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诉诸文字的东西不少了，看起来我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一个画家的碑文是他的作品。不错，我对他的了解比多数人要多得多：我最初与他相遇时，他还没有成为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潦倒的日子里，我和他频频相见。然而，我并不认为如果战乱没有把我带到塔希提岛上，我还会把我的种种回忆写下来。众所周知，他在塔希提岛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在那里还结识了熟悉他的人。我发现我这样的身份，正好可以把他一生中最鲜为人知的悲剧的部分大白于天下。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的人是正确的，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的个人叙述很难说是多余的。假如有人像我和斯特里克兰德一样，与艾尔·格列柯亲密无间，能读到这人写下的回忆录，我们有什么舍不得放弃呢？

然而，我不会为这些借口寻求庇护。我忘记谁建议过，为了让灵魂受益，每天应该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这话就是格言，我谨记在心，遵照行事，因为每天我醒来起床，每天上床睡下。但是，我本性中具备苦行主义倾向，我让我的肉体每星期接受一次更严厉的磨难。我从来没有漏掉一次阅读《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想想大量的书有人写出来，作者心怀美好的希望看到它们出版，等待这些书的命运，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守则。每一本书要从这样浩瀚的书堆里突围，会面临怎样的概率？那些成功的书也不过是季节性的。老天知道书的作者会有什么样的疼痛，他忍受了怎样的苦涩经历，遭受了怎样的头痛，只是为了让某个碰巧的读者得到几小时的放松，或者驱除他路途的劳顿。如果可以根据书评作出判断，那么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为它们曾经绞尽脑汁。对有些作者来说，甚至是付出了一辈子艰苦的劳作。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的乐趣中得到酬报，从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得到回报；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战争到来，随同战争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态度。青年求助于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神灵，有可能已经看出来那些在我们身后来人的活动的方向。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了力量和躁动，早把门敲过了。他们蜂拥进来，坐在我们的座位上。他们大呼小叫，空中吵闹声一片。他们的一些长辈，学着青年的滑稽行为，老当益壮，极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他们和精力最充沛的人一起嚷叫，但是他们的嘴里喊出来的战争呐喊显得很空洞。他们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画笔、化妆和脂粉，叽叽喳喳嚷叫不断，让青春幻影再现。明智一些的人自顾做出一副不卑不亢的优雅。他们含蓄的微笑是一种迁就的讥讽。他们记得他们也曾把坐享好处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也这样大呼小叫过，也这样冷嘲热讽过，他们早看透这些高擎火把的勇敢人士转眼之间就会把位置让出来。世上没有哪句话称得上最后一句话。尼尼微城把自己的伟大吹捧到天空时，新的福音早已成了古董。那些讲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好像觉得这些话无比新颖，其实过去先人们早讲过一百多遍了，腔调都很少改变过。钟摆来回游荡，往复循环。那个圆圈从来都在重新启动。

有时，一个人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个时代里他争得了位置，进入另一时代他却茫然失措，随后千奇百怪的东西呈现了一种人类喜剧中最独特的景观。比如说，现在谁还想到乔治·克雷布呢？在他的时代他可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现代生活更加繁复，很少还能看见这点了。他从亚历山大·蒲伯那派学到写作技巧，用韵文偶体写了很多道德教化故事。然后，法国革命来了，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烽火不息，诗人们纷纷吟诵新的诗歌。克雷布先生继续用韵文偶体写道德教化故事。我认为他一定阅读过这些年青一代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而且我感觉他认为那些诗作不成样子。当然，多数新诗都不成样子。不过，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作，以及雪莱的几首诗歌，拓宽了过去尚无人涉足的广大精神疆域。克雷布先生如同羊排一样一块肉而已，然而他却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我断断续续读了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位更加热烈的济慈，有一位更加轻灵的雪莱，已经发表了这个世界会欣然记住的诗篇。我说不好这点。我欣赏他们把诗写得尽善尽美——他们的青春已经光彩夺目，再说什么好听话似乎有点荒谬——我对他们精致的风格深为折服。但是，尽管他们辞藻华丽(他们的词汇表明他们躺在摇篮里时已经翻阅过罗热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新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通；他们在我的背上轻拍一掌的亲昵劲儿或者全身扑向我怀里的热烈感情，我还真受不了；他们的激情对我来说有点贫血，他们的梦想有点枯燥。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被束之高阁了。我会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但是，如果我写作这些东西别有所为而不只是为了自己娱乐，那我可是一个傻瓜的傻瓜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