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水手箱

我当然赶紧告诉母亲我了解的也许早就应该告诉她的所有事情，我们瞬间意识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不妙境地。这个人的一部分钱——如果他有的话——理应归我们所有；但是，我们船长的同伴，尤其是我见过的那两个典型——黑狗和盲丐，未必乐意为了偿还死人的债务舍弃自己的战利品。如果遵照船长的嘱咐立刻骑马去向李甫西大夫求助，势必会让母亲一人留下承受危险，所以，这也行不通。事实上，我们两个人要在屋子里多待也不现实了：厨房炉栅里木炭掉落的声音、钟表走动发出的滴答声，都令我们神经紧绷。屋子附近似乎总有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对着横躺在客厅地板上的船长的尸体，想着那个可怕的盲丐就在附近转悠，随时都会回来，我有好几个瞬间吓得像老话讲的那样汗毛根根直立起来。行动刻不容缓。最后，我们终于灵光一现，决定一起出动，到附近的村子寻求帮助。说做就做，我们就这么光着脑袋，一头冲进暮色四合、寒雾弥漫的茫茫夜色中。

村子位于下个海湾的另一边，所以一眼望不见，其实距离旅馆也就几百码的脚程。让我勇气大增的是，它与瞎子之前出现和可能离开的方位正好相反。我们刚走了没多会儿，就不时停下来拉住对方屏息细听。可是四下阒无人声——只有细波碎浪舔舐岸沿的低缓水声以及林中传来的乌鸦的粗嘎叫声。

我们赶到村子时已是掌灯时分，我永远忘不了当我看到从门窗内透出的黄色烛光时，内心是多么激动，而那证明是我们能从村子获得的唯一的帮助。你会认为人类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点头和我们一起回“本鲍上将”去。我们把自己的麻烦说得越多，他们——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小孩——越发龟缩在自家的屋檐下不愿出头。弗林特船长的名字我虽然没有听说过，他们当中一些人听到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吓得不轻。还有些人曾经到旅馆的远侧地里干农活，见过大路上有好几个陌生人出没，以为他们是走私的，赶紧落荒而逃。至少有一人在我们叫作基特洞的地方见过一艘小帆船的影子。因此，任何一个船长的同伙拉出来都能把他们吓死。总而言之，虽然有几个人自告奋勇地骑马去位于另一方向的李甫西大夫家通风报信，却没人愿意帮助我们守护旅馆。

如果说怯懦具有传染性，论争则是一剂上佳的强心针。所以，等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完后，我母亲对他们讲了一番话，她宣称自己一定要拿到属于她失怙孩子的那份钱财。“你们其余人要是不敢，”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你们这些人长得人高马大，却胆小如鼠，我就不谢了。我们哪怕是死也要打开那个箱子。克洛斯里太太，谢谢你借给我们袋子装回属于我们的钱。”

我当然说要跟母亲走；我们的蛮勇自然让他们一个个惊呼起来；就算如此，也没人站出来跟我们走一遭；他们能做的就是给我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以防我们在遇袭时用，给马装上马鞍以防我们回来时遭到追击；还有一个小伙骑马去大夫家寻求武力支援。

我们两个随即一头扎进寒夜，踏上这段危险的征程，而我的心里也直打鼓。一轮满月冉冉升起，穿过浓雾的顶层，投进红色的光晕，见此情景我们不由加快了脚步；很显然，等我们再次从旅馆出来之前，一切都会亮如白昼，我们逃离的身形必将在任何监视人的眼皮下暴露无遗。我们溜着树篱走，脚步轻捷，一丝儿声响全无，也没看到或听到什么增加我们的恐惧，直到将“本鲍上将”旅馆的门在背后合上，我们才大松了一口气。

我赶紧插上门闩，我们站在黑暗中喘了一会儿，屋子里还有一具船长的尸体。稍后，母亲从酒柜里取出一根蜡烛，我们手牵手走进客厅。他保持着我们离开时仰躺的姿态，双目圆睁，一只胳膊伸出体外。

“吉姆，把窗帘拉下，”母亲低声耳语，“他们可能过来从外面偷窥。现在，”等我完成她的吩咐，她说，“我们得从他身上把钥匙取下来。天哪，该谁去碰他呢？”她说着抽咽出声。

我立即蹲跪在地。在他手边的地板上，有一张一面发黑的小卷纸。我敢肯定这就是黑券；我把它拾起来，发现在纸的另一面用非常清晰好看的字迹写着这样一则短信：“在你手上截止到今晚十点。”

“母亲，截止到十点。”我说。话音刚落，我们的老钟开始打鸣。

突然的异响让我们惊跳起来，还好是好消息，现在才六点整。

“现在，吉姆，”她说，“那把钥匙。”

我一个个地摸他的口袋，翻出了几枚小硬币、一枚顶针、几根线和大针、一截尾端咬掉的烟草卷、他的那把手柄歪扭的大刀子、一只袖珍罗盘、一只火绒盒，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我开始感到绝望。

