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父亲和母亲
在我所知道的、父亲的全部生活中，笼罩着一种深切的悲哀和忏悔，这是有原因的……
他年轻时候很漂亮，在对女性的交际上获得很大的成功。他显然曾经把青春的、也许是非凡的力量的过剩部分都消磨在这方面的种种企图和事件上，这种生活继续了三十年之久。他亲身的实际经验使他对女性的德行深深地感到不可信任；因此，他要结婚的时候，就想出一种特殊的办法，借以保持家庭的安宁……
他那时候在沃伦省罗夫诺县当警察局长，那地方住着一个中等的波兰小贵族
，是别人的领地的租户。关于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时曾经是符伯爵家的一块大领地的合法所有者和实际管理者。老伯爵病重了，这时候他那个在波兰王国的近卫军中服务的儿子正为了某事故而受到军事裁判。老伯爵恐怕丧失权利，领地被别人所得，就把他所熟悉的那个波兰小贵族叫来，取得了他的同意，立了一张对他有利的遗嘱。此后老伯爵就死了，他的儿子被流放到高加索去当兵，而这位波兰小贵族就变成了大领地的合法所有者……过了几年，那个青年伯爵因为在跟高加索人战斗的时候表现了奋不顾身的勇气，就被赦罪，放还故乡，于是那位波兰小贵族就邀请街坊邻居，当他们面前像一个普通的管家一样把领地的极正确的账目和他在管理期间积攒起来的一笔巨款交了出来。那个青年贵族拥抱他，称他为恩人，立誓永远和他亲爱；但是他很快就忘记了一切誓言，对他恩人的家庭有了一种不诚实而卤莽的侵犯行为。外祖父把这贵公子侮辱了一场，就离开了他，变成了一个乞丐，因为在他管理领地的整个时期中，他没有“擅自”替自己规定薪水的数目。关于这一点，那个大地主在和他吵架之后根本就不去想它了……
这就是关于我外祖父的家庭传说。
他的家庭人口很多（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还是少女，十三岁，完全是一个小姑娘，穿短衣服，玩洋娃娃。父亲正选中了她。他显然是怀着无意识的利己主义，就用这样的办法来维护他未来的家庭：他预料那人家一向被公认的正直一定有传统，因此他就选定那人家的一个未成年的幼女作为妻子，他想教养她，避免她的少女娇媚的时期……外祖父反对这太早的结婚，但是由于他妻子的坚持，便让步了。新娘年龄不合格的那种形式上的障碍，由于“居民十五人”的证明而消除了；于是我未来的母亲房间里的玩具就被拿出，短衣服换了结婚礼服，就举行婚礼。
为生活作总结，是一件很难的事。幸福和欢乐中常常交混着不幸和悲哀，因此我现在不知道我父母的婚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
总之，在结婚初期，母亲是很痛苦的……
在将近结婚的时候，她是一个虚弱的女孩子，她的身体消瘦而没有充分成熟，梳着一根淡金色的大辫子，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明亮而美丽。结婚后两年，她生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过了一星期就死了，这件事在她的还很幼稚的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创痕。父亲嫉妒得很厉害。他的嫉妒心表现得蛮横而粗暴：凡是有男人对他的年轻妻子看一眼，在他总觉得是不怀好意的；他的妻子在社交中听见一个笑话而发出孩子气的笑声，他便认为是不可饶恕的风骚。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情况：他出门的时候，把妻子锁闭起来，这个几近于孩子的青年女子被禁闭着，感到一种稚气的悲哀和女性的屈辱，就伤心地哭泣……
结婚后三四年，父亲公出到一个县城里，在一个充满炭气的小屋里过夜。早上人们把他抬出来，他已经不省人事，只穿一件衬衫，他们就把他放在雪地上。他终于苏醒过来，然而他的半个身子麻木不仁了。他被送回到我母亲那里的时候，几乎不能动弹；虽然用尽一切方法来治疗，他终于毕生残废了……
这样，我母亲的生活一开始就碰上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多的人——她还不能爱这个人，因为她那时完全是个孩子；这个人一开始就折磨她，侮辱她，后来终于变成了残废……
但是我仍然不能断定她是否不幸……
在我已经有记忆的时候，由于某人的告发，这婚姻几乎解散，父亲因此极其恐怖。有几个从来不曾见过的、穿铜钮扣制服的人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父亲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晚上和他们玩纸牌。在这群正教管区监督局的官吏中，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一个秘书，这人身材矮小，穿着一件长襟制服，后襟几乎拖到地，他的脸不清不楚，使人想起一张有墨水迹的红吸墨纸。他的一双眼睛很小，炯炯发光，转动得很快。他在坐到食桌上去之前，总要在客堂里环行一周，察看其中摆设着的东西，并且用手摸摸它们。我注意到，他的尖锐的眼睛特别留心地察看的那些东西，不久就都失踪了。就中还失窃了我们家里的一件贵重物品——一个大望远镜，父亲曾经让我们在这望远镜里看过月亮……我们很可惜这个望远镜，但是父亲带着悲哀的诙谐说：这个穿长襟衣服的官吏可以使得他和妈妈离婚，去做和尚或尼姑。父亲接着又说：不结婚而且做了和尚尼姑的人，不应该有孩子，因此你们也不应该有。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现在我们全家不知怎的都被掌握在那个穿铜钮扣制服而面孔像吸墨纸的人手里了。
