜江边春水绿，艨艟巨舰一毛轻
一
国共两党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被一些个“偶然”决定了。
庆祝抗战胜利的最后一枚鞭炮的响声刚一消散，国共两党的对峙便水落石出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全国老百姓用无限担忧的目光关注着他们。这样的目光太早地取代了抗战胜利的喜悦。
谁都明白，对峙的尽头不能不是战争。
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对峙？
战争的灾难怎样才能避免？
无数充满忧患的疑问涌上了中国人民的心头。
当时一位中立者的话不无道理：通过和平谈判也就是互相让步达至民主宪政，给予共产党相当的权力与生存空间，则对峙自消，卖刀买牛的局面也许可望形成。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也有，那就是战争；也就是戴传贤这位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说的“长痛莫如短痛”。
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灭对峙的一方，同时耗费掉大量的民族元气。
清末以降，中国战乱不断；八年抗战付出的牺牲尤为惨重。人心思治，厌恶刀兵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情绪。所以，和平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愿望；也是羽毛远未丰满，冀能获得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治疗创伤的中共的诉求；据说蒋介石本人及其部分僚属也觉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堪谓兵连祸接，伤及民族本元太深，主张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来解决“赤祸”问题。即使在日皇裕仁宣布投降那段时间，尽管蒋介石下令迅速抢先接管敌伪占领区，禁止共产党染指受降，以及因此引发了局部冲突，和平在那时的中国依然是主调，全民族合作的曙光似亦未被乌云完全遮挡。
孰料，隐藏在曙光背后的阴影，一些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将局部的乌云扩张成遮天蔽日之势，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命运。
两党的命运，如上所述，抗战胜利后本来有另一条道路可走，从而形成另一种历史格局：比如合作组府。即使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次之，史料显示当时后者也能勉为其难。毛泽东甚至已经在打算派人到距离南京较近的淮阴去设置办公机构，以便去国民政府开会方便一些。一旦合作达成，天长日久，也许历史的发展要平和得多；可惜的是一些“偶然”事件推动了两党迅速决裂，战争顷刻发生，历史被“偶然”这个吊诡的东西推着过早地起程而且飞速发展了。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偶然”呢？
其中有两件与女人有关。
蒋介石的至交与重臣戴传贤是众所周知的风流政客，红颜知己不计其数。我们不必替他盘点，只说一说与所谓“偶然”有瓜葛的一位绝色女子。
另一位与此有关的是戴笠殚精竭虑追求到手的影星胡蝶。
我们的故事就从他们开始吧。
一辆黑壳福特小轿车满载着戴笠的种种愿望，驶出俗称神仙洞的重庆枇杷山正街七十二号戴公馆，向白市驿机场开去。
在那些大部分由抗战胜利催生出来的种种愿望里，戴笠最期待的有两个：
一个是国民政府正紧张筹划中的对日伪政权、军权、财权以及汉奸私产的接收。
他明白必须在政府和军方的大佬们议而未决之际抢占先机，把最有价值的一切尽收囊中。这对于军统以及他戴某人个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年轻人楚乃超就是奉他命令去办此事的。但是军统当时尚未取得蒋介石同意，一切暂时还不得不秘密进行。一边由楚乃超秘赴上海抢先将有价值的房子、汽车、金库、物资库贴上封条，不显山不露水就把所有权先行定格了；同时暗中着手组建庞大的接收队伍，待蒋介石首肯之后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向上海实施接收。这是毛人凤给他出的好主意。一会儿从飞机场返回，他就要去官邸说服蒋介石把这个肥差交由军统去办。
另一个是坐在他身旁的胡蝶的上海之行。
他本来的考虑是让胡蝶缓几天跟他一起去上海。他担心一个女人孤身深入那个目下秩序极为混乱的地方不安全，当然也有不愿与美人别离太久的隐衷。不料胡蝶还没听完他喋喋不休的劝说，登时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发起了脾气，声称若不能马上飞赴上海，那就永远不挪动了，一辈子待在这个倒霉的山城好了。戴笠只好赶紧改口，同意她先走一步；然后又婆婆妈妈地反复叮咛到了上海，先找潘有声把离婚协议签了，过几天他到上海就宣布结婚。自从两年多前追求胡蝶成功，他对胡蝶就一直小心侍候，生怕惹她不高兴，偶有分歧也总是以戴笠的让步刹尾。
谁都知道戴笠可不是尊重妇女的好男人。与胡蝶同居之前，戴笠玩女人而不把女人当人那可是出了名的。为什么一与胡蝶同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个十分驯顺温柔的小男人？甚至把个胡蝶当成了第二个蒋校长供在家里？此中自然有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曲折原委，容待后叙“个中”隐情。
那么胡蝶急于去上海又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急于要去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那只不过是一件顺便的事；她主要是急于去上海组建电影拍摄班子，尽快投拍酝酿了多年的故事大片《儿女风尘记》。这个将由她编导并主演的作品主要是讲一个少女在抗战时期与亲人的离乱遭际。
她多次向戴笠讲过故事梗概，也多次慨叹过拍摄区域将遍及大江南北。让她担忧的是北边很多必须拍摄的外景地是共产党根据地，十分不方便甚至不安全。
戴笠教她莫愁，为了她的这个计划，他一定力劝委员长早日重启戡乱，荡平共区。可以预言不久以后她就能充分自由地在大江南北拍片了。
她当时严肃地指着他的鼻尖告诫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别不是吹牛吧？
他也严肃起来，拍拍自己的胸口要她但放宽心，戴某人既然做了承诺，那就一定会有办法说服蒋委员长的。
戴笠虽然这样夸下了海口，可也知道那位被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闹得心力交瘁的蒋委员长近来总是感叹再也不想打仗了，谁知道会不会同意马上就再次大规模兴兵呢？这件事成了戴笠的一个心结。
汽车开到白市驿机场。
哨卡上前查问。
司机证件也没出示，只懒懒说了一声军统的，对方就骇然而退道歉不迭。
汽车一路开进大门，绕过候车厅，驶入停机坪。又在机场人员指引下抵达准备起飞的飞机下面。