“可能藏在脖子里。”母亲提醒道。

我按捺下心中翻涌的抵触情绪，撕开他的衬衫领口，果不其然，钥匙拴在一段抹了柏油的绳子上，我用他的大刀子把绳子切断。这一成功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希望，我们不敢耽搁，赶紧上楼到他睡了这么久的小房间里，而他的箱子自他到来的那天起就一直放在那里。

它看上去和其他任何水手的箱子没什么两样，箱顶用热铁烙上首字母“B”，四角因为长年粗暴的使用有些破损毁坏。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锁很不灵光，但还是被咯嗒打开了，一瞬的工夫盖子就被掀开。

一股强烈的烟草味混合着沥青味从箱内冲鼻而来，顶上只能看到一套做工非常考究的衣服仔细地被刷过折叠在那里。母亲说衣服没有被穿过。下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各色玩意儿——一个四分仪、一只锡罐、几根烟草、两对极其精巧的手枪、一块银锭、一只西班牙旧表、一些多数为外国制造的廉价小饰品、一只镶嵌黄铜的圆规、五六扇稀奇古怪的西印度群岛的贝壳。这使我以后经常想起，他竟然随身带着这些贝壳度过他那亡命天涯的罪恶一生。

在此期间，我们除了银锭和小饰品，什么值钱的也没找到，这些我们却都不想要。底层放着一件陈旧的水手斗篷，不知浸染了多少处沙洲的海盐才会颜色发白。我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拉出来，不料在我们面前掉落出箱子里的最后物件，一个是油纸包扎的一捆纸张模样的东西，一个是一碰就会金币叮当作响的帆布包。

“我要让这些混蛋看看，我是个再诚实不过的女人，”母亲说，“我就拿该我的份，一分也不多拿。撑开克洛斯里太太的袋子。”她接着开始从水手袋里往外数船长的欠款，装到我撑着的口袋里。

这是件费时费力的苦差事，这些钱币来自各个国家，大小不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和每枚值八个里亚尔的银币、法国的金路易、英国的金畿尼，还有我也不认识的哪个国家的钱币，全都胡乱搅作一堆。畿尼的数量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偏偏只会用它数钱。

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把手按到她的胳膊上；只听从寂寥严寒的空中传来使我的心直蹦到嗓子眼儿的声响——瞎子的棍子敲击霜冻路面发出的嗒嗒声。声音愈传愈近，我们呆坐着大气都不敢喘。下一刻，棍子重重地敲在旅馆门上；接着，我们可以听到门把扳动和门闩哐啷摇动的声音，这个恶鬼折腾着要进来；然后，门内门外陷入长时间的静寂；最后，嗒嗒的敲击声终于再次响起，逐渐远去，直至再无一丝声响；这时，我们心中涌起的喜悦和感恩简直难描难画。

“母亲，”我说，“我们全部拿上走吧。”我笃定拴上门闩的门一定显得很可疑，会给我们招来整个马蜂窝的；虽然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把门给拴上了呀！从没见过那个可怕的瞎子的人，是无法体会这一点的。

可是我母亲虽然很害怕，却既不同意多拿一份，也固执地不愿意少拿一份。她说，离七点还早着呢；她知道自己该得的，并且一定要拿到手；她仍要跟我争执，突然从远处小山上传来一声低沉短促的口哨声。对我们两个而言，这一声就够了，远远够了。

“我只拿走数好的吧。”她跳起来说。

“我拿这个抵账。”我边说边捡起那个油纸包。

下一刻我们慌得把蜡烛忘在空箱边上，跌跌撞撞地摸索着下楼；接着，我们打开门全速撤退。我们动身得有些迟了。大雾正迅速消散，月光清晰地洒在两边的高地上，只有山谷的最底部和旅馆的门口还笼着一层未散的薄纱，掩盖了我们逃亡的最初行踪。在远不到半数路程、刚绕过山脚的地方，我们必然会完全暴露于月光之下。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已经听到杂乱的脚步声追来，往后一看，只见一点灯火前后摇荡着迅速向前移动，显然是其中一位来客拎着一盏灯笼。

“亲爱的，”母亲突然出声，“拿着钱赶紧跑。我要晕倒了。”

我想我们这回铁定完了。我简直要把那些当缩头乌龟的邻人们骂得狗血喷头；同时，我又是多么怨怪母亲的刚直和贪婪，痛恨她过去的蛮勇和现在的软弱啊！谢天谢地，我们刚好赶到小桥边；我搀着脚下打绊的母亲走到岸边，这时她果然叹了一声，颓然倒在我的肩膀上。我至今不知道当时我哪儿来的力气，恐怕动作也不轻柔，但我总算把她拉下岸，拖到桥拱下方略往里的地方。再远我也拖不了了，这座桥建得太矮，只能容我在其中爬行。于是我们躲在那里——母亲几乎完全暴露在外，从那里可以清楚地听见旅馆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