这期间有一次我跑进母亲的卧室里，看见父亲和母亲都哭丧着脸。父亲弯下身子去吻她的手，她亲切地抚摸他的头，仿佛为了某事在那里安慰他，像安慰小孩子一样。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和母亲之间有这种情况，我的小小的心由于一种预感而受到压迫。
幸而这危机平安地过去了，不久，使我们恐怖的那些正教管区监督局的人就不再出现。
但是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我看到父亲和母亲那么感动而彼此满怀怜爱的情况。可知那时候他们已经心心相印，并且默默地、深切地相爱了。
我所回想起的这种互相敬爱的情景，正发生在我认为世界是固定不易的那个时期。
父亲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大概他把自己的不幸看作青年时代的罪恶的应得的报应。此外他又觉得孩子们也要为他的罪恶而受到报应，他们的身体一定会虚弱，而且他来不及把他们“抚养成人”。因此，他的主要操心之一是调养他自己和我们。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并且相信奇效万应药，因此我们不得不忍受各种善意的治疗法，例如手上涂油，耳朵后面抽毒，吃掺着面包和盐的鱼肝油、清血的玛泰糖浆和莫利松丸药，甚至应用一个叫做彭帅特的人的针灸法，这办法是在我们身上刺一千针，用以加强血液循环。后来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同种疗法医生车尔文斯基，这人身体肥胖，手里拿一根雕着蛇形花纹的粗拐杖。这期间我的贪吃的哥哥当父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不知怎的找到了同种疗法的药箱，把里面的砒素药丸一下子吃光了。父亲起初大吃一惊，后来看见哥哥照旧很健康，于是他就……怀疑同种疗法……
此后，加涅曼·萨木艾尔的深奥的著作就不再出现在父亲的桌子上，在那地方却出现了一本封面朴素的黑色的新书。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就有一个装饰图和两句诗（波兰文）：
倘要健康活百岁，
洗澡，淋浴，喝冷水……
为了要确证这一点，装饰画里画着三个体格强壮的裸体人，其中一个人站着洗淋浴，另一个人坐在浴盆里，第三个人带着非常得意的表情把一大杯水倒进喉咙里去……
我们孩子们漠不关心地看看这个装饰图；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叫人催我们起床，把我们带到他房间里去，那时候我们才懂得了这装饰图的真正的意义。父亲房间里放着一只大桶，里面盛着冷水，父亲自己先把全部手续做一遍，然后叫我们轮流走到这只桶里去，他用一个洋铁罐子舀起冰冷的水来，就从我们头上浇到脚上。这是一种很野蛮的办法，但是没有给我们带来害处；不久我们就被“锻炼”到这种地步：早上我和弟弟单穿一件衬衫，赤着脚，逃到旧马车里，在那里冷得发抖（那时候是秋天，正是早晨降霜的时期），直等到父亲出去办公才走出来。母亲每次都答应父亲，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忠实地给我们洗淋浴，然而……上帝当然会原谅她的吧，——有时她是欺骗父亲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管什么天气，几乎完全不受监视地整天在外面玩耍，所以父亲看见我们照旧壮健而并无损害，他的猜疑不久也就消失了……
这种对“书本和科学”的信仰，是父亲性格中显著而动人的特征，虽然有时会造成意外的结果。例如，有一次他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本小册子，这小册子的作者肯定说：把硼砂、硝石，还有一种好像是硫黄华加入在极简陋的一份普通马料里，就可以把马养得极肥。我家那时候有一对高大的阉马，父亲就拿它们来实验。那两匹可怜的马瘦弱起来，但是父亲非常相信科学方法的效果，竟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母亲惊惶地指出，这两匹马恐怕要被这种科学害死了，父亲就回答说：
“病人请教庸医！在胖起来呢，你胡说八道。菲里普，在胖起来，是吗？”
“的确胖了。”那个狡猾的马夫回答……