大家陆续下车。
司机协助机场人员将胡蝶的大箱小包行李从汽车上取出，送上飞机。
戴笠叮咛楚乃超，一路好好伺候胡蝶小姐；又小声吩咐，浙江淳安那边忠义救国军昨天挑选了十多名武装同志去上海，归他调遣，名义可以叫作军委会接收先遣组。今天他们会在上海机场迎候。明天就须开展工作，已电令周佛海全力协助。
大汉奸周佛海在半年前日本败象已彰时秘密“回归”国府，系由军统牵线搭桥，戴笠对之有再造之恩，所以戴笠的任何指示对他不啻为圣旨。
直到飞机滑离跑道升上天空，戴笠才钻进汽车。他眉宇间有一缕怅然若失。对司机咕噜了一句回城里去吧，旋又补了一句直接去委员长官邸。
车子当然并不能直接开抵林园[2]大门，而是在二十多公尺外的雀园停下了。
这座名叫雀园的花园别墅规模比林园小得多也陈旧得多，过去是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产业，现在是侍卫长俞济时的办公处；而林园则是国府西迁重庆时蒋介石下令为国府主席林森建立的主席府，林森仙去后就成了蒋介石的官邸。
闻声出来的副官把戴笠领到俞济时办公室。
俞济时满脸堆着抱歉的笑，不断说对不起得很，恐怕要劳雨农兄稍候一会儿了。
戴笠愕然，意识到一定是俞济时卖私情安排另外的什么人僭了先。便苦笑了一下，抱怨地说，你老兄今天早上在电话里不是告诉我已经安排好了校长上午十点钟接见我吗？我按时来了，老兄请看墙上的钟：九点五十分。
俞济时一边伸出两手把他虚扶到沙发旁落座，一边大声吩咐给戴局长上茶。然后故意压低声音解释，半个小时前戴传贤来了。雨农兄知道，这些大佬是不用预约也不用通报的，兄弟岂敢挡驾呀。
这个当然是不以俞济时意志为转移的。
戴笠点了点头，赔笑说错怪培良[3]兄了。心里颇为刚才的态度后悔。因为确实怪不着俞济时；再者俞某人不仅不能得罪，还必须邀好才是。以前在王世和、宣铁吾担任侍卫长时，这个职务是隶属于侍从室第一处的，军衔也只是上校。抗战后期，侍从室由原先的两个处扩为三个处；侍卫室也从第一处独立出来，侍卫长的地位无形间提高了，俞济时以中将衔出任侍卫长从而成为实际上的天子近臣。
戴笠在不能得罪的人面前总是很讲究细节的。他明白等候蒋介石传见或许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在这里打搅俞济时，推说昨夜没睡好，希望有个地方打个盹儿。
俞济时微微一笑，大声吩咐副官把戴局长请到客房休息，好好伺候；旋又轻拍了一下戴笠的肩，教他放心睡，一会儿戴传贤出来一定及时来请他。
戴传贤在蒋介石办公室刚刚落座，正欲开口说事，却被蒋介石占了先。
“季陶[4]，你来了，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呢！”
戴传贤有不少政论专著行世；著名的言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就是他的理论基础。坊间称其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教父实不为过，由他担任选拔干部的考试院院长也算是名实相归。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是蒋介石的主要智囊了，每一个历史阶段蒋介石的重要政治举措背后几乎都晃动着戴传贤的影子；尽管蒋介石喜欢乾纲独断，但在拿定主意之前总喜欢听听戴传贤的意见，愿意与之进行深入探讨。戴传贤是元老重臣中唯一敢与对蒋介石面折廷争的人。这除了耿耿忠心之外，也有赖于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两人的私谊，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时期。蒋介石次子纬国的出生之秘也使他们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甚至可以说深不可测。戴传贤小蒋介石三岁，这年（1945年）五十六岁了。年轻时美丰仪、儒雅倜傥；而今虽然年近垂暮，头发花白稀薄，疾病丛生，已不容再近风月了，但举手投足依然可以让人遥忆当年的风光。
蒋介石边说话边离开办公桌，移步到戴传贤落座的长沙发那里，坐到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秘书进来给戴传贤上茶，赶快又将办公桌上蒋介石的白开水端过来，这才悄然退出并掩上门。
蒋介石告诉戴传贤，孔祥熙和宋子文分别向他报告，接收沦陷区的同时，法币与伪币的兑换必须尽快进行。抗战期间国府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受市场机制约束仅为一比一；现在为了彰显胜利，也是为了打击那些八年来在沦陷区支持敌伪经济的无良工商业主，以及奖励随国府迁到大后方的爱国企业家，政府应该给出体现爱国主义的兑换标准，加大兑换率。孔祥熙主张一元法币兑换二百元伪币；宋子文颇有异议，他认为伪币的持有者也包含沦陷区普通老百姓，不可殃及池鱼太甚，还是温和一点，一比五十似乎妥当一些。
“季陶，你以为如何？”蒋介石说罢喝了一口白开水，瞅着戴传贤。
戴传贤一时给懵住了。他是个自诩清高的学者型政治家，又是个自以为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居士，不大关心他认为不过是柴米油盐这种俗不可耐的区区小事，所以从来就思不及斯，更不会料及竟会有人拿这样的“尘秽”来“问道”于他。如若是别的人，他定会闭目不睬；但垂询者乃蒋介石，他就不能不有所思索了。只是思而索之良久，自度实在不懂金融，怎么作答呢？只在倏忽间不自觉地游离了佛性与清雅的禀赋而下意识地联想到自己的薪俸与存款，若照孔、宋的意见实施，岂不一下子涨了两百倍，最不济也涨五十倍了么？如此岂不快哉！至于遭受池鱼之殃的沦陷区小老百姓那就完全不是他思索的范围了。于是将眉头作深锁状，然后做出谋而后定的样子肃然道：
“宋院长的意见是不是……太温和了？”宋子文刚刚取代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者则改任财政部长了。“我看孔部长的高见可取，这个是……二百比一，甚好嘛！要让老百姓明白，追随国府与不追随国府是大有区别的！”
蒋介石想了想，轻轻点了一下头。把金融问题一下子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而且不无儆诫意味，他觉得这就是戴传贤高人一筹之处。
戴传贤却怕他会沿着这个话题往深里谈或者又扯出另外一个什么话题来，干扰了自己今天要谈的事，赶紧说：
“我有一件比币值比率更重要的事要向您禀报！”
“啊？”对他忽然改换话题，蒋介石略感意外，皱眉瞅着他，“什么事这么着急呀？说吧。”
戴传贤要说的事，与一个俏丽的女人有关。
这个女人与他的相识以及后来的相交，都不能摆脱一个词——犯险。这里所说的犯险，不仅是戴传贤一己之身，也指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国民党政权。“个中”因由一时难以尽述，现在且说一说他们那不无兆示意味的相识吧。
一年前的一天下午，戴传贤在国府开完会，拖着疲惫的腿脚在副官伺候下钻进座车。对司机只咕噜了两个字：回家。便闭上双目，数起了手里的佛珠来。
重庆是山城，有一些段落的街道免不了上坡下坎。他的公馆在城外，不仅全是坡坡坎坎，急转弯的险道也不在少数。汽车经过一个叫黄桷垭的路段时，司机猛然刹住了车，惊得他两眼一睁，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车头与迎面急转弯而来的一辆军用吉普撞上了，车头左端凹下去一大片，所幸无人受伤。
副官见戴传贤无恙，放了大半的心。怒冲冲跳下车，边呵斥边诘问是哪个单位的车。
几乎与副官的动作同时，吉普司机也跳下车来——是个军服笔挺的女人，从领章上看是中尉军衔。那女军官看来是个不肯逊让的主，也指着副官大声呵斥，反诘副官是哪个单位的。
副官从未见过这样不晓事的家伙，禁不住冷笑了一下，威胁地用大拇指向自己脑后晃动两下，问她知道是谁的车吗？告诉你吧，考试院戴院长的车！我看你不是吃了豹子胆而是吃了天雷胆吧。
车内的戴院长听不清争吵的内容，摇下玻璃窗，探头向外打量。见那女人不过二十出头年纪，军帽下压着齐耳的短发，脸蛋十分俏丽；身材中等，不算丰盈，却也起伏有致。戴院长略一踌躇，推门下车去。
那女孩已被副官给吓懵了，一张小脸由红转青，哑然无语。戴传贤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张鹅蛋形脸蛋，算不得白，其上薄雾般若有若无地漂浮着一抹少女茸毛；脸上的小鼻子小嘴巴煞是精致，它们相互之间的比例以及在脸上所处的位置都恰到好处；最吸引他的是匀匀淡淡的双眉下那一对毛嘟嘟的大眼睛，顾盼之间很像他当年那位日本情人美智子的眼风；更奇巧的是左眼角边有一粒红痣，其位置、其大小、其色度都与美智子一般无二。这就注定了这位曾决心收束猿马之心的风流大员心里不可能不重起波澜了。
他挥退了副官，和颜悦色地问女军官伤着哪里没有？边问边关切地上下打量。
女军官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立正敬礼，报告长官，部下没伤着；长官伤着哪里了吗？部下闯大祸了，部下真该死。
戴传贤呵呵大笑，言重了言重了，大家都没伤着嘛，何祸之有？
女军官绷得快断了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暗暗吁了一口长气。羞怯地微笑着回答，毕竟惊着了长官嘛。
女军官这一笑，让戴传贤窥见一排整齐洁白的米牙。不由得心里又是一颤，暗暗惊叹，简直就是美智子的翻版啊！
吉普的车头损坏较微，戴传贤问女军官可不可以劳烦她送他回家；让司机设法将他的座车弄回城里修理去。女军官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立刻高兴地表示愿为长官效劳。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女军官名叫孟淑贤，参谋总部的文员，山东人，鲁南一个名叫孟庄的乡下女子。其父孟国栋是地方上的名绅，家有良田千亩，城里还开着几家商铺。不久这位孟国栋老先生将离开故土亡命重庆，向朝野号呼泣血控诉共产党滔天大罪，要求政府申罪致讨。正在哀告无门时，察觉女儿与戴传贤的关系，喜出望外，不顾一向视为身家性命的礼义廉耻之碍，企图通过女儿去影响中央大员从而影响政府。这看似虚妄之念，后来的事实说明的确有所收获，至少对戴传贤的影响获得了成功。
二
“委员长千万不要以为传贤是在危言耸听！眼下尽管举国欢呼抗战胜利，实际上当前的政局并不乐观，比诸当年日寇入侵险恶百倍！”
戴传贤，长方脸，头发虽因年龄关系越来越稀疏灰白，而面庞依然可窥年轻时候的英俊风采：一双剑眉下是仿佛常含笑意的丹凤眼；挺直的鼻梁下那厚实的嘴唇一旦紧闭，则在鼻翼两端与嘴角相连的两道鼻沟的映衬下显得笑意常驻。就是这么一张自然生就的笑脸，此刻却如煤炭般生硬，关公式的丹凤眼变成了张飞的环眼，熠熠闪射严峻的光芒。多年都十分信赖他的蒋介石见状也不由得正襟动容，注意听他的下文。然而戴传贤并没有马上袒示他所谓“险恶政局”，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刚才还瞪得溜圆的环眼恢复成平常的丹凤眼，而且还刻意微微眯着，其间透出似笑非笑的神情，轻言细语地诘问起蒋介石来。
“我听说委员长要与共产党商谈联合组府？”
蒋介石何等聪明的人，愣了一下，旋即省悟地哦了一声，神经顿时松弛下来。明白了所谓“险恶政局”是什么意思了，也明白了戴传贤想要表达什么了。俯身徐徐端起面前矮足长几上的白开水，呷了一口，这才说：
“剿共十年，抗战八年，连续打了十八年的仗，这个是……朝野对和平建国呼声很高呀！我想是不是休养生息几年再说？过个五年六年，经济有所恢复，完成了增练两百个美械师的计划，加上现有的两百多个陆军师，要做什么还不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容易吗？！前几天子文和哲生[5]和我谈，也是这个意见。”
蒋介石心中的这个算盘，戴传贤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不禁微微冷笑，也不马上说话，端起面前的茶杯，以惯常的优雅姿态略品了一下。蒋介石乜视着他，皱了皱眉头。
“季陶兄另有什么高见吗？”
“委员长，你知道，这并非龟兔赛跑，我们固然会有所发展，共产党的发展更不容小觑！抗战前夕我们把他们的一万多残兵败将追到了陕北，抗战八年他们发展成了什么样？苏北大部、皖北一部、山东大部、华北将近一半以及陕北，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些区域的总人口接近一个亿！可以说共产党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发展基地，假以时日，他们现有的九十多万正规军就会发展成两百万、三百万；装备也会在苏俄暗中支持下大大改善。那个时候再要去谈论剿共，恐怕就艰难了！”
蒋介石默然，眉宇间浮起一抹淡淡的忧郁。戴传贤道破的这个事实，也是他的隐忧。他也曾想过马上用兵。一则抗战以来国军大部分退守西南一隅，投送少量兵力抢先接收日伪占领区尚能应付，要将大军输送到那里与共军开战，那是需要大量金钱和时间的；而且纵有足够资金，没有美国提供大批飞机、汽车、轮船也是办不到的。这是他的纠结所在，也是他考虑对共产党缓图的主要原因。
见蒋介石不开腔，戴传贤看出已然击中了心病。于是趁热打铁，道出了蒋介石更害怕的一些情况来。
“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是一纸空文，万万信不得！不是吗，墨迹未干，共产党已经开始往东北派遣武装人员了，苏军暗中接应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还把缴获的日械、从沈阳长春拆卸的重工业设备全部运到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屯放在那里干什么？是不是为共军准备的？其实不用等待以后的事实作答，现在就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长期躲在苏俄境内的共匪抗联高官周保中、李兆麟，还有在苏联上学的刘亚楼，已经裹胁数千穿着苏军制服的赤色抗联部队越过中苏边界随苏军进入满洲，分别到了哈尔滨、大连，被苏军委为各地的市长或警备司令；盘踞热辽边境的共匪李运昌部最近也大摇大摆出了山海关。会不会有更多的共军进入东北？这个就不必怀疑了！”
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了解，而是一旦正视就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所以平时就下意识地不去碰触它，这样才勉强可以睡个安稳觉。
戴传贤见他双眉深锁，苦思不语，明白说辞的效力正在发酵，便继续说：