“法官的马”以异常瘦弱和贪食驰名于全城了；它们贪婪地咬系马桩和篱笆，但是父亲只管说是会“恢复”的，直到其中一匹马毫无显著的原因而死去。我还记得父亲站在那个可怜的殉难者的尸体前面时那种惊悼而后悔的表情。他立刻吩咐用燕麦和干草来喂另一匹马，不再加那种科学的调味品；以后似乎把这匹马卖掉了……然而后来发见：这失败不仅是那种科学之故，也和马夫有关，他把本来就很少的一份燕麦换酒吃了，却让那两匹马光是吃硼砂和硝石……无论怎样，后来这种实验不再施行了……
父亲心里显然还有以前的某些计划长久地盘旋着，他努力想摆脱枯燥的官场惯例的严酷的拘束。有时他置备一架望远镜和一些天文书，有时开始研究数学，有时买些意大利文书籍，并且购办辞典……晚上，不须写公文和判决书而空闲的时候，他就读书，有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深深地考虑他所读的东西。有时他把自己所想到的讲给母亲听，如果母亲不在近旁，他竟会带着动人的、儿童似的天真态度跟我们孩子中间的一个人谈话……
记得有一次，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他的书房里，他放下了书，沉思地在房间里踱了一会，突然在我面前站定了，对我说：
“哲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想的时候不能不用言语……人一开始想，就一定……你懂吗？头脑里一定有言语……嗯……这话你觉得怎么样？……”
他没有等我回答，就开始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敲着拐杖，微微地拖着左脚，显然是在那里专心一志地体验这个心理学问题。后来又站定在我面前，对我说：
“如果这样，那么狗是不想的，因为他不懂得话……”
“松鸡懂得话。”我确信地回答。
“这算得了什么！谈不上。”
我那时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上学，可是父亲提出问题时那种直率的态度和他的深刻的思虑感染了我。当他踱来踱去的时候，我也坐着体验自己的思想……我什么也没有体验出来，可是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努力捉摸语言的无定形的活动和模糊的形象，它们像影子一般在意识的背景上通过，没有完全表出固定的形状。
还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聚在一起，父亲说：“有些英国人提出，如果有人能发明一个新的词，他们就送他一大笔钱。”
“这有什么了不起！”哥哥自以为是地说，“我马上就可以发明。”
他就不假思索地喊出一个完全没有意思的词来。我们都笑了。
“嘿！傻瓜！”父亲说，他显然是为了哥哥对英国学者的问题的这种轻率态度而感到懊恼。但是我们都站在哥哥这一面。
“他的确是发明的，为什么说他是傻瓜呢？”
“这叫做发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吗？……”哥哥略觉为难，然而立刻就回答，“并没有意思，可是它是新的……”
“喏，喏，所以说你是傻瓜！一定要有意义，一定要有内容，而且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意义正好相同的词……照你这样，尽管是发明的也没有用处！……那些学者不会比你们笨，他们并不是开玩笑……”
“可是，”后来他又说，“也许是可以发明的……”
又有一次，也是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有些哲学家认为上帝是没有的。”
“嗳！胡说，”母亲说，“你为什么又说这些蠢话……”
“病人请教庸医！”父亲回答，“这不是呆子说的，是有学问的人说的……”
“那么谁创造世界和人类呢？”
“有一个英国人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那么猴子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大家——包括父亲在内——都笑了。
“这当然是荒谬之谈，”父亲说，接着他又确信地、略带庄严地说：“孩子们，上帝是有的，他一切都看得见……一切都看得见。并且严重地惩罚罪恶……”
我不记得是这一次还是另一次，他带着特殊的表情说：
“圣书里说，父亲母亲如果犯了罪过，他们的子孙要受惩罚，直到第七十七代为止……这似乎有点不公正，可是……也许是我们不懂的缘故……上帝总是慈悲的。”
直到现在我才懂得，这个格言在他看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恐怕我们将要为了他的罪过而受到惩罚。他的良心反抗这种不公正的惩罚，可是他的信仰要求顺从，并且使他怀着希望……
父亲的履历表里载明着，他在基希涅夫城的“非特权阶级的学馆”里受过教育……这种教育显然等于“家庭教育”。但是他几乎终生保持着精神的要求；我们孩子们就从这个诚朴的半受教育的人那里得到了一种最初的概念，这种概念是超越我当时所理解的世界范围之外的，那就是：上帝是有的，同时还有一种研究心灵本质和世界起源的科学。这种概念幼稚而简单，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近于孩子气的天真，所以它们深深地印入我们心中，永远保留着，作为未来的思想的最初莳下的种子……