“短短的一两个月间，苏皖、山东盘踞的华东共军抢占日伪地盘，杜绝国军接收，实力迅速坐大，地盘成倍拓展；还有聂荣臻的晋察冀，加上刘伯承的晋冀鲁豫赤区，地盘既大，两部总兵力也近三十万；更危险的是大别山内外的郑位三、李先念部，原本实力很小，去年毛泽东从南边调去王震部队，从北边也调去近万人之后，而今正规军已超过五万。这显而易见是毛泽东的狡诈布局！他图谋何在？哼，其志不小啊！郑位三、李先念背靠大别山，进可以威胁宁沪以及我江浙财赋所出之地，退则可以绾毂中原，岂只芒刺在背，实乃心腹大患啊！可以断言，如果再纵容共产党三五年，必会像瘟疫般传染全国，那时候就不是我们剿办他们，而是他们‘问鼎之大小轻重焉’了！”
戴传贤说罢，乜视了蒋介石一眼，觉得应该让他消化一下，便暂时住了口。款款端起茶杯，认真品了一口，咂巴两下嘴巴，感到那绿里微黄的茶汤略涩而甘，这么好的口感一定是上等的碧螺春。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掠了一眼对方，说：“我何尝没有这种担忧！只是我们的军队大部分在西南，需要时间呀；而且老百姓呼吁和平之声很高，如果轻启衅端，恐怕会尽失民心的！”
戴传贤略一思索，说：“委员长不是已经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了吗？不妨将计就计，借商谈来掩藏锋镝；一方面加紧催促美国人协助我们运送兵力。以他们的投送能力，三五个月之间完成不是问题。另外，民心向背更不足虑！”
蒋介石稍有些惊讶，狐疑地睁大眼睛瞧着他。“不对吧？你看各地舆论都在高谈和平建国的调子；陪都以民盟为首的几个小党派鼓噪更厉害，似乎谁要商谈一下戡乱整肃，谁就是乱臣贼子一样！娘希……”他把最后一个“匹”字忍下了。
戴传贤打了几个哈哈，又摇了摇头。“那不过是少数‘左倾’分子、文化人而已。他们手里有报纸有笔杆子，掌控了部分舆论，奢谈民意，其所表达的不过是他们一小撮人一己之私而已，哪里代表得了全国老百姓呢？”
蒋介石觉得此话有些道理，轻轻点了一下头；转念又觉得似乎不无偏颇，又轻轻摇了一下头，颤动了一下嘴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戴传贤一副理足词雄的神情，大策士般伸出一只食指虚指了指，说：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赤区老百姓苦赤祸久矣[6]，盼望政府之切丝毫不亚于沦陷区百姓之盼望中央！”
这话尽管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却也极大地满足了自尊心，露出了既高兴又含着疑问的一种复合型笑容。旋又想要追问个究竟，却又不知从何问起，出口后变成了他惯常当助词用的半个短语“这个是，这个是……”
戴传贤比任何人都读得懂他这位仁兄的表情。马上说：
“我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
所谓“充分根据”，就是孟淑贤父亲孟国栋提供的。
孟淑贤是个运气又好又不好的女孩子。说她运气不好，是她在上济南女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解根柱的省立三中的男孩子，一见钟情，爱上了他。正当她爱得死去活来之际，这男孩子有一天突然出走，不知是什么原因。临行也没向她道过别。她仿佛天塌了一样，哭得死去活来。女中毕业后，不愿在家做富家小姐，瞒着父母潜到大后方。行前扔下一纸短柬，声称要去为抗战尽绵薄之力；真实的目的是漫天下寻找解根柱去。
到了昆明，就像数十万逃到大后方的青年一样，除了从军，别无生路；什么找个小职业，简直就是奢谈。
她正惶惶不可终日之际，适逢军委会无线电学校招生，赶紧跑去报考。居然考中了，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年后毕业，分配到重庆的参谋总部机电处充当一名见习报务员。后来又几次调换职务。
在大后方普遍生存艰难，职业异常难找的情况下，她算是步步登天了。照此看来，运气对她堪谓特别垂顾；而从另一方面说，运气对她似乎又特别不屑一投青眼，苦苦寻找的解根柱没有半点踪迹。中国太大了，要找到一个人真是比在大后方找个职业还要难上百倍千倍。她嘲笑自己太傻了，那个薄情郎早就把自己忘了。渐渐地她也就绝望了。此后不可避免地自暴自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吉普车与戴传贤座车相撞事件。陪都社会的熏染，加上情场悲剧，也许她已经由一个纯洁的中学生变得世俗化了，懂得了靠自己的美色可以攀附权贵。她当然不会爱上早就迈入暮年的戴传贤，却明白有这位党国大佬作后台，在大后方险恶的社会条件下自己再不会有形单影只之怯，而且说不定会有个令人羡慕的后半生——比如鸠占鹊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她知道现任戴夫人就是前任戴夫人的亲侄女儿，在前任戴夫人尚健在的时候就已经由暗到明地占领了主巢；自己的条件比现任戴夫人岂止高出一筹，为什么不可以扮演黄雀呢？
她与家里早就恢复了书信往来。抗战胜利，通向大后方的道路不再弥漫战火，她父亲孟国栋就异想天开，不远千里跑到重庆告御状。要告的居然是共产党抗战期间在山东如何挤占党国地盘；抗战胜利后如何私自逼降日伪，收缴其装备，壮大其武装力量，以致全省赤化将只在指顾之间；此外还有减租减息，闹得地主和佃客双方都大吃其亏，中饱者唯共军而已。最近盛传不久将大兴土地改革，把十年前江西赤区那一套强盗政策搬到山东来。一时地方大小士绅惶惶不可终日。如此倒行逆施，国将不国，奈苍生何。
知道了戴传贤与女儿有私情，又不可能奢望戴某人明媒正娶，最初孟国栋的情感与自尊心大受冲击，痛苦了几天——自己的女儿乃大家闺秀，做梦也想不到会堕落为别人外室，实乃孟家的千古不幸与耻辱；痛定思痛，转念一想，这岂不是天赐良机吗，投送无门的诉状正好可以借此捷径直达天听了。
于是通过女儿见到了戴传贤。
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个土财主。他除了精于运用“大斗进小斗出”之外，还略识“之乎”，粗通“韬略”，明白怎么样向戴传贤这样的政治大佬进说辞——须将党国之危放在首要位置，将必遭野蛮变革的土地所有制以及抗战以来地租标准屡受大幅削减这种问题放到“次之”位置，方可免被疑为“以售其私”，方可打动对方。
他当然不了解，其实后者对戴传贤同样具有煽惑力。戴传贤原配钮有恒当年在湖州娘家接受的嫁妆六百八十亩水田，在这位钮夫人精明经营下，抗战后期发展到了两千多亩。若任由赤焰乖张，蔓延开来，必祸及江南，湖州焉能幸免！
孟国栋首先以民间人士身份将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抗战期间不断向共产党寻衅，挑起摩擦“证实”成了共产党挤占国家地盘；尔后才以“顺带”口吻提及减租减息与“即将实施”的土改，将财主们的抱怨与忧患扩大成不分贫富俱在赤焰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戴传贤对这位年龄与自己相仿的“野岳丈”关于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叙述、关于山东老百姓不分贫富一律反共的言辞并不敢完全相信，不过听来却十分惬意，原因在于客观上迎合了他的情感与政治意识；至于对共产党不断鲸吞蚕食党国地盘那就深信不疑了。这便导致了其下意识地懒得去分辨什么真伪而全部接受下来了；不仅如此，还凭自己的好恶进一步做了渲染夸大，把山东老百姓对“中央”的盼望描绘成了久旱望雨之忱。
他用这个去对蒋介石进行说项，迎合了蒋介石的两大基本心理：其一，以为自己是民族领袖，全民爱戴的救国英雄；其二，深深厌恶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乃政治强盗行为。如果说他戴某人倾听了野岳丈所述还不敢全部相信的话，那么经他过滤与改写的山东民心，其雄辩性以及真实感就不容蒋介石不深信不疑了。
林园官邸内有侍卫长办公室。安顿好戴笠，俞济时就到这里坐班来了。
约莫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摁铃召他：是戴传贤告辞了。
俞济时须遵照常规代送客人出大院。
送走戴传贤，他疾步回到办公室。打电话到雀园，命副官赶快去请戴局长来官邸。为什么要特别叮咛“赶快”？他是怕又有哪一位不用预约的大佬光临。当然，一天之内两个以上大佬来官邸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没有。
他的担心看来并非杞忧。刚把电话放下，另一部话机响了。是官邸内线。门卫向他报告，陈果夫来了。他苦笑了一下，把电话放下，赶快跑步出迎。
陈果夫职务不少，最主要的有两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7]。
他恭而敬之地将陈果夫送进蒋介石办公室。退步出来，又急忙向外跑去截戴笠。远远地看见戴笠已经进了大门。他一脸抱歉的笑，伸出双手拉住戴笠，小声说：
“不巧得很，没想到陈果夫鬼头鬼脑来了！”
戴笠一愣，苦笑着端详他说：“看来我时运不济呀！要不，我还是回雀园等候吧？”
俞济时说：“哪能再让雨农兄傻等！别走了，到我办公室吧。我陪雨农兄品茗如何？你知道我那里距校长办公室很近，果老[8]一出来，你马上就进去！”
戴笠叹了一口气，“也只好如此了！”
俞济时的办公室不大，约莫十五平方米。正对门的墙壁悬挂蒋介石像；像下是办公桌和高背靠椅；桌上摆着几台电话，分别通往侍从室三大处[9]、中央警备旅、陆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部、卫戍司令部等；办公桌斜对面靠墙处是一张长沙发，与一左一右两张单人沙发构成个弧形，半围着一张矮足长条几。整个屋子的设施惟妙惟肖地模仿蒋介石办公室；只不过后者办公桌后墙上悬挂的是孙中山像，屋子的面积也大得多。
俞济时把戴笠安顿在长沙发落座，沏上茶；然后自己才坐到单人沙发上作陪。
“雨农，尝尝这茶，看看味道如何。”
戴笠唔了一声，端起那江西瓷的兰花杯子，啜了一口。做出行家的样子，咂巴嘴唇，点头说：
“好极了！龙井，就是不一样啊！”放下杯子后，又说：“抗战期间，这东西远在敌占区，金贵得很，不容易买到啊；以后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俞济时点点头，斜依在沙发靠背上，神往地说：
“还有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太湖三白，扬州狮子头，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听着丝弦……啊，人间天堂，不弹此调久矣乎？”说着不胜感慨系之，唏嘘不已。
戴笠也被感染了。即将回到江南，重温那些熟悉的味道，那步移景换的美妙风光，那令人陶醉的越调；当然还增加了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绝色佳人胡蝶的朝夕相伴，他禁不住神思飞扬，像刚刚享受了什么极品美味似的吁了一口气。
“是呀是呀！快了快了，我的大批接收人员不日就要开赴上海；陆总[10]也即将派两个师到宁沪一带。那时我在南京迎接培良兄！”
俞济时打了几个哈哈，逊谢地摆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呀！”
戴笠将身子倾斜过去，一副诡秘的神情，半是体己半是炫耀地说：
“不瞒老兄说，我今早刚刚把接收先遣组组长送到机场。一会儿他下了飞机，上海就算是又回到党国怀抱了！”说此话时他的心思却已转到另一个层面了——多得让人目不暇接的敌伪产业即将收入囊中，团体从此经费充盈，自己私人也可盛个盆满钵满，忍不住笑出了声。
俞济时哦了一声，细眯眼睛端详戴笠，一时没有开腔。看那神情，他似乎捕捉到了对方什么隐秘之事的蛛丝马迹，在努力地顺藤摸瓜。
戴笠皱了皱眉，不满地乜了这位黄埔一期学长一眼，问道：
“怎么，老兄在瞎琢磨什么？”
俞济时又唔了一声。旋即若有深意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一个小小的先遣组组长，敢劳烦雨农兄的大驾送到机场？”
戴笠愣了一下。省悟到说漏了嘴，禁不住面红耳赤起来。“这个是，这个是……”
见戴笠情急之间将蒋介石惯常用作助词的半个短语脱口而出，俞济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笑罢，伸出食指虚戳了一下戴笠，说：
“恐怕是送大明星吧？”
戴笠瞠目以对，一时显得颇为狼狈，慌乱地边做着莫名其妙的手势边解释。“不不，确实有先遣组组长随行……”
俞济时笑得更厉害了。“这个话才说对了嘛——‘先遣组组长随行’！只不过还应该加上一句‘为香车[11]保驾’！公私两便，哈哈哈……”
被揭穿了真相，戴笠索性笑嘻嘻摆出无赖的姿态说：
“培良兄不必取笑，就是这么回事嘛！”旋又打肿脸充胖子掩饰自己的窘迫，强作豪迈地说：“复员[12]以后，我叫胡蝶下厨弄几样拿手的家常小炒招待老兄，你我借以浅酌低吟，重温江南故土旧梦如何？”
不料这话又惹得俞济时打起了哈哈。“看来已经正式成了嫂夫人了！家常小炒且慢，浅酌低吟亦暂缓；小弟先等着看红烛高照，畅饮三百杯[13]吧！”
戴笠正色道：“不瞒老学长说，这次她先去上海，就是找潘有声办离婚手续；我去了后就宣布结婚！到时候自然少不了老兄的三百杯。”
俞济时脸上畅快的大笑渐渐换成了微微的笑，那笑意还含着淡淡的机锋。“雨农兄，这就对了！省得校长老为你这个事操心，老头子怕舆论抓你的小辫呀！”
戴笠又有点尴尬起来。以往多年，蒋介石总是为戴笠在男女关系上的“不肖”生气，没少当面骂他，有时还拳脚相加。风闻胡蝶事情，几次召他来诘问，严令立刻脱离关系，否则如何如何。过了一段时间获悉并未脱离，当然又是一顿臭骂，从奉化的乡骂“娘希匹”到中国的国骂“狗日的”都用上了，其间也免不了“杂以拳足”[14]。面对这个无赖的学生，最后也只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命他赶快与胡蝶结婚，否则决不姑息养奸。
三
戴笠利用其地位、权势、金钱搞过不少女人，从来都把这种事当作小菜一碟。而对胡蝶就不一样了。他青年时期就喜欢看电影，对电影明星十分欣赏；看得最多的是胡蝶的电影，对这位名声卓著的影后更是崇仰有加。后来身蹑高位，周围美女如云，阅人颇多，却不敢奢望与胡蝶有什么来往，更别说肌肤之亲了。山不转水转，后来获得了一个良机与胡蝶见面，他竟然也难以克服自惭形秽的心理。
这个“良机”出现得实在是蹊跷，是否可以划入“偶然”抑或“宿命”的范畴，不得而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与欧美各国处于实际上或理论上的战争状态，日本顺势接管了上海的租界。文艺界那些或者因了政治任务或者什么任务也没有只是不愿到大后方过清苦生活的人只好结束了几年来的“孤岛”[15]生涯，纷纷逃亡大后方或香港。胡蝶夫妇属于后一种情况。
胡蝶丈夫潘有声是上海德兴洋行茶叶买办。人长得漂亮，是不消说的了；关键在于这是一位唯妻之命是从的模范丈夫。也许当年就是这点超人的逆来顺受，才从众多超级追求者中夺得了绣球。
他们在香港定居下来。潘有声继续做他的茶叶生意；胡蝶继续活跃于影坛，拍了《孔雀东南飞》《西厢记》之类不痛不痒的影片。
不料好景不长，日军攻打香港，英军在港督率领下投降。
胡蝶最初打算仍然滞留香港偷安。毕竟那里的物质生活虽稍差于上海，却比大后方优裕百倍；不料日本人找上门来，邀请她赴日访问，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电影，宣扬中日亲善。她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危险性。与丈夫商量，决定偷偷离港，绕道回大后方。
这个时期，延安与重庆都派了得力干员潜赴香港，接运文艺界人士撤离。重庆方面派遣的人员有杨惠敏。杨惠敏其人就是几年前淞沪抗战时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送国旗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女学生。胡蝶问杨惠敏可不可以帮忙将三十箱私人财物运送到重庆。后者满口答应，教她尽管放心，一定不负所托。
胡蝶夫妇轻装简从，潜逃出香港，经越南西贡到国内的淡水，顺利抵达曲江[16]。不料，在这里得到杨惠敏传来的消息，说是过东江时遭到抢劫，三十箱财物无一幸存。胡蝶大惊，忙向有司报案。兵荒马乱的，这样的无头案子从何查起呢？有司的侦事番子也束手无策。而胡蝶夫妇的路还得继续往前行呀。他们到了桂林，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等待案子的结果。然而毫无消息，胡蝶也一病不起了。胡蝶在病榻上天天唠叨一定是杨惠敏那婆娘“黑”了财物诈称遭劫。
胡蝶在上海时的好友杨虎、杜月笙恰好也小住桂林，闻讯上门探望。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这人大家都知道；杨虎这个人，读者可能陌生一些。此公一八八九年生于安徽省宁国县。在国民党内资历不低于蒋介石，陈炯明当年在广州发动政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时有救驾之功。而一直不太得志，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才做到中将衔上海警备司令、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由于派系倾轧，后来一直被投闲置散。
杨虎与杜月笙当然免不了要倾听一番胡蝶哭诉三十箱财物丢失的事。
杨虎宽慰她不必忧虑，可以请戴笠来帮这个忙，定可追回全部物品。拉杜月笙联名给戴笠发了一份电报。
杜月笙在这种事上没什么过多的心思，不过就是帮老朋友一个忙而已；杨虎就不同了，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加深与戴笠之间的关系。他深知戴笠是个色中饿鬼，一定乐于结识胡蝶，乐于为之驰驱。
果如所料，戴笠的加急电报当天就来了。
戴笠电报只六个字：望即来渝面谈。
没想到的是电报收到不过两三个小时，军统桂林站就派人向杨虎致送三张次日飞重庆的机票。
杨虎哑然一笑，啊，好着急呀。
第二天，杨虎陪胡蝶夫妇飞渝。
下了飞机，直接把他俩带到自己的公馆——范庄。杨虎夫人长期住在这里。这是四川小军阀范绍增（范哈儿）赠送给杨虎的宅院。院子大，有花园，一楼一底的洋楼。安置胡蝶夫妇住楼上，杨虎夫妇则住在楼下。
两天后，杨虎与其夫人林芷茗组织了一场家庭舞会，名为给胡蝶夫妇接风，实则介绍戴笠与他们相识。
那天晚上，范庄底楼九十多平米的大客厅高朋云集，在胡蝶主演的电影里的插曲伴奏下，在彩色旋转灯光映照下，各种面目的男人各拥一名年龄难以辨别的女人蹿来蹿去，一张张或肥或瘦的脸忽而变蓝忽而变青忽而变赤，堪谓光怪陆离。
戴笠对胡蝶的态度，由于杨虎从桂林发来的那份电报，从崇仰、欣赏很快就变成了垂涎。想入非非一番之后，精心设计了征服胡蝶的策略。胡蝶乃天下闻人[17]，不可以势压服——那会惹出大麻烦，只宜智取；而且急不得，须温水炖青蛙。
接到了杨虎舞会请柬，戴笠明白初战就在今晚，必须给予胡蝶一个好印象，下一步才好推进。他试穿了十几套服装，最后确定了一套亚麻色毛料西服，配一条蓝底红色条纹的领带；脚上是一双与服装颜色相近的尖头皮鞋；专门找高等理发师打理的头发油光锃亮。就只那一张马脸使他颇丧气，却也无可奈何，只好白璧存瑕了。
戴笠名声很不好，胡蝶早就有所耳闻；但范庄那晚的舞会上相见，却使她大为意外。慨叹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又慨叹舆论真可以杀人。戴笠的彬彬有礼、谦逊、言谈温和恳切使她感到与外间所传杀人魔王完全不对路；应邀与他共舞，其“舞品”更让她动容。不仅始终与舞伴保持相当距离，而且两手与女伴的腰、手接触也只用手背和两三根指头——象征性地保持在若即若离之间。跳完一曲，此后戴笠便一直只邀请别的小姐太太下舞池，完全不像别的男人一见了胡蝶，便死缠住不放。
曲终舞罢，客人散去。
杨虎安排戴笠与胡蝶单独到后面小客厅，意思是让戴笠倾听介绍案情；他与太太林芷茗则到楼上陪潘有声品茶。戴笠却一再坚持邀潘有声一起谈，说是潘太太介绍情况万一有疏漏，潘先生及时发现也好补充。这让胡蝶和潘有声各自都在心里感佩戴先生人品光明磊落，完全无须多虑。
胡蝶先把如何托付杨惠敏带东西到大后方，杨惠敏如何向他们拍胸口保证不负重托，详细向戴笠介绍了一番。完了又特别指出，失劫的东西除了各种钻石饰品、珠宝摆件、黄金器物之外，最让她揪心的是游历欧美时各国名流赠送的珍贵礼物与题字照片，以及在香港拍《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又哭诉一定是杨惠敏骗走了东西，谎称什么失劫——哪有那么巧的事啊。胡蝶说得很啰嗦，不少是翻来覆去重复多次。潘有声心里暗暗责怪，怕惹得戴笠不耐烦；戴笠却决不打断，一直认真地边听边点头。听罢，略作沉吟，请她明天记个详细清单，包括每件物品的价格。他下午派人来取。
这个时期的戴笠处在一生权力的顶峰。在军统局虽然职务是副局长，但却主持一切；因为局长一职从来都由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任，只是名义上的兼任，并不真正来局视事。此外戴笠还兼任三个肥得流油的职务：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中美合作所所长。真是可以呼风唤雨旋转乾坤，处置胡蝶这种失劫案，应该说不在话下。
为了顺应胡蝶的疑心，他便认定杨惠敏有监守自盗嫌疑。派人到株洲将杨惠敏及其未婚夫赵乐天抓了，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拷问。
不料尽管遍体鳞伤，杨惠敏也坚不承认诈骗。说当初他们乘坐的船行至东江时，突遭十多名蒙面持枪大盗在江心拦截，将全部行李移上若干艘快艇，向虎门方向驶去。
戴笠只得派强干人员赶赴广东侦破。
无奈兵荒马乱，劫匪如麻，最终也没有个头绪，成了悬案。
戴笠明白，案子破不了，自己在胡蝶面前便会颜面尽失，前功尽弃。思来想去，有了一个主意。即刻组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购置小组，携带重金到境外，按照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一一购买。然后宣称案子已破，追回了大部分财物。
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东西，虽不是原物，而款色更新，分量更足，总价值超过了原物。不禁窃喜，顺水推舟认领了。心里深深喟叹，潘有声与戴笠没法比啊。
过了几天，时机趋于成熟，戴笠把胡蝶夫妇接出范庄，住进中山路一五一号小院，不久又移榻曾家岩公馆。戴笠有多处住宅，这只是其中的两套。胡蝶夫妇的衣食住行、仆佣，一应由戴笠安排供给。
在重庆那段时期，潘有声搭伙朋友公司做生意，其中一项是走私枪支。抗战时期在陪都这不是个小事，遭人揭发后即被警察锁拿局里去。胡蝶慌了神，急忙跑去求戴笠。
戴笠宽慰她一番，说等闲小事，潘太太不必忧虑。又皱了皱眉说，潘先生何必干这种危险的事呢，可不可以干点别的？这样吧，我来安排。
他派人持名片去警局把潘有声提出来。不久就在财政部替他谋得一专员差使，赴昆明就职去了。为了方便潘有声作投机生意，戴笠特地让“有司”发给潘有声特别通行证，让其在滇缅公路上运货的卡车通行无阻，与政府运送抗战物资的车辆同等待遇，借以大发国难财。胡蝶对此，感激涕零。
潘有声离开重庆后，戴笠去曾家岩公馆的次数反倒少了；偶去探望，也是始终有随侍副官在场。
这让胡蝶大为惊异，她早就看出这个男人对自己心仪不浅，机会也出现了呀，为何裹足不前，依旧持礼甚端？
她哪里知道戴笠的心机。
终于有一天，胡蝶主动邀请戴笠到曾家岩来住。
戴笠心里震颤不已，瞠目半晌，才费劲地吐出了两个字：谢谢！
最初，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不久，也不知是谁主动，竟住到了一起。
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是戴笠主动，也没有任何史料显示胡蝶有勉为其难的心理；但却有确凿史料表明胡蝶曾多次向朋友赞叹戴笠真是一位对人“知疼知热”的好男人，又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大丈夫”。
一九四三年，他们搬到戴笠的另一处住宅，即紧靠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公馆。
这个公馆系全西式建筑，装修、布置都非常豪华。连偶来窜门的中美合作所美方所长梅乐斯上校也赞不绝口，认为足可比肩马歇尔元帅的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多纳庄园的府邸。
胡蝶却不喜欢这个地方，觉得前后都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
听到她的抱怨，戴笠立刻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在公馆前火速炸山开造出一个花园来，面积至少须一亩地，限一个月完工。戴笠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了“喜”和“寿”两个大字，尽露俗不可耐情趣；在两个大字之间种植不少奇花异草。仅这一项就花去银圆一万块。
后来杨家山公馆胡蝶住厌了，要戴笠换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戴笠听到这话的当天就把沈醉召来。命他到神仙洞附近去勘察，尽快造一座更豪华的公馆。为了使胡蝶散步时免于爬坡，专门嘱咐沈醉把平坦的公路一直建到公馆大门口。
沈醉用强制办法，逼迫工人通宵达旦赶工。因疲劳过度，无力躲闪飞石，施工过程中有三位石匠被活活砸死，十二位石匠被砸成重伤，轻伤者天天不断。
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大惊失色，悲痛万分。有一位好心人密告他神仙洞的电话号码。他打通了电话，用悲愤的声音诘问胡蝶；后者不做正面回答，支支吾吾，推说不日就会回家，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以后再打这个电话，都是女佣接听，都说“戴太太”不在家。
潘有声十分恼火，几次到中二路罗家湾十九号军统局本部，吵嚷着要找戴笠拼命。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
后来，戴笠副官杨汉光到他下榻的皇后饭店找到他，和风细雨地规劝一番，晓以利害；意思是你要把胡女士带回去，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人家不愿意跟从你了呀，何必强人所难。我看潘先生还是接受点钱财补偿、做个官算了吧。聪明人可不能吃眼前亏呀。
结果，潘有声悻悻然离渝继续做他的生意去了。
俞济时对这些情况多少有所耳闻，而“个中委曲却不甚了了”。对戴笠幸福地向他剖白“两情相悦，并无丝毫强人所难”之说也只好姑妄听之，一笑而已。
戴笠刚刚说完，正欲端起茶杯，副官就进来报告陈果夫出委员长办公室门了。
俞济时一跃而起，边向外冲，准备去送陈果夫；边叫戴笠赶快去见校长，不然哪一位大佬突然出现了，那就又得等了。
陈果夫今天来见蒋介石，主要是谈立即剿共的必要性。其动机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向蒋介石坦陈的；另一个则不便说出来，须深藏心底。
共产党借八年抗战，日益坐大，现今拥有大片地盘和正规军；外边还有苏联明里暗里的支援。从前他们在江西的时候，那么弱小，尚且无法彻底剿灭；现在基础雄厚，若再任其发展，用不了多久，强弱之势就会易位，实力超过国府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容我们再犹豫不定了。现在已经没有了抗战这个名目对他们进行屏护，再没有人能把什么挑起内乱破坏抗战的罪名加诸我们头上了。大可不必顾虑舆论的聒噪，宜断然出以雷霆手段予以剿灭。须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是陈果夫的第一个动机，也是他今天向蒋介石进言的主要内容。
多年来，朝野人士都知道，陈氏兄弟在高等官僚中算是比较清廉的。我们把时间前后放宽一点来考察，就会发现，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家与另外三家相比，简直可以说天渊之别，说得上是高层中的“穷人”了。
抗战胜利以后的某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疾，情况严重”为由，匆匆飞美。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多位助手说，“今天肯定会有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华贷款被取道第三国转入纽约某家银行的某位中国人户头”。这里说的某位中国人其实是指孔夫人宋霭龄。几天后，联邦调查局首脑向总统报告，称这个估计太保守了，宋家与孔家已有总数三十亿美元存入曼哈顿两家银行；蒋家也不逊色，蒋夫人宋美龄早在一九四三年存在纽约的大通国民银行、花旗银行的美元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五千万元。须知那个时候美元的币值很高，购买力很强，一美元相当于二十世纪末叶、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一百美元；而且当时拥有上亿美元的美国资本家也并不多。
陈果夫尽管身蹑高位，但收入主要靠薪金和稿费，几乎没有企事业类的收入，更没有暗中转移外国援华贷款的举动。他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还主动将薪金由一千二百元降为一千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只拿出席费，其他赠款一律谢却；兼任中央合作金库和中央财务委员会董事也是只拿出席费，拒领薪金。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十分眼红蒋、宋、孔三家越来越庞大的家产；同时陈氏兄弟所属CC系高官各个腰缠万贯还不知餍足，希望随着国府还都南京，到江浙富庶之区大捞特捞。大家以发展团体经济为借口，轮番包围陈果夫，要求他率领大家放开脚步向经济领域进军。陈果夫毕竟不是圣贤，终于心动了。整个官僚集团阶层都在捞钱，这个世道固守清贫，众人皆浊我独清，能有什么意义呢？能有人为你立贞节牌坊吗？他觉得自己不能让大家太失望了，否则最终可能亲信星散、团体瓦解。琢磨之后，认为要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迎头赶上去，就得扩大现有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农行）的业务覆盖面。只靠复员后的国府控制区域是显然不够的，还得把东北拿到手，把苏北、山东、晋冀鲁豫边区甚至陕北、内蒙等赤区及时收复，这样才有足资发展的基地。
这就是他劝说蒋介石尽快发兵剿共的不可说出的动机。
蒋介石赞同他的观点；但也像与戴传贤对话一样，提出关于舆论向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军事准备也还远未成熟。
陈果夫认为这个不难，可以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扣在共产党头上，让舆论谴责共产党去吧。具体做法是以战后合作为名，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谅他毛某人纵然吃了天雷胆也是不敢来的。一次、二次、三次反复电邀都不来，说明全无和平合作诚意，那么以后的是是非非就容易说了；如果毛泽东吃了天雷胆竟然来了，那就更好了。可以把他阻留在委员长身边旷日持久地谈，不必放回去了。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他同意中央意见当然好；若其死硬到底，我们也可在缓兵期间整军经武，调兵遣将。那时主动权就全在委员长手上了。
戴笠今天的运气可真是太不好了。他来到蒋介石门外，喊了报告，听到蒋介石说请进，他也推门进去了；但蒋介石却像完全忘记了他曾预约拜见并已蒙允准似的，不无厌烦地皱了皱眉头，乜视了他一下。
“雨农，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定要今天来凑热闹？”
他站在那里，自然不敢分辨有预约在先，是校长你老人家不守信，让戴传贤、陈果夫僭了先；而只能讪讪地待着，脸上保持着一种招人怜悯的表情。不料他的默不作声更引起了对方不悦。蒋介石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说：
“有什么事，要抓紧讲！”说着指了指案头的电话，“白健生、何敬之刚才来电话，有要紧事商议，马上就会来到。你最多只有……这个是，十五分钟吧！”
这就完全打乱了戴笠的计划。原定陈述过程中的一些煽动性细节只好忍痛割爱了，赶紧在脑袋中草草调整了一番说话的程序——这个过程尽管不到两分钟，还是让蒋介石颇有点不快。
“你这是怎么回事？”蒋介石没好气地说，“要是没话说，先回去考虑好了再来！”
“不不，请校长明鉴，学生已经考虑好了！”
戴笠不敢怠慢，把今天要禀报的事拣关键部分，分成两项，向蒋介石陈述。
第一件事是黄埔系有几十名曾留学欧美的青年将校，在美国军政界激进分子长期蛊惑下，向往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希望蒋校长能顺应世界潮流，结束战时体制，“还政于民”。其中两名一个月前冒险上书，结果也不知那“书”是否送达蒋校长案头，不久就被军统“捉将官里去”了。他俩的“同志”们十分失望，决定采取二十世纪以前的意大利烧炭党人和俄国十二月党人办法，以除掉国家旧首脑方式拥立新首脑。至于新首脑是谁或者说应该是谁，他们也不甚了了；或者已经有了方向，但由于你一言我一语凑成的名单过长，争论不休，一直莫衷一是。据后来揭秘史料表露，那份名单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蒋鼎文、顾祝同甚至胡宗南。这伙可笑的小阴谋家哪里知道，他们的黄埔学长戴笠早就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供职单位、家庭住址；甚至后来密谋狙击蒋介石的地段也被调查得一清二楚。本来此案立刻可破；戴笠却不许下边行动，只命令严密监控，不许脱钩。他不可告人的心思是让狙击成为事实——当然前提是绝对保证蒋校长毫发无损，然后再收网捉人。他知道蒋校长向来深恨一切行刺者背后的政治势力，除了足以激起蒋强烈的报复欲，还足以使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而这“背后的政治势力”不是别的，戴笠要用充分的“证据”向蒋证实是共产党。炮制证据，军统内多的是顶级专家。
这个话题果然引起了蒋介石极大关注。他尽力克制着被学生中的不肖之徒出卖的恼与羞以及免不了的危险等复杂情绪，哼了一声，问道：
“这个是……这伙叛徒的后台是谁？这个是……唔，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后台的！”
“校长英明！确实有后台——这二十几个家伙全部加入了共产党！”
蒋介石大吃一惊，愕然瞅着戴笠，半晌没开腔。这个可太出乎意料了，他知道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共产党在上海推行过一段时期的暗杀政策；自从毛泽东为首的稳健派掌权以后，基本取消了这种冒险又颇失民心的举动，只以夺取天下为宗旨。怎么现在忽然又重操故伎了？这个情报可靠吗？会不会是戴雨农这厮侦察失误？会不会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他不敢全信，也不敢完全不信，只好暂时存疑。沉吟一番，教戴笠抓紧破案。人员归案了，真相也才可浮出水面。
第二件事是对日伪的受降与接收。对于受降这种应由中央考虑的大事，戴笠明白不便自己置喙；而接收，他认为必须争取老头子同意由军统“率先”（实质上是抢先）实施。向蒋介石陈述的理由是苏北、皖北、浙南的粟裕部与山东的罗荣桓部都在蠢蠢欲动，要防止他们把江浙一带敌伪资财、军火抢夺到手。目下国军主力急切之间难以抵达该区域；军统所属忠义救国军近在咫尺，一天之内就可进入宁沪；军统上海站地下人员也颇有实力，亦可抢先指挥周佛海等伪方“反正”人员协助封查敌伪产业。
蒋介石想了半天，才点了点头；不过马上又伸出指头遥遥向戴笠虚戳了一下，颇为严厉地说：
“你的人员只负责查封，以便防止敌伪财产、军火流失；但是不可擅自行动，淆乱程序。具体接收事宜，这个是……随后政府要组建专门机构进行！”
这个告诫，让戴笠大感失望；但他脑瓜转得快，马上想到了古时良将在前线违令时的理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还是爽快地应